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可以理解为一个与资本主义遭遇的过程，不是某种价值理念的体现或理论建构的资本主义，而是历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遭遇过程的意涵，既关乎中国本身的发展与不发展，也关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与抵制。因此，要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必须将这个过程放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之中来考察。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中又有其独特地位，前者的变革足以在系统意义上影响到后者的运作和演变方向，对中国与资本主义的遭遇过程的考察因此别具世界范围的意义。
写作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依据上述的认识和概念框架，简明地阐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变革的表现、动力、未来方向、以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意义。
世界范围后进发展中的当代中国
从世界范围后进发展的角度看，自1970年代末至今的三十多年期间也即所谓全球化年代，中国的优异表现是无可置疑的。这首先表现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无论在这个过程中有多么严重的本来应能避免的失误和问题，诸如收入分配不均、贪污腐败、人际关系紧张、自然环境破坏等等，总体而言，经济增长还是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最终反映在人均预期寿命、人口教育程度等指标的良好表现。
与此相对照，同一时期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的普遍表现，却是只能以惨淡甚至失落来形容。中国和东亚地区之外的绝大部分后进发展经济体，都经历了长期持续的经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从而，在此期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数甚至超过了整体发展中世界的总和，也就是说中国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加，这对于全球化的主流信条即新自由主义形成巨大的讽刺。当然，发展失落所反映的，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变动，也就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结束，进入全面的停滞以至衰退阶段，这将在下文阐述。
就中国本身而言，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展望未来能否持续?对此，相关文献所能给出的解答非常有限，皆因文献的主流见解偏于负面判断中国经验，大致上可以归纳为是建立在下面三个相互关联的论题上的：一，中国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廉价劳动力;二，这种经济增长路径导致收入分配愈趋不平均，以及消费增长滞后;三，经济增长因此必须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扩张，而由于投资扩张具有内在的制约，出口依赖成为结构特性。从这个认识得出结论。一是认为需求不足是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常态、是处于长期停滞的世界经济所难以克服的，从而，承载着出口依赖特性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径显然无法维持下去。另一是认为所谓「刘易斯拐点」已经降临中国，也即廉价劳动力渐趋消减，这同样意味着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以上既有文献这种认识，之所以说是具有范式意义，皆因它构成了各种对立意识形态的观点的共同分析基础，也就是说它们都认为这三个论题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现实。在评价层面，作为意识形态一端的新自由主义，曾经大力赞扬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宣称这就是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体现了所谓「自然的发展路径」，也就是体现了市场原则。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的另一端，国内外的几乎所有左翼学者都是一致的评价，认为中国这种经济增长路径是「有增长，没发展，甚至反发展」，也即增长是建立在对中国劳工的超剥削的基础上的，而这又进而损害了全球工人阶级的利益。
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归因于廉价劳动力，这首先就是不符事实。须知，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提升极为快速，全社会就业人员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在1978–2012年期间达8.33%，这是世界范围罕见的快速增长。再较为仔细地看，这个长达三十四年的时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阶段即1978-1992年期间，是消费带动、劳动密集的经济增长，廉价劳动力是事实（工资水平确实长期没有上涨），即使如此，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还是达到6.72%的高水平。至后半阶段即1993﹣2012年期间，投资带动、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成为主导，工资水平趋于持续上涨，而劳动生产率增长加速，年平均达到9.39%;其中，1993–2004年期间是年平均8.90%，2005–2012年期间更是再加速至10.13%。从这种趋势看实在无法得出经济增长不能持续的判断。
而有理由相信，尤其是在这后半阶段的生产率愈趋加速提升，其推动力主要是与工业化相关联的规模效益，以及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在整个三十四年时段中，工业增长显著快于整体经济增长，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更是远远高于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增长，而且前者透过技术进步效应外溢和产品相对价格变动推动了后者。就世界范围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集聚，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和产品进出口贸易经济体，这正是与规模效益和技术进步相关联的。
经济增长的需求来源方面，既有文献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路径承载着出口依赖特性，这个判断同样不符事实。须知中国经济其实具有二元结构，出口依赖的是加工贸易部门，其外贸顺差占了整体顺差的差不多全部，其增加值却只占到整体经济的几个百分点，可以说是个典型的「飞地」经济部门。至于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的增长，在1978-2012年期间是消费带动，在1993-2012年期间则主要是投资带动。而投资扩张是否具有内在制约，这是现实问题而非理论判断，国家主导的投资的增长取决于公共财政状况和政策导向，非国家投资取决于利润率和金融体制安排。现实上，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中，中国经济也呈现增长速度节节放缓的势头，这确实是因为国内投资增长不足所致;而投资不足应该是由于政策和体制导向，而非经济状况，因为公共财政状况一直相当良好，产业利润率也是处于上升趋势，这两者构成了恢复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
总括而言，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2005年以来作为主导的投资带动、资本深化经济增长路径，达致了生产率和劳动就业同样快速增长的结果，而且其实还促进了消费同样快速并且愈趋加速的增长，这应该说是十分理想的经济发展表现。与此同时，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根本改变，新自由主义日益受到抵制，劳动权益和劳动报酬得以持续大幅度提高，普及全国人口的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得以重建，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发展的良好趋势和前景。
「中国模式」的结构和体制
上文所描述的中国在全球化年代的独特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不是什么普遍化以至神秘化了的「自然的发展路径」的体现，而是特定的结构——体制条件的结果。
按照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流信条即新自由主义理论，「自然的发展路径」意味着，中国或其他所有的后进发展经济体，在每一发展阶段中都应该严格遵循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也就是说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应该完全由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来决定(所谓「无条件融入世界市场」)，而非试图透过本身的政策和体制来努力塑造有关地位(所谓「策略性融入世界市场」或甚至与世界市场脱钩)。从左翼传统的理论角度看，这两种融入方式的对立，却正是依附与自主发展的分野。
就中国的经验而言，三十多年来的实际经济发展进程显然是与市场原则保持着具有根本意义的距离，也就是并不符合新自由主义以及大部分左翼学者的论断。在1978-1992年期间，劳动密集的经济增长路径确实是向比较优势原则趋近，然而其基础是违背市场原则的经济主体，也即整个经济几乎全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另外这条路径在当时之得以实现还有赖于1980年之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产业体系，使得经济增长转向劳动密集产业时没有出现严重的结构失衡情况;再另外，在那段期间的经济增长几乎完全面向内需，即支撑了大规模生产的新兴耐用消费品产业勃兴的国内大规模消费需求，而在这么低收入的经济体中能够有如此规模的消费需求，这是相对于世界范围而言的中国特例，是以平均化的收入分配格局为基础的。
自1993年尤其是自上世纪末以来的资本深化经济增长路径无疑是更加与「自然的发展路径」无涉。无论怎么看，资本深化的速度远不是市场原则所能解释的，表现为国内产业升级和出口产品升级都是远远超过了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更是如此，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和资本含量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的出口，而且这种趋势愈来愈加强化，以至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出口产品与主要的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构成竞争。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是生产率提升远多于符合比较优势的廉价劳动力，而生产率提升源自规模效益和技术进步，这也不是市场原则所能解释的。
在政策和体制层面，资本深化增长路径的加速推进，本来是源自1998–2001年期间中国应对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的一系列政策，总括而言就是结束了之前数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转而实施「透过公共部门扩张推动经济增长，透过经济增长摆脱债务危机」策略。在2001年之后，这个策略从作为应对危机冲击的手段逐渐转变成常规政策，与重建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劳动权益和报酬等等政策措施，构成了抵制新自由主义、建设社会和谐的发展导向。而这个策略之能够得以实施，首先是因为公共财政的良好状况，使得公共部门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被冠以「国进民退」名目的趋势即国有企业快速发展和国家控制银行始终主导整体金融体系的状况，也是实施这个策略的有力保证。
更广泛而言，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包含了三个核心元素，即，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路径、从福利政策扩展到提高劳动保障和劳动报酬的分配格局、一个具有足够条件扩展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部门。这三个元素的配合意味着，中国大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类似1950-197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也即相关文献所概括的「大企业、大劳工、大政府」模式。其中，资本深化的增长路径与大企业相对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也与「国进民退」趋势对应，皆因大企业主要正是国有企业。而与大劳工对应的，一方面是劳动保障和报酬的改善趋势，包括集体谈判权的加强、劳动法律的实施、全社会劳动者的工会化程度回升，以及实际工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是生产技能积累作为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至于大政府，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大规模消费很可能有赖于国家提供社会福利，尤其是普及的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以及城镇住房保障和相应的公共设施服务，而作为后进工业化经济体，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亟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追赶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国家和整个公共部门应该能在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历史资本主义面对中国
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年代的生产率快速提升，其中应该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是从先进国家向中国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就其强调外部条件的首要作用而言，这个判断与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理论相一致，同时也符合左翼批判性文献的论调，即因为中国接收了过多份额的产业和技术转移，使得余下的广大不发达国家难以摆脱非工业化的困境。
2012年4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监察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工商联联合下发《企业民主管理规定》。《规定》要求，不论国有还是私有，所有企业都要实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推行厂务公开制度，要求公司制企业设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管理方必须将企业经营的重大事项(包括集体劳动合同)，提请职代会审议、通过、决定。官方宣布，《规定》对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作出原则性、制度性规定，为制定国家专门的企业民主管理法律法规奠定政策依据和实践基础。可以预见，《规定》在各地和全国范围内的实际内容，将会由阶级力量的对比所决定。例如在高度依赖外资劳动密集企业的广东省，落实《规定》的立法先后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厂商(特别是港资)反对而暂缓难产。
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特性看，这种产业和技术转移并不一定有利于世界发展，甚至不一定对接收产业和技术转移的经济体有利。关键是，先进国家输出产业和技术的原因是利润率下降，更根本是经济内部需求不足，而产业和技术输出势必导致在接收的经济体中建立起新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在舒缓当期的过度积累矛盾的同时，却导致同一矛盾在随后形成更大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后进国家以接收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方式融入世界市场，就势必面对矛盾爆发即世界经济急剧波动的冲击，势必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所谓全球失衡的形成，正是这种产业和技术转移的结果。而中国在全球失衡以及相应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所付出的代价，尤其是中美经济纽带所体现的中国对美国的双重补贴，即中国向美国同时提供廉价产品和廉价资金，也正是它以这种方式融入世界市场的结果。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从之前的「黄金时代」过渡到全球化年代，其核心特征是经济的金融化，也就是金融投机活动愈趋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大量的生产性企业参与其中，这其实是产业利润率趋于下降之下，资本愈来愈不愿意捆绑于产业的结果。经济金融化因此隐含着一个内在矛盾，即，投机活动愈趋挤占了生产性活动尤其是生产性投资，其结果是愈趋削弱创造利润的能力，同时导致愈趋恶化的宏观需求不足。
然而事实是经济金融化得到了持续，至少是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具有内在不可持续性的金融化却持续了二十多年。这里的关键是「剥夺性积累」概念，意即透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幅度降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主要是将原先游离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各种生产性资源以掠夺方式卷入体系之内，华盛顿共识第一代政策信条强调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第二代信条强调公共资产和资源私有化，第三代信条强调国际金融自由化，都是为此服务，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题。资本积累之能否持续，于是就取决于这两个进程的相对速度，即一方面是金融投机活动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是剥夺性积累活动的支持作用。然而金融化进程就一如所有的投机活动那样具有加速推进的倾向，要求变本加厉地推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危机本身不会扭转剥夺性积累进程，先进国家反而会更加强烈地推动这个进程。可以预见，即使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经济衰退持续，诸如「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化」之类论调很快又将恢复它们在国际舆论中的主导地位。
2007年第三季至2011年第三季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累计GDP增长率：中国累计增长超过四成，远远抛离徘徊在停滞边缘的美国和欧盟，和下降半成左右的日本。
然而没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国继续支持这个对世界发展的破坏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或者说，没有任何道理要求中国劳动者继续牺牲自己，去让华尔街投机者及其散布全球各地的代理人或小伙伴坐享暴富，去为投机活动对世界发展的破坏影响善后。没有道理，也就是说不仅是不公平不公正，同时也是不必要。从前文的论述可以判断，现实上中国存在着超越继续支持全球化的可行性，不会出现左翼批判性文献所认定的前景，即因为结构性依赖而必须为摆脱新自由主义的举措付出高昂的代价。
前景展望
上文所刻划的中国模式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合理性?
单就经济意义看，首先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后进发展经济体，中国其实时刻面对必须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压力。这个体系并非新自由主义信条所宣扬的利伯维尔场经济，而是以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会综合体为主导的金融化经济体系，其主导运作逻辑是投机性的金融活动而非生产性的投资活动，并由此引申出对体系外围的掠夺性积累。对中国来说，无制约地融入这个体系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危害，就像其他后进或外围经济体那样，既有可能在体系危机降临时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又有可能在被掠夺性积累完毕之后被体系抛弃，即使在体系的上升阶段也被限定在不平等交换和不平均发展的地位。
迄今为止，中国总体上还是能够抵挡这个体系的压力，抵制了与这种压力相联系的国内外既得利益势力的主导，并没有无制约地融入这个体系，反而在不平等交换的境况中仍是逐步发展，以至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工业生产能力向中国聚集的局面。这里的关键是，迄今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守住了两道最重要的防线。一是资本账户的跨境资金流动还是受到严格控制，这挡住了系统性的境内资本外逃和境外资本投机性流入。另一是银行部门与证券市场基本上还是分离的，使得金融体系免于系统性崩溃的危险，也使得国内资本最终还是得回到生产性投资领域，而这正是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必要基础。
2007年第二季至2014年第二季期间中国和美国的累计GDP增长率：中国78.4%，美国7.7%。
然而有什么社会-政治力量足以保证未来中国能够维持和扩展上述经济发展模式，能够继续抵制新自由主义化?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主要是社会-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向，这应该可为中国借鉴。上文刻划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在未来中国实现，取决于能否应对国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这包括要有足够的社会力量控制住公共部门，使得国家权力和政策导向免于新自由主义化、使得国有经济体系免于金融化和投机化，当然也要使得公共部门的决策阶层免于官僚特权化。由此，不仅是在经济意义上，而且是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以来自农村的劳动者的彻底融入工人队伍为表征的城镇化进程，以广泛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社会治理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对中国未来将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未来的中国模式，不仅是经济发展决策上的国家主导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而且是一种越来越具有社会民主、大众民主意涵的模式，这就不仅包含而且超越了黄金时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
如果这种模式得以在中国实现，这势必会在系统意义上影响到全球化和世界发展的前景。在过往二十多年中，前文所述的剥夺性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中国劳动队伍的大规模卷入世界市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估算，在1980-2005年期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总数翻了两番，其中新增加劳动者的过半数来自中国。中国的劳动者构成了全球劳动队伍的重要部分，因此，前者的组织化和收入份额的提高，势必大大强化后者在世界市场上面对资本的谈判地位，这意味着之前那种以剥夺性积累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将受到趋于强烈的抵抗，不容易持续下去。这将是有利于促进世界范围的追求更稳健、人道和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