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1947— )大概是中国学术界最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他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非常高的曝光率，作为庶民学派最主要的理论家，他频繁穿梭于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高校及研究机构之间，举办各类演讲与座谈。说他陌生，是因为国内学术界对于其庶民研究之外的思想研究，包括后殖民民族主义研究以及国家偶像研究所知甚少。在本文中，笔者将与读者分享其有关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全球化时代，作为西方民族主义极端表达的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是否消亡? 而东方族群的民族主义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重要变化?
“殖民例外”为帝国主义提供合法性
为了揭示全球化时代的权力本质，查特吉提出“新帝国主义”概念，他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在本质上秉承了旧殖民主义的基础原则——“殖民例外”原则，并简要勾勒出一幅殖民主义运作的图景。
殖民主义运作的第一步是宣布“殖民例外”，比如西方殖民者向世人展示了代议制作为现代政治的治理方式如何切实可行，却指出这对于愚昧落后的殖民地群体并不可行，必须由宗主国负责直接管理。其中的动机是为了实行直接控制，紧接着的工作就是教化和指导：帝国必须教育、管理殖民地国家，以帮助它们赶上普遍标准。历史上，帝国的教化只有暴力的教化和文化的教化这两种形式，殖民地要么受武力强制管控，要么必须接受文化教育(即所谓“开化”)。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基本上是由这两种教化手段交替结合而成，不同时期强度不等。
全球化时代的所谓介入行动的基础依然是“殖民例外”原则。在联合国掌握着话语权的西方大国依然在充当法官，运用这个原则，它们依然可以有效实现对他国实行政治与经济控制。那么，全球化时代的各种介入行动究竟是帝国主义还是正义的呢?查特吉指出，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一系列规范性操作实践是否平等适用于地球村的所有成员。所有对这一规范的偏离都是帝国主义的标志。19世纪到20 世纪中期帝国主义的所谓“殖民例外”原则包含一系列操作手段——从外交施压到强制提供关税优惠，再到武力侵占、领土吞并。在全球化时代，这个原则依然被频繁地操弄。查特吉把新帝国主义话语的核心表达简称为“国际责任”，这套话语比旧殖民时代的“文明使命”之类的帝国主义话语更具有霸权性，它几乎无所不包，既包含了他国内政方面的事务，比如国家内的种族、宗教冲突甚至政府治理方式，也包含了他国的领土争端等外交事务。美国及其盟国既是这套话语的始作俑者，也是这套话语的终极裁判者，它为帝国主义入侵，也即所谓国际介入行动占据道德制高点提供了合法性。
经济困局推动帝国主义复活
查特吉也深入考察了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复活的内在推动力的问题，他认为，我们首先必须纠正这样一个错误认识：19世纪早期英国殖民地急剧膨胀的原因是因为国内市场饱和，金融产业在海外的投资越来越多，资本家手里“未实现的剩余价值”只有通过把生产资料投入到更多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才能变成有成效的投资。查特吉研究发现，这些帝国主义资本并非都流向了新殖民地。例如，1913年，英国输出资本中的75%流向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拉美地区，只有10%进入印度和南非;法国输出资本基本上都流向了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只有9%进入殖民地;德国输出资本中，13%流入殖民地，其他则去了别的地方。而瑞士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欧洲国家虽然具有同样的公司结构，也大量输出资本，却似乎没有占领殖民地，也说明了这样一种解释不合理。
查特吉认为，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复活的直接推动力是西方大国意图建构有利于跨国公司全球利益垄断的政治与经济架构。过去20多年，查特吉记录了跨国集团与政治精英间的这种连体关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其中石油巨头、军火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最大的企业。西方大国政府为了扩张跨国公司在不发达地区的利益，往往采取非正式的外交手段甚至武力铲除反美政权(无论是否所谓民主政府)，培植亲美政府，打击竞争对手的利益，最终帮助这些跨国集团实行对穷国资源的垄断。美国在北非与海湾地区军事介入之后，产生了一系列民主政权，似乎加速了这些国家的现代政治转型。但查特吉认为，西方，从学者到政客，对于非西方民主国家有着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他们明白，在这些部落林立的国家，民主制度根本不可能良好运转甚至无法运转，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个弱小甚至瘫痪的民主政府，比独裁政府更容易屈从于跨国集团，因为独裁政府具有更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够有效利用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来损坏甚至驱逐这些跨国集团。
那么，帝国主义是否会在可见的未来走向衰亡呢?查特吉认为，形势不容乐观，因为西方大国面临的经济困局与它们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之间出现落差，很可能导致帝国主义民粹势力重新抬头。查特吉指出，随着经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西方民间可能出现排外浪潮，而政府可能会在与小国的相处中频繁使用武力，越来越倾向于先发制人的打击、颠覆本土政府，对别国进行军事占领，从而保住跨国集团在全球化鼎盛时期收获的各项特权。
现代民粹主义运动的诉求模糊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说新帝国主义是现实的存在，那么，民粹主义兴起则是这个时期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在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查特吉总是将之与民族或身份政治问题联系到一起。他在论述民族与身份政治的时候区分了两种构想：建立在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基础之上、同质化的民族构想;建立在人口集群基础之上的异质化的社会构想。在当代政治领域，二者通过政府治理工具联系在一起。现代治理技术能够灵活地利用同质化的民族构想来建构国家团结，同时在需要的时候，又能够利用异质化的社会构想分裂庞大的社会集群，把不同利益群体分隔开。
但在全球化时代，被治理者显然受惠于跨国信息的全球传播，能够重新思考他们自己当下的处境，也就是，他们有可能暂时放弃异质的种族、宗教、地域等前现代身份，在不同民主要求之间建立对等关系，把它们统归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所谓“人民”的同一呼声之下。查特吉指出，这里并不是说所谓的“人民”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只是由于他们的诉求未得到政府满足，比如反穆巴拉克的力量能够在教派林立、部落众多的阿拉伯国家成功动员起来，并最终推翻旧政府，就是因为全国上下不同族群、不同宗教派别、不同部落的异质性诉求之间成功地建立起了上述对等链条，并最终将矛头对准政府。
查特吉指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诉求叙述含义模糊，由此，从本质上来说，“人民”的主张无异于一个空洞的能指。但这正是民粹主义作为全球化时代民主政治形式之一的力量所在，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遗产。它与前现代乌合之众的底层人民起义不同，也与后殖民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不同，因为它的目标指向是建立一个以代议制和普遍选举为象征的现代民主国家。
查特吉也留意到，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治理技术的困境：尽管现代治理技术已经成熟，但全球化所传播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理念已深入人心。这样，政府永远无法满足异质化社会空间诞生的不同需求，最终导致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而民粹主义运动在东西方国家的强度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国家，由于民主程序的减压阀作用，民粹主义运动表达方式更加平和，以弹劾甚至推翻现任政府为目标，最终迫使新一届政府以更加周全的方式来协调各种利益诉求;而在非西方的集权制国家，民粹主义表达方式更加激进，以毁灭现行体制为核心目标，最终多以暴力的方式，建立起他们认为能够照顾多元利益诉求的现代民主政府。
(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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