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担任过副总裁、高级资产经理、金融分析师的华人黄树东写了一本《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的书(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新自由主义是怎样在美国兴起的。他在前言中阐明，“本书所表达的内容和观点，纯属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与所任职的机构无关，不代表所在机构的观点。”
为什么现在我国的大部分经济学家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推销者，成为蹩脚的“经济学鹦鹉”，而少数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阵地的经济学家却被边缘化?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也能在中国流行，并经过打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些改革的理论依据?为什么我们大学的人文社科教育内容几乎全部西化，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学内容却边缘化甚至被取消?看过此书后能找到一些根源，就是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和平演变，出现了大量“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也能看到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是怎样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领域是必须打进攻战的，现在到了该打扫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时候了。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不改旗易制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知己知彼，方能打胜仗;了解对手才能战胜对手。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赢这场意识形态领域之仗。下面将新自由主义是怎样在美国兴起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作为清算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影响的参考。
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背后是大国利益的影子。
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巿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60—70年代初期是美国面临严重战略挑战的时期，在那个时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面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病垢，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没有多少市场。不仅如此，进入60、70年代以后，美国问题重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不断壮大，越战泥坑越陷越深，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失业率不断上升。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的批评声音，一种强大的、广泛的批评声音。这种批评挑战美国体现的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的大量丧失。所以这种价值体系的挑战不仅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它同时也是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这种挑战的严重性，颇类似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面临的挑战，那种挑战的实质是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基础的挑战。苏联没有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其经济体制丧失了合理的基础。随着世界范围内对苏联体制的放弃，苏联霸权迅速崩溃;随着苏联国内对原有体制信心的丧失，苏联的整个经济体系迅速崩溃。
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对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历史危机感的洞察比后来的苏联要深刻得多，而且态度也要坚决得多(当然，也许是苏联精英们基于理想的丧失而选择了放弃和投降)。他们敏锐地看到，任何针对道义基础的挑战都是一种战略性挑战，一种存亡的挑战。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
一句话，他们要重建美国体制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使美国体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道义基础的体制，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
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间扭转公众的认识，回到自由市场时代显然不可能。要使新自由主义从少数人的信条转化为多数人的共识，从理论转变为实践，要扭转已经形成的历史惯性，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义者们协同作战，全面出击，长期努力。怎样才能把零星四散、单兵作战的新自由主义者组织起来?怎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领域里，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新自由主义的自觉联盟?怎样才能将各种新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一个简单的共同旗枳下?怎样找到这面简洁明快有强烈号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缺乏的。
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发生于偶然。
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刘易斯• F•鲍威尔(LewfeF. Powell)给他的朋友，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鲍威尔是美国著名律师，1964—1971年是某一大烟草公司及其他好几家的董事会成员，曾经为美国烟草行业的法律代理。
在备忘录提出的2个月以后，他被尼克松提名国会批准而任职于最高法院。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曾这样指出：“但共和党在1964年选举中失败后……他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他们的观念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转向了刘易斯•鲍威尔……1971年， 鲍威尔为美国商会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倡导一种全面的、协同的和长期的努力，在校园学术刊物和新闻媒体中传播(新自由主义)观念(New York Times ，2005)”。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
这些进攻来自何方呢?除了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外，他认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也就是说，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责美国媒体，认为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要么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要么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他指出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他指责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他认为这一批人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种来自于制度内全面的攻击。
他认为企业主管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而且要捍卫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他甚至提议企业至少要有一位执行副总裁级别的主管专职反击这种攻击。也就是说，企业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讲政治。
他认为单独的没有协同的企业努力是不够的。他提倡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企业界要联合起来，协同努力，长时间不懈努力。他提出“力量来自于组织结构，来自于仔细的长期规划和实施，来自于年复一年不间断的努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而获得的经济能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和全国性组织而获得的政治力量。”
他认为，大学校园是这种反对自由企业制度思潮的“最活跃的单个来源”。许多大学教授对美国自由企业体制不复同情，这些人对现行体制倾向于批判而不是评论。“他们具有人格力量和吸引力;是引人思考的教授，他们的争议吸引学生追随;他们是多产作家和讲授者;他们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在同事和学术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他认为，这种对美国企业制度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些人的影响在校园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平衡。他们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而这些不相信美国企业体制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媒体、政府、政治和教育界，乃至企业。言下之意，大学校园为美国企业体制培养了毁灭者。
他认为，为了解决这种校园根源，必须强力介入校园，采取“建设性行为”，以达到在学术界重建“公正，平衡”的目的。所谓“公正，平衡”就是要以强力介入的方式使自由企业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使那些批评的因素得到制约。为此他提议，大力推出一批相信现有体制的高质量的社会科学人士，包括那些具有全国声誉的学者;检查教科书以确保现行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制衡教师，清洗那些不利因素。
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监督和批评公众、媒体、学术刊物、报刊书籍、小手册、付费广告的建议，以及涉及政治、法庭、股东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如何影响公众，使之相信美国企业体制
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个人和社会对企业、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显然，这是一个捍卫体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战略。
这是一个美国精英集团要控制话语权，要通过话语权来制造舆论，来重塑公众思维取向的战略。
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10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人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
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是普世价值。
这份备忘录出现于1971年。从1971年开始，到1982年里根上台大幅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间花了 11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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