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健 赵磊 (整理)
2014年12月12日，围绕“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成都部分左翼与老田进行了座谈。 参加座谈的成都左翼有：赵磊、朱明熙、胡德全、宋绍栋、吉玉珍、刘树森、叶劲松、葛令志、柳成湘、任治君、田峰、张建华、李节、肖磊、西来、刘洋丞、何先伟、葛浩阳、张鋆、刘河北、赵永健等。座谈由柳成湘主持。以下发言根据录音整理，且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若有误读，一并致歉。
l 赵磊：
今天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寒冷的日子里，老田来到成都和我们交流。成都很少出太阳，他把太阳带到了成都(笑)。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田老师。
老田的简历，可能大家都知道。我读过他很多文章，他的学术水平，在民间左翼——可能我这个定位不太准确，有很深厚的功力。尤其是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和分析，可能在中国，我还没有见到有这样深刻的见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先请老田谈谈他的想法和意见。今天座谈的题目，我们之前沟通过，叫“我国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当然，如果老田有这个题目之外的想法，也可以谈一谈。
l 老田：
很高兴在这里和成都的朋友们见面。我上次来成都大概是06年，那个时候是跟前辈们学习文革史。我自己是从农村长大的，65年才出生。文革的时候还很小，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少。上次来成都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交流圈子。现在大家能够一起交流思想，形势确实还是有一些变化。
我这些年的感受是，左翼有很多欠账。比如和旗帜网，他们都有一些分歧。这些都跟理论欠账有一定关系。从井冈山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总结这一段历史？实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对思想立场很坚定的老同志来说，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够了。只要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就在这个话语之下来修补或者革新就够了。可是，理论如果要掌握群众的话，跟群众的生存经验、生活经验要结合起来的话，这是不够的。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中，民间左翼还是庙堂左翼，可能还是缺少像赵老师这种左翼学者。武汉体制内也有左翼，像贺雪峰这样的学者，他们研究三农问题，也算是庙堂主义的一块小根据地。
那么这里面我倒是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来总结这段历史?从经验出发，能够写出毛时代的政治史，毛时代的经济学史，包括他的社会结构变革各个方面。毛时代的政治史最集中最重要的是文革。像胡老师也是亲历者，没有他们的真实介绍和真心帮助，我不可能客观认识文革史。从那个时候起，我集中学习了文革史。大概是01年、02年，当时是在本地学习，后来05年06年，就是在全国各地去学习这一块历史。
从整体上看，像毛主席那个时代组织工农千百万，那是针对传统社会农村基层的控制比较差，他下到农村去了以后，统治阶级的组织力量各方面不够，就可以搞一个根据地。今天我觉得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左翼需要有一个新的方式。这些年，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左翼没有今天这个气候，也很难得各地跨地区进行交流。这个里面，左翼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就是理论建设，毛主席当年也是这么说的，说革命首先是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现在做宣传工作和过去还不一样，毛老人家始终鼓励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
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中下层，在现体制内找不到出路，无论是政治或经济的体系。那么天然就产生了一个状况，就是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工农是相结合的。他阶级基础在那儿。所以，上海有一个教授说：今天的社会，当权派是形左实右，口头上搞特色社会主义，还搞马列，但是三十年一贯是搞少数人致富，把多数人变得更加贫穷更加没有出路，无论是经济的船还是政治的船都是这个趋势。小右派是形右实左，网上骂共产党的，要推销美国制度的，对市场经济表现出无限热爱的这些人，他实际上要求一个更加公平的待遇，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在工作和生活上要赢得基本的尊严，他这些要求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给他，实际上他所有的出路实际上是和社会主义连在一块儿的。但是他选择的语言，选择的话语却是右的。在他们看来，市场化，民主化，美国的体制就是好，共产党专制就是不好。他发自内心的同共产党传统的每一个符号都对立起来，包括反毛，反毛时代。小右派就是这个特点。但是这个东西，怎么破?我觉得这个就是左翼的一个思想建设任务。
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意大利有个学者叫葛兰西，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很高兴，但是他认为这和马克思的说法是有差别的。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反资本论的革命》。他的一个看法是资产阶级毒素很厉害，渗透到每一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欧美的工人阶级是支持帝国主义的。西方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除了有一个有形的国家机器，还有一个无形的国家机器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很多人自然就觉得除了资本主义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现在我们很多人中间也还是这个想法。他认为，列宁之所以可以在俄国革命成功，那是因为俄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是不成功的。俄国是靠有型的国家机器运转的，共产党只要把这个国家机器推翻了，他的革命就成功了。所以，在西方要革命成功的话，首先还要把意识形态领导权颠覆过来，或者夺过来。他把列宁的那场革命叫做堑壕战，过了这个壕，这仗就赢了。那么在西方还要打一场阵地战，就是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夺过来。实际上西方左翼，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后来，法国的阿尔都塞也讲意识形态和镇压形的国家机器。
那么，如何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我们现在的状况还是有一点空间的。有大量的人对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不满，但是这些人整个头脑又只是在高校里面学了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他们整个反抗语言是用这一套来表述的。所以，他表现出形右实左。我认为从03年以后，左翼从兴起以后，慢慢有了一些空间。的长处是把社会上的不满，引导倾向与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而且使得对历史期望重新总结的这么一些声音逐渐汇集到一块儿。从03年开始到10年之后，他不足的地方，实际上也是左翼都不足的地方，就是在于理论上没有提出一套新说法，还是处于表达不满这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总结，左翼如果能够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从经验上往上升，总结历史，形成自己的有框架性的学术，在这个学术里面和学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学生能够对话。在这个新的基础上，能够形成新的框架，形成新知识，重新反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另外，从左翼内部来看，之所以左翼内部的口水仗很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仅仅从原则出发，从既有的理论出发，甚至从片面的经验出发，要形成一种说法，各种说法就没办法汇集形成共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经验出发。从经验出发的话，我觉得还要先写经济史，再写经济学。如果开始从经济哲学到经济学的话，口水战肯能就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要从实践提高的话还是要先写经济史，再写经济学。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形成理论上的认识，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阳和平写《工人阶级与政党关系》，在第一稿的时候我就开始读，他有一些新东西。我自己也想做这些事，要写经济史政治史、文革史，要自己形成一个框架，确实非常难。我大概是06年到07年以武汉为蓝本，写了文革史，政治大民主的七个回合。当时我觉得我大慨大致看清楚了，后来我打印了一百份拿出去征求意见，自己也在慢慢地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最后发现，还有非常多的空白，我还不了解。最后慢慢还是感觉到，需要一个团队，需要很多人在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一方面大量的历史事实需要搜集，另一方面，从你自己一个人有限的调查中间形成的框架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如果没有很多人相互比较的话，可能经不起检验。学术上面的合作，从经验开始上升，要把我们的历史和过去的经验重新写一遍，这个非常重要。这里我就做点说明，自己对什么感兴趣，我正在做什么事，以及在哪些方面需要和同志们进行交流。
l 赵磊：
刚才老田的发言，值得在座的深思。里面有很多关键词，我还得慢慢消化。比如，他讲到对新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文革历史，要从多维度去观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需要全面综合把握。他谈到用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去定位小资和当权派，他用很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实际上背后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非常深刻的。
老田还谈到03年以来左翼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谈到左翼如何提高理论上的认识，这个我觉得确实有针对性。大多数左翼或许都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是，老田在揭示这些问题的症结上，确实非常深刻。还有，他讲到了他对社会科学，对意识形态，对理论的看法。他强调需要做大量的经验工作，从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比较缺乏的一些东西。我们左翼的很多文章，包括我的文章再内，可能原则性的东西往往会多一些，但是如何用更多的经验来做一个新的提炼，这是需要加强的。
当然，老田强调的那个新的框架，我认为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在于，如何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如何在新的语境下让更多的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能够接受?这是需要左翼理论工努力为之的。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总要死去，年轻人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有一个学生，现在是贵州某高校的教授。昨天给我打电话，他准备搞一个座谈。座谈的参加者都是大学生，他征求我的意见谈什么。他们的议题是纪念毛泽东。我当时想到的是，80后90后现在特别需要的，就是对新中国对文革史的客观了解。因为现在灌输的那一套东西，很多是歪曲新中国历史的。刚才老田也讲到了，实际上学生的历史观被格式化了，根本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
老田很谦虚。我在网上看过他写的文章，有很多印象深刻。他写过一篇对包产到户功能的评价，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其中的观点。因为当时我这篇文章发表在正规期刊杂志上，需要有正规的来源出处，当时网上的文章是不被学界认可的。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括弧，我说民间学者老田的这个看法值得重视，当然没法注明它的出处，因为它要求你注明他的这个看法是在哪一个正规刊物上发表的。后来我的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当时我就感觉到，老田对中国包产到户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主流学界的认识水平，是非常超前的。这个话题可以接着讨论。
我本来准备了一个发言稿，是关于“新常态”的。我有四点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其一，官方对“新常态”的解读，在现象上或许很丰满，在本质上却未得要领。其二，新常态意味着新思路，然而直到目前为止，顶层设计的思路似乎仍在老常态的境界中左右摇摆。其三，如果未来经济进一步恶化，“政左”很可能成为“经右”的替罪羊。其四，刻意回避马克思，只能稀里糊涂伊于胡底了。我的这四个看法，将陆续挂在网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我的博客看，我就不重复了。
l 朱明熙：
我很赞成他们刚才两位讲的。左派在理论上现在空间是很小的了。现在的口风，不仅对右派收得很紧，对左派也收得很紧。如何去教育青少年和广大的老百姓，比如说我们现在只能利用三尺讲台讲一下。但是，三尺讲台以外呢?昨天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这些学生是今年才入学的，还是大一的新生。一说到过去的27年，一踏糊涂。什么没有效率啦，吃大锅饭啦!到底对那个27年怎么看?对这30年又该怎么看?
老田专门在做文革史。老田有一个很形象的观点，就是扁平化的管理，是借用国外的一个学术词汇。从井冈山到后来，包括文革，为什么讲“老中青”三结合?为什么要打烂、砸碎那样一个官僚体制?在这方面老田的认识是走在前列的，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这些年轻人，基本被“右化”了。才进学校嘛，你可想而知。我们怎样去争取年轻人?说穿了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你把道理讲清楚了，把事实摆出来了，实际上讲道理是讲得通的，他也会接受的。他只不过是被洗脑了。老说我们左派在洗脑，实际上他们右派洗得更彻底。
对赵兄的观点我是赞成的。我记得我以前就说，政左经右究竟能走多久?现在看不明白。不光左派看不明白，右派也看不明白。都不知道未来究竟要干什么?似乎有点左。反腐声势很浩大，但又很难脱出定点清除的嫌疑。究竟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当然，你也不能说反腐没有起作用，反腐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当官的没有以前那么嚣张，至少是收敛一些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根子能不能解决?我就跟朋友说，有两个试金石能判断真反腐还是假反腐：第一，xx的事情要不要跟大家有个起码交代?第二，如何消除定点反腐的疑虑?反腐如何深化就值得大家关注了。比如到目前为止，金融系统有没有老虎?金融系统的腐败是客观存在的。
对经济我同意赵老师讲的。新常态这个说法，都是无奈之举。走到这一步了，也走不下去了。但是不是马上就崩溃了，也不见得。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现在这么多的产品过剩，这么多的生产量，你的需求在什么地方?过去靠出口，现在出口也出不去了，靠投机投资又产生更大的产能过剩。你不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收入分配不解决，这个经济怎么搞?我们的消费占GDP的35%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是60%。难道中国就只知道干活不知道消费?关键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了。我们的收入差距，超过了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超过了美国，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体现?什么叫社会主义?不管你是中国特色也好，还是美国的特色也好，这个只是一个形容词。社会主义才是主词。要动收入分配，那么你肯定要调整生产关系，根子就在这个地方。经济改革说半天还是私有化，所谓的混合制，我们且不说私有参加公有，我们说公平竞争吧!那么公有也可以参加私有。当然现在的公有制，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过去的公有制，已经蜕化变质了。但是，就是这一点他们也不能容忍。所以我还在看。说一句实话，我看不明白。到底该怎么走?到底想往哪里走?旧瓶是不是能够装出新酒来?我就说这么多。
l 老田：
我刚才听赵老师讲的时候，获益非浅。我有一个感觉，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的病实际是得的资本主义常有的病。如果说这个病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比他们严重很多倍。
原来有两个美国左翼学者写了一本《论资本》。他们判断，美国经济的一个标准，就是“剩余吸收”难题。生产的经济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家发现，我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多，但是我的产品却卖不出去。他们的观点出来以后，在欧美左翼产生了一个更大的争论。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他是假定欧美国家自由竞争是占主导地位的。上世纪走到二战以后，在西方国家垄断成为常态。垄断成为常态以后，剩余生产就越来越大。这样就整个改变了社会的就业结构。他们的非生产性工人很多。
这个理论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有很大的解释力。美国为什么总要制造外部敌人?苏联是他们的敌人?中国是他们的敌人，其外面总有强大的敌人。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帝国主义政策为了进行大量的开支，支出大量的财政资源。那两个美国左翼学者认为，这是经济结构内部的一个问题。剩余吸收不能实现，我增加政府支出来实现，实现供需平衡。
我们国家，像毛时代经历过的，衣食住行方面确实比较紧张，是一个短缺经济社会。那么到了九十年代中晚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解决后我们迅速发现，剩余吸收难题就来了。然后就是08年的四万亿。也基本上像赵老师说的，是用增加供给的方式来解决剩余吸收难题。今天中国经济按统计数据来看，我知道，至少是连续五年，按支出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投资占50%以上。今年二月份发布的统计公报，去年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70%多。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状况下，就像刚才朱老师所讲，我们现在的特色社会主义不扶持工人，工人越来越穷，工人的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资本家很好过。现在我们发现，中国的资本家也是全世界很难过的：资本家钱太多没地方投资。我最近一两年经常回农村去，农村的小镇都被建成小区，县城里面建了很多的高楼，卖价也就两千多，略高于建筑成本。我估计，50年之内他能不能回本都是成很大问题。所以说，资本家也是很痛苦的。在这个背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常态，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常态就是剩余吸收难题。
中国的这个剩余吸收难题，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实际上现在提了很多说法，提了很多框架。但是，他从来不触及这个问题。反过来想，我们国家的资本家能够积累这么多钱，能够把剩余吸收难题积累到这样一个程度，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其中有一点可能非常明显，跟中心国家相比，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农民工这一块数量比较大。这当然是半无产阶级化的，半无产阶级当然是在政治上比较安全的，经济上压榨和剥削的空间比较大。像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的农民工很勤奋，在农村耕田长大的，很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能够承担，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十六小时，是最好剥削的一批工人。
圈内有一些同志也说，中国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的天堂，因为有残余的社会主义制度支撑资本主义过度剥削。如果不是农民工，城市里的雇佣工人要在城市里生孩子娶老婆，要在城市里买房的话，他对低工资的容忍程度就更低，他在政治上就容易组织起来，反抗愿望可能更强烈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当权派和资本家的结合问题，这个也能看到一部分的现象。我们知道多少年来地方政府，镇政府包括村镇府搞招商引资，从整体上看，国家主权在中央政府手上，他们可以决定税收，他们可以决定环保、劳工政策。基层政府应该是一个执行单位。但是为了招商引资，通常的借口就是降低对环保的要求，降低对劳工的保护程度，一屁股坐在资本这边。这个也是部分能够解释资本力量特别强大的原因。实际上最后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
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些问题，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我想，党中央国务院就不知道吗?他提新常态，提新的东西，可是对力量的失衡，对分配的失衡却没有回应。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l 任治君：
我在成都一直参加政法工作，对经济方面过去接触很少。刚才听了老田和赵老师的讲话，感觉很深刻。老田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但是我读了他很多文章，感觉能够把社会的一些现象提高到理论上来，能让大家看得懂，能受益。
我的工作性质接触社会阴暗面比较多，文化大革命参加工作的时候，刚好十几岁。我特别希望老田对前30年怎么认识，特别是八零后九零后，应该怎么认识前30年?流行的观点说那个时候吃的都没有，说那个时候搞得一踏糊涂，特别是文革如何倒退。被整的邓小平也还有秘书吧!当权派就是被群众冲击一下，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当然，有一些事情过头了，也不是主流嘛。
我对前30年，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都说得不是很清楚，只能说从感情上来讲，对毛主席那个时代，有很深的感情。当时的公安机关的广大干警，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平时要求我们要日行一善，坚持做好事，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说“钱”。我们去做工作，群众也非常拥护。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出去抓小偷，只要喊一声，群众都要主动站出来支持你。
l 朱明熙：
昨天我看到张维迎的一篇文章，可能是在广西师大做的一个讲演。他说，有人说现在道德水准下降，他说不应该这样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在的道德水平是更高了。听到张的这种言论，我简直无语了。
l 任治君：
刚才老田讲舆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人不认同以前的观念，往往只强调现在的物质条件更好，而综合的评价，他反而不提。比如说家庭，那时候家庭关系处的比较好;那个时候一毕业就能找到工作，哪怕是低工资，也是高就业;那个时候组织还要管你，现在谁还管你呢?
我的工作性质就是办案。随便哪一个案件，说出来都可能引起轰动。很多冤假错案，很多人吃钱。比如我在遂宁办一个案子，本来是一个劳动纠纷，那个法官为了吃钱，一个很简单的劳动纠纷，他给别人判成了一个继承案件，把人家的全部财产收了。我提一个希望，希望有这样的一些文章，把这些基本的事实说清楚。
l 胡德全：
最近刚刚银行降息了，一降息成都很多银行都提高了利率。没有降息以前，比如一年的存款利息只有3%，现在一下子变成了3.3%。实际上银行是反着来的，如果你不是升，小银行就会揽储。如果你没有客户，你大银行就没有钱贷出去，实际上竞相在往上抬。成都银行这种不是很小的银行早就是3.3%了，所以现在这些政策，明明是在喊降息，但是实际上这些银行都受不了，反而是在往上提。
从很多现象可以看出，国家经济政策走到这一步，确实是两难。如果加大投资，制造更大的产能过剩。如果刺激消费，那用什么办法来刺激消费?就是舍不得出了一点血解决一下贫富差距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是资本家舍不得，还是我们的政府舍不得。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国家掌控宏观经济有些烫手。2015年的经济形势应该怎么办?仅仅是给最低收入的人发一点福利，能不能解决整个社会的贫富悬差的问题?
所以，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但是，现在生产关系一点都没动。所谓政左经右，经右是很清楚的，还是继续私有化。虽然现在也要提一下毛泽东思想，但是看上去，似乎就是摆设。毛泽东思想在官方那里，现在提得最多的是八大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八大以后就不承认了。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认文革前的毛泽东思想，文革以后就不认了。如果按照当前的改革开放的思路，走不下去了应该怎么办?这不光涉及国家命运、党的事业、人民未来的出路。这是一个大事情，不是一个小事情。
田老师刚才也讲了，左翼在理论上还应该继续提高。通过理论的提高，应该更加鲜活地解释历史现象，解释社会矛盾，提高人民觉悟。所以，我们经常和学者进行交流。而无产阶级的学者都是贴近工农立场，贴近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所以，这些交流非常重要。我不能听到主流的说法就人云亦云。现在的媒体基本上没话说了，已经很难看到涉及一些真实新闻的东西了，除了广告就是花边，哪个明星和哪个明星又离婚了，哪个明星和哪个明星又有亲密照了。都是一些无聊的东西在媒体上充斥。国家走到这一步，已经是一种很危险的境地了。思想如此混乱，而且庙堂上的思想也如此混乱。这种混乱是全国性的，包括基层。
我就不多说了。不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应该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关心人民的命运。
l 叶劲松：
我看昨天的电视报道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个是香港清理占中。中国经济体现的矛盾和香港占中所体现的矛盾，从本质上讲，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矛盾。在媒体报道上，不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在占中问题上，都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矛盾，都是从一些表面现象来谈事，比如谈出口、结构调整这些。对占中问题，网上的评论也主要谈的是外国势力的支持，这方面的因素当然有。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贫富悬殊太大。
我在两年前，香港回归十五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谈香港的资本专权和贫富悬殊问题。普通的香港大众不管是对现在普选，还是对香港的经济现状都是很不满意的。西方也确实想借用这个不满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些政策仅仅依靠了香港的资本利益，屁股坐在香港资产阶级一边。比如，12年的特首选举，他不是一般的选民去选特首，他是先选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这个选举委员会分了很多组，劳工组是60个人，其他有教育组，工业1组，工业2组等等。就算劳工组的人都代表香港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他在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中也是占很小的比例，也选不出来他们所要求的特首。实际上劳工占了香港有选举权的绝大部分人;而教育组，这些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么?不是的。主要也是资本利益的人或者代表。
现在社科院有学者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可是现在对占中问题的分析，却很少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问题。香港出现占中问题，既要看到背后确有别有用心的人在利用，但是至少也要采取一些缓和贫富差距的措施，使得香港的老百姓生活有所改善。好，我就说这么多。
l 葛令志：
我觉得老田思考问题很深刻，写文章也很有水平。对于目前的形势，我只是有一些直觉的感受。在当前这个时代，如果能够独立思考，特别是对在座的学生讲，很不容易。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是在独立思考了，其实你还是在别人的思考里。在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一切的时代，你所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资本让你听到和看到的。就包括对毛主席的很多污蔑，就包括你在百度百科查一个词条，很多都是污蔑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管理体制，他没有说原来的就是古老的，但是他暗示以前都是过时的。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为政府官员辩护，我的意思是，如果政府官员是普遍贪腐的话，你为这样的政府官员辩护就是缺少基本立场的。我们左翼应该多为社会公平正义辩护，为社会主义呐喊。网上微博上有人提到一家两制的腐败，目前像这样的腐败还很少触及，基本是一些贪污受贿性质的腐败。而一家两制的腐败才是改革开放后的主要腐败形式。现在都讲法制，而不根据共产党的廉洁条例来，因为很多腐败按照法律来讲似乎是符合法规的，但是按照共产党的廉洁条例来看就是不合规的，而现在却没有按照党纪来进行反腐。
l 吉玉珍：
我出生在旧中国，生长在新中国。刚才老师们都讲得很好，但是我认为，现在社会的乱象，千条万条归根一条，就是私有制的问题。我当初和你们年龄一样大，我读高中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建立了。我说句实实在在的，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学费免了，吃饭也免费。那个时候为什么人们的积极性特别高?就是因为公有制。公有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在根本上是和谐的。
现在完全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包括你们80后在内，毕业出去就失业。那时候我们一毕业，国家就安排了。你是学什么的，就安排到相应的单位，精神上没有任何的压力。我孙女读的是重庆大学，她今年也毕业了，毕业找工作相当困难。现在，一些年轻人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家长压力特别大，孩子今天就业了，明天又失业了。人们的思想动荡不安，家长的思想负担就太重了。
经济上平等才能决定人们政治上的平等。理论关键是要联系实际，现在无论是走群众路线也好，还是反四风也好，关键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田老师，赵老师的文章我看了很多，觉得非常好。
l 刘树森：
我觉得，现在的政治形势是严峻的，但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经济形势也是严峻的，但是充满希望。我先谈一下政治形势，政治形势为什么严峻呢?反腐，本来是很好的，抓了不少贪官，我在网上看了，右派网站反对习。毛主席有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习被右派反对，我们应该支持习。我为什么说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呢?最近开了一个古田会议，这个会议在古田开不是原计划的，而是习主席特意安排的，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他。
这一年多来，很多右的政策遇到了阻力，这就是我认为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即使有一些选择性反腐，但是绝大多数确实是贪官。没有权力怎么腐败嘛，现在很多贪官都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上来的，某种意义上讲，反腐败就是反对搞私有化的改革。
经济形势也是严峻，人们看到经济在下行。从辩证法来看，正反两个方面，经济如果通过大家的努力，如果把它搞好了，讲群众路线，能够拿得出钱来给老百姓改善生活，这也是一个好事。但是，现在房地产在跨，房地产就是私有化改革造成的，房地产经济就是搞两级分化的主要东西，它崩溃了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可能就是私有化走不下去了，我们正好往社会主义方向走，解决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现在弱势群体有好多人买得起房子?
l 田峰：
我想向田老师请教三个问题。你的文章我看了很多，我觉得对我的启发非常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田老师，你在做文革研究的时候，我曾经好像看过这样一个内容，就是说武汉720事件，对毛泽东当时文革的部署有很大的影响。老田对武汉本地的这段文革非常熟悉，我想问的是，你觉得武汉的720事件是否影响了毛泽东对文革战略研判?究竟对文革部署有那一些影响?
l 老田：
我觉得到720的时候，文革该出场的那些人都出场了。在720以前，毛认为是一个阶段。毛在去武汉之前，已经定下调子，去武汉保陈再道。67年以后，全国唯一有统一指挥系统的就只有军队一条线。党政系统，有的是因为停工，有的是因为丧失权威，没办法工作。然后重新成立革委会以后，等于是省下政权全部作废，另行建设。军队不能倒，这一点反文革派和文革派是一致的。毛主席和老军头，这个是一致的。很多人说，因为遭到军队的反弹，所以不能整军队的人，这个不是。到67年1月份的时候，决定军队支左的时候，就已经定了军队不能动。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作为第一次文革要为社会主义立规矩的话，它整个的经验还是非常少。文革参与的每一派，应该来说都是措手不及。反文革派是这样，当权派也是这样。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搞，他只是非常不满意，他要尽一切力量反抗。造反派实际上也是，青年工人、青年学生的政治经验很少，组织能力也差，一些大的，小的问题处理不清楚。往往是群里面的一些非原则性争论，往往把它扩大化了，这实际上也是政治上不成熟。
文革到了67年春天的时候，在毛主席的那个高度上，他已经看清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都出现了，所以720事件没有影响文革整个大的部署。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对群众中间的保守派怎么变，跟武汉是有关系的。在720之前，在黑龙江和上海成立革委会的时候，保守派不参加，革委会不承认保守派的政治代表性。在武汉百万雄师到处打造反派的时候，这个时候毛主席可能考虑，群众中间的保守派应该承认他的代表性。这就加速了这个决策。67年的6月26号，中央文革小组发了一个电报给武汉军区，把两派群众弄到北京来谈判。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结合保守派。到67年秋天的时候，东北几个省，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毛主席就说得很清楚，革委会可以叫几个保守派进来，这个变化加快了他的决策速度。如果不承认保守派的话，他会经常被当权派利用。可能这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他的方面没有。
l 田峰：
我再问田老师第二个问题，我发现田老师的文章比较多的描述了文革时期毛主席希望把原有的金字塔的权力结构改变掉，在你的文章中着重描述了毛泽东试着建立一种扁平化的社会。虽然你的文章看到了这种叙述，但是始终没有看到把这种扁平化的框架大致描述出来。所以，这种扁平化的结构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思考?
第三个问题，你是否认为，未来社会主义是否会像毛主席所倡导推动的这种扁平化的方式?实际上扁平化最核心的方式，就是每一个群众头上没有那么多的官僚。这种扁平化的结构有没有，它的实现性在什么地方?
l 老田：
我觉得在马克思这些伟大的导师那里，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自由人的联合体，我的理解就是刚才这些老师强调的除生产资料公有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管理上的决策性失误要通过公民的协商和觉悟的提高，或者说办事能力的提高来解决。这个扁平化，一开始是被逼的。因为在井岗山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用，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考公务员，有一批受过培训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当官能够发财。参加红军没有这些利益，吸引不到这些人，吸引不到这些人，就必须从草根做起。我们大家都不懂是吧，大家都不懂就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大家都必须承担管理职能，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毛时代，强调学习解放军也好，红军也好，必须要履行三个职能：除了要打仗以外，还必须是工作队和宣传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是什么，就是要求每一个普通战士，也要像总经理那样思考问题。也要逐步地变成有总经理素质那种人。面对整体性的问题，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这个就是普通的被管理者，被强行地授予管理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所谓党的领导。29年在古田会议上，朱德这一派的人就认为，我司令部下命令，叫你干啥你就干啥。毛就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党领导，党的职能就和其他两个职能联系在一块了。后来共产党到华北，共产党就分散为武工队。这个时候就叫武装工作队。这么下农村去组织农民，组织基层政权。
建国后，你看“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也否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绝对划分。到文革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重新提出一个问题，不是被管理者来参与管理的技术性职能。他发现，管理者大部分是不想走社会主义的，是想走资本主义的，走资的积极性很大。他强调，被管理者要组织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自己教育自己的中形成自己的阶级觉悟，找到新的政治方向。那些管理者当时叫官僚，对这个群体的走资或者说变修趋势有所抑制。我相信，毛主席一发动文革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被管理者想要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力量这是很可能的。实际上，造反派的反复分裂也是这样表现的。
另外一个就是组织起来的专业管理者，他有管理知识，管理经验，对这样一些人形成统领和引导，这个高度肯定是一次文革是远远不能实现的。最终毛主席对文革的肯定和否定里面，他坚持一点，就是共产党要让群众从无觉悟到有觉悟，不会办事到会办事，不参加管理到参加管理，他始终肯定这一条。当权派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因为最后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政治军事各方面的指挥，与管理者的专业培训经验的积累还是有关系的。他到67年秋的时候，讲了非常有意思的话：现在要争取大量的各省第一书记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式的人物也好，就算我把你从床底拉出来，愿意跟我们走也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缺乏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源。很多青年学生自己也说，小将是很可爱的，但是现在掌握不住局面，你既没有管理经验，同时也不能判别纷繁复杂的问题。文革的实践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他暴露了公有制社会里面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和反蜕化变质的再组织的困难问题和矛盾。
l 西来：
我也不算年轻人了，毛泽东时代我是有印象的。整个改革开放时代我也是经历的，从小教育观点的改变包括教材的改变都是很清楚的。初一的时候讲的东西初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开了十三大，然后89年以后又改了。所以，每一次一改后，政治老师就很头疼。比如以前讲公有制为基础，占主体，突然一下，上面的提法就变了。政治老师他自己也先要把脑袋转过来，然后再给同学们讲。那个时候，逐次改变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我们小时候学的如何慢慢地变成“特色”，这些过程我都全部经历了。
现在的问题，有评论认为不管怎么说，前三十年是毛时代，后三十年是邓时代，到了现在有没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三十年?只能说，现在大家都觉得很多都得改了，但是怎么改是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继续以前这三十年的做法，肯定是不行了。所以，现在出现了新常态这样的说法。刚才有老师也提到到底是旧瓶装新酒呢还是新瓶装旧酒?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政左经右，现在这个政左经右的意思可能就和当时的打左灯向右转就不太一样了。
从感觉上来看的话，现在思想混乱程度，我自己感受和87年88年差不多。至于这种混乱程度最后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因为我现在很有幸又回到了学校，所以对现在青年学生的思想混乱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现在的大学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变化。以前学校里面，可能但凡是讲时事也好，讲经济也好，基本上是右派一统天下，包括外面请进来的学者。去年我在学校听了一年的各种各样的讲座，大概是偏左的这些观点能够占到30%，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兴趣。从讲座的效果或者说从青年学生的分化来看的话，我记得一个最大的一次讲座还是右派的，最大的一个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因为他是凤凰卫视的常客，观点非常激进。左派的教室小，左派找不到很大的教室，但是也有爆满的。说明在大学里面，这些风气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一些80年代的青年人，经过三十年以后，除了一些已经成为既得利益代言人，还是有一部分，他的思想探索没有停顿下来，所以他自己发生了一些这样的变化。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人的思想是可以变的。另外我们普通老百姓里面，特别是有前后三十年经历的人，那种感情的本身就可以使自己在很多的问题上一眼就看穿背后阶级利益的区别。对于很多老百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他们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当然有很多垃圾信息来洗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回到自己家里面，自己的父母大部分是工薪阶层。他们自己家里面生活的艰难程度，或者说他们的父母也会告诉他们一些对比，可能会说的很含糊，但是很切身。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思考。
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观点，有很多人在整齐划一的情况下说的很可能是言不由衷的。因为他们在一种场合的情况下，比如大家都很革命，我表现的革命一点，但是一旦有另一个环境，他就可以不革命了，他立刻就会回到他的原型。很多时候我们怀恋五六十年代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得承认，至少79的变化以后，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绝大多数是欢呼雀跃的，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认识又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想象和原来是不一样的。当年喊改革开放，很多人也是举手的。但是现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现在大家一听到改革这个词就怕。改革这个词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让百姓心惊肉跳的词了。什么地方又开始改革了，肯定这个事情对老百姓没有好处。没好处的才会改革，有好处的一定不会改革。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觉悟。虽然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年轻人被洗脑很严重，但是同时也相信，至少有更多的年轻人会慢慢地觉悟起来。
经济往下滑，给我们的影响就是思想上会有更切身的体会，潮水涨起来的时候，可能现在大家觉得毫无关联的东西，会变成理所当然。我们看到历次革命，那么麻木的中国人民，为什么北伐军以来，大家一下子就蜂拥去打土豪，几千年以来，那么一批毫不关心时事的普通老百姓怎么一下子就能够团结起来。对于我们这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体，超大规模的经济体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一个一个单独化，原子化的小农，或者说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毛泽东曾经很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
现在有很多人说中国的文脉在台湾，大陆这边没有文脉了，我对一个台湾的人说了一句话：对于一个文明体的成熟程度，或者说对于一个文明的伟大使命来说，他所经历的苦难比别人更多，但是他仍然在苦难以后站起来了。台湾至少来说，你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就算我们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苦难的话，那至少我们是经历了这个苦难。你没有经历这个苦难，那对不起，我们的文明厚重的尺度就比你要深。所以我相信，今后左派的发展一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一个有机的相结合，最后才能产生新的，能真正地起到一个支撑整个世界精神力量的作用。毛泽东主席以前大家的评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可以说走出了第一步，那么后面的路就得我们自己来走。
l 葛浩阳：
我看了最近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按照某些专家的预测，明年中国经济GDP的增速可能会下调到7%，而7%也就是刚才赵老师提到的是一个节点。就是说，如果增速再往下调，问题可能一下子就全出来了，包括就业问题、分配问题、社保问题等一系列在经济较高速增长时期并不太显现的问题。尤其是就业问题，今年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包括我周围的同学在内，普遍反应今年的就业明显要难于往年，所以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一个基本的基调还是“稳增长”。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要“稳增长”，就势必面临两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其一，在投资领域放窄的现状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儿?其二，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消费不足”问题如何解决?
先看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自从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为保证经济增长的的一个基本措施就是加大投资，包括房地产、高铁、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刺激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它至少把中国经济增长维持在了一个高位上，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这种投资经过了5年的发展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未来不可能再作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驱动点，我们从最近股市的反应也可以看出了，房地产在经过了这轮长周期的调控之后，之前作为财富创造机器的功能显然愈见不足，而资本是寻求利润的，这些从房地产市场中流出来的资金，在实体经济中一时找不到新的利润点，只能再度流向股市，推动虚拟经济的上涨。
那么，中央是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的呢?经济工作会议的决定基本上有两大部署，其一是积极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其实就是寻找新的投资行业;其二，加大“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的扶持力度，这其实是寻找新的投资地域。我认为，短期内这些政策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因为中国首先是个大国，区域差异、城乡差异明显，还是可以通过这个空间的转移换取技术升级或者解决众多隐性问题的时间的。长期来看，并不乐观。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消费不足”的问题。目前经济学界基本认同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经济面临“消费不足”的困境。但是，这仅仅是个现象，对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不同，对现象解决方法也不同。有学者认为“消费不足”是因为政府和企业挤占了居民收入，因此开出的药方是要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分配中的比重;有学者认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要从生产关系中寻找，所以要变革目前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l 刘河北：
临近岁末，财政支出的“年底突击花钱”现象依旧突出，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14年前11个月，全国各级财政支出12.6万亿元，距离完成全年预算还差17.5%，以年初通过的15.3万亿元支出预算计算，今年最后一个月还需花掉2.7万亿元左右。这就引发了两方面思考，第一，我国财政收入是否过多了?如果过多了，能否减税?第二，如果不减税，那么大的一笔资金，能否更多的投向公共民生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民生领域，我国相继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虽然这一系列改革扩大了内需，但使得居民在未来面对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居民增加了储蓄，相应地减少了消费，这也使得在总需求里面，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比重，而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
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如何把消费需求的比重提上去，而让居民放心地去消费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减少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突出财政在二次分配的作用，同时体现财政的公共和民生性质。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未来应该减少财政中对于生产型领域的支出，同时积极压减行政支出，主要保障社保、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尽量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消费需求比重上升，从而促进经济的顺利转型。
l 张鋆：
赵老今天给我的座谈题目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我原本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但现在不打算用它。听了各位前辈学者的发言，我打算谈论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首先，我很推崇田老师在《回顾左翼内部口水战与分裂》一文中对学风问题的评价与判断，期望我们的讨论能遵循这一学风。当我们对一个问题形成认识时，倘若其内在逻辑不能推翻，前提假设不能拒绝，此时只有一种声音与之对立-------即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这种对立是最尖锐而又不可协调的。因此，统一的意识形态或价值标准是我们在科学上达成共识的重要前提。
我想以一个论题 “为什么坚持社会主义?”来引出我的观点，对这一命题的解释，一定摆脱不了价值判断，那我们价值判断的起点是什么?暂不谈国内的阶级对立，我打算从一个外围维度来谈论这一价值标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无产阶级都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且仅在世界历史范畴下才有意义。在座各位前辈学者是国际主义者吗?一个国家，或者国家的统治阶级，总不表现为一种国际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当两者具有相同路径时，民族主义也表现为国际主义。一旦二者在路径上相背离，即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那这种对立必然是趋从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
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就具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标准，也就具有了在科学上达成共识的前提。此时再论无产阶级立场，也就成为一种民族主义下的狭义的无产阶级立场，此时再论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也就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理想目标。新常态，在这一维度上考量，可以看作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路径上的背离，具体表现为国家实现资本净输出，在世界范围内朝着两极分化的财富积累一极偏移。在民族主义下的无产阶级立场，也亦表现为国内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实现解放向作为一个民族实现解放转移。
l 赵磊：
今天这个讨论我是认真听了，我本来想做笔记，但没来得及记，只能凭脑子里的印象了。这个座谈很精彩，也很有信息增量。我们过去重复的问题也有，但是新增加的问题也有。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关键词大致有这么几个：
老田讲，现在这个新常态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面临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经济剩余”怎么吸收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新常态。老田这个说法很本质。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对这样的语言表述，觉得是非常深刻的。
老朱说，他对“政左经右”看不懂。这个我印象很深，而且坦率地说，我也看不懂。胡老，任老，还有吉老，都从他们亲身经历的时代讲他们的感受。换句话说，我们的80后90后，即使受过主流经济学的教育，即使有着理论上的逻辑性，但是面对前辈亲身经历的这些实证材料的时候，你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而不是一句“过时了”就能否证了的。他经历过，而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们的这个经验，尽管有很多感情色彩在里面，有立场在里面，有意识形态在里面，但是他们讲的是亲身经历，不是脑子里的空想。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必须认真对待。不能一句“你说不算数”就OK了。
叶老师讲的那个“占中的问题”，要有阶级分析的自觉。我觉得很有意思，对我是由启发的。还有刘老，他对习大大面临的处境非常理解，站在他的视角观察，他的分析是诚恳的，也讲了他的道理。咱们在座的70后，讲到了左右分化问题，在大学里面，右派实际上也在分化，并不是说右派就一统天下了。包括在大学，虽然意识形态阵地早就丢了，但是能看到发生的变化。人不是教育出来的，是教训出来的。大学讲台讲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一些左派的东西，马克思在渗透和影响现实。
葛老师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听过好几次，他讲这个问题是很深刻的。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田峰提的三个问题。这个三个问题实际上恰恰是研究文革史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老田的回应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对我们大家认识这段历史是有好处的。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一些80后分析问题的语境，和我们在座的老同志包括我在内，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说明，我们之间肯定是存在着一些代沟，这个得承认。我觉得，80后分析问题的分析框架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给他们带来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他们的很多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分析问题当中，尽管有一些内在矛盾，但是他们也看到改革的问题包括医疗改革的问题。所以，尽管年轻人和老一辈有分歧，没有关系。这个在讨论当中必然会出现，也说明老田讲的，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基础上如何用新的语境，新的框架，新的分析方法，来整合，来让更多的学生理解正确的思想，这是多么的必要。80后提出很多东西也在寻求这个东西。
另外我回应张鋆提的问题，他说赵老师写《中间道路》怎么写着写着就没有下文了?我这样说：我还要写下去，但是要吊一下诸位的口味。加之年底俗事很多，我也要歇一会，接着后面还有下文的。
l 老田：
我现在也觉得，左翼提阶级分析的时候也不是理直气壮。如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很容易判断，政左经右，这个很右可能比美国还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总结我们的改革开放，两句话叫做，权抢钱，叫市场化;钱抢权，叫民主化。那么用这个东西来分析的话，现在习大大讲的一些东西，他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是钱抢权的问题。有人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否认共产党的全部历史的，否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是不能允许了。
在这个里面还有几件事，我觉得也值得提一下。毛泽东旗帜网之所以创立，就是因为党内有一批老同志还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他们办过《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当时的最高当局给关了。关了以后，他们还不想放弃，就办了一个《毛泽东旗帜网》，这个网站的总编叫孙永仁，以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他讲了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说当时的总书记搞了很多极右政策，包括提三个代表，非常明确用全民党思想来否定共产党的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主导地位，包括很多其他经济上的极右政策，包括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这种政策，即使美国的右派政党共和党也是绝对不能讲的。你怎么能够把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资本利益的来源呢?这个东西你还公然地讲，在美国即使你做了，你也是不能说的。我们国家的总理，这个朱镕基同志既做又说。这个就说明，左翼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已经不需要任何的忌讳了，公开地讲。
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在中国一创新以后，变成为资本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肯定不是马克思原来想要表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根据这种需要来重新解释的话，我相信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不仅吸引不了学生，我相信也吸引不了先生。因为先生只要稍微有点良心，在逻辑上稍微有一点点洁癖的话，这种马克思主义谁都不想讲。完全是造谣嘛，和马克思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情。这个里面还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是马宾他经常跟江写信，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后来有一次和江见上了一面，江就跟他说，马老，现在右边的力量很大啊!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家一批最顶尖的资本家，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成立一个叫阿拉善协会。这个协会就是内蒙有一个阿拉善沙漠，他们做善事，规定每一个人最多只能捐二十万块钱，承认一个资格，就是一人一票。目的就是学会大家协调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在社会上用一个声音发言。如果开党禁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政党。这个政党的一个基本主张，叫官学财媒四大同盟。第一任会长是乔晓光，第二任会长是万科的王石，第三任是韩家环，韩是台湾的富二代。这个非常有意思，马克思经常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没联合，首先联合起来的是统治阶级。资本家是没有国界的。第四任是冯仑，原来地主的一个儿子。他们现在在搞壹基金会，比阿拉善有什么发展的话，他们现在已经不站在一线了。一线是一些专家学者明星。这么一些人出面，有一个背景非常有意思，阿拉善协会第一任秘书长叫杨平，杨平在资本家开会的时候，他老是为党国说话，那些资本家后来很痛恨他。后来改了一个人叫杨鹏，杨鹏现在是壹基金会的理事长，实际上也是资本家聘请的办公室主任。这个人在学问上的主张是，资本家要和党国共处也可以，你不共处也可以。
刚才有朋友提到资本与官僚在博弈中间他们有没有共处的可能性，在这里能体现。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壹基金会在雅安地震中募集的善款不是最多的吗。在网上一查，捐款最多的，是我党控股的四大国有银行，捐款都是千万量级的。他不捐给红会，捐给了壹基金。我们说马云已经是华人首富了，他开的阿里巴巴网站，淘宝网和很多个商家必须接受一个条件，成交一笔给壹基金会一分钱或者两分钱这样的善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国家最有钱的、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在一次分配中最有发言权的，决定着中国未来走向的、有重大影响的，他不通过政协和人大来，实际上私人的联系也是很多的。可以看到他们这样一批希望的是什么。如果有兴趣可以关心一下企业家论坛，比如亚克力论坛。中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仍然认为还有大跃进的空间，仍然不满意。
最为搞笑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大地产商人表扬党中央说，这一次会议没有提房地产调控是一个大的进步。这个可以观察一下政府与资本的博弈过程。至少在朱镕基任上，他提出要在我们国家扶持中产阶级的政策，房地产高价，实际我个人觉得，是对中产阶级的定向人头税，劳动者基本上买不起房。这个对我党建立新的执政基础，在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划了一定界限以后，他希望把中产阶级扶植壮大，一个最有效的政策就是调控房地产。调控房地产大概从02年03年开始，调了十多年越调越高。结合这个历史背景，王健林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你终于实现了办不成的事情，你就不再说了，这是一个进步。第二个进步，就是你终于知道我们的力量了，没有这种力量，你就老是错误。正反两方面的意义都有。
所以，刚才大家说到，我觉得对个人抱有希望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权力、媒体、学者包括最有发言权的，这些最有力量的部分，确实在服务于一个结构，而且这个结构有物质的力量，物质的力量你如果没有解放军的话，肯定是对付不了的。他本来就渗透到现在一切权力、一切既有的力量中去了。而且他们的话语是有现实的过滤机制的，那么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习大大主要面对的是钱抢权的问题。他不见得能够反对这个结构，他试图延缓钱抢权的过程。如果从国际竞争的方面，我也给一个判断，相当于从汪精卫政府向蒋介石政府转化，现在共产党还到不了这一步。
王安石也还是这样。王安石受到皇帝那么大的支持，结果也还是两次罢相。他下台以后，从司马光开始到朱熹都骂他，朱熹为了骂他背弃统治阶级的利益，单独花了很多功夫，编了三朝名臣言行。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反对变法。在意识形态上判定变法完全没有合法性，在政治上把他灭了，在肉体上把他限制起来。这个案子典型就是统治阶级不妥协的意志。统治阶级的个别人可能会认为应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从整个体系来说，他是跟着结构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抱有幻想。我们就算假定习大大个人是想要做点事情的，但是面对官学财媒的结构，他也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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