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学主流理论。该理论强调发挥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干预，并转化为一整套政策措施，在国内支持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主张私有化，在国际上推动自由贸易。
30多年过去了，这些政策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实体经济萎缩、失业率上升、经济总量下降、金融危机频发等极其恶劣的后果。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控制，本国工业日益萎缩，成为“依附经济”。在埃及则造成经济动荡，穆巴拉克倒台。可以说，新自由主义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的成绩单”。
这是为什么?
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不足
1、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先从自由市场的运行规律说起。
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发挥自由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调节资源分配，让稀缺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其理论基础源于市场万能假说。即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生活，都受市场供给和需求的自发调节和支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
“进行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交易中获利，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而不带欺骗性的。……这种社会包含许多独立的家庭——好象是许多不同的鲁滨逊。每一个家庭利用它控制的资源来生产物品和劳务用以和其他家庭生产的物品和劳务进行交换，并按照双方相互能接受的条件来进行。因此，它可以间接地通过为别人生产物品和劳务来满足他的需要，而不是直接地生产自己立即能使用的物品。当然，采用这种间接方式的动机是通过劳动分工和职能专业化而成为可能的产品增加。由于每个家庭总是可以选择直接为自己生产的办法，它就不需要进行交换，除非能有利可图。如果从交换中得不到好处，它就不会这样做。所以，双方均能得到好处，交换才会发生。这样，在没有强制手段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合作目的的协作。”[1]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不论成交或不成交，都对社会有益：能够成交，是对双方有利。不能成交，是因为交易对双方不利。不成交使双方避免了损失，自然也是有利。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市场交易中的不平等性
这种假说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实中，自由市场中的交易，绝多数情况下，交易双方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
与新自由主义的描述不同，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剥离，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由于繁杂的社会分工，他们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并不是可以孤立生活的“鲁滨逊”。他们首先需要谋生：他们要先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然后才能购买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他们进行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产品而是为了活下去。这是不成交即饿死的交易，他们没有拒绝成交的权力。同理，大多数社会成员获得工资后，在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必然再次接受“公平”交易。
这种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需品的过程，看似双方自愿，实际上必然操纵在资产者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劳动者数量必然远远多于资产者，内部竞争激烈程度必然超过资产者，另一方面是因为劳动者不卖出劳动力、买入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生存。所以，资本只要垄断生产生活资料，就可以牢牢地控制劳动力：“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2]
从一个角度看，这种交易确实对双方都有好处：资本获得利润，劳动者可以避免饿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的利益分配，存在对立关系。市场交易之中，强势的一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交易条件，否决对自己不利的交易。在这种交易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方，必然以不成交相威胁，不断挤压对方的利益空间。这种“自愿而不带欺骗性”的交易，主动权掌握在资本手中，是否公平，是否对某一方有利，究竟对谁有利，不言自明。所以，以自由市场经济加私有产权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这样的经济秩序，显然有利于极少数社会成员，不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
3、垄断时代的自由市场交易
新自由主义理论反复强调自由竞争。现实之中，在自由市场之中，资本会自动汇聚、集中，只要放任不管，自由竞争很快就会进化为垄断。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小作坊资本量有限，工匠与作坊主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小作坊转产也很容易，“看不见的手”容易发挥作用。在垄断时代，由于最低投资门槛的限制，劳动力与资本之间、中小资本和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已经难以互换。这时，自由竞争只存在于劳动力之间、中小资本之间。强调放任市场自由竞争，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已经毫无意义。
在垄断时代，所谓的“公平”交易同样存在于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在竞争的压力下，它们不断提出更低的报价，接受垄断资本提出的更高的售价和更苛刻的条件。
“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货币资本和银行使极少数最大企业的这种优势变成更强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就是说，几百万中小‘业主’，甚至一部分大‘业主’，实际上完全受几百个金融富豪的奴役。”[3]
对大资本来说，否决一个交易，并不难找到一个新的交易对手。对劳动者和中小资本来说，则意味着就业或成交的机会被同行夺走。由于竞争对手众多、可替代性强、渴望成交，劳动者和中小资本在这样的交易中，天然处于不利的交易地位。劳动者和中小资本不是不知道这种自由市场交易对自己不利，但是却无可那奈何。
垄断资本则利用在交易中获得的超额利润迅速扩张，兼并同行中小企业，垄断各种资源，以图在未来的交易中占据更有利的交易地位，谋求更多的利润。
4、金融为王的经济秩序
在一切生产生活资料都成为商品，并可用金钱买到的社会中，金钱自然是最核心的生产生活资料。
在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中，最终决定因素，必然是资本量。这就如同决定战斗胜负的是兵力，决定战争胜负的是综合国力。在一切生产要素都可以买到的市场中，拥有较大资本量的一方，在交易中可以获得种种便利：可以购买尖端技术和设备，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质量更好的商品;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甚至垄断原料;可以发展新的销售渠道;可以给予销售商更多回扣;也可以承受更多的损失……。
于是，可以调动社会资本的金融业成为决定产业资本竞争的关键因素。获得金融资本支持的一方，可以轻易战胜自己的同行。实体产业的竞争以来金融资本的支持，实体产业资本必须向金融资本卑躬屈膝，接受金融资本提出的交易条件，向其贡献利润。
这时，大量中小资本被垄断资本排挤出生产循环，无法跨过最低投资门槛，失去投资功能。这些中小资本，被金融业汇聚起来，形成庞大的社会资本。金融企业凭借少量的自有资本，指挥庞大的社会资金，成为金融资本的统帅。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金融业利润不断上升，制造业利润比重则大幅度下降。
这时，全社会演变为一个金字塔。垄断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极少数人处于社会顶层(其中最核心的是金融资本家)，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普罗大众处于底层。顶层向社会中下层要求利润，转移损失。
出现私有垄断大资本控制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与之对应的上层建筑。少数人垄断核心资源，必然利用其优势经济资源垄断政治资源。哈耶克[4]强调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5]他有意回避了在放任自由的市场中，核心生产生活资料很快就会汇聚到极少数人手中。这时，不是许多独立的人而是一小撮步调一致的寡头控制生产生活资料。与需要顾忌民意的政府相比，这些寡头除了利润不必考虑任何多余的东西。这样的国家最终必然建立由一小撮寡头掌权的僭主甚至独裁统治。可以说，埃及政治动荡，穆巴拉克倒台，是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
5、对强国有利、对弱国不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强国利用军事、科技优势，垄断金融、能源、粮食等核心生产生活资料，便可控制世界其它国家，榨取超额利润，建立对其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国际合作是否有利于落后国家的标准在于红利分配和经济主导权的归属。如果经济发展了，但是绝大部分红利不归落后国家所有，落后国家丧失经济发展主导权，那么这种国家经济合作并不利于落后国家，不过是殖民开发的变种。巨额红利成为落后国家人民的枷锁。这就如同奴隶为奴隶主创造了巨额财富，奴隶主有更强的实力统治奴隶、镇压反抗。
发达国家利用有利的交易地位，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利润，转移损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资本优势，迅速收购落后国家垄断企业和自然资源，垄断发展中国家的珍贵资源和生产生活资料，控制发展中国家涉及的国计民生的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太上皇”。发展中国家弱小的工业很快被外来廉价舶来品挤垮，民族工业日渐衰退，本国金融业被外来金融资本吞并，本国资本或被兼并或苦苦挣扎或臣服之后成为买办资本。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控制，自然资源被外来资本占有，大量利润被汇出海外，负债累累，陷入财政危机，成为名符其实的“依附经济”，永远处于落后的位置无法翻身，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
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处于世界金字塔顶端的是发达国家极少数金融寡头，处于底层的是无数贫困线下苦苦挣扎的发展中国家的居民。
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及主要方式
1、 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垄断资本可以唯利是图，不管其他社会成员的死活，但是政府不能不管。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漠视财富的单向汇聚及由此引发并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
在自由市场中，由于顶层制定交易规则，中下层激烈竞争。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位置不能互换。顶层与中下层的差距只会不断扩大，不会自行缩减。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经秩序，最终必然危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独立。
除非有超市场的力量介入，否则在以资本量决定交易规则的放任自由市场中，对中下层社会成员不利的交易地位不会自然而然的改变。这种超越市场的力量，只能来自政府。
资本的自动汇聚是单向的运动，政府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削弱、抑制这种单向运动，并通过各种手段使财产自动分散，使资本汇聚周而复始，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利益。
政府对自由市场交易的干预，可以使交易中处于优势的一方不能为所欲为把处于劣势的一方逼入绝境，也可以使处于劣势的一方获得喘息之机，维护交易公平，社会平衡;政府控制核心生产生活资料，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性措施，可以使多数劳动者生活得到改善，维持基本生存条件;政府可以使高度垄断的资本相对分散，保护竞争;政府可以使贫富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保证社会有效需求不致过低;政府可以保护本国经济命脉，不被外国势力控制，使本国经济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
2、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
劳动力与资本交易的底线与劳动者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密切相关：嗷嗷待哺的失业者越多，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越多，劳动力和生活必需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劳动者生活水平越低，越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高的物价。资本的利润便越高——资本必然竭力压低工资，提高生活成本，增加利润。
政府提供以工代赈的机会，可以增加劳动者就业选择，改善劳动力与资本交易的处境;政府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可以限制资本在交易过程中过度压低工资;政府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可以使劳动者摆脱不成交即饿死的困境。这些政策都可以有效改善劳动力与资本交易过程中的不利地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政府限制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按照最低标准提供生活必需品，打击生活必需品投机，施行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平准制度，可以控制生活必需品价格，避免价格暴涨，保证劳动者收入的相对购买力。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廉租住房等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劳动者最低生活质量。
3、抑制垄断维护竞争
只有政府的力量才能有效抑制垄断维护竞争。政府限制垄断企业规模，拆分垄断企业，建设国有企业增加垄断品供应，改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与垄断企业交易的不利地位。可以有效抑制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给予中小企业必要的利润和发展空间，维护消费者利益。
政府有必要把金融、能源、运输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控制在手中。在这些行业，由于生产规模或生产技术的限制，无法有效拆分，垄断是必然的趋势。谁垄断这些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谁就可以利用有利的交易地位，把绝大部分社会产品平静而无声地征收上来。这种征收过程必然压缩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增加他们的负担。相比之下，政府要承担舆论的压力，私人则完全不必考虑利润以外的任何事情。这样的行业交给私有企业经营，必然造成严重的经济压迫。
4、调节贫富差距
财富只会自动汇聚，不会自动分散。有必要通过财产税削弱财产收益，通过遗产税强行分散财产，削弱财产在交易中的优势。
即使抛开社会公平，为了激发“企业家精神”，也有必要削减少数人手中过度的财产。自由市场经济，实际“是一种有效的比例代表制”[6]，决定每个人表决权的是其掌握的财产多少。拥有巨额财产的人，是社会生产的实际组织者。私有财产既是一种社会权力，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有必要掌握在最有组织能力并能为全社会多数人做贡献的人的手中。巨额财产的继承人在与其他社会成员交易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他们不见得是优秀的企业家，却可以抑制其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成员成为生产组织者。有必要通过遗产税削弱这些继承人的社会权力，给所有社会成语一个平等发展的起点。
削弱过大的贫富差距，也有利于改善社会中下层消费能力，增加全社会有效需求，缓解经济危机。
5、保护本国经济独立自主
为了保护本国经济，落后国家政府一般都对国际贸易和资金往来实行干预。常见的手段包括：用关税抵制外国商品入侵，用投资准入审查抵制外国资本入侵，限制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对涉及国计民生行业的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这些政策都是弱国的自我保护手段，最终目的都是保证经济发展的红利为本国所有，经济主权独立，也是新自由主义强烈反对的。
与新自由主义的宣传不同，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并没有让处于劣势的本国企业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外国同行自由竞争，而都曾经使用各种手段保护、扶植本国企业。比如，英国曾多次发动战争，从荷兰、西班牙手中夺取海上贸易的主导权。比如，拿破仑对英国商品实行封锁。比如，美国长期对进口商品采取高关税政策。比如，德、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采用变相补贴和国家订单扶植本国企业。这些扶植政策(甚至战争)，短期不利于本国消费者购买质优价廉的外来商品，增加了本国居民和财政负担;长期则有利于本国企业发展，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交易地位，维护本国经济独立自主。所以，这些后发国家现在都发展成发达国家。相比之下，那些无条件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坐视本国弱势企业与外国同行自由竞争的国家，则处处受制于人，很难发展。
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经济灾难的必然性、本质及其广泛传播的原因
1、经济灾难的必然性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放任自由的市场交易必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新自由主义提倡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推动国有垄断私有化，鼓励发展中国家无条件开放。由于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节被束缚，垄断资本化公为私，财富迅速汇聚到少数人手中，境外垄断资本长驱直入，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必然不断积累并最终爆发出来，使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缺点暴露无遗。
这时，出现贫富分化、垄断加剧、经济金融化、发展中国家丧失经济主权等现象，是必然的直接结果。
经济规模下降、失业率暴涨、金融危机频发则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必然的间接结果。弗里德曼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现实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演化为具体经济政策付诸实践，每隔十年左右全球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这是为什么呢?
贫富迅速分化，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是危机的根本原因。有效需求既要有需求也要有支付能力。在贫富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少数人有支付能力，没有需求;大多数人有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要么生产规模下降，要么出现生产过剩型危机。东欧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经济规模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贫富分化导致本国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是物美价廉的进口货替代了国产品。本国产品滞销时，本国劳动力也必然滞销，即出现失业率暴涨。
金融行为与实体产业互为表里，金融行业为实体产业提供资金，共享利润。当实体产业有效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时，金融行业的利润必然也难以到手。由于放松金融管制，各种金融投机盛行，这些投机都没有对应实体产业利润，必然是甲之利润，乙之损失。整个金融市场演变成一个巨大的赌场。一旦发生风吹草动，所有赌徒全部同时选择落袋为安，金融市场必然一片狼藉。这时，大型金融机构往往也难以顺利脱身，破产事件时有发生。
新自由主义假设在放任自由的市场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力，“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当一种商品过剩、另一种产品不足，市场价格出现波动时，必然有人转产，压缩过剩商品供应，增加社会需求旺盛商品的供给。然而，现实之中，社会分化越严重，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弱，“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越弱。劳动力过剩、资本高度集中时，劳动力工资过低，垄断资本利润过高时，出售劳动力的劳动者显然不可能随意转化为垄断资本家。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7]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利润都要经过最终销售才能实现。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贫富分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必然造成危机、失业和经济规模下降。
2、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由于资本量汇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垄断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实际上，只拥有技术，没有资金的支持，难以形成垄断。垄断的关键，是资金而不是技术。即使所有生产企业都是小作坊，金融、土地等生产资料还是会被垄断。
垄断时代，竞争只存在于中小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这时，控制社会经济命脉的关键，是垄断资本的所有权。新自由主义宣扬“政府少干预，发挥自由竞争的作用，实现最佳经济效果”的教条，真实目的有两个：一是推动私有化进程，瓜分国有垄断资产;二是反对政府干涉私有垄断资本，发展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其最终目标是私有资本垄断核心生产生活资料，为极少数私人谋求天文数字的超额利润，并且不许政府干涉私有垄断资本盘剥其他社会成员。
新自由主义并不反对垄断，而是反对国有垄断。“假使可以容忍的话，那么私人垄断可能是害处最少的。”[8]这种论调的理由是“公共调节和国家垄断，可能比私人垄断做出较少的反应，较难于被排除掉。”[9]“我倾向于相信：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坏处最少的是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动态的变化很可能减少它的垄断的作用，然而，在这里，至少存在着允许动态变化发生作用的某些机会。甚至在短期内，一般存在的代用品似乎比初看起来要多，所以私人企业能使价格高于成本以便牟利的程度具有相当狭窄的范围。”[10] 不知道按照弗里德曼的“代用品”的定义，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粮食、能源、铁路运输和银行这些天然垄断商品和服务，难道是草籽、木炭、牛车和以物易物吗?
在垄断已经无法避免的时代，新自由主义以私人垄断“相对好克服”为由反对国有垄断，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实践的结果必然是中小资本和劳动力激烈竞争，控制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私有垄断资本高高在上，获得巨额利润控制经济命脉。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11] 现实之中，30年来，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的国民走上了“被私有资本奴役之路”。无情的现实戳穿了哈耶克的谎言。
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为私有垄断资本服务的理论。对此，诺贝尔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政治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
3、新自由主义广泛传播的原因
这样一种基本假设违背客观事实，实践中漏洞百出的理论，为什么能长期广泛流行，并成为经济学主流理论呢?
首先，新自由主义为私有垄断资本服务，自然容易获得来自私有垄断资本的资金支持，并广泛传播。
其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当时，美苏争霸的激烈斗争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也不例外。为了与社会主义理论对抗，进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美英等国政府需要一种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理论一直宣扬“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符合这一要求。
再次，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势力，试图建立以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新自由主义理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成为推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国际化的有力思想工具。虽然苏联解体了，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于是，在私有垄断资本和西方政府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理论迅速推广，占领了经济学理论主阵地。
结论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国际私有垄断资本的理论工具，为国际私有垄断资本利益集团服务。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实践结果，违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和相对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要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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