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斯沃茨生前照片
引言：游击队战士与数字化巫师
2013年1月，年仅26岁的程序员，网络积极行动主义的倡导者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面对美国联邦检察官多达11项的重罪指控和可能长达35年的监禁，在纽约的寓所中自杀身亡。两年前，这位年轻而富有理想的网络专家，带着信息共享和开放存取的理念，从商业数据库JSTOR非法下载了大量学术期刊文章，随即被警察拘捕和起诉。然而，斯沃茨的行动绝不是一起有关盗版的简单案件，他的行为并非出于私利，也没有因为公开发放盗取的文章而给商业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斯沃茨的“犯罪举动”和随后的自杀身亡更像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他在2008年写下的“开放存取游击队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宣言的主旨是号召每一个网民行动起来，阻止商人和政客把网络私有化，让知识和信息被社会公众所共享：
“大公司利欲熏心……它们收买政治家支持它们，通过法案让它们拥有专属的权力决定谁可以复制信息……我们要夺回信息，无论它们被存在何处，制作我们的副本并和全世界分享。我们要获得版权到期的东西并将它们归档，我们要买下秘密的资料库并将它们放到网上。我们要下载科学期刊并将它们上传到文件分享网络。我们要为游击队开放访问而战。”
对于国内的新媒体研究者和传播学专业学生来说，阿伦·斯沃茨的故事和他关于“著佐权(Copyleft)”和“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的理念可能都相当陌生。然而，如果我们要提起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提起凯文·凯利的“失控”，提起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些摇滚歌星一般的学术名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数字化崇拜”的浪潮，他们的“名著”一版再版，纷纷成为时髦的畅销书，即使在本该严肃辩证思考社会问题的高校学者和研究生中也被奉为经典。
同样是希冀凭借互联网和数字化达成人类的大同，斯沃茨只能面对国家机器的惩罚，走向终结生命的人生悲剧，而那些畅想“赛博空间”美好新时代的未来学家们却广受追捧，他们虽然总以挑战旧制度、旧时代和旧思维的“草根”革命家面目出现，然而却与世界各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一拍即合、频繁互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截然相反的境遇呢?
通过斯沃茨撰写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出，他眼中的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的“赛博空间”。在斯沃茨看来，信息和知识在全社会的分享和自由流通，依靠的不是信息技术本身，而是打破信息私有权藩篱的社会运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宣言和行动常常被学者称作“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可以说，斯沃茨的观念并不是数字化时代的新产物，而是现代社会人类为争取分配正义而挑战强权的传统延续。虽然战斗的场所从原野丛林变成了信息网络，但斯沃茨还可称得上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游击队战士。然而，那些描绘未来信息社会生存美景的数字化巫师们则截然不同，他们有关“赛博空间”的讨论，更像是奥古斯都笔下超越尘世的“上帝之城”，似乎信息传播技术凭借其本身的特性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民主平等、互联互通的美好新世界。本文将这些数字化巫师有关网络世界政治图景的畅想称作“赛博迷思”(Cybermyth)，同时，通过考察“赛博迷思”与全球化时代统治阶级和统治策略的关系，我将一种与互联网技术密切相关的政治方案命名为“点新自由主义”(Dot-Neoliberalism)。本文将考察这些观念的历史，并解析它的政治内核与政治影响。
一、 反主流文化与“赛博迷思”的兴起
“赛博迷思”的基础，是其构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社会政治系统，即“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汇衍生于诺伯特·维纳(N. Wiener)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维纳是一名常年为美国军方服务的科学家，他从事的主要科研项目是设法让导弹顺利地跟踪和击落敌机。在这些研究过程中萌生的思想形成了两部重要著作：《控制论》和《人有人的用处》。它们奠定了维纳日后在“赛博迷思”建构者中的精神导师地位。
在维纳的理论中，控制论系统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完成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无需外部规划和干预的自发秩序。在维纳看来，这样的原理不仅存在于防空导弹系统中，而应该构成一种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如果将人类社会、生物体和自动化机器都看作一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们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一旦达成了自我调节，人类社会也一样会出现自动化系统般的和谐、平等和民主的秩序，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美国青年学生在反主流运动中紧紧抓住了“控制论”的核心理念，希望凭借创新性的个人化技术和排除了工业化、技术官僚化的点对点社区交往构造一个新的社会系统。这些观念与近三十年来有关互联网政治的主流判断有着明显的近似性，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数字化预言家也都产生于这个反叛青年群体。由此可见，“赛博迷思”的思想基础早在计算机网络普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社会发展史的产物，而不是新媒体技术的产物。因此，回到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关于“赛博空间”的一整套政治方案和路线图。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在二战和冷战的交互历程中，体验着三种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三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反主流学生运动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两种差异显著的力量：一是常常以“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为精神领袖的“新左翼”运动。他们希望凭借批评理论和社会运动这两种武器对现实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现实干预意识;二是试图摆脱现实社会束缚，通过超验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迷幻药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归田、试图构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义者。当同龄人在创办政党和进行反越战游行时，这些嬉皮士们则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来源。在这一群体中产生了日后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观念。
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R. B. Fuller)及马歇尔·麦克卢汉(M. McLuhan)的著作。这三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将人类生活世界与通过媒介技术构造的信息通讯系统进行类比，试图借用科技发展构造一个互联互通、自由平等的地球村。参与公社运动的年轻人希望利用这些读物中提供的愿景，构造一个类似于开放信息系统一样的新型传播网络，并将这种开放网络的交往状态看作是自然的和普世的。
不久，原本分散的公社运动就有了自己传播网络的核心与领袖。通过几名最为活跃的记者和创业家搭建的交流平台，各种反主流艺术家、作家、技术群体和波西米亚群体之间形成了频繁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在这些人际关系的桥梁中，反主流文化群体与计算机科学家之间的融合对未来“赛博空间”的建构产生了基础性的意义。当集纳了信息技术发烧友和大量研发人员的“增益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帕罗奥图研究中心”(Xerox PARC)、“人民计算机公司”( 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一资源”(Resource One)等科学家群体被日益壮大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所吸引时，受公司和政府资助的计算机技术研究便顺理成章地与一种互联互通的“赛博空间”政治构想结合在一起了。正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概括的那样，“互联网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的创造和发展，是军事策略、大型科学组织、科技企业，以及反传统文化的创新所衍生的独特混合体”。计算机网络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是一种通讯技术方式，而被附着了特别的文化政治内涵。它不仅被当作改造社会的神奇工具，还催生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社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已经渐渐解体。那种在社会系统之外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社群的理想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然而，由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公社运动者们却从高山和树丛中走向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重新找到了自己新的栖息地，让控制论理想和新公社之梦再度复兴。
随着“使用者网络”(Usenet)、“惠多网”(Fidonet)和WELL(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等电子交谈系统、公告牌系统和其他网络通讯工具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发烧友、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新闻记者群体在数字社交平台上深度融合，并不断展示一种先进的和充满诱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虚拟社区”、“赛博空间”等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主流阐释逐渐形成了。“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创新”、“无国界”和“世界大同”，这些有关互联网的“赛博迷思”开始成为说明一个新时代和预言未来社会状态的主流政治语汇。它们不再只是那些逃离大都市的嬉皮士们热衷的概念，而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精英、跨国企业领袖们念兹在兹的时髦辞藻。原本那些迷恋于新公社运动、迷幻药、控制论和麦克卢汉著作的“垮掉一代”中则产生了一大批穿着考究、腰缠万贯、引领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息产业大亨和数字化预言家。他们带着嬉皮士反主流运动的乌托邦遗产，似乎没有一点不适应地就进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精英把持的主流社会，并成为其中光鲜亮丽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的追捧。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二、“新自由主义”的官方祭祀
要理解“赛博迷思”如何能从反主流文化变为一套如此主流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方案，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变革逻辑中来寻找答案。这段时间，不仅见证了计算机技术逐渐成熟并开始成为个人联网工具的技术发展史，更见证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如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转型或者“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政治经济改造工程”与一场以数字通讯技术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新经济”热潮几乎同时来临。这两场相互关联的“革命运动”要想说明自身的合法性，就需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而数字互联网技术的本质特性及其对未来的政治许诺正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一项核心命题。
实际上，从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低成本的德国和日本生产者加入到全球制造业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造业大国就进入了生产过剩导致的利润率长期下降，经济增长逐渐衰退的过程中。为了挽救资本力量，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欧美的权力精英们开始了一场席卷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社会改造工程。具体来说，这项改造工程凭借对资本解除管制、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中退出、公共部门私有化、挫败工会等劳工群体的抵抗力量，以及利用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研究、政府决策咨询和大众媒体宣传塑造一种有利于以上经济调整的自由市场理念得以完成。
这种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在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内，将市场交易的频率和达成率最大化，尽可能解除政府对资本的限制性措施和干预政策，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充分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并借此带来社会自由度的提升和福祉的增加。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新自由主义所构筑的市场乌托邦，会发现它与试图构建数字乌托邦的“赛博迷思”在理念构想上有着众多吻合之处，例如，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的控制论逻辑、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原理、不设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确实极大地调用了“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并将其包装成一套诱人的新技术奇观。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新媒体技术政治意义的正面塑造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也因此，本文将其冠以“点新自由主义”之名。
这样的结论当然不能只从观念体系的相似性中得出。关于“赛博迷思”与“新自由主义”高度契合的另一个重要证明是原本在政治坐标上距离最为遥远，彼此蔑视的保守派精英和新公社主义者，如今竟然围绕互联网政治和新经济议题成为彼此捧场的亲密战友。
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集中体现在两个推广新经济和“赛博迷思”的重要社交/媒体平台当中。一个是为跨国企业家和政客提供咨询服务的“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另一个则是在1990年代聚焦数字化和新经济变革，蜚声国际知识界的期刊《连线》杂志(Wired)。
《连线》杂志封面
20世纪80年代末，在原公社运动领袖的促成下，“全球商业网络”成立并开始频繁活动。这个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壳牌公司、沃尔沃、AT&T、施乐、IBM、南方贝尔等跨国企业的高管，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顶尖智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官员，以及一群热心“赛博迷思”的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新媒体工程技术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地把资本精英、政治精英和倡导新经济的知识精英结合在一起的人际网络。这个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向企业家和政客提供网络新经济的理念，帮助他们开拓和适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变革。
在“全球商业网络”的运作中，“赛博迷思”的制造者们以理论导师的面目出现，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没有丝毫迟疑地将反对等级制的乌托邦思想转换成了促进弹性契约、扁平化管理和生产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反主流文化有关网络传播的各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达成了高度契合，此时，这群迅速主流化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本对工业、军事和保守派力量的反感态度。
另一个集纳了以上各个群体的有代表性的人际平台是大胆预言数字化生存的《连线》杂志。这个著名期刊中最重要的几位编辑：尼葛洛庞帝(N. Negroponte)、路易斯·罗塞托(L. Rossetto)、凯文·凯利(K .Kelly)、艾斯特·戴森(Esther Dyson)等人将数字乌托邦的构想与解除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和促进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连线》影响最大的那个年代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乔治·吉尔德(G. Gilder)、纽特·金里奇(N. Gingrich)等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学者、政客和走在后福特主义经济发展前沿的跨国企业高管、工程师描绘成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锋和未来社会的先驱。
尼葛洛庞帝在一篇写给共和党领袖金里奇的信中这样说道：“当我们从一个原子世界转向比特世界之时，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领袖对历史做出解释……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两党的通力合作，来帮助(也可以理解为迫使)其他国家放松对他们的电信产业的管制并使之私有化。当你走遍世界去传播信息时代的福音时，人们会洗耳聆听”。这种卑躬而恳切的言辞很好地体现了数字化巫师与新自由主义领袖之间相互期盼的密切关系。实际上以《连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九十年代一直借用数字乌托邦的理念和反叛文化的论调，充当着新自由主义官方祭祀的角色，是权力精英推动新经济改革的重要“喉舌”。当然，投资这份杂志和诸如MIT媒体实验室等相关组织的机构，主要也都是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其中包括众多在国际电信业呼风唤雨，而又急待政府解除管制门槛的企业。除了电信企业，为“赛博迷思”制造提供有力财务支持的还包括跨国的生物化学企业。正像菲德尔(B.J. Feder)所发现的,孟山都、杜邦、国际纸业、宝洁、联合利华等重要公司都为制造迷思的培训和宣传工作提供了持续支援。
如今，当我们面对欧美劳工组织被不断挫败、世界范围内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全面瓦解、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农民破产、主要发达国家贫富分化愈发严重、世界范围内陷入金融危机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遗症时，很难说这其中没有鼓吹弹性新经济的“数字化巫师”们的“功劳”。
如果回顾整个“赛博迷思”的建构历程，我们会发现它的命运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历程基本相同，即都经历了一个先是自发出现，而后又被主流征用和驯化的过程。正像曼纽尔·卡斯特所说：于1970年代群集于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群集于加州的信息技术革命，受到复杂的文化、制度、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能被说成是资本权力为应对经济危机而促成的结果。然而，到了1980年代，也就是“里根/撒切尔革命”真正开始的年代，资本主义则有效地开掘和利用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和相关政治理念，并引导和决定了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同样的命运，从反主流青年们被有效地包装成新自由主义大祭司的过程中展现无遗。本文在这里想要补充的仅仅是，有关“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之所以能够被推崇成为主流，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本身就已经蕴含了符合新自由主义诡辩术的各种思想基因。
三、网络新经济与数字乌托邦
曾经的反主流文化斗士凭什么被社会的政治经济精英所接纳和推崇?这些网络新经济的代言人如何继续调用“反主流”的话语配合保守派政客推进改革?要回答这些具体问题，我们就要发掘这个群体将自由市场奇迹和未来信息技术奇观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概括来说，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上构造一个通过传播科技达成的全球大同盛世;二是微观上构造一个分布式、分散化、充满弹性的高效率“柔性工厂”;三是将数字化的未来塑造成一项巨大的“信用”来支撑信息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首先，在全球市场层面，20世纪最后的25年时间里，解除管制和自由化经济政策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席卷了各个国家，无论这些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何种阶段，也无论这些国家的社会大众是否会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受损者，进入一个统一规则的跨国市场体系似乎成为唯一的发展路径。为了加强这一过程的合法性，从数字乌托邦的角度把“平的世界”叙述成一个必然趋势，把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架构叙述成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径，就成了很多理论家的历史使命。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算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 L. Friedman)了。在他所总结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因素”中，个人电脑的风行、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发明、互联网通讯标准的建立、网络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数字搜索引擎的出现等等这些网络科技因素与柏林墙的倒塌、离岸经营和销售网络的创立、全球物流供应链的打造等政治经济因素成功地汇聚在一起，许诺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统一市场图景。在其中，数字通讯技术既是全球网络的基础，也是继续迈向开放大同世界的依托。而正像这位作家在他的文章中所建议的那样，一旦有异质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权存在于全球开放网络之外时，发动战争摧毁这些异类看上去是一个十分合理的选择。
实际上，弗里德曼关于信息革命和全球自由市场的召唤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它早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初期就已经上演了。上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 Toffler)和他预言信息革命的著作《第三次浪潮》就成功地在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得到普及。在当时的中国，托夫勒的名字甚至频繁出现在北京街头书摊小贩的吆喝声中，而这位四处推广信息技术革命的未来学家还曾经走进中南海，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自接见，从而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由此可见，除了债务危机、贸易制裁、制度改造，甚至发动战争这样的“硬手段”，勾画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和网络信息时代的美好未来已经成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重要“软力量”。
托马斯·弗里德曼与其作品《世界是平的》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变革工程涉及的不仅是全球市场体系的搭建，还有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企业组织变革。这些变革的总体逻辑是借助信息科技提供的便捷，增加生产、管理和营销方面的弹性。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劳动契约的短期化、企业管理层级的扁平化、工作任务的分散化和外包化等手段，将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尽量多地从资本一方转移到劳动力一方。对于占现代社会大多数的雇员群体来说，任务导向的工作、低稳定性的契约、灵活的劳动时间和地点、低福利保障的生存状态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生活常态。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结果的实现并不是信息科技和生产方式自发调整的结果，它的前提是“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国家和资本力量对劳工群体抵抗的持续打压，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最终，二战后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会”的稳定三角关系被强力破坏，后福特式的网络化新经济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种生产关系和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数字化巫师们的鼓吹起到了鸣锣开道的重要作用。他们相关阐述的狡猾之处在于把越来越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关系叙述成充满创新潜力和个人成功机遇，没有等级制和威权管理的网络化自由经济。凯文·凯利的名著《失控》极有代表性。在这本书中，凯利把新公社主义者的乡村伊甸园之梦变成了对信息科技、后福特主义生产实践的赞美。凯利详细阐述了“新兴网络经济”应该具有的特征，所谓分布式、分散化、灵活制造、协同进化的观点与后福特主义劳动关系改造的题中之义是完全吻合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网络经济不仅有收益递增的经济理性，还被赋予了个人实现和民主参与的积极政治内涵。
《失控》凯文·凯利
几乎是同样的逻辑，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创意产业”研究，也同样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劳动分工和“去中心化”的、生机勃勃的新型产业形态连结在一起。在这些创意产业研究专家的叙述中，未来理想的知识生产是资本力量构筑一个创意和交易的数字互联网平台，个人化的信息生产者成为这个平台上的主角，他们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才能，相互协同，创造出传统生产方式无法企及的各种信息产品。在他们看来，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创意产业实现了在商业世界里将文化生产带回原始的、个人化的、分散化的创意艺术的转变。近年来，又有美国的明星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 Florida)，沿着“创意产业”的思路，带着“反主流文化”的思想遗产，构造了一个“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概念。他将那些没有固定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的知识劳工形容成新经济时代放荡不羁、标新立异、充满才智和创造力的游吟诗人，认为他们是网络化经济时代的新财富创造者和新生活引领者。
有关“创意产业”和“创意阶层”的论述至少有两点让我吃惊不已：一是这些学人居然完全忽视消费社会已经形成的对文化产品进行筛选的市场逻辑，如此轻易地将“自由”、“民主”、“多样化”的帽子扣在眼球和利润主导的文化生产链条上。二是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经济危机，年轻人就业困难，中产阶级大量失业，职业阶层面临巨大经济压力和社会心理压力，甚至频繁出现街头政治的背景下，这样的奇谈怪论竟然还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不断推崇的“新知”。例如，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一经出版立刻吸引了《连线》、《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各国政客、知识界的追捧，被当作预言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扛鼎之作。而互联网金融泡沫破裂后在美国已经失宠的未来学家们，如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广受追捧的文化偶像。
最后，数字化巫师们构造的网络新世界，不仅为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调整铺平了道路，还为已经松绑的资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投机创造了舆论环境。20世纪的最后几年，见证了一个互联网投资的狂潮，人们不断地把赌注压在与数字网络业务相关的公司上。1999年，几位研究生发表了一篇题为《.com的增值效益》的研究报告，发现无论公司的业务是否改变，也无论其业务是否与互联网业务相关，只要是改变了名称使之包含“.com”、“.net”或者“Internet”字样，其股价市值都将有大幅提升。这是一段疯狂的时期，而投资者的疯狂离不开“赛博迷思”建构者的鼓噪，他们除了许诺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信息社会之外，还对互联网经济进行直接追捧。《连线》杂志的编辑就曾经预言，由于网络化新经济的发展，2020年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将超过15万美元，道琼斯指数将会在5万点到10万点之间。然而，从千禧年开始，推动网络产业繁荣的股票市场突然暴跌，绝大多数网络公司一夜之间不复存在。我们由此见证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这也预示了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无解危机。这种经济运行逻辑只能寻找一个又一个新的“迷思”，制造新的泡沫，才能维持运转，无论这些新的投机领地是生物科技、新能源还是房地产开发。在这个意义上，“赛博迷思”实际上为1970年代开始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和金融的放开管制寻找了第一个有力支柱，为跨国精英推动的全球经济转轨立下了汗马功劳。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上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每一次鼓噪新技术的过程，也是资本在这个新兴领域投机套利的过程。知识分子给传播技术赋予的神奇魔力和美好未来，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起着不断为资本开疆拓土的功能。正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未来”是被资本许诺永远不会最终交割的巨大信用。资本不断裹挟人们的获利期待在每一代新技术上下注，鼓噪每一代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革命性变化。在传播领域，从铁路、航运、海底电缆、无线电报、电话再到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技术不仅本身成为资本投机的噱头，而且承担着支撑“未来”的重要使命。
四、“赛博迷思”的政治学
以上的分析，多集中在“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如何直接地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的方面。然而，本文的阐释并非暗示这些知识分子在违心地迎合精英群体的意志，以求成为资本力量的附庸，更不是要告诉读者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与权力精英一起策划了一场经济转轨的阴谋。正像前文所提及的，“赛博迷思”参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改造，并不是简单地被胁迫的结果。这套对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政治预言早在新自由主义转轨之前的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中就已经存在了。他们之所以在20世纪晚期受到推崇，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意识形态的逻辑符合了经济转型的需要。
概括来说，“赛博迷思”的意识形态刚好可以在自然、必然、应然三个重要方面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提供有力支持。所谓自然，是将经济权力调整的人为工程讲述成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所谓必然，是指除了网络新经济和弹性生产的改造之外，不存在另类的经济发展途径;所谓应然，是指“赛博空间”具有前文所说的“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等众多政治正确性，因此应该成为各个社会必须加入的普世共同体。受篇幅限制，我虽然不能完整地展开对这套理念的论述，但是有必要对“赛博迷思”中最重要的几个特点进行概括，以展现它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独特价值：
(一)“生物隐喻”：将新媒体技术、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生物世界进行类比，暗示信息化技术和网络传播可以缝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沟壑，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这种颇具原始宗教般神秘性的观念在“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占有一个核心地位。作为一名虔诚基督徒的凯文·凯利在他的名著《失控》中最清晰地概括了这种观念：“造化所生的自然王国和人类建造的人造国度正在融为一体。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技术人员可以归纳和总结出生命体和机器之间的逻辑规律，并一一应用于建造极度复杂的系统;他们正在如魔法师一般召唤出制造物和生命体并存的新奇装置”。在随后的文章中，凯利干脆声称“上帝是机器”，“世界不仅像一台电脑，它就是一台电脑”。当然，这些论述的目的不简单地指向机器与生物的近似性，《失控》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在阐述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和交往形态如何因为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出现而走向与自然的融合。
前文已经介绍，将机械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相互等同的观点在几十年前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和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思想中就已经有了种子。对于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说，这种“生物隐喻”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创造了一种脱离真实社会的复杂和苦难，充满科幻魅力的乌托邦世界。它暗示走向网络新经济，就意味着重归自然;二是它可以将一个人为的权力攫取过程美化成一个自然进化过程，把充满辛酸血泪的自由化经济改造描绘成在一个文明和谐的“平的世界”中实现“同一个梦想”的过程。
不出所料，“生物隐喻”的观念刚一登台就立刻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效仿，在《生物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一书中，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 Rothschild)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事务的必然天性。对一个自然现象评头品足无异于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另一本名著《自私的基因》中，理查德·道金斯(R. Dawkins)利用各种生物现象来佐证“欲望加利润”的资产阶级文化是一种求生和竞争的自然状态使然。“生物隐喻”对于新自由主义观念塑造的启发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历史终结”：这是一个冷战结束之后知识分子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柏林墙刚刚被拆除，弗朗西斯·福山(F. Fukuyama)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和战后特殊历史时期的消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最终的政治组织方式自此得以普世化”。这样的论调与资本全球市场开拓的最终目标暗暗吻合，那就是要构建一个没有政治边界的、权力结构永远固定的“帝国”。在文化上，这催生了两项紧迫的事业：一是将“帝国”状态叙述成历史进化到达终点的“必然王国”;二是许诺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相互决裂的“光明盛世”。
数字乌托邦所能够提供的技术奇观和大同愿景自然成为论证“历史终结”的最佳途径。这其中最重要的阐述是利用“比特”代替“原子”的想象表明一个社会形态的必然趋势，以及数字新时代与既往历史的根本决裂。正像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讲的：“从原子到比特的变化是不可避免也不会被终止的”,“就像一种自然趋势一样，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无法被拒绝和阻断。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谐性和向社会赋权这四个强大的特质一定会让它取得最终的胜利”。与尼葛洛庞帝一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赛博迷思”阐释者几乎都带有一种宗教般的末世论情节。这些说辞“展示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和无比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新历史(或者是一种非历史)，并借由传播和信息的新技术发起了一场进入赛博空间(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间)的无冲突的冒险历程”。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数字末世情节不仅在时间上将新自由主义方案塑造成一个历史发展的终点，而且在空间上宣称数字技术将导致“地理终结”和“距离之死”。从数字技术的本质特点来看，这样的推论很容易理解，“地球村”的比喻也早已为人熟知。然而讽刺的是，当分散在暗黑星球上的全球都市亮点和那些游走在信息网络上的跨国精英、中产阶级知识劳工体验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消亡时，也正是数字鸿沟、文化认同鸿沟、阶级鸿沟和“发达/欠发达”的地理鸿沟越发显著的时代。在这里，“赛博迷思”的抽象性和空想性刚好可以让人们尽可能地将全球化的丑陋一面忽视掉，使一个充斥着权力支配和不平等的“帝国”看上去像是“同一个世界”。
(三)“法外之地”：“赛博迷思”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构造物就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存在于虚拟数字世界中的“赛博空间”。这个词汇来源于威廉·吉布森(W. Gibson)1984年的数字科幻小说。但是它的思想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当时新公社主义者的文化偶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经提出了一个“法外之地”(Outlaw Area)的概念，用以概括一种超越于尘世之外，摆脱了日常生活规则束缚，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新政治领地。这种想法被反主流的嬉皮士们发挥成了一个充满超验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例如，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这本名著中，罗扎克(T. Roszak)提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宣告一个新天堂和新地球的诞生，在新天地中依靠年轻人的力量对抗工业时代的技术官僚体系。如此一来，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那就是社员群体与外部社会的二元对立，用今天的时髦政治语汇来说，就是市民社会与威权力量的二元对立。
在数字化时代，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虚拟社会似乎把这些乌托邦设想变成了现实，这让“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围绕着互联网的技术本质特征展开了一系列有关网络社会和公民政治的联想。这些联想的核心逻辑是将“赛博空间”视为一个平行于真实社会空间，代表着民主希望的新政治领地，它必将由内而外地塑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
“赛博空间”对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项重要功能在于它将再分配问题系统性地排除在政治运动的视野之外。审视“赛博迷思”建构者们的著述，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多数内容都是抽象的传播科技特性和未来网络经济景观，在欢愉而简洁的乌托邦叙述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产业状况、所有权问题、网民社会经济背景等真实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数字化巫师们不仅不反对信息的私有化和垄断这些直接危害网络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传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积极推动者。
其实，空想乌托邦的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的公社运动中就已经十分明显。特纳曾经指出，当时的新公社主义者与新左翼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对越南战争、妇女解放、种族平权、贫困现象等真实社会问题系统性地忽视。可以理解，当这一群体已经找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新媒体技术这把金钥匙，也就不必费力关注其他的革命路径了。更何况，冷战宣传早已经将社会主义要求分配正义的方案描绘成了走向集权的道路。问题是，这种只要与开放的“网络/市场”接驳，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可以平等参与的幻象正是新自由主义拓展领地时必备的宣传理念。它把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十分复杂的平等和正义问题替换成了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机会平等的假象，让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小资文化彻底占据大众传播的主流，将那些质问传播权力本身分配不公的声音排除在外。
(四)“威权民粹主义”：我在此将“赛博空间”的另一项新自由主义政治功能放在最后单独论述，是因为它对今日之政治舆论现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斯图亚特·霍尔(S. Hall)在分析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改革的舆论策略时使用了“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这个词汇。杰索普(B. Jessop)、博耐特(K. Bonnett)等人后来也对这个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他们发现撒切尔的政策虽然明显是从工人阶级群体中攫取权力，损害工人的利益，但她却总是策略性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说话，和他们一起抱怨官僚主义、鼓动草根的造反活动，并许诺一种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在这种被霍尔称作霸权性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威权力量被塑造成亲民的和有代表性的，权力精英的利益被塑造成公众的普遍利益，从而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营造了最为有利的舆论氛围。
这种思路对于我们理解“赛博空间”的现实政治意义有着重要的启发。在“赛博迷思”的政治神话里，内部无差异的“网民群体”一方面构筑了一个平等理性交往的“网上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不断与外部等级制社会的强权压制作斗争。他们往往被塑造成网络监控和审查制度下受到迫害的悲情英雄，承担着击溃外部强权，实现人类社会民主大业，最终打造一个让历史终结的“平坦世界”的使命。这套“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说辞反复调用“网民”、“草根”、“民意”这样的词汇，实际上掩盖了网民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和传播资源占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将网络舆论本身可能出现的集权和非理性因素排除在考量之外。在这一点上，它与法西斯主义对“民意”的煽动和调用非常相似。特别有意味的是，“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还尤其注重召唤年轻的一代，苦心孤诣地将变革希望寄托在这些“新人”身上。例如，尼葛洛庞帝曾说：“当政客们甩不掉历史包袱的时候，新的一代人从数字化景观中脱颖而出，他们不带陈旧的偏见，摆脱了地理的局限……让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人们进入更伟大的世界和谐的一股自然力量”。
之所以说以上这些观念构造具有“威权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因为塑造“网民群体”民主代表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帝国”在全球化的地方领地中寻找生机勃勃的代理人的过程。在那些资本并未完全掌权的国家中，当网民被等同于公民，甚至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对抗“帝国”中这些“另类政治体”的关键力量。
正因为如此，一种亲近年轻网民和政治异见分子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变得尤其显著。而承担“雕刻师”角色的往往是著名学者和都市媒体。例如，有分析中国互联网民主力量的学者指出：“在当今中国，平凡的网民等于无畏的、有见识的、激情的以及不容易受骗的人”，他们最终将发起“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等“草根民主实践”达到改造中国政治的目的。在中国都市知识阶层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南方都市报》在其“年度综述”中称：“网络公民的崛起，是无数次智力较量的结果……网民的每一次闹腾、愤怒、哂笑，都在为自己的生活作辩解”，总之，“谁都别想蒙网民”。在知识分子看来，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中，“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此时，对互联网民主潜力仅有的限制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网络监控、互联网的低普及率和中国社会较低的公民文化素质。这些叙述常常让我不禁想起哈维尔(V. Havel)关于地下政治团体的鼓噪和一整套颜色革命的文化动员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基本继承了文化冷战的方式，只不过是在新的时代找到了新媒体技术这种更高效的工具。
当然，在这场政治动员和主体塑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真正的权力精英也常常亲自出场。他们的言行切实让人体会到“威权民粹主义”这个词汇表面上的矛盾特质。因为，你很难相信亲切接见各国网络政治异见分子，推崇网民挑战强权精神的民主旗手，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追逼斯诺登、阿桑奇和斯沃茨的猎手;你同样无法相信，走遍世界各地宣传网络带来民主与开放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搭建了恐怖的全球网络监控系统的幕后黑手;你可能还无法相信，那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预言数字化生存的导师，同时也是放开资本束缚，让商业大亨垄断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本身的政策推动者。在前南斯拉夫、在委内瑞拉、在古巴、在伊朗、在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注资颠覆政权的社会运动，甚至直接投放社交媒体养成异见团体，这些事件早已是被媒体不断报道的公开秘密了。“赛博迷思”的魅影不断逡巡在这些真实世界里不断上演的故事中，将数字乌托邦的愿景廉价地倾销到全球化的边缘地带。
最后，我们可能禁不住回想起本文开头关于“游击队战士”和“数字化巫师”的比喻。在一个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也许民主的真正希望就寄托在阿伦·斯沃茨们的思想和行动上，只有从空洞的新媒体技术特性和“网民/公民”的教条中返回真实社会，正视那些限制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问题，找到民主真正的敌人，并用游击战的方式夺回民主的阵地，我们才能做自己的主人。为此，我们需要斯沃茨这样的战士，我们也需要“点共产主义”这样的“反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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