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有两种有害于中国今后发展的错误观点，其中之一主张尽可能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另一个则主张尽可能增加流入本国的外国资金。这两种主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看成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
本章的目的就是说明，这样的“外向型经济”绝非高速经济发展的万应灵药。这种“外向型经济”只在某些时期对某些国家是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另一些时期特别是对另一些国家却可能是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害政策。特别是对于今后的中国来说，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弊大于利，已经到了彻底放弃它的时候了。
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东亚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东亚奇迹”，靠高速增加制成品的出口而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除了日本以外，这些东亚国家大都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大量引进外国资金，它们因此而成了本章所说的“外向型经济”的典范。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的作法成了发展中国家争相学习的榜样，“外向型经济”因此也就成了落后国家高速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在许多人心目中，“外向型经济”简直就是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它在发展中国家绝对地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但是实际上，本章所说的这种“外向型经济”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不过在论述这种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前，我们先要说明本章所说的“外向型经济”与自由贸易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张尽可能增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这一点上它与自由贸易的主张有共同的内在精神。但是“外向型经济”的主张又不同于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是货真价实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是尽可能消除政府在对外经济往来上的干预，使各国的对外经济往来自由化。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却主张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增大对外的经济往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光有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可能还不够，还需要许多其它的政府干预，这些政府干预可能恰恰不合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精神。政府的一些鼓励出口的特殊政策、为吸引外资而给外国资本的特殊优惠，都是这样的不合乎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的干预。
保罗·克鲁格曼综合了国际上的许多研究成果，认为取得了“东亚奇迹”的那些国家从未遵循过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只不过它们比那些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得少，更接近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已。这个经验的事实也证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不意味着实行自由贸易，也不意味着简单地贯彻经济自由主义。
基于此，我们可以概括“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合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它确实致力于增大全球性的经济往来，增加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20世纪最后10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努力所推动的。但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第二层含义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政府实行全球性的商品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政策，意味着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不必定意味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完全自由化，它往往要求相当强的政府干预。
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拿东亚国家的事例来加以说明。
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以实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著称。不过这种“外向型经济”到底有什么含义，其实对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广义的理解可以把“外向型经济”看成是一种出口导向的经济：整个国家实行“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靠各种鼓励和保护措施发展以制造品为主的生产和出口，由此来发展经济。长远看来，出口的增加必将导致进口的增加，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必然意味着尽力提高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应当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在内，实行的都是这种广义的“外向型经济”。
一般人都把这种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与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内向型经济”相对立。“进口替代”指的是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国内消费品或制造品的生产，以取代原先需要进口的同类产品。如果在实行“进口替代”时不相应地增加其它的进口，“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最终必将导致出口和进口都下降，降低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形成对外贸易比重较低的“内向型经济”。
但是除了台湾等地的少数例外，东亚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实行的“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它比上述的广义“外向型经济”多了一层含义：这种“外向型经济”尽力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本国，用以发展实行“出口替代”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并且在出口和进口并行增加的基础上尽力提高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历来被视为实行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典范。近年来有一种要全球的发展中国家都照搬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潮，似乎这种含义的“外向型经济”成了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而本章所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
实际上，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有着很大的缺陷，它绝不是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
首先的缺陷来源于：这种“外向型经济”严重依赖国外的资金，要求长期的外国资本净流入，而长期的外国资本净流入实际上并不利于出口的尽快增长。大量利用外资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有着内在的矛盾。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只有当经常项目有逆差时，一个国家才能够真正吸收和使用国外的资金。从一国的国际收支上说，外国资金流入表现为资本帐户的顺差，但是资本帐户的顺差必须靠经常项目的逆差或外汇储备的增加来平衡。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资金的流出。如果资本帐户的顺差是靠外汇储备增加来平衡的，流入一国的资金就会又流回国外，该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收国外的资金。因此，只有当资本帐户的顺差以经常项目的逆差来平衡时，一国才真正吸收了国外的资金。
但是经常项目的逆差通常意味着一国的进口大于出口。进口大于出口一般又反映了一国的国内需求大于国内的总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由出口拉动的，还不如说是由本国的内需拉动的。在这样的经济增长动态中，出口的积极作用只是表现在它跟着进口的增长而增加，从而提供了补偿流入的外资所需要的外汇资金。由此看来，至少在短期中，引进和利用外资是与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互不相容的。
一国的资本净流入会使该国货币的汇率上升到高于能使该国进出口平衡的水平以上，从而造成经常项目的逆差。韩国和泰国等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长期处于这种状况，最终导致它们陷入了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为什么长期容许它们本国货币的汇率高估和经常项目有巨额逆差。答案很明显：是为了吸收和使用国外的资金。显然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有目的的长期容许它们本国货币的汇率高估和经常项目有巨额逆差的，这个目的就是由此来引入大量外国资金。它们的如意算盘是，靠外向型的高速经济增长所增加的出口来创造归还国外资金(包括偿还外债和外资撤走)所需要的外汇。韩国曾经成功地使用了这种经济发展战略达几十年之久。
但是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很容易由于两个原因而失败：
如果本国货币的汇率长期过高，则这样过高的汇率本身实际上是鼓励进口、抑制出口的。因此，一贯的外资净流入并不利于发展一国的出口和增加其外汇收入。这就意味着，东亚各国大量引进外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与它们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目标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一国的政府、该国的本国企业还是外国的投资者都不会有那样足够的能力，把该国现在借入的外债和将来的进出口控制到那一规模，以致该国将来的出口真的能保证它的经常项目顺差恰好足以提供足够多的外汇，不多不少正好有把握偿还现在所借的外债。一旦发展出口赚取外汇的目标没有达到，实行狭义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就会由于挣不到足够多的外汇收入去偿还外债而陷入国际间的支付危机。泰国、韩国等国1997年的货币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
一方面要真正在实际上引进外国资金，另一方面却想以出口增加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这是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自相矛盾之处。
当然，实行广义“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实行我们所说的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这也就是说，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同时从国外净吸入资金。它们可以在靠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国外输出资金而不是从国外净引入资金。日本和台湾在很长时期中走的都是这样一条道路。它们靠快速增加出口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长期保持着巨额的经常帐户顺差，同时以外汇储备的增加、甚至资本的净流出来平衡这一经常帐户顺差。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出口真正起到了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向外净输出资金来扩大出口的经济才是真正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可惜的是，这不是今日中国大多数人所谈论的那种“外向型经济”，因而也不是本书所要批评的那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
第二节 外向型的限度
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缺陷是：它也同样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整个经济中的效率，延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在于，片面追求狭义的“外向型经济”最容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过度外向型”，而这种过度的外向型经济与过度的内向型经济一样，也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外向型的程度，其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一国经济对进出口的依存度——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按照“外向型经济”信奉者们的看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唯一最优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意味着，一国的进出口依存度越高越好，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越快越好。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越快，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越高。
其实迷信外向型经济的危险也就在这里。本节后面的分析会说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有一个最适度的对外贸易规模，从而有一个最适度的进出口依存度。实际的对外贸易规模比它小是不好的，比它大也同样是不好的。在这种最适度的对外贸易规模和最适度的进出口依存度下，长期中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最高。而这样一个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对外贸易规模绝不会是越大越好，“过度的外向型”、过大的进出口依存度也是一种灾祸。
当然，所有追求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都可能产生过度外向型的经济。即使一国不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而是把出口导向的增长与净输出资本结合起来时，也是如此。
过度外向型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总产出的比重过高，或者至少进口或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
综合正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可知，衡量一个经济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比重是否过高的标准，应该是一种静态的国际经济均衡状态。这种国际经济均衡状态的基础，应当是一种使各国的进出口都达到平衡的汇率结构，在这种各国都进口等于出口的汇率结构下，每个国家都出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在这个基础上，各国之间资本盈利率的差别造成了国际资本流动，它使流入资本的国家进口增加，流出资本的国家出口增加，并且可能使流入资本的国家货币升值，从而进口进一步增加、出口减少，形成实际的资本流入，造成有资本流动的静态国际经济均衡状态。
在这种国际经济均衡状态下，一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等于其资本净流入，而它的资本净流入状况则取决于它与国外相对的资本盈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对外贸易占总收入的比重，是在相对成本差别决定的对外贸易的基础上，结合与国外相对的实际的资本盈利状况而决定的。这是一个使整个经济的效率达到最高的最优外向型比例;而在这种国际经济均衡下的进口与总产出的比例是“最优的进口比例”，这时的出口与总产出的比例则是“最优的出口比例”。偏离这一比例的其它比例，无论是“过度内向型”的过小比例还是“过度外向型”的过大比例，都是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的。这恰恰是根据正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所可以得出的结论。
根据正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我们应当反对偏狭的“过度内向型”经济，因为它偏离了这些最优比例;但是我们同样必须反对“过度的外向型”，因为它也同样偏离了上述的最优比例，从而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们可以说，正统国际经济学在确定最优的对外依存度时，所依据的理论原理可能不对，但是最优的对外依存度本身是肯定存在的。偏离了这个最优的对外依存度不仅意味着扭曲了资源配置，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降低了长远的发展速度。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对外贸易所占比例过大是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的。
造成对外贸易、进口或出口比重过高的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给予进出口以特殊的优惠，从财政补贴、减税一直到直接指令性的信贷和实物资源的支持;第二个原因就是外资特别是外债的流入和流出。从理论上说，这两个因素都可能使一国经济偏离上述的最优比例，从而降低其效率。
如果在国际经济均衡的基础上，一国政府通过财政或信贷方式给出口大量补贴，就会进一步增加其出口;出口的增加会使该国货币的汇率上升，从而使该国的进口也增加。进出口都增加当然会使该国的对外贸易比重高于最优外向型比例，形成“过度外向型经济”。这种过度外向型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可以近似地用实际上给予出口的补贴来衡量。在东亚各国的那种政府干预很多又有意识地追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济中，这样一种过度外向型经济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不过，更可能造成过度外向型经济的是上述的另一个原因：国外资金的过多的净流入和净流出。在上边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国际经济均衡状态下，一国的资本净流入状况取决于它与国外相对的资本盈利状况。这种状况下的那个资本净流入量是使整个经济的效率达到最高的最优资本流动量。净流入的国外资金比最优流入量大会造成过多的净进口，使进口占总产出的比例高于最优进口比例，净流出国外的资金比最优流出量大会造成过多的净出口，使出口占总产出的比例高于最优出口比例，二者都会造成某种“过度外向型”的经济。
更重要的是，过多的资本净流动本身就会造成过大的对外贸易规模。只要资本净流出国存在着过剩的生产能力，资本流出国的企业完全可以在本国购买设备和原材料，然后将其出口到流入资本的国家进行海外投资。这样以实物进行的投资不要求进行货币兑换，不会影响两国间的货币兑换率，甚至可以完全不影响两国间的实际汇率，从而不会影响两国之间原有的进口和出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出完全变成了流出国的出口增加和流入国的进口增加。
一般地说，资本流出或多或少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当一国向另一国流出的资金采取货币形式时，它当然会在以货币形式流动时使流出国的货币贬值。但是，只要这种流动是表现在实物上的真正资本流动，流入资金的国家就必定要增加从流出国的净进口。流入国的货币因此要兑换流出国的货币以购买其产品，这种货币兑换本身又使资金流出国的货币相对升值。这样，这种实际的资金流出过程使资本流出国的资金经过了两次货币兑换：一次兑成流入国货币，使流出国货币贬值，另一次又兑成流出国货币，使流出国货币升值。最后的净结果是升值还是贬值是不能先验地断定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贸易规模会增大，因为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流入资本的国家用流入的资金购买资本流出国的产品时，资本流入国在任何实际汇率上的国际购买力都增加，这本身就增加了资金流出国的出口和流入国的进口。这是实际的资本流出增加国际贸易的“非汇率效应”，因为它的作用与实际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无关。
凡是实行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都可能出现上述的这些情况。而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的真正特殊之处，在于它是通过过多地吸引外国资金流入而造成对外贸易上的“过度外向型经济”。
当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法精确地判断一国的最优资本流动量到底是多少，从而很难断定现实的国外资金净流入量是否已经大于最优的资本流入量。但是从事后的角度反倒可以提出一个几乎万无一失的标准——只要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了不能偿还外债的危机，我们就可以断定它的经济是或者将会是过度外向型的：它在外资净流入时进口过多，从而进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而在靠资金净流出偿还外债时则出口过多，从而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在这样一个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还债的过程中，该国的对外贸易占整个总产出的比重平均起来在整个时期中一般地会过高，从而使它的资源配置偏离了最优的国际经济均衡。这是因为偿债危机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标志，表明该国早先借入外资的数额太多，大大多于它与国外相对的资本盈利状况所决定的那个最优数额即资本的最优流入量。
当资金的流出流入都要通过货币市场来进行本币与外币的兑换时，过多的国外资金净流入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过高，从而增加进口、减少出口，以实现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过多的资金净流出国外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过低，从而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以实现更多的资金净流出。如果资金的国际流动只是这种单纯的货币资金流动，那么更多的国外资金净流入或更多的资金向国外净流出究竟能否增加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一个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还债的过程能否提高整个时期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这要取决于在国际经济均衡的汇率水平基础上汇率上升和下降时进口的变动与出口的变动哪一个更大些。
这里会出现种种复杂的情况组合，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国外资金净流入过多从而本国汇率过高时，一国的进口会过多;当资金净流出国外过多从而本国货币的汇率过低时，一国的出口会过多;而当一国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过多地出口还债时，由于该国承担了过多的利息负担，在这一过程的整个时期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很可能会过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总的来说增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这个原因就是前边所说的实际的资本流出增加国际贸易的“非汇率效应”。
综合国际资本流动对贸易的上述两种效应，实际的、真正的国际资本流动本身会增大国际贸易规模。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资金的支配者们常常会对一国的盈利前景作出错误的预期。这就使一国的资本净流入量常常会偏离最优的资本流入量。而在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国外资金，常常尽量制造高回报的印象，这就特别容易使国外投资者形成错误的过高盈利预期，从而特别容易造成资金先过度流入再过度流出的过度外向型经济。在1997年的货币金融危机前后的一段时期中，东亚的各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变成了这种类型的过度外向型经济。
在衡量一个“外向型经济”是否“过度”时，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判明它吸引外资是否过度。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明确：任何国家吸引外资都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吸引外资将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并且最终引起国际性的货币金融危机。而一国吸引外资的合理限度则是由该国国内的资本盈利率与国外的资本盈利率的差别决定的。
当然，过度的外向型经济虽然降低了当前的经济效率，如果它能够提高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长远看来它可能仍然值得实行。但是，下一节的分析将说明，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外向型经济并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使经济发展速度达到最高。这也适用于我们前边说过的广义的外向型经济。
1997年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已经宣告，靠狭义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这个危机本身还不能证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失败，因为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东亚国家靠高估本币汇率造成经常项目逆差来引进国外资金的做法，宁可说是与广义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相冲突的。尽管如此，这次的货币金融危机也是一个征兆，它预示着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很快将陷入困境。从那以后到今天的事态发展其实都在警告我们：即使是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也快要走到头了。
尤其是对我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想通过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出口和对外贸易来实现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那更是在追求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已经很高，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已经过高。这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中也已经受到了“过度外向型”之害。
一般来说，一国的对外贸易额占其GDP的比重(进出口依存度)取决于国家的大小(特别是人口的多少)、经济发展的水平等因素。
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其它条件不变，国家越大进出口依存度越小。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在1951-1996年，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年平均进出口依存度超过130%，小国韩国的进出口依存度超过30%，而大国美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一般都在20%以下。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进出口依存度也越小。同是大国，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1981-1990年的平均出口依存度为12.4%，发展中国家印度1961-1970年的平均出口依存度为3.8%。
除此而外，如果一国计算其对外贸易金额的货币不是其本国货币的话，则该国货币对这种对外贸易中的计价货币的汇率也影响其进出口依存度的统计值，而一国汇率的高低又体现在该国的对外贸易差额上。这样，就使一国长期有对外贸易顺差时统计上的进出口依存度高，因为该国货币在将对外贸易额换算为本国产出时被低估了。而长期有对外贸易逆差的国家统计上的进出口依存度低。
中国从土地面积和人口两方面看都是比美国和日本都要大的大国，经济发展程度又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因而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最多也不应当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美国1995年进口占GDP的比重(进口依存度)为10.6%，出口占GDP 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为8.1%，总的进出口依存度不到19%;而同年我国的出口依存度为21.3%，进口依存度为18.9%，总的进出口依存度超过40%，比美国的比例高一倍多!
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比因素：那年美国有巨额对外贸易逆差，汇率因素会压低它的进出口依存度;而中国则有大量贸易顺差，汇率因素会抬高它的进出口依存度。但是即使把汇率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仍然过高：日本1996年有巨额贸易顺差，按理说那年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应当是过高的，这应当会高估日本的进出口依存度。但是按当年1美元兑换108.89日元的平均汇率计算，那年日本的进口依存度为7.6%，出口依存度为8.9%，进出口依存度总共不过16.5%，仍然低于中国一半多。而且日本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都比中国小得多，进出口依存度本来应当比中国高。
从中国自己的情况看，1993年中国出现了对外贸易逆差，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说是高于均衡水平的，但是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也达到32.6%;在1989年以前的几乎整个80年代中，中国也一直有对外贸易逆差，但是1986-1989年中国总的进出口依存度也是在24-25%之间，仍然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正常水平。
根据系统的分析，其国家大小可以与中国相比的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1951-1996年的经验表明，这样大小的国家的出口依存度应保持在8-9%之间，进口依存度应保持在7-8%之间，整个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则应当保持在15-17%之间。按照上述国际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常的进出口依存度应该是20%。即使考虑到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30%这样高的进出口依存度对中国来说绝不会是一个偏低的进出口依存度。目前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不仅过高，而且高于正常水平过多。
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首要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会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导致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中国出现过度外向型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多年来给了出口和加工贸易的进口原料、零部件以过多的政策优惠。我国多年来对出口一直有过多的政策优惠，直到现在还力图以尽可能高的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对进口虽然名义上实行高关税，但是却一直有许许多多减免关税的政策优惠，以致对进口的高关税行同虚设。此外，我国还给了加工贸易以过多的政策优惠。例如，国内流通的商品一般要缴17%的增值税，而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和出口产品却可以免缴增值税。这样的政策优惠扭曲了资源的配置，把本来可以由中国人民自己消费的财富白送给外国人享受，长远看来也不利于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5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济奇迹”。以后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从60年代中期开始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短短几十年中从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为人均GDP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这著名的“亚洲4小龙”也是靠增加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这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很快就使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成了高速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
此后，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也仿效“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发展业绩。这更坚定了许多人对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迷信，以致在一般人心目中，“外向型经济”成了唯一可能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
实际上，历史经验早就证明，“外向型经济”并不是一条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在最近一百多年中，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完成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亚洲的日本和东亚“4小龙”。而大的发达国家完成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受挫的教训，都不能证明“外向型经济”是一条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
本书第七章的历史概述已经说明，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严重落后于别国时，都是靠保护本国的制造业而发展经济的。当然，对本国制造业的这种保护是可以与大力增加出口相一致的，这就是欧洲历史上有名的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就是这样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前提下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而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但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都主要依靠开发本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它走的是典型的内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也就是说，几个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主要通过内向型的道路而完成经济发展。就是英国那样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使它能够成功地发展经济的主要也不是大力增加出口，而是保护国内的新兴产业。
拉丁美洲各国则是“外向型经济”使经济发展失败的典型事例。在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认为拉美经济迅速发展的最大希望在于通过商品出口和资本进口而更加密切地融入世界经济。这是地地道道地要发展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从此拉丁美洲各国走上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之路。而到19世纪末，当美国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的政策下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时，拉丁美洲国家却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制造业而落入了不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东亚“4小龙”之所以能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完成其经济发展，是由于它们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当时亚洲的特殊环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和新加坡是处于国际航路枢纽点的城市国家，它们的发展道路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借鉴意义。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已经跨入了工业国的行列，它的经济发展这时已经完成了一半，不能把它的经济发展完全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
尽管如此，日本、韩国、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成功地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仍然要靠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30年是欧美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这期间欧美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总需求政策，政府采购和福利开支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都有很快的增长。欧美国家总需求的扩张快于其本国总供给的增长，因而给少数出口导向增长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国际市场。
其次，当时的欧美国家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党执政国家，有意识地采取帮助日本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发展经济的政策，实际上向它们开放了自己国内的市场。
此外，日本、韩国、台湾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合起来也比美国少，它们在发展到人均产出高于美国之前，其出口品对欧美国家国内产业的冲击总是很有限的。这也使欧美国家比较容易容忍它们的刺激出口的增长政策。
尽管如此，日本、韩国、台湾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仍然给它们的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将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入了1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和萧条。经济增长率由80年代每年都在3%以上，降低到在1%左右徘徊。这种经济萧条现在还有更趋恶化之势。对于这种长期萧条的原因和解救办法，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日本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造成的。这种经济增长道路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在总需求上。日本一直保持着庞大的经常帐户顺差，因而以大量的净出口来维系总需求。这是地地道道地靠增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是这样的增长造成了国内总需求的严重不足。一旦净出口的增长不足以为经济继续增长提供足够的总需求，整个经济就会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停止增长。日本就是这样陷入经济停滞的。而日本人每当经济停滞时，总是惯于从扩大净出口上想办法。这样继续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并不能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根本问题，日本的经济也就总是不能摆脱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还造成了日本产业结构上的根本问题。任何出口导向的经济都会使少数有出口竞争优势的部门过度发展，而其它的部门则处于国际竞争力差的劣势状态。这些劣势部门不是非贸易部门，就是产品进口的部门。而一旦出口的优势部门发生结构性的国际生产过剩，依赖它的出口的国家就会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日本的长期经济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主要出口产品的结构性过剩所引起的。日本的重要出口产品之一是它生产的小汽车，它的小汽车生产和出口的情况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
日本国内汽车销售在1990年达到顶峰，销售量大约为778万辆。市场接着便疲软下来，销售量徘徊在稍低于700万辆的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销售量分别滑落到586万辆和596万辆。而日本国内汽车生产也于1990年达到1349万辆的高峰，此后在20世纪90年代总体上也徘徊在低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产量分别只为990万辆和1014万辆，只及过去高峰期的3/4。从1990年到2000年，日本国内汽车产量下降了大约350万辆，而国内汽车销售量只减少了不到200万辆。这意味着10年间日本汽车的净出口减少了约150万辆，但是到2000年日本仍然有约400多万辆的净出口。
日本汽车出口量的减少是汽车制造行业国际性生产过剩的结果。1990年日本汽车出口量的高峰出现于它80年代汽车制造水平的大进步之后，当时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在日本公司的竞争下陷入了困境。但是到了90年代，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恢复，特别是韩国的汽车制造业迅速兴起(韩国1997年已经年产汽车280万辆)，再加上中国等东亚其它国家的汽车制造业也在兴起，日本一步步失去了它过去夺得的一部分汽车出口市场，从而出现了汽车业和整个国内经济的萧条。
正是由于结构性的衰退，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才陷入了财务上的困境。11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中有7家已经与外国制造商结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关系，其中铃木、五十铃和富士通的部分股权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掌握，马自达由美国福特掌握1/3股权，三菱由戴姆勒—克莱斯勒掌握约1/3股权，日产则由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掌握约1/3股权，本田汽车公司也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一系列的合作关系。丰田公司掌握了大发、日野和雅马哈的部分甚至大部分股权。各公司还纷纷在技术开发、零部件采购上与外国公司合作。
汽车业的例子表明，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落入的困境在于：没有新的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行业来弥补汽车制造业的相对变弱。日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飞机制造业，在信息产业中也没有竞争优势，不能压倒欧美的高科技公司，如美国的IBM、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等等。这就使日本在这些年中不能再大幅度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再加上国内需求的增加不能补偿净出口增速的下降，就使日本的经济萧条成了必然。
虽然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它目前的经济困境仍然可以说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具有的根本问题。
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这种作用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产业升级”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落后国家能以多快的速度完成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不但体现为一国能够生产的产品包含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而且体现为一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中集中了越来越高的技术。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发展就意味着一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显然，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它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包含的技术含量太低。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第一步，当然是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并用它来代替进口的同类产品。一个国家的产品如果在国内市场上都不能排挤掉外国的同类进口品，我们根本就不能设想这种产品会有国际竞争力，可以靠它的大量出口来带动该国的经济增长。一国的大多数产品都必须先占领国内市场，然后才能大量出口。
这就意味着，如果落后国家不仅不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根本就不实行任何进口替代，也就是说，如果落后国家根本不以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的外国产品，它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包含着更高的技术含量，也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产业升级”。但是没有这种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就无法实现。
由此可知，对任何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以国内产品排挤某些技术较密集的进口产品的“进口替代”都是第一位的先决条件。即使是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也必须在大量出口某种产品前能够以本国生产的该种产品替代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这也就是说，要想使一种产品成为一国的“出口替代产品”，先得使它成为该国的“进口替代产品”。而任何落后国家如果不能不断地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以替代国外的进口品，它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发展经济。
上述的推理也同样适用于从生产劳动密集的产品向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的转化。而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劳动密集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变为资本密集的产业结构。
根据上述道理就可以知道，将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完全对立起来的说法是多么可笑。我们上边的分析已经证明，如果一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真的带来了经济发展，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相容。正是靠出口导向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东亚国家，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近年以实行狭义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而闻名。其实它们过去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都有过一段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韩国在1954-1961年间，台湾在50年代，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71年之前，印度尼西亚在1981年以前的时期中，实行的都是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差别只是它们转向“出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的时机有重大的不同而已[1]。它们在以出口导向发展经济时所依靠的某些出口拳头产品，其生产本来也是靠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而发展起来的。
根据前边的分析，就是在一个国家从整体上转向出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之后，它也不应当放弃对某些产品实行进口替代的努力，因为只有在对更高技术水平的一些产品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基础上，它才能将这些产品进一步发展为下一个阶段大量出口的出口替代产品，才能保证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和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应该说，泰国等国1997年陷入货币金融危机，与它们前些年没有再通过对某些产品的进口替代而为出口产品的进一步升级换代作好准备不无关系。
还必须清楚，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之所以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完成产业升级服务，从而尽可能快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在短短几十年中，日本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从纺织品很快升级到小汽车。韩国和台湾原来只有某些初级产品中的土特产有国际竞争力，而现在韩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而台湾的优势产业则变成了集成电路之类的产业。正是产业结构的这种快速技术密集化，使它们今日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或者迈进其门槛。
既然经济发展首先取决于能否不断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以替代外国的进口品，在某些条件下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就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经济发展战略。19世纪的美国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发展道路。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外向型经济”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万应灵药，更不是上升为发达国家的唯一道路。
之所以不能把“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当成是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其根本原因在于：象几乎所有的各种“战略”一样，只有当仅仅一小部分国家实行这种“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这种发展战略才对这些国家高速发展经济是行之有效的;而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实行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话，它就不可能使这些国家都获得高速的经济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下，实行不同于这种发展战略的、比较注重进口替代的发展的国家倒可能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中的结构性问题。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在生产技术水平高的产品上没有国际竞争力。因此，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后国家只能大力发展技术水平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靠它们来实现“出口替代”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全力发展技术水平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整个世界的经济就必将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甚至会陷入严重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其原因是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发达国家的人口多得多，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发展技术水平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的出口市场必然严重不足。这样一种经济发展将会造成以下各种重大问题：
首先，即使各国之间没有任何贸易上的障碍，全世界都融为同一个大市场，发达国家能够顺利地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停止了所有低技术水平产品的生产，把这些产品的生产都让给了发展中国家，自己转向只生产高技术产品，世界市场也很难容纳得了这么多的低技术产品。
其次，即使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能够容纳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这样过多的低技术产品也会将这种产品的贸易条件压得过低。低技术产品这样过低的贸易条件会提高生产某些技术水平高一些的产品的相对收益，使某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的生产较为有利，而这样一些产品在这些国家极可能是进口替代产品。这就会使强调增加进出口贸易的经济发展战略变成一种相对不利的经济发展战略。
落后国家之所以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本意是要靠大量出口低技术产品来迅速增加本国的实际总收入。但是，即使这些国家低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真的迅速增加了，如果出口的低技术产品的贸易条件降低得很快，也会使这些国家的实际收入并不能迅速增长。这样，低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的迅速增长并不能导致这些国家实际总收入的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行比较内向型一些的发展战略，多发展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适当放慢对外贸易占总收入比重的增长速度，可能是一种经济增长速度更高一些的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受到出口品加工下降的致命打击，这在20世纪初的巴西表现得特别明显。1913年之后，咖啡的价格甚至它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都不断下降，导致咖啡的主要出口国巴西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在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这种打击特别严重，最后迫使巴西不得不靠政府干预来大幅度削减咖啡的产量。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也陷入了出口困难、相互压价竞争的困境。它们在某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削价竞争，半导体等产品的出口价格大幅度下跌。随着这种压价出口竞争而来的，就是东亚各国爆发了对外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表明，东亚各国不再能依靠它们的低技术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来达到它们原先的经济增长和对外经济平衡目标：它们原来想靠大量生产和出口这些产品来大幅度增加本国收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以出口创造的大量外汇来偿还所欠的巨额外债;而现在的压价出口竞争使它们的这些原定目标都无法实现。
近年来低技术产品市场上激烈而又严酷的竞争表明：在世界市场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已经过剩;过剩的低技术产品之间相互恶性竞争，压低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使发展中国家从增加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所得到的实际收入大大下降。这些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对这些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甚至已经没有多少益处。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中国加入WTO，内心最害怕的是印度和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怕从此中国对它们和西方国家的出口品享受到与别国的出口产品一样的政策待遇，使它们的出口产品竞争不过中国产品。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之间陷入了这样相互敌对的境地。
最后，发达国家绝不可能十分顺利地完成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放弃其低技术产品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充满了各种经济上的摩擦。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都会产生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倒闭、工人失业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激起了发达国家工人中要求保护、反对全球化的激烈情绪。它们迫使发达国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其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又会妨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使它们更加难以实现其“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现在，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政府负债的增加也使资本所有者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企业感到利润太低，投资意愿普遍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也不再敢于大幅度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世界因此进入了一个总需求增长缓慢的时代。它使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丧失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1997年东亚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流入东亚各国(如泰国)的外国资本正在大量撤出。这些资本之所以撤出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显然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投资、包括在这些国家生产出口产品的部门投资所得回报已经太低，利润率低于在其它部门或其它国家的投资。
在泰国爆发货币金融危机以前，大量资金曾经通过各种金融机构的渠道流向房地产业甚至证券市场;在这些资金中也包含许多国外资金，因为泰国的金融机构曾经大量借入了国外的资金。这样多的资本包括外国资本流向房地产业和证券业，这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泰国这样的国家的面向出口的制造业部门已经无利可图。
与出现这种现象同时发生的是，东亚各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近年发生了出口困难、相互压价竞争的情况。
这些现象其实都来自同一个根源：在世界市场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已经过剩;过剩的低技术产品之间相互恶性竞争，压低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使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的利润大幅度降低。这使发展中国家从增加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所得到的好处大大下降。这很可能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走到尽头的表现。
2001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使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碰到了最大的挫折。美国经济增长从2000年下半年起开始减速，到2001年中期进入衰退。2001年第三季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0.4%，衰退程度并不大，但是这已经给了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东亚外向型经济以沉重的打击：这个季度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5.6%，台湾则下降了4.2%。台湾经济的这种衰退为30年来所没有，连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使台湾经济受到如此重挫。
2001年第三季度的这种经济动态具有代表性。外向型经济的繁荣完全依靠少数几种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因此具有这种经济的国家和地区特别容易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2000年美国经济出现超过3%的过高增长时，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曾达到9.9%，而美国经济在2001年刚刚开始衰退，新加坡就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外向型经济的良好业绩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当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不景气时，外向型经济就不会再带来成功的经济发展。
第四节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今后又面临着不景气的世界经济环境。这些以及其它的历史条件，都决定了中国不能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更不应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在目前环境下所应当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是：1. 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安排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战略;2. 保护本国的投资机会，逐步在争夺投资机会的斗争中挤走跨国公司;3. 禁止资本在境内境外之间的自由流动。为了作到最后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求美国改变其霸权主义的国际金融政策。
中国不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首先意味着不要再盲目地吸引外资，包括不要再拚命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这是为了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留给本国的资金，而现在国内的投资机会缺乏已经导致本国资金大量外流。
不再对外资开放投资机会以将有利的投资机会留给本国资金，这是因为引进外资也有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降低了本国资本的盈利。经济增长理论和实际经济生活都能证明，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本总量增加会导致利润率普遍降低。但是流入的国外资金却有自己的“保留效用”、自己的不能降低的流入标准，这就是它在国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润。如果流入一国所得回报低于这个机会成本，国外资金就不会流入，或者会撤走。
流入的外资所得回报的期望值要高于它在国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润，这一点就为一定时期可以流入的外资数量规定了一个限度。流入的外资超过了这个限度，资金引进国的利润就会低于国际“正常水平”。利润率过低的实际情况很可能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突然暴露，导致资金引进国陷入危机。这样，国际的“正常利润”为引进外资规定了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引进国外资金对资金引进国是不利的。东亚金融危机证明，这样一个限度确实在起作用：超过合理限度流入的资金在发现回报过低以后会尽快撤走，这个急剧的撤走过程就造成了危机。
就平均情况来看，我国并不是一个资本回报率高的国家。当然，我国的人均资本量还很小，这本身应当大大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的技术水平低，在组织和管理现代市场经济上还缺乏经验，这又大大降低了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国内的资金回报率很低，连私营企业的盈利也很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引进外国资金，不但会进一步降低本国资金的回报，而且很可能导致增加的国外资金所增加的总产出小于它所得到的实际利润。这样的资本流入必将减少本国居民所得到的实际收入，因而是有害的。
证明中国目前投资机会不足、资本回报率不高的最明显证据，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就没有真正吸收多少外国资金。
在这10年中，除了1993年中国出现了经常帐户逆差之外，中国在其它年份都有大量的经常帐户顺差。我们已经指出，经常帐户的顺差本身就表明一国在实际上有资本净流出。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年份，尽管中国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但是同时又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其它方式的资金流出而向外流出了更多的资金，以致中国在实际上成了资金净流出国。
不过，在这些年中，中国每年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还有大量的资金流出，其数额常在100-200亿美元之间。这笔“错误和遗漏”如果是由没有官方记录的资金流出造成，则它只是印证了经常帐户顺差所记录的实际资金净流出，是这种资金流出的又一个渠道。但是，这笔“错误和遗漏”也可能产生于非法的走私进口用汇或为骗取出口退税所谎报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它应当相应地抵销经常帐户的顺差，从而减少实际上资本净流出的数额。
如果我们将每年的这笔“错误和遗漏”全部看成是没有官方记录的经常帐户逆差，从公布的经常帐户顺差中全部减去它，每年在经常帐户中出现的资金实际净流出就会减少到微不足到，甚至在很多年份出现经常帐户的逆差——这意味着资金的净流入。但是即使作了这样的处理，中国在最近10年中也在很多年份里是资金净流出，而净流入的年份中真正流入的资金少得可怜。何况把“错误和遗漏”全部看成没有官方记录的经常帐户逆差是没有根据的，这笔资金多多少少总有一部分是没有官方记录的资金流出。
10年来几乎没有引进多少外资、甚至是国内资金净流出，这个事实显示了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缺乏，表明了流入的外资抢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挤走了中国资金。为了制止这样的不合理资金流动，我们应当停止进一步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内的投资机会。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我们必须对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坚决地放弃那种不惜代价地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取向，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来。
从第七章到本章的论述都说明，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也不会是只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本书第七章第四节已经指出，在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高技术的工业部门至今还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这种部门的企业往往陷在亏损的困境中，但是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
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节油技术作为重点，并且将发展新式的特别是无污染的能源(风能和太阳能)作为自主的科技发展的重点之一，争取获得突破。
这样的战略，才是真正能使中国进入世界富国之林的战略。
[1] 参见俞品根主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体制》(商物印书馆，1997，北京)论述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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