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污水横流的食品加工间,一位胡子拉碴、嘴上叼着烟卷的工人,正用铁锨把一堆暗红色的肉往肉馅机里送。突然,一只大老鼠从角落里钻出来往肉堆上爬。大胡子工人‘咦’的一声,顾不得掉落在肉堆上的烟卷,拿起大铁锨朝老鼠猛地一拍,然后麻利地一铲,把还在动弹的老鼠连同烟头与肉块一起,送进了料斗……”
几年前,我把这段描述放在课堂用的PPT上时,很多学生认为,那应该写的是中国某地小作坊。实际上,这段话写的是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出自当时一位叫作林肯·斯蒂芬斯的调查记者所著《城市的耻辱》一书。据说,后来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很长时间不吃肉制品,并于在任期间专门成立政府机构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都与看了这篇东西有关。
在美国历史上,关于那段时期有两种说法。
一个叫“大繁荣时代”。自19世纪末开始,欧洲陷入危机,美国抓住机会,趁势而上,经济总量一举超越老牌帝国英国。那一时期,美国工业崛起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十分惊人,且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的所谓“柯立芝繁荣”。包括麦迪逊在内的经济史学者都认为,正是那段长期、快速而相对稳定的增长,为不久后到来的“美国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同时,那一时期也被称为“进步时代”,即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开始与各种不道德、不公平现象进行抗争的时代。《城市的耻辱》一书出版后,是老罗斯福总统最早把那些专事揭露所谓“黑幕”的记者称为“拨粪者”。而之所以出现“拨粪运动”,就是因为在“大繁荣时代”,腐败、公司欺诈、贫民窟、有毒食品……也与经济增长一样“繁荣”。在刘易斯·艾伦所著的主流历史读本《美国三部曲》中,详细描述了“变革前期的乱象”,认为,“那是一个令人眩晕的疯狂变幻的时代”,美国人既感受到了物质生活富裕带来的奢华,更在“超越欧洲的那一刻因陷入欲望与贪婪而迷失”。
有意思的是,在那一时代行将结束前夕,一桩轰动全美的石油丑闻案浮出水面:猛玛和泛美两大石油公司为拿到特定区域油田采油权,巨额行贿哈定政府内政部长福尔。由此引发一场不小的政坛地震。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道路。所以,我从来不同意有学者简单类比当下中国与一百年前美国。但各国发展道路中的一些经验与教训,却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因为历史不一定重复细节,却重复规律。
回味美国这段历史,那种“虽活力十足却十分粗鄙的市场经济”,在经济起飞的早期,竞争优势主要靠总量扩张和产能积累来获取时,非常有用,但却无法持久。用制度经济学的说法,长期的腐败与分配不公,将降低人们进行“生产性努力”,转而把更多资源用于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不仅会导致经济停滞,还会引发社会矛盾冲突。尤其是,在温饱问题普遍解决后,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期待、对包括食品与环境安全在内的生活安全的渴望,都会急剧上升,对腐败、社会不公和不安全容忍度下降,也不容许“粗鄙的市场经济”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虽活力十足却十分粗鄙的市场经济”,注定无法担负起其后续使命。
实际上,美国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历经了柯立芝总统执政期繁荣高峰后,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阶段。一直到“罗斯福新政”,开始产业转型升级,开始打击腐败,开始加强监管,重塑了美国新体制、新规则与新形象,最终使美国真正得以雄霸世界。
现在是2014年岁尾。回顾过去一年,“新常态”无疑是描述当下中国的关键词之一。这一词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同时还适用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执政党反腐败与抓作风建设进入“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新常态”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是在宣告一个转折时刻的到来:中国经济不仅要告别此前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和增量扩能为主的增长,还将告别此前高速增长过程中也许不可避免带来的泥沙俱下的现象,尤其是“看不见的手”借助“看得见的手”为自己“鸣锣开道”所导致的官商勾结与贪腐现象。
进入“新常态”,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同时还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立规矩、守规矩”时代到来。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发展速度必须下降,但也不会无限下降;经济结构调整是痛苦的,却是不得不过的关口。在这个“关口”,市场主体必须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学会合法经营,干净做事;地方政府也要学会在“不跑、不要、不请、不送”的状态下,调控和驾驭经济增长。这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卢周来(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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