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主义”变成了美国咄咄逼人，强硬干涉的霸权代名词——新自由主义并未给美国与世界带来承诺中的秩序、安定与繁荣，而是让其前途变得更加含混与不安。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从某种程度上说，“里根经济学”曾在新自由主义者总结中制造过奇迹：一扫80年代初笼罩在美国公民心头的阴霾，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3.2%的速度增长，通货膨胀率下降至4%，就业人口从1982年的1.02亿增长到1987年的1.142亿——“里根经济”于是被看作“新自由主义经济奇迹”的同义词。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这个口号会令人迷惑，因为自由主义通常意味着支持政府的福利计划，从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及凯恩斯所提倡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而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提倡把市场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然后控制供求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将会使穷人和富人都从中受益。”北卡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H.韩德在《美利坚独步天下》中这样论断，这是美国战后最大的一场社会变革与波动，重塑了垄断跨国公司的统治地位与上层精英对于经济与财富的掌控，在全球经济流动过程中重新启动资本积累的尝试，进而将尊重个人自由、消费主义与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等抽象原则作为某种放之海内而皆准的主导意识形态投放到全球。
1981年9月7日，美国职业航空交通管制工会(PATCO)主席波里(左)与诺瓦克机场工会负责人沃勒特一同参加罢工游行
恐慌时代的对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47年，风光旖旎的瑞士朝圣山，包括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此年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协会成立宣言的一开始便忧心忡忡地指出：“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地球广袤的表面，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必要条件正在消失殆尽，这种严重趋势的根源来自于道德基础的衰落……来自于对私有财产与市场竞争理念信仰的衰落……国家干预与计划之所以无法有效地保障紧急增长，在于它无法及时收集足够的市场信息并做出及时的反馈与应对。”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简明扼要：清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壁垒，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终结造成市场扭曲的政府补贴。对于这些支持市场主导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过分管制的国家是敌人，社会福利计划是祸根，而公益事业则是圈套，要达到最大数目社会成员的最大福祉，只需要给予每个经济个体以充分的自由空间，让他们按照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行市场行为，就可以达到最大效率以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
对美国而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一段令人忧伤的岁月，美国遍体鳞伤地撤出了越战泥潭，总额达到1400亿美元的高额国防开支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约翰逊“伟大社会”改革方案造成了政府开支的进一步增长，欧佩克产油国宣布联合限制产量并提高油价，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新幽灵——滞胀，悄然来临。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缘于美国公众对于两种巨大威胁的同时恐惧，越南战争造就的国家——军工垄断综合体的阴谋与专断，以及60年代以来黑豹党、嬉皮士、民权运动等左翼激进街头政治与形形色色对于传统美国价值观造成威胁的破坏性的放任主义。”《新自由主义国家》一书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著名社会政治学家雷蒙德·普朗特这样总结道：“于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折中式的解决方案出现了，个人自由被严格界定为在市场经济秩序下进行自由消费与选择雇佣就业方式的自由，而资本则需要摆脱一切桎梏，无论是政府对其进行培植抑或是任何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歧途，并深信其后果是使最大多数社会成员得益。”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一代共和党政治家们就开始激进寻找使美国重新回复上升趋势的药方，而新自由主义这种全新的政治主张应运登堂入室，早期华盛顿国会山中“新自由主义”信徒包括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理查德·维格利(Richard Viguerie)以及保罗·维利奇(Paul. Wyrich)等。当凯恩斯理论的魔法开始在70年代的滞胀中失效时，新自由主义者们呼吁开始另一次根本的变革：削减政府规模、赋税，共和党内部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开始积极采纳一些知名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等的建议，并联合了一些保守派人士，最终，促使罗纳德·里根入住白宫。
1974以及1975年，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分别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70年代当弗里德曼担任加州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时，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就对其十分赞赏，称之为“经济学界最为敏锐的头脑”，并号称通读了他那本大名鼎鼎的《自由的选择》，虽然弗里德曼未曾在里根政府任期内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但他对后者的影响却最为深远。而在里根宣布参加1980年总统竞选时，弗里德曼也盛赞里根是一位真正将个人自由、削弱政府，以及尊重市场原则作为其基本纲领的政治领袖，里根曾在多次竞选演说中引用其论点，诸如赤字的来源就是“大政府”自身不可抑制的膨胀所导致的后果，也是拖累经济增长与造成通胀的元凶。在《自由的选择》中，弗里德曼通过对战后英国与西德30年间的经济增长统计与政府干预、开支变换指出：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以及过分强调通过税赋福利杠杆达到社会平均的指导政策，是英国人均创造GDP值最终落后于西德(从1950年人均1254美元对人均1015美元，1980年人均9110美元对1.345万美元)的直接肇因，他进一步提出，美国政府开支占据GNP的比例，在战后30年间已经从10%左右急剧增长至33.1%。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本营，包括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研究所，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执教的芝加哥大学，他和其门下弟子形成了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在尼克松任期内，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如赫伯特·斯特恩，开始在华盛顿内部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发言权，尼克松奉行了一种被称为“渐进主义”的经济方针，期望用温和的货币政策逐渐削减通货膨胀率，并把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然而货币紧缩政策却引发了信贷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使失业率迅速攀升至5.4%，惊慌失措的尼克松政府又转而求救于传统的工资与物价管制政策，然而危机并未缓解。到了卡特任期内，CPI与WPI指数都以两位数百分比狂飙突进，美元在70年代的疲软与欧佩克石油禁运、伊朗与阿富汗危机增强了这一恐慌趋势。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吉米·卡特任期内的某些政策已经被看作“里根经济学”的部分预演，包括一个为期两年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减税、增加公共事业项目就业等等，总规模310亿美元，然而这种半心半意的改革丝毫无济于事：1980年下半年，基本利率升至史无前例的20%，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工资下降了至少4.5%，当里根旗帜鲜明地在1980年竞选活动中向选民发问“在卡特政府的四年任期结束后，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否有所改善”时，没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减税——皇帝的新衣
里根经济学的颇有争议的内核，就是假定经济能够在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严苛的条件下实现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将稳定继而降低通货膨胀，同时，减税将创造流动性，刺激投资与储蓄，从而避免因货币供应速度过慢而导致的衰退。
减税即可刺激储蓄投资与生产，这一被供应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理论却基于一个并不完全信服的假说，即减税后，经济个体的劳动价值有所上升，势必鼓励他进一步投入时间成本与劳动成本换取更多的劳动报酬，这不仅是理性经纪人健康的欲望所驱使，也缘于休息本身的(时间)成本在提高。累进税制之所以有悖市场原则与常情，在于它以越来越不合理的投入/回报率，抑制了人们在工作中尽自身最大的努力与产出，如果税率降低，纳税人就会取得更多的新收入，经济活力增进将保障更多的就业，反过来扩大了政府税基，从而补偿因降低税率造成的损失，这就是典型的“拉弗曲线”式效应。
里根与其经济顾问以及财政部拟定的最初减税方案，是在里根任期的头三年内，每年削减税收10%，然而众议院顾虑过分削减会导致政府赤字急剧扩大，最终将年度税收减免额定为5%左右，1981年8月正式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ERTA)，给了里根政府以相当大的权力与自由度实施税收改革，个人所得税纳税最高比例从70%骤降至28%，投资所得税最高征收比例从70%降低到了50%，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政策。
1982年6月，全新的一揽子减税计划宣布，把年度赤字从450亿美元降低到300亿，但缩小了削减个人所得税与工商企业税减免的幅度，然而在众议院民主党人看来，这对于政府赤字与经济增长减缓是杯水车薪，从而强烈要求增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多尔曾冷嘲：“供应主义经济学家的汽车掉下了悬崖，车上还有几个空位置，是留给总统的。”5月5日，里根被迫就范，宣布了达成妥协后的预算计划，包括增税650亿美元以及削减国防开支320亿美元。
纵观整个里根任期内，尽管整体美国公民的绝对收入在缓慢增加，但全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从4.8%降到了4.2%，并且在以每年2.4%的速度减少，而收入最高的20%则从42.7%涨到了45.1%，并以每年4.7%的速度增加：“穷人在滑向更加贫困的深渊，而美国的年轻人也同样面临类似的厄运。”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英国经济社会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在其报告《里根经济奇迹真相》中说，里根任期内，中高收入人群的税赋显著减轻，然而却转移到了低收入与贫困人口身上，从总体看，1987年，15.08%的平均个人税率与其上台伊始之时基本持平，企业利润税率曾在1987年高至50.7%，使得卡特任内的35.5%相形见绌。而根据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供的数字，全美收入最上层10%的纳税额在1984至1988年之间减少了8.6%，次层10%的纳税额减少了2.4%，而收入处于最底层10%以及次层的贫困民众在同期内税赋却增加了3.8%～3.9%，25岁以下青年家庭的年收入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下滑了4.1%，因为社会福利保险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只占据不到1%的比例，随着税赋的加重与社会福利向中老年富裕阶层的倾斜，他们变成了被剥夺的一代。
里根在1984年竞选连任时，面对的最激烈挑战之一即是，如何在减税增大贫富差距，使得政府赤字逐渐增加，预期中的经济刺激却迟迟未来的窘境下继续其税赋改革，实际上，在里根第二任期内，税收率已经悄然回升，美国收入最高与最低的10%阶层的税赋分别增加了9.5%与20%，根据美国商业部提供的统计数字，《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在1982至1986财政年度造成的税收减少数字达到7120亿美元，然而由此拉动的经济回报仅660亿美元，却直接造成了联邦政府的巨额赤字。更令人失望的是，里根时代，美国的人均储蓄率也没有按照期望增长，而是跌到了1947年以来的最低点，自“二战”后至1979年，美国个人储蓄率占据个人可支配收入的7.9%，而在里根任期内，这个数字却低至5.5%，根据1982至1987年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美国国内居民储蓄率持续下跌，占据GNP比例从17.1%下跌到12.6%
即便加上公司盈余储蓄率，整体里根时期美国储蓄率只有3.2%，远低于50～80年代的8.1%，而国内私人投资也只占据了GNP的15.9%，还要略低于卡特任期内17.5%的表现。
原因何在?著名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杰瑞·豪斯曼说，供应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减税与刺激经济活力，增长储蓄之间的变量关系看得太简单，根据他对美国50～70年代联邦税收变化与总体产业工人工作数据的分析，减税额度达到10%左右时，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大约的变量只有3%左右，背后复杂曲折的社会心理变化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加以计算。况且80年代前期美元的长期坚挺以及公众对于通货膨胀恐惧的延迟效应，都共同促使美国公众将减税后得到的收入增加部分用于消费，而非储蓄。
1986年10月，美国前总统里根签署了税收改革法案
低质就业与“汉堡可乐繁荣”
“里根经济奇迹”的支持者们最为夸耀的成就，就是这位总统在任期内，为美国创造了1200万个全新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新增就业机会为全日制，就业人口从1982年的1.02亿增长到1987年的1.142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对于经济干预的减少，政府从公共事务领域的退出，以及一系列市场主导的刺激性私人投资政策，才导致了这一伟大的就业奇迹，政府雇佣与私人服务业，共同贡献了1981至1986年间新增就业机会的93%，较之卡特总统的最后一个任期上涨了35%。然而根据统计数字，尴尬的事实是，正是里根任期内公共开支与政府机构职能的扩张，才是这波就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共有3200万美国人为政府机构，或者教育、健康等社会服务型机构工作，其中增长最快的依旧是“非盈利性公用机构与事业”，包括医院保健、社会服务业、教育。在1986年，它形成了一个6000亿美元规模，工作岗位达到800万人的庞大经济体，除此之外，教育与医疗健康领域则贡献了其中的310万个工作机会，其次是零售、餐饮、酒店旅游业，在1981至1988年这一领域的就业人数从180万猛增到300万人，大部分是非裔与拉丁裔人口，而建筑、交通运输、物流业贡献了230万个新增工作机会，其余2100万人处于兼职，或者临时雇佣状态，970万人处于个体经营状态。
艾玛·罗斯柴尔德将里根年代的就业称为“低质增长”与“汉堡可乐繁荣”——1987年，在全美1460万16～19岁的青少年中，25%就业于美国庞大的餐饮以及食品加工工业，占据全美就业人口总数的6%，大部分是流水线加工工人、临时帮厨以及餐厅服务员，而同年消费服务总体从业人员的薪酬福利水平只有其他私营行业水平的58%，这种模式既让联邦政府无法摆脱沉重的福利负担与政府开支，也无助于公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日后薪酬的增长，更遑论提高美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总体竞争能力。
所谓“里根就业奇迹”中的另一亮点，是妇女的就业形势与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在1981～1988年内，金融与法律咨询、保险业务、企业管理与医疗服务业中层以上经营管理职位，妇女所占据的比例以每年8.6%的速度增加，而这一阶层总体人数的往日年增长率不过2.1%。尽管如此，这些薪酬最高的管理职位，依旧严重向白人男性倾斜——他们占据了70%此类职位，非裔与拉美裔雇员人数不到5%，严重的贫富分化。1984年，230万个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数量不足5000美元，这个数字囊括了非裔美国家庭的54%，拉美裔美国家庭的50%，以及白人家庭的20%，美国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总值是3.9135万美元，黑人家庭则只有3397美元。
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与汇率后，里根任期内，每个就业劳动者的单位生产价值其实在回落，只相当于1974年水平。美国的衰落，造就了他在经济上最为强劲的对手日本的崛起——正是在里根时期，日本电子工业利用美元汇率的持续走高，在通产省配合下，利用低价倾销政策，将美国企业赶出了半导体生产领域。到了1990年，日本在人工智能、生物、新型能源等前沿技术研发的开支比重已经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然而美国依旧停滞在2.7%左右，如果再除去美国因“冷战”需要而投入的国防军事技术研发，差距更大。
在里根任期内，生产率显著增长的是农业，生产率在8年中年均增长6.4%，然而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迅速增长并非政府“放松管制”，推行市场导向政策的结果——美国联邦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在里根的首个四年任期内，增长了200%，而所有农业补贴几乎是卡特任期内的三倍，对出口大豆、玉米、甘蔗、水果以及肉类加工产品的一揽子补贴方案被华盛顿称为“猪肉桶”条款，正是这一剂强心针，确保了美国农业在出口方面摇摇欲坠的地位。
更糟糕的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出口中，传统的钢铁、汽车与机械被金融、保险、工程设计咨询业务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自1983至1986年，美国整体经济规模增加了大约3000亿美元，然而贸易、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务贡献了其中的88%，产业空心化，使美国经济更加依赖于海外需求与投资，抗风险能力急剧下降。1987年，美国的“海外服务出口”贡献了大约1600亿美元，占据了出口总额(420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强，大多是与美国海外投资，工业制成品出口相关的要素服务贸易，而消费性“非要素”服务出口，仅占据其中的三分之一。
在里根任期内，被新自由主义称为经济动力之源的私人投资，其内结构也丝毫不令人欢欣鼓舞，大约三分之一流向了房地产建筑与开发，追本溯源，美国“两房”泡沫丑闻与次贷危机的根源，正在于里根时代。里根的经济顾问们充满乐观地假定，依据外来投资拉升的产能，足够产生足够的出口并用收入充抵这部分债务，然而用来建筑扩展美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比例，例如建造港口、电站、工厂厂房，或者农业大型温室——只有很少一部分，更多流向了商用建筑——从酒店、综合购物中心与大型停车场到度假游乐设施，1982年，两者投资比例为120亿美元与580亿美元。
1981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低收入市民正在国税局政府官员的帮助下填写退税申请表
全球化时代的皮同巨蟒
芝加哥学派及其弟子不仅充盈了形形色色的政府咨询机构，智库与华尔街金融机构，也将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崇拜带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受美国影响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亦是里根政府经济与国内政策的延伸。正如斯蒂格利茨后来所批判的那样，自里根时代起，不仅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新经济发展政策时囫囵选择了新自由主义，而且在接受其援助时，必须接受它提供的一揽子“自由化休克疗法”，放开其外汇与金融市场，大幅度贬值本国货币，削减政府预算与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开支。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在1973年重新上台后，就在“芝加哥弟子”的指导下推行了经济改革，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实现了出口多样化，降低了关税保护与政府补贴，并将许多基础性公用事业私有化。
在里根任期内，利率变动导致大批美元流向美国，美元指数从1980年7月的84.75点上升到1981年8月的112点，短短一年时间上升了33%。美元强劲升势以及大幅提升的利率使以美元为外债的拉美国家偿债能力大大下降，这一切最终导致了1982年自墨西哥开始的拉美债务危机，并迅速蔓延，然而受到打击最大的，恰恰是智利等秉承“新自由主义市场发展策略”最为积极的国家。
杰瑞·豪斯曼由此批评说，假如美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需要接受各种资本外援时所附带的苛刻条件，那么，里根“经济奇迹”不仅无从发生，而将迅速变成一场严重的灾难，80年代，个人消费开支占据了美国GDP的65%，而日本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分别是59%与55%
“美国对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的掌控力，以及其庞大的经济实体规模，使得它能够利用这种独一无二的无痛手段，挽救自身经济。”艾玛·罗斯柴尔德说，在1981至1987年间，美国私人投资率只占据年度GNP的大约15.9%，较之70年代下降了1.6%，毋庸讳言，流出的部分转移向了个人消费与政府采购项目，更大排量的汽车、住宅、购物与旅游度假，乃至里根政府的军备开支与竞赛、B1隐形轰炸机、MX洲际导弹以及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
1981年，里根在白宫办公室会见新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
伴随着美国吸引对外投资与进口商品的增长，美元在里根任内迅速升值，美国本土储蓄与投资率的下降，迫使美国经济复苏，尤为依赖海外投资。1981至1987年，美国接受的外国净投资累计达到5310亿美元，超过1948至1980年的总和，而同期美国的海外投资总额亦只有950亿美元，这一切造成了1988年美国531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赤字，然而大部分里根政府的经济与财政顾问认为，权衡得失之后，这是一项“可忍受的代价”，不到美国年度GNP的2%。
1982年，美国输入的投资与商品服务总额相当于冰岛全年的GDP，1985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整个瑞士全年的GDP。美国对于海外投资、原材料、制成品与服务不断增长的贪婪需求如同一条“成长中的皮同巨蟒”。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争辩说，这种“贪婪”是健康的，美国将全球“沉睡”的资金与储蓄，以及过剩的产能变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力，进而通过美国旺盛的经济活力，对世界进行“反哺”。1987年，仅仅从非OPEC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总额就达到了1220亿美元，多亏里根政府为了平衡联邦政府与贸易赤字所造成的巨大财政缺口，日本在80年代末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然而这种持续增长的输入无疑不可能永远上升，最终将在某个时刻迎来临界点，然后不可避免地下降，届时美国经济也许已经沾染了某种程度的“拉美综合征”(外资依赖)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一场堪比30年代大萧条的灾难：伴随着利率增高与美元强势带来的大量海外投资，华尔街股市道-琼斯指数在1987年8月曾短暂达到了2722.42点的高度，旋即在10月惨跌508.32点。尽管如此，里根和他的智囊班子却抱着某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念头将问题抛给了白宫的继任者们——里根只是含混地表示，美国经济的复苏将使它在不远的90年代实现贸易盈余，从而顺利偿还80年代的债务，美国整体负债的不良状况，可能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结束。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美国经济被全球充满信心的投资者所撑起：购买美国公司与不动产的日本人，购买美国国债的欧洲人，将现金存入美国银行，进口美国汽车与机器的拉丁美洲人……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孜孜以求，基于自由选择，市场导向的“理性经济行为”，它们保证里根时代的繁荣与稳定延续绵长，直至永远。
2002年9月8日，著名漫画家戴维·霍西的漫画“多么不同的一天”发布于当日的《西雅图邮报》，深刻地抓住了美国人在“9·11”事件后尖锐而痛苦的幻灭感。迈克尔·韩德说，这次灾难性的恐怖袭击事件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洋洋得意的胜利成果(“冷战”结束与里根—克林顿时期的繁荣)打得粉碎，诸如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论断顿时失去了存在基础。不仅如此，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销蚀了美国乃至世界对于新自由主义笃信的全球化、资本与市场开放体系所保持的信心，而美国日益对国际政治秩序与经济公平性承诺产生疑虑，唯恐损害其自由市场原则和资本利润的倾向，从而使得华盛顿越发陷入了单边主义倾向，充当国际社会沟通解决问题的旁观者与阻挠者——“里根经济奇迹”终究让美国与世界在新世纪尝到了其苦涩的副作用，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使得俄罗斯、东亚以及欧洲国家开始对美国以及其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说不”。而“里根主义”变成了美国咄咄逼人、强硬干涉的霸权代名词——新自由主义并未给美国与世界带来承诺中的秩序、安定与繁荣，而是让其前途变得更加含混与不安。
〔部分参考文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年度报告》(1982～1988);《美国总统年度经济报告》(1982～1988);《里根经济奇迹真相》(英)艾玛·罗斯柴尔德;《里根时代的经济》(美)安东尼·S.坎帕格纳;《新自由主义国家》(英)雷蒙德·普朗特;《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美)迈克尔·H.韩德;《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美)保罗·克雷·罗伯茨;《并不自由的选择——弗德里曼与里根的政治经济学》(美)埃尔顿·雷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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