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二）
18大提出“新改革”，强调“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去年底，总书记讲治国要“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认为，核心、决定性的是“全面从严治党”。自信的“道路”、“理论”、“制度”是什么?如何定义“小康社会”?从何深化改革?依何法治国?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探讨，统一认识。从严治党不仅有“共产”二字开宗明义，还有现行党章做出了明确规定。
全面从严治党，要树立“三个自信”， 弄清楚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还是全民党，按党章建设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阶级、阶级斗争是现在非常敏感的问题，被认为是“左”的观念，三十多年不讲了。这两年情况有点变化，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精英，要求全民直选，轮流执政，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争越来越激烈，政权的阶级性质渐渐地被斗争突出来;但是，在共产党执政的阶级性上还是迷迷糊糊。精英们提出，治理经济社会要“党政分开，政经分离”，发展经济由“市场起决定作用”，改革开放应“国退民进”，劳资矛盾要维护资本利益，这些都是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质，是为无产阶级还是为资产阶级，但是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好像没有认识到，接受了。请大家想一想这几个问题，共产党不管政，如何做“执政党”?共产党不管经济，谈何“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产党不发展公有制经济，“国退民进”，何以称“共产党”?
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首提要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共产党消灭剥削的历史使命放到以后去了，成了生产党。16大提出依法治国，四中全会尽管讲“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但一些人基本不提“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只讲“依法治国”，要把共产党变成只是“依法执政”的法治党，行“宪政”。
去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论争激烈了，香港“占中”暴露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危险，党重新重视阶级斗争。但囿于改革开放的延续性，对产生阶级的经济领域方面，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阶级斗争，还是唯生产力论，仍然是生产党。
关于“党的领导”，“三个自信”，“四个全面”，“新改革”，“新常态”，必须强调党章规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搞共产主义的。这样才彻底，新改革主体，主力和方向(是方向，不是现在的目的)才明确。毛泽东说，理论要彻底，才能说服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我认为，“党的领导”是统领全局的龙头;“全面从严治党”，就是给新改革的龙头点睛。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4年我国GDP人均已达7485美元，是邓小平“小康”标准的9倍;如果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60%分配，可达4491美元，每个人每个月收入人民币2300元，超小康了，但实际不能“小康”，问题在于“平均”。不是“先富带后富”，而是中国的工人收入只占GDP的30-40%，比资本主义更有掠夺性。数据告诉我们，没有建成小康社会，问题在分配，现在不仅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分配。所以，不要只讲“做蛋糕”，要着力于“分蛋糕”。要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搞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总纲来决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在现阶段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象欧美国家那样，加重国家、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小康”不要全社会平均，要以一家人均最低收入做标准。
关于“混合所有制会成为未来国企改革方向”的观点和政策，我在2013年12月4日《评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演讲》文中，明确反对借此“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的主张。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国有企业，吸收私人资本入股，发展生产可以，但国有为主;私人资本普遍混进国企的单向改革，不符合经济发展趋势，违宪，忘记了中国共产党是搞共产主义的。我主张因势利导，让国有资本也进入私人企业，再搞一次公私合营。市场竞争中私营企业不断倒闭，危机时外资撤走，是常态。对于倒闭、停业但是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生产企业，国家注入资本或收购维持其生产，减少失业，不仅应当，合理合法，还是拯救经济危机，稳定社会的必须;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经济危机中这样做了，社会主义中国更应当这样做。这是“奉天承运”、符合社会主国家制度的新改革。要立法，准备好接管干部。
关于“稳中求进”，我在2013年12月19日发表《以后要准备过紧日子》，认为，中国发生市场经济危机难以避免，要直面。我们要稳的是社会，而不是GDP的7%或6%的增长，要辩证地对待危机，借机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使之合乎社会发展规律。
2006年7月，我发表一组关于“三农”的文章，其中有《中国的未来发展看农村的变化》和《辨证地看待中国农村人口多的问题》两篇，从发展角度谈“三农”;2008年1月25日《辩证地对待危机》，从危机角度提出“请关注农业生产。只要农业稳定发展，粮食充足，物价就稳定，心里也就不会发慌。”我说：“一些企业会关闭，就业压力会加大，必须改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情况下，顺势而为，把生产力的发展重心转向高科技和新农村事业，蓄势更发。那些关闭的企业和失去工作的工人，可以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生产力，不可浪费。”
对工业，我提出“应当从中国现实存在的先进的现代化生产、机械半机械生产和手工生产的多层次的社会生产力结构出发，因势利导，优化组合，改造提高，形成分工合作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前导、大企业为龙头、中型企业为骨干，组织带动众多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层次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每一次市场经济危机都产生资本集中，现在应结合“混合经济”改革，一并考虑。
对农业，我提出，“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八亿农村人口的中国，不是现实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在Pm(资本即生产资料)还不能吸收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一方面发展精细农业，治山、治水、治荒漠。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农民最能干的事业，只要很少的PM，就能吸收大量的A(劳动力)，开拓资源，美化环境，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提高人类生存条件。这不同于原来的第一产业，而是新的社会生态产业，不仅生产物质财富，而且生产美的人类生活环境。人类不能再掠夺自然界了，还应该给予大自然，保障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一方面结合当地资源，组织农民办工业，经营商业……建设亦农亦工亦商的工农商学一体化的新农村。”
决策者要直面经济危机的到来，在曲折道路上把握社会主义方向，“稳中求进”。首先是稳，发展农业不仅保障人有饭吃，治山、治水、治荒漠、化废为宝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人有活干，社会就稳定；进，要转变生产发展方式，第二产业要整合，第一产业要有质的发展，人类不能再掠夺自然界了，新社会应当发展生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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