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常态，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新常态：重新把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为民族信仰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像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但罗马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明确，会使人失去明确的目标，导致无所适从;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把各种不符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现象以“特色”为名而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大行其道，从而失去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理想，失去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明确目标，使“中国梦”的实现失去着力点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还是以“中国特色”为名否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做方向，从而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资本原始积累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都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导致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就是“中国梦”危机、民心危机、民族凝聚力危机、共产党执政危机。
新常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新常态：重新把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表面上是为共产党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曾经的错误保留面子的回旋余地，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坚定地站在官、强、富一边。这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与灵魂;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社会主义法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目标，人民民主专政既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社会主义法制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当然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还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新常态：重新把人民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在于GDP、人均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而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只有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在不同的发展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GDP增长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金钱，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用，幸福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效用是幸福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效用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有着对称结构的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对称的基本层次。
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效益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金钱“发展”观中，实现幸福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把蛋糕做大;社会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中，实现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乃至社会核心机制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幸福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国家，因此只有价值机制才是市场与社会的核心机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如果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下降，其结果只能是幸福感的降低。实现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科学—幸福的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民富与国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的发展才是使人民幸福的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幸福梦。
新常态：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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