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10月13日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进展。2008年底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与20多个境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今年以来,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建设进展迅速,我国先后签署了5个人民币清算安排合作备忘录,涵盖了欧洲的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等地,同时在韩国首尔也建立起了人民币清算系统。
随着全球清算系统的完善,今年人民币跨境结算保持快速增长。央行数据显示,1—7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办理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3.77万亿元,同比增长55.9%。
人民币国际清算初步形成全球网络
今年来,人民币境外清算系统加快建立。
9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担任卢森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是工行在欧洲地区的第一家人民币清算行。9月15日,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担任巴黎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是继今年6月中行成为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后,在欧洲大陆再度获得授权。与此同时,建设银行也在6月份获央行授权担任伦敦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样,欧洲市场已有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卢森堡几家央行授权的人民币清算行。
此外,7月28日,由中国银行和澳洲证券交易所共同开发的人民币清算系统在澳大利亚成功运行,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澳大利亚本地清算系统的外国货币。7月4日,央行宣布授权交通银行担任首尔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专家认为,人民币清算系统目前覆盖亚洲、欧洲、澳洲等主要地区,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的人民币清算全球网络已初步建立,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在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清算系统不仅可以为海外巨大的资金交易提供技术支撑,同时还有助于当地居民和企业更好地认识和接受人民币。此外,清算系统可以掌握资金的流向,有助于更好地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而金融安全恰恰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保障。
人民币与外币直接交易有利于规避风险、降低成本
今年来,人民币与外币互换和直接交易进展同样突飞猛进。
继人民币对日元、澳元、新西兰元开展直接交易后,6月18日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启动;7月,中国工商银行首尔分行在首尔外汇市场首次对外报出人民币对韩元汇率的直接报价,并最终成功与韩国一家商业银行办理首笔业务;9月29日,经央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欧元的直接交易。
人民币与一些重要外币的直接交易,不仅为交易双方节省了通过美元进行交易产生的汇兑成本,而且有利于摆脱美元这一中介,形成人民币与各种外币的直接汇率,最终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
有专家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可以更好地服务我国与境外的企业和居民,有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便利人们的旅游等活动。同时,从国家战略看,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减少我国过于庞大的外汇储备,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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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宾:当前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是“飞蛾扑火”
:张庭宾 发布时间:2013-06-05 来源:红色文化网
在当今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中,中国加入这一体系无法获得主动权,等于被迫服从这一体系的美元利益最大化的导向。而且迄今为止,无论主动或被动加入这一体系的新兴市场国家,最后无一例外地吞下了金融危机的苦果。
人民币国际化潜伏巨大危机
资本项目闯关是“飞蛾扑火”吗?
中国会成为第一个本币国际化成功的新兴市场国家吗?
自去年以来,有关部门和国内大多数金融精英力主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最典型观点如央行某位高官今年4月在IMF会议上称,中国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更加成熟,短期内应提高浮动汇率区间。而在实操中,中国近一年来与多个国家进行货币互换,并且实现了与日元和澳元的直接兑换。
诚然,在此甚嚣尘上的舆论中,也不乏冷静的声音,如中国首屈一指的货币汇率专家余永定现在4月初在香港表示:鉴于全球经济形势多变,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面临挑战,以及内地金融体系仍存在很多潜在风险,不鼓励内地在2020年前将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并认为很难订立有关的具体时间表。
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并在多年来一直持这种观点。因为在当今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中,中国加入这一体系无法获得主动权,等于被迫服从这一体系的美元利益最大化的导向。而且迄今为止,无论主动或被动加入这一体系的新兴市场国家,最后无一例外地吞下了金融危机的苦果。
换言之,美元本位和浮动汇率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新兴市场的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等于放弃了防御权。汇率和资本的全面开放将为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创造便利,必然导致巨大风险和危机。日本金融战败、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11年孟加拉股灾、2012年印度卢比货币崩溃等等屡见不鲜。
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一是纯粹美元本位制,即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发行完全没有外部约束;二是浮动汇率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建立。纯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源自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摧毁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史无前例的重大变化。
这一历时40年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人类经济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美元超级霸权和超级利益不断强化,纯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和不公正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反复经历“资产泡沫—泡沫破灭周期”。
在纯粹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制度下,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史无前例。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调查,从1970年到2000年,93个国家发生了117次金融危机。而在1971年前三十年(1945~1971年),全球总共发生38次金融危机,而且规模和影响上远小于1971年以后。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非常巨大的损失,而研究发现,1971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主要爆发于新兴市场。据IMF1998年统计数据表明,1975~1997年之间,世界各国共发生金融危机289起,平均每年13起,其中发达国家73起,新兴市场国家216起,后者是前者的三倍。
为何如此呢?因为汇率浮动、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性极端不对称,金融自由化使外围国家极易受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而核心国则可从中获益。
我们可以根据国际资金来源和风险程度的不同,将全球划分为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两部分。核心国家以欧美为主体,其特点为是全球投资资本的发源地和母体,全球主要投资资金的母公司集中在这些国家,当经济繁荣时期,这些国家向高收益、高风险地区对外扩张,寻求风险收益。而在风险来临的时候,国际资本将会纷纷回流至本国以寻求避险。
而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其它经济体则恰恰相反,当全球经济繁荣的时候,国际资本会如掘金者一般疯狂涌入,而当风险来袭,国际资本又会从这些地方卷土而逃。对于国际资本而言,新兴市场国家本质上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投机场所。因此,对于外围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制度和汇率、资本开放带来的风险远高于核心国家。
日本就曾因过激的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造成金融危机,重创国内经济。那时的日本和中国很相似,在经济上持续高速增长;在贸易中,制造业优势的逐步累积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在资本市场中,股市楼市遭到全球资本热捧。日本推行的汇率市场全面开放带来两大难题。1,在日本经济繁荣的时期,日本的货币市场开放完全是一个单方向流入,加速推高日本经济泡沫的膨胀和资产价格的飙升。2,在高增长期结束后,1990年的大规模资本恐慌性出逃引发的长期经济危机,加速了经济低迷和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外围国家打击最为突出的两次危机,分别是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两者共同的模式为,危机发生前,所在国政府迅速地开放了本国汇率和资本管制,国际资本开始大肆进入推动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的迅速催生,并使得本国政府对金融和资本市场逐步失去控制,为危机埋下伏笔。而当本国市场出现动荡,无法提供高额投资回报后,国际资本大幅出逃带来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使得之前形成资产泡沫和经济泡沫在瞬间破灭,从而带来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有学者将新兴市场危机形容为:改革开放带来物质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昌盛(追涨);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杀跌),这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成为当代所有新兴市场无一例外的宿命。
在这三部曲中,中国已经走过了前两部:1,改革开放带来的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2,由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空前的繁荣;如今随着中国政府投资主导的粗放扩张发展模式盛极而衰;随着美国再工业化和TPP对中国的进口替代;随着中国投资品赚钱效应由盛而衰,中国正在转向第三阶段,如果这时候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无异于给热钱外流创造了最佳条件,使得中国难免重蹈新型市场国家的宿命覆辙。
故此,中国必须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上持更加审慎的态度,除非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完成,国内众多经济、金融、社会等难题得到化解,中国经济社会身强体健,重新充满活力,否则为开放而开放,为自由而自由,无异于飞蛾扑火。(为本报特约主笔,中华元智库创办人,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余永定:要高度注意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当中的问题
:余永定 发布时间:2014-04-19 来源:上海证券报
■ 人民币国际化的每一个主要(不是全部)步骤,本质上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个步骤。当我们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也在谈论资本项目自由化。
■ 当你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制定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时,是以人民币进口结算作为起点的,这可能导致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的错误。人民币进口结算和回流机制意味着,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大大提前实现了。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部分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加上成问题的自由化时序就必然导致套汇、套利的盛行。
■ 金融市场的普遍看法是:人民币套利是世界上最容易、最安全、最丰厚的套利,关键问题是你是否能够想办法从香港借一笔钱,然后把钱投资于内地的人民币资产。
■ 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问题是比人民币国际化更现实、更根本、更重要的问题。中国要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首先充分考虑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该服从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鉴于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必须避免人民币国际化导致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颠倒,从而破坏中国金融稳定,并最终危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贸易结算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问题非常有意思,也很复杂。我这次主要讲其中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
中国央行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使人民币在境外能够行使货币的职能。这是一个使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央行有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按照我的理解,这个路线图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步,通过进口结算,使人民币流出境外,如果非居民得不到人民币,那其他的都谈不上,这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第一步。通过进口结算,我买你的东西,我付你人民币,这样就实现了人民币的流出。
第二步就是允许非居民,中国香港的、中国台湾的还有外国的居民,用他们得到的人民币投资于人民币资产。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币回流机制”。人民币债券、RQFII和我们现在在谈的“沪港通”,实际上都是允许香港居民和其他境外居民通过某种渠道,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来购买人民币资产,比如股票、债券等等。这是决定非居民是否愿意持有人民币、人民币是否可以流到境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三步,在进口人民币结算和回流机制基础上,央行希望,一方面人民币源源不断流到境外,而境外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的人民币市场逐渐地扩大。随着海外人民币存量的增长,人民币进口和出口结算将变得越来越平衡。
最后,人民币结算和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各种与人民币相关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好。有了人民币,我可以方便地买到中国的人民币资产,把中国的人民币资产换成人民币再换回美元也非常容易。当然,还有其他种种条件(特别是人民币信用)。一旦满足了这些条件,则无论中国经济在短期会发生何种波动,无论是否能够获取汇差和利差,境外居民都将愿意持有人民币和低收益人民币资产,即把人民币作为价值贮存手段,这是国际货币的最高阶段。一旦达到这样的境界后,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可以充当“国际白条”、可以在国际上征收铸币税了。美元就处在这个地位。如果经过我们的长期努力之后,人民币最终能在大范围内行使刚才我说的这三种职能,特别最终会成为储备货币,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现行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的问题
我想说一个重要的观点,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本质上是中国货币当局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尽管这两者不能画等号。
人民币国际化的每一个主要(不是全部)步骤,本质上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个步骤。进口人民币结算使得非居民得到人民币,这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其实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以前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一个进口商,我想从香港买商品,我要做的第一步是要在上海把我的人民币变成美元或者港币,拿了外汇到香港去进口产品,你不能直接用人民币来购买外国的产品。即便外国人愿意接受人民币,愿意把产品卖给你也不行,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没有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是不应该流出国境在海外流通的,即便是用于支付进口也不行。所以,进口人民币结算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重要步骤。
再看“回流机制”,它就是使非居民可以投资于中国的金融资产。尽管有用人民币投资的限制,这也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在香港发行点心债券,RQFII使非居民可以购买人民币债券、股票等等都与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关。当我们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也在谈论资本项目自由化。
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问题在什么地方?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要遵守一定时序的。在国际上是三种大的模式:第一个是渐进主义;另外一种是大爆炸,是一下就开了,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不是特别多;第三种类型是现在比较普遍的模式,是一体化推进的模式,就是强调资本自由化,应该是一种同时推进、一体化全方位的结构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无论是渐进主义,还是一体化方式,都存在一个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除了大爆炸,我们可以不管时序问题,其他的模式都要有一个时序问题,有一个路线图,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它可能会发生矛盾。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必然隐含一个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但这两者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让人民币在境外成为价值贮存手段和交易媒介,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目标同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不一样。当你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制定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时,你可能不会太多考虑资本自由化的时序问题,但实际上你是在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这样的话可能导致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的错误。按照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你本来解决三难问题之后,要汇率能够充分浮动之后(还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建设、低杠杆率等因素),才能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是以人民币进口结算作为起点的。人民币进口结算和回流机制意味着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我刚才讲了,这些自由化应该发生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非常晚的阶段。我们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把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大大提前了。拿这个作为我们推国际化的第一步了,这样就产生了问题:在许多条件还没有满足之前,如汇率自由化和合理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形成之前,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就实现了。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不一定必须是人民币进口结算。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强调,央行注意到了人民币国际化对资本项目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中国货币当局并没有放弃管制,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央行特别强调要重视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管理。到目前为止,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只是部分的,在流动数量和流动渠道是有限制的。但是,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部分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加上成问题的自由化时序就必然导致套汇、套利的盛行。理论上说,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消除汇差和套利获利的机会,但显然中国目前不能完全开放资本项目。
一种货币两种汇率肯定会产生套汇
时序错误的一个明显例证是:一方面,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已经部分自由化;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内地汇率还是受到相当严格的控制。“升值恐惧症”,多少年来都是这样。这样一种情况造成了一个结果,一种货币出现了两个汇率。在国际上,现在除了拉丁国家,没有哪种货币有两个价格的这种情况。同一个货币有两个价格,肯定会产生套汇的现象。
怎么套汇呢?方法五花八门。这里仅举一例,有个内地出口企业,有一批价值1亿美元的产品。现在该企业把货物卖给其在香港注册的一个关联公司。这个香港公司支付给内地母公司1亿美元。第二步,内地出口企业将这1亿美元到上海换成6.2亿人民币,内地人民币汇率是1:6.2。第三步,内地出口企业用6.18亿人民币,把出口给香港关联公司的产品给买回来。第四步,香港关联公司用此6.18亿人民币在香港外汇市场兑换1亿美元,香港人民币汇率是1:6.18。这就是所谓的“保税区一日游”。“一日游”结束后,出口企业依然保有价值1亿美元的货物,关联企业依然持有1亿美元。唯一的不同是,内地出口企业得到2百万人民币的套汇利润。
人民币稳定升值预期鼓励大规模无风险套利活动
除了套汇,还存在套利。套利的基础就是利差,到底怎么做的?这个叫假贸易、真套利,也是属于“一日游”之类的。套利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也仅举一例。第一步,内地一个进口商在中国银行[0.00% 资金 研报],存一笔款作为抵押,多少视情况而定,中国银行给该进口商开了一个贸易信用证。凭借贸易信用证,进口商从其香港关联公司购买6.18亿人民币的货物。第二步,香港关联公司以贸易信用证为抵押,从汇丰银行取得为期1年的1亿美元贷款,香港汇率是1:6.18。第三步,关联公司用1亿美元把出口给内地母公司的货物买回来。第四步,内地母公司把1亿美元卖给央行,得到6.2亿人民币(这里汇率是1:6.2或1:6.18并不重要)。然后将6.2亿人民币存入中国银行,为期1年。1年后,中银同汇丰按1年前就已经锁定的汇率结算。由于人民币存款的利息率远高于香港美元贷款的利息率。这样,内地套利公司将取得丰厚利差。金融市场的普遍看法是:人民币套利是世界上最容易、最安全、最丰厚的套利,关键问题是你是否能够想办法从香港借一笔钱,然后把钱投资于内地的人民币资产。
2010年到2011年第四季度,主要是套汇。这个时期,香港人民币比内地人民币便宜,企业主要通过进口结算套汇。2011年底到2012年底这个阶段,也是套汇,但内地人民币比香港人民币贵,套汇的方向与此前相反。2013年大家已经摸熟门路,也了解行情了,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又起来,出现了大规模的套利行动,套汇套利都在做,但在这段时间是以套利为主。套利的结果就是你借钱,热钱就流入中国。尽管贸易顺差不大,外汇储备却大量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本来是想减少外汇储备增加,但实际结果正好相反。
央行前一段时间,引导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如果央行能够形成一种让汇率形成双向波动的格局,你想锁定汇率就非常困难,套利的汇率风险就会大大提高。让人民币汇率浮动、并呈现贬值趋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套利活动。这是一种聪明的做法,但有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套利问题。从理论上说,只有当人民币充分升值,以至出现贬值预期且预期贬值量等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之时,套利活动才能最终得以抑制。
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不能颠倒
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问题是比人民币国际化更现实、更根本、更重要的问题。中国要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首先充分考虑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序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该服从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鉴于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必须避免人民币国际化导致资本项目时序颠倒,从而破坏中国金融稳定,并最终危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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