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元旦，我发表第一篇《新年伊始，除旧更新》，2012年元旦第二次发表《除旧更新，在“转”与“维”》，2015年新年伊始，我发此文，三谈除旧更新，并准备了八篇文章，探讨“新常态”。
一
2013年，中共十三中全会支付讨论改革。经济学家、企业家、公知、媒体宣称：“2014，新改革元年”。
2014年已经过去了，2015年开始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注意到一个改革新提法：“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来改善宏观调控，寓改革于调控之中。”认为这可能体现习近平提出并经中共十八大同意的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又提出“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词源来自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对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的状态的描述：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习近平引来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换档期”，必须转变生产发展方式。
二
关于世界经济，2008年1月25日，我在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和《》等网站上，发表《辩证地对待危机》文，作出美国已经进入经济危机的判断同时，提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新动向：首先，“美国主宰金融市场，主导世界经济的日子不多了。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改变，从现在的情况看，一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以一国货币为基准货币的情况也须改革。领导人要有所考虑。”第二，“现在美国毕竟主宰国际金融，主导世界经济，因此，美国的危机会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自然会有负面影响，会进入调整期。”(此文已搜索不到，幸有网友转载我2009年4月20日的文章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905/show1448726c31p1.html可见这段文字)
当时的总理温家宝逆潮流提出“信心”论，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发文《4万亿拉动内需政策2月见效》，都拒绝调整，想凭主观意志，运用货币与财政手段，改变客观规律。结果如何呢?
我在2009年4月27日作文《请问4万亿资金的使用》说：“中国3月份的经济减速放缓，有些人就唱起中国率先走出危机来了。他们好像没有看到我们投放了多少资金，4万多亿!可以说这6.1%是用钱撑着的。危机并没有消除，根源仍存，困难还在后头。”
2010年元旦，我发表论文《新年伊始，除旧更新》：“中国不少的经济学家认为的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中国经济触底了吗?……去年的‘保八’，可以说完全是靠国家资本这匹马出力，拿钱搞‘铁公基’保起来的。占GDP的30%之巨的10万亿的新增投资和贷款，才保了一个8%的GDP增长，能说是真正的增长吗?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吃老本，是用国家的钱变换成企业的产值，把已有的收入换成现在的收入。如果吃了老本能够强壮体魄，当然也好，问题是，如果长了一身赘肉，使国家以后负重难行，生出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等病痛来，这是危险的。我这决不是无的放矢的瞎说。”后来的事实证明，4万亿投资让国家现在感到负重难行;于是，危机论产生了。
2012年元旦和13日先后发表《除旧更新，在“转”与“维”》和《中国今年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两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长率下降期，……但不认为面临破产。’所以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快快活活地过年，不用怕黄世仁上门。”提出“转变发展道路，维护人民的权益”的防止经济危机纲领。又作文提出“要准备过紧日子”。
18大后，前年，我发表《“改革红利”考》、《就“城镇化”问题致两会》、《从经济学看“开放促改革”》、“曹刿论战”之一至二十七、《 今天搞改革要稳妥慎重》等三十多篇文章，对改革开放问题提出一系列意见，强调“‘改革红利’还是一家之说，宜争鸣慎行”。去年元旦，我发表《新年放言》提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论：“去年底，中共中央做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引起肯定、质疑等不同观点的争论;我看大概三五年后才会有个初步结论。……以市场经济为决定性基础的改革，今年可以一鼓作气，明后年就会再而衰，三五年内就三而竭。”去年7月10日，发表《关键是道路问题》，对《新年放言》所论做半年小结，认为该文“基本上是对了的，可能在经济方面，乐观了点，这‘一鼓作气’鼓得很费劲。”“用‘市场化’来稳增长落实不了。‘市场化’的企业就‘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资本是逐利而来的。既然有‘改革红利’，为什么不给能与国家共命运的劳动者，而要让追逐世界市场的资本家拿走呢?要知道资本家是喂不饱的狗!而党只要是无产阶级的党，国家只要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劳动者就能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三
7%的经济增长率是能否成为新常态，我认为，难。我直言，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应对部署，仍沿袭西方经济发展轨迹。治标未治本，抓目不举纲，虽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但还未“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
过去，搞改革开放走的是“试”和“闯”，“错了重来”的路子，结果产生了两极分化、‘新三座大山’等经济社会问题;人民要求反思改革，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不错，但仍然固守“不争论”，问题依然，积重难返，去年7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抓住要害了，但半年过去，学习仍没有动起来。“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搞经济也是如此，稳定和发展中国今后经济，需要正确理论，正确道路。
经济学家厉以宁今年7月破题“新常态”，他说：“我们过去这几年，实际上是没有按照经济规律来增长，很少国家能够是多年维持在10%以上的增长，这是超高速。甚至8%、9%也很难长期的维持下去，不符合经济规律。”10月在北大金融国际论坛上说，“能够今后在十年之内都能保持6.5到7，我觉得挺好的个。”厉以宁不过是如他所说的“经济学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讲了增长率下降的必然，但是没有给予理论说明。
四
美国太平洋公司提出“新常态”概念，也只是指出以后世界经济新动态，不是解决问题。总书记引用“新常态”概念，要求认识形势，研判未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我认为，会议提出了一些缓和经济减速的措施，但没有提出根本解决问题的道路。道路在哪里?
我在2012年10月17日发表《改革要正确方向，不要瞎折腾》认为：“我们现在谈的改革，不是坡地改梯田，手工劳动改为机器生产这样的生产改革，这种改革也必须符合自然规律;而是社会改革，这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利益的变化与冲突，因而有一个利于谁，不利于谁的问题。”2007年4月12日，我曾经发表《改革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富帮未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我信马列毛，不认同邓小平的“先富帮后富”想法，知道资本家和右派也不会赞成，左派也有不少人反对，但“共同富裕”是中共中央应当执行的“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设计的改革部署，国内外资本家和公知们难于公开反对，广大工农现在也愿意接受;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可以稳定中国经济，转变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
我想对决策者说，7%的经济增长率是否成为新常态不要紧。前年10月21日我在“曹刿论战”之二十二《以人为本，转变发展方式》写道：“现在许多人都在关注7.5 %的增长率。我说，5 %的GDP增长率又如何?惟请领导们应当趁现在还不很困难的时候，抓紧机会沉下来认真读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了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律，知道它将走到何方。”去年再作《关键是道路问题》文说：“我估计到，今天进行这样转变发展道路的改革，较之于近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阻力更大，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能立竿见影，还会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抗拒，经济可能下滑，会有‘短痛’，这个阵痛期可能有两三年，我曾考虑过GDP增长下滑到5 %，认为如能以此换来经济发展道路的转变，那就太好了!”
我认为，无论坚持市场经济改革，还是重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中国经济都难免要经过一段困难时期，根本的问题在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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