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一编《货币循环观察》第三章《金融业，与谁共舞？》
在全社会的货币循环中，金融业扮演着核心角色，从金融业的视角能更深入地观察货币循环的症结。
经济学教义告诉我们：金融业的基本社会职能之一是将社会储蓄资金汇集起来，形成投资。金融报表中的“信贷资金来源”告诉我们，金融业贷出去的资金来自何方，谁是这些资金的主人，换而言之，谁是金融业信贷资金的债权人;“信贷资金运用”则告诉我们，这些资金贷给了谁，用来做作什么，换而言之，谁是金融业信贷资金的债务人。
让我们躲开那些让百姓如坠五里云雾的理论演绎，从统计数据出发，观察一下与信贷资金相关的是那些人群、他们的处境如何、要求是什么。
3.1信贷资金来源：谁是最可爱的人？
1979年，各项存款在信贷资金中仅占62%，进入本世纪后升到90%以上，2005年已达95%以上，以后虽有下降，但维持在85%以上(见图1.28)。1990年到1996年是这个比例变化最剧烈的年代，(其中，1993年的物价高涨曾导致存款大量流失，国家曾被迫将5年期储蓄利率提高到17%以上)。
图1.28：各项存款/信贷资金来源合计
数据显示，进入本世纪后，金融机构本质上是在用储户的钱提供信贷，储户是金融机构的主要债主。
那储户是些什么人?储蓄资金追求什么目标?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十年来存款构成的变化(图1.29)：
图1.29：存款构成演化
从存款构成演化的视角看，可以1996年为界，将这31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农业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和财政存款比重持续萎缩，与之对应的是城乡储蓄存款的比重大幅上升。在后一阶段，机关团体存款和财政存款的比重缓慢回升，定义不明的“其他存款”的比重则明显放大，与之对应的是城乡储蓄存款的比重下降。
到2010年，城乡储蓄存款占首位(43.6%)，其次为企业存款(36.3%)，两者共占存款总额的79.9%。企业存款属于企业主，无论它是内资还是外资、国有还是私有、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其本性是追逐利润极大化。而城乡储蓄存款的主人是如何分布的呢?由«中国统计年鉴» 和央行各公开报表无法查出相应的数据。然而私人资本的膨胀催生了“私人银行业”。1996年，Lyn Bicker把私人银行定义为：“私人银行是为拥有高额净财富的个人，提供财富管理、维护的服务，并提供投资服务与商品，以满足个人的需求。”对这个行业而言，“财产”的规模、分布与发展趋势决定了自己的市场环境，他们不能不进行研究。
2009年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发表《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表《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两个报告提供了“可投资资产”在国民中分布的一些数据。本书第三编第二章将分析这两个报告及其数据，这里先引述其结果：
两个报告的数据尽管有差异，但都告诉我们，不超过1 %的国民拥有了几乎全部资产(“可投资资产”或“管理财富”)，这意味着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其实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他们是财产性净收入的主要获取者。
“可投资资产”归根结底来自国民的储蓄。“可投资资产”在国民中的分布暗示我们，城乡储蓄存款在国民中的分布高度集中。现在我们知道银行的主要债权人是谁了：几乎占有了全部城乡储蓄存款的，人数比例极小的富裕群体，加上支配企业存款的企业主。于是存款总额中共有近八成需要银行认真对待。这些钱不是暂存的购买力，而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本。作为资本，它的本性是追求利润。当局曾试图用各种手段将其变为消费基金，已被实践证明不成功，因为它的主人寄望于它的不是现实的消费，而是“以钱生钱”，积累更多的货币。
商业化改革已将银行塑造为“理性经济人”，由存款主人的构成，可以准确预期商业银行的定位：为拥有金融资本的大客户理财，而非为升斗小民保管零星余钱。
以网点最密，标榜“我们身边的银行”的工商行为例，专为有价值的客户开辟了理财金账户卡，号称这“是您的贵宾身份证明”，提供存款、还贷、转账汇款、刷卡消费、投资等“全能账户服务”。至于升斗小民，只能在日益收缩、日见拥挤的营业厅里排队，如果您的存折上余额不足300元，对不起，从2006年6月21日起，工商行要向您收取管理费。
3.2信贷资金运用：钱途寻踪
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运用可分为各项贷款和其它两大类，各项贷款中又分为短期带款和其它两大类。1979年，信贷资金的94.31%用于贷款，各项贷款中99.27%为短期贷款。可见当时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主要是短期贷款。但这一格局在30年中发生了跟本性的变化(见图1.30)
图1.30：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运用格局的演化
为看清这格局的变化，先观察人民币信贷资金运用中,日渐扩张的非贷款类运用的演化，看到底是那些需求在扩张(见图1.31)
图1.31：人民币信贷资金运用中非贷款类运用的演化
数据显示，1979年非贷款类运用主要是财政借款，占到七成以上。此后逐年下降，2003年后不再有此项数据。
增加最大的是外汇占款，1979年仅占非贷款运用合计的16.74%，1980年竟是-8.47亿元，致使比例图出现异常。然而到2009年竟升至非贷款运用的68.43%，占整个信贷资金运用的28.32%。在当前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占款的主动权不在我手中，只要外资大量涌入，银行系统就必须发行相应的人民币以“结汇”。这意味着，长期“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金融机构付出大量人民币，以收购因外贸顺差而流入的美元，严重影响了我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1994年以后“有价证券及投资”异军突起，成为非贷款运用的第二大项。
199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1999年7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然而到了2000年2月13日，《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 200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政策管理暂行规定》指出：商业银行经人行批准后,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代理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此后“分业经营”的樊篱被打破，商业银行逐步进入了资本市场。
2001年“有价证券及投资”占到非贷款运用的51.95%，到2009年仍占30.70%。传统的金融业是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通过贷款形成对实业的投资。由于实业对贷款的需求相对萎缩，形成所谓“金融脱媒”问题，金融机构不得不在贷款之外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这就是“有价证券及投资”异军突起的根源。
经济学里假定储蓄等于投资，其暗含的假设就是金融业能将所聚集的存款贷出去，使之成为社会生产所需的资金。然而，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表明，现实与理论总是有差距，储蓄可能不够用，也可能贷不出去(图1.32)。
图1.32：历年存贷差
数据表明，1979年，我们的存款只够满足约一半的贷款需求，而到2005年，有三成以上的存款贷不出去。从贷差走向存差，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质的转变发生在1994年，这一年，基本上实现了存贷平衡。此后存差逐年扩大。央行网站提供了1999年后逐月的存贷信息(图1.33)，数据显示，从2008年2月直到2011年8月，存差一直维持在32%以上。换而言之，有近1/3的存款无法贷出去。
图1.33：逐月存贷差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历年«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现在来观察贷款内部结构的变化(见图1.34)。在短期贷款从各项贷款的99.27%降至36.68%的过程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中长期贷款的剧增。这个科目自1994年出现，到2009年达到各项贷款的55.65%。
图1.34：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结构演化
值得注意的是从1979年起，«统计年鉴»所列各贷款科目之和小于“各项贷款”，估将其差值称为“统计误差”，数据显示，此项数据的走势与“中长期贷款”数据有连续性。且自1994年出现“中长期贷款”科目后，“统计误差”变得微乎其微，以至于在图中显示不出来。这让笔者揣测，计算出的“统计误差”主要就是以前未列出的“中长期贷款”，实情如何，望识者指教。
短期贷款基本上是各行业的流动资金贷款。而中期贷款是指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五年以下(含五年)的贷款;长期贷款是指贷款期限在5年以上(不含5年)的贷款。中长期贷款又称为项目贷款，是指商业银行发放的，用于借款人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房地产贷款也属于项目贷款范畴。获得中长期贷款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须持有有权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
有资格获得中长期贷款的，主要是各级政府和行政垄断型企业。历史上，地方政府和银行一直关系密切，在银行实施商业化改造后，“银政合作”、“打包贷款”广为流行。这种方法是将分散的建设项目，由地方政府作为借款人统一整合，统一行使借款和还款的责任。这为政绩工程、房地产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2005年前，短期贷款是各项贷款的最大项，此后中长期贷款成了最大项，到2009年中长期贷款占各项贷款的55.65%，占到绝对多数。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贷款对向已经从各行业流动资金转向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建设投资，且这一投资规模由政府有关部门控制(通过项目审批)。那中长期贷款的债务人主要为何人?
2011年6月1日，央行发布《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报告透露：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较2008年年末增长25%以上;其中，县级(含县级市)的地方融资平台约占总量的70%。东部地区平台个数较多，占全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总数的50%，而剩下的“半壁江山”中集结了大量的中部、西部地区县级贷款平台。湖南、江西两省县级平台占全省融资平台总数的比例均超过70%，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两省的县级平台占比更是高达80%。
报告称：调查显示，平台贷款在人民币各项贷款中占比不超过30%，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成为贷款的供给主力。媒体据此估算“按照2010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47.92万亿元匡算，截至去年末，平台贷款不超14.376万亿元”(«央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额超14万亿» 人民日报 2011-06-03)。2010年底，中长期贷款为28.89万亿元，可见平台贷款占中长期贷款的48.46%，即地方政府是中长期贷款的重要债务人。
此信息引起了市场恐慌，后来一位央行调查统计司官员向《新世纪》记者澄清，这一数据是指“各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基本不超过 30%”，也就是说，各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有高有低，低的只有不到20%，最高不超过30%(温秀等 «命悬平台贷款» 2011年06月13日新世纪)。但从已有的数据和中长期贷款的性质看，地方政府为主要债务人、基本建设投资为主要使用方向则是无疑的。
2011年4月初，银监会下发《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按照监管要求，不允许借新还旧、不能在不同银行间腾挪资金，新规要严格执行，适用于2010年6月30日前已签合同未完成全部放款的有关项目。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一位人士表示。上海市几个平台公司集体致信国开行，称如再不放贷，将面临700亿元的逾期贷款。一家环渤海经济圈的开发区管委会领导带着旗下几个融资平台班子，四处诉苦：“再不放贷，公司就没命了。”(见温秀等 «命悬平台贷款» 2011年06月13日 新世纪)。还有调查揭露且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贷款重组事件、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隐瞒信息转移资产事件、云南公路平台违约事件……，林林总总的案例旁证了地方政府作为中长期贷款重要债务人的身份。
现在来观察短期贷款的结构演化(图1.35)。短期贷款主要是为各行业提供流动资金，收放短期贷款曾经是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短期贷款大幅度萎缩，表明我们的经济体系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
图1.35：短期贷款构成演变
1979年短期贷款的60.86%为商业贷款，11.96%为工业供销企业及物资部门贷款，两者合计占短期贷款的72.82%。调控短期贷款即能有效调控社会生产节奏。到2009年，商业贷款的比重分别降至13.29%，而工业供销企业及物资部门贷款到1994年即已消失。这两项是份额下降最大的科目。工商业是基本的实业系统，也是主流经济学中金融体系利润的基本来源。图1.36显示，30年来商业贷款/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逐波下行，1998年后更是一泻千里，到2009年降至14.68%。工业贷款/工业增加值1998年前波动上升，此后转为波动下降。数据显出工商业生产的流动资金对金融系统的依赖明显下降，站在金融系统的角度，感受到的就是“金融脱媒”。与之相伴的则是性质不明的“其它短期贷款”从无到有，高速增长，到2009年已占短期贷款的30.53%，成为第一大项。如果说我们的银行信贷对象曾经主要是工商业，那这一格局已经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银行信贷已渐渐疏远实体经济。
图1.36：工商业贷款与其行业规模的关系
综上，信贷资金运用方向30年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从以对实体经济的贷款为主，变为贷款（2009年占58.62%）、外汇占款（28.32%）、有价证券及投资（12.71%）三分天下；
2、贷款从以短期贷款位主，变为以中长期贷款为主（2009年达55.65%）；
3、短期贷款从服务于流通的商业贷款、工业供销企业及物资部门贷款为主，变为以定义不明的“其它短期贷款”为主，2009年份额最大的前四位分别是：其他短期贷款（30.53%）、工业贷款（26.44%）、农业贷款（14.75%）、商业贷款（13.29%）。
这表明，金融体系的服务重点已经明显偏移，从当初服务于实体经济转向对外贸易和虚拟经济；在实体经济中，则从工商企业的生产转向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见,从资金运用角度看，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炒家，替代实体经济中的工商企业，成了银行业最主要的债务人，而外汇拥有者则迫使银行发钞结汇，2009年，三者合计占金融系统资金运用总额的82.62%。
3.3“虚拟经济”：无法避免的宿命
由此，我们看到了金融系统这枚硬币的两面：资金来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富人；资金运用疏离实体经济。金融系统的特征其实反映了经济系统特征：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导致多数国民消费能力不足，而拥有巨量财富的群体，他们的主要需求已不是消费，而是“以钱生钱”。然而充沛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力无法从有限的购买力中获得利润，剩余的资金就只能在实体经济之外寻找出路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6年1月26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将居民的高储蓄率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老百姓不敢花钱是重要原因。”因此建议“中国应该加快养老、医疗保障和教育体系改革，以便将过高的居民储蓄率降下来。”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固然能促进居民消费，然而后面第二编第三章的分析将表明，大量的储蓄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他们而言，问题不在于不敢消费，他们需要在奢侈性消费之外，找到“以钱生钱”的机会。至于社会的多数人口，那点有限的存款他敢随便花掉吗?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其主要意义在于安定社会，至于启动内需，肯定会受制于社会公众有限的工资性收入。
对于我们这个长期处于“短缺经济”中的社会，这样的格局实在匪夷所思。1996年，当时的商务部宣布绝大多数商品已经告别“供不应求”时，人们还对“短缺经济”心有余悸，学者们还在谨慎地强调，我们的生产能力对社会需求的满足还是“低水平的”。很少有人意识到，虽然从实物统计上看，这种满足是“低水平”的，但从“有效需求”的角度看，生产能力过剩已经开始成为体制性特征了。
前已指出，大量的统计数据提示我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是这种转变导致了令业内焦虑的“金融脱媒”。业内将“金融脱媒”归结于直接融资的发展，从表面现象看有道理：证券市场抢了银行的饭碗。然而图1.37显示，从1998年开始工商业对贷款的依赖就系统性地下降了，而这以后中国的证券市场一直是跌跌撞撞，2005年下半年更搞到停发新股的地步，而工商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此间却加速下滑(见图1.37)。
图1.37：证券市场筹资额(数据来源：历年«证券市场月报»)
事实上工商业对贷款的依赖性下降，很大程度上缘于高效率的资本利润极大化，它使产业资本集团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做大做强”的方针下，各行业的市场份额向大型企业集团集中，它们要么依托外资，要么依托行政权利，在各行业追逐垄断地位。大量财务公司的出现证实，产业资本集团已经拥有巨量自有资金，可以在集团内自行调配，在流动资金方面对金融业的依赖大大降低。这是资本逻辑必然导致的局面。行政权力的“保驾护航”，使资本逻辑以超常规的速度成就了这个局面。
在这个局面下，银行的主要使命是在社会消费能力不足的条件在下，为少数富人的大量逐利资金寻找利润。这与银行家们的道德或价值观无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最有价值的客户就会离去，银行就会亏损。既然实体经济无法为高度集中的资金提供所渴求的利润，“代客理财”就成了看似光明的前景，金融业就只能到“虚拟经济”中去寻找出路了。“虚拟经济”所要求的高科技则为这条道路披上了蔚蓝色的光彩。
“虚拟经济”据说是先进的，美国就是“虚拟经济”的翘楚，然而美国玩“虚拟经济”有其条件：农业人口不过2-3%、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工业化、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可以为世界经济制定游戏规则、美元事实上是全球货币……。而我国，农业仍是第一大就业部门，国民的多数仍然生活在农村，在这样的背景下，让金融业跟着美国去玩“虚拟经济”，岂非与狼共舞?
有关人士冀望于“虚拟经济”带来“金融安全”，这已被证实只是镜花水月。不错，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设计都在追求“盈利”与“避险”两个目标。然而在一场不创造财富的game中，你的“利润”只能来自别人的“风险”。众多聪明绝顶的人开发的众多金融衍生品放在一起，通过以光速连接全球的信息系统，由众多精明强悍的人操作，那是一幅什么场面?恐怕只有网上电子游戏可以与之类比。所不同的是，电子游戏的“风险”和“利润”不过是“积分”而已，而“虚拟经济”的游戏已经实实在在地让一些国家大伤元气。
东亚金融危机后，国际对冲基金们得意地揶揄那些被洗劫一空的国家：“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对我们而言，是否意识到“苍蝇”的存在?是否清楚“苍蝇”的嗜好与伎俩?是否明白自己的“缝”在哪里?是否理解“缝”的根由?恐非多余问题。更重要的，我们是应该按照狼群制定的规则，去与狼共舞，还是应该探求自己的症结，对症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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