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降低进口关税又对中国经济有害
2020年2月1日
自由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害处主要在于它妨害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它通过放纵外国产品进口夺占本国企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而起到这种作用。反对自由贸易保护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做法之一是设置高的进口关税来限制外国产品进口，而自由贸易派则一贯热衷于降低进口关税放纵外国产品进口。
两年来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战，不断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妨害了中国产品在美国销售，由此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加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总需求不足这样加剧的情况下，本来应当减少外国产品进口以增加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自由贸易派却大幅度降低进口产品关税鼓励外国产品进口，配合美国的打压进一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一年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表明，现在降低进口关税对中国经济害处极大。
但是自2020年1月1日起，我国又对850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这些商品中包括冻猪肉、冷冻鳄梨等国内相对紧缺或具有国外特色的日用消费品，以及药品、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设备等商品，降税商品名单还包括高科技产品零部件、海鲜、橙汁等。这其实就是暂时降低这些商品的进口税率。美国彭博社计算，被列入降税名单的产品在2018年的进口额达到3890多亿美元，占同年进口总额约18%。自2017年以来，中国一直在降低进口关税，而这次以暂定税率降低关税又被外媒解读为，中国希望向全世界重申其坚持自由贸易立场。
这次降低进口关税是对中国经济的又一伤害。目前中国经济由于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行压力，降低关税增加进口只会进一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加剧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但是自由贸易派却大讲降低关税对进口产品用户的好处，要人们相信降低进口关税对中国有利无害。这是在利用普通人对经济的无知来进行欺骗。
懂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进口关税会抬高进口产品在本国的售价，当然对这些产品在本国的使用者特别是对进口消费品的消费者不利。自由贸易论者历来抓住这一点攻击征收进口产品关税损害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主义者主张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本来就不是为了本国消费者的当前利益，而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和企业，特别是为了给它们的长远发展留下足够的产品市场空间。为中国经济总体的长远利益考虑，需要的是在进口产品使用者的利益与本国产业发展的长远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为各种产品的进口分别制定适当的关税税率。
中国需要保持足够高的平均进口税率，目前更是需要提高平均的进口关税税率。而最应当课以高进口关税的，是那些需要先进技术生产的高端产品，因为国内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最需要高关税的保护。
20多年来中国的货物贸易一直有很大的顺差，出口显著大于进口。自由贸易派把这说成是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的理由。表面上看，中国的货物出口大于进口，似乎是因为中国生产的货物在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印象。除极少数几种产品外，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竞争力能够大量出口的，都是技术水平较低的低端产品;而需要高技术的真正高端产品，中国不仅不能大批出口，往往还需要从国外进口甚至根本不能生产。芯片就是这种高端产品的典型。
中国能够以比发达国家企业低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出售那些低端产品，是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工资水平一上升，这些产品就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货物出口在2015年那几年还出现了绝对额的下降。这正表明中国现在急需的是发展高技术的高端货物的生产并替代进口。
中国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本来就是提高人民的收入特别是劳动者的工资，而要有高工资、高收入就要生产和出口高端的产品。但是，生产尚未生产过或生产不久的高端产品，生产成本势必较高，需要通过较长时期的生产在干中学，才能将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提高到足够的水平，将生产成本降到足够低。在达到这样的状态之前，还处于幼稚期的本国高端产品生产往往不能与进口的外国产品竞争;而不让这些处于幼稚期的高端产品开始生产，就等于永远不从事这种高端产品的生产，永远不向高收入高工资的产业进军，最终永远停留于低收入低工资的水平。要让幼稚期生产成本高质量低的本国高端产品生产能进行下去，就需要以进口高关税限制外国同类产品进口，鼓励国内对这些本国高端产品的购买，扶植本国高端产品的生产。这就要以高进口关税保护和扶植本国的幼稚产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还很少能生产高端产品的不发达国家才需要高关税来保护幼稚产业。而以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尚处于幼稚期的产业，就是实行保护性关税的幼稚产业理由。
中国现在需要的正是对具有先进技术的高端产品征收高关税。这是因为技术水平低的低端产品大都已经处于产能过剩状态，无论这些产品是内销还是出口，再增加它们的产量都必须降价销售，而这样的降价对中国企业的成本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这表明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需要的是大力推进技术先进的高端产品生产，而最初生产这些高端产品时几乎必定会是质量性能差成本高，这样生产的中国企业的产品就是在国内市场上也无法与已经成熟的外国企业产品竞争。这就需要尽可能提高外国高端产品的进口关税以提高外国产品在本国国内的售价，由此鼓励本国使用者购买国内产的高端产品，给处于幼稚期的本国高端产品生产留下足够的产品市场空间，使它们能坚持与发展生产并由此而提高产品的质量性能降低生产成本。
即使对那些国内尚不能生产的先进技术高端产品，也应当征收高进口关税，这样才能鼓励国内的企业进入这些产品的生产。国内任何企业在考虑进入这些国内还不能生产的先进技术产品的生产时，必定会想到，生产初期的低质量性能和高成本使它们在很长时期内难以与进口产品竞争;高关税将进口产品的价格提到足够高，才能足够地鼓励国内企业开始生产这些产品。
就是对大宗的农畜产品，也需要征收相当高度的进口关税。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上相对来说人口多资源少的国家。在中国的整体产业技术发展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情况下，农矿产品上有一定程度的净进口对中国经济有好处。基于这种考虑，在中国向发达国家推进的现阶段，中国对农矿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可以不太高，容许这类产品有一定的净进口。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占世界人口比重如此之高的大国，中国在主要的农畜产品上必须有相当高的自给自足程度，这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所必需。这就要求中国对大宗农畜产品保持适当高的进口关税，以保护中国国内的农畜生产，尽量减少对外国农产品的依赖。
农畜产品的生产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大，因此任何国家的农畜产品生产都难免会由于天气等外在因素影响而发生偶然的波动。这种农畜产品生产上的波动通常都会造成农畜产品的国内价格波动，国内生产少时价格上涨，国内生产多时价格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农畜产品的进口关税稳定在与进口价格的固定不变比率上，就有极大的好处：这样一个固定不变的进口关税率与农畜产品在外国的售价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向中国出口该产品的盈亏平衡价，中国国内该产品生产少售价高于此盈亏平衡价时外国会对中国出口该产品，中国国内该产品生产多售价低于此盈亏平衡价时外国人就会怕赔本而不向中国出口该产品。这样，固定不变的进口关税率能够自动地调节进口外国农畜产品的数量，由此而有助于稳定该产品在中国国内的供应和国内售价的稳定，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中国国内的消费者。这样一个固定不变的进口关税率有多高，应当对该农畜产品的消费者福利与保护国内生产者的需要进行综合权衡而定。
依据这样的最优农畜产品进口关税来考虑，这次降低关税前对冻猪肉等猪肉类产品征收的关税已经起到了足够的作用，根本不需要再降低冻猪肉的进口关税。
中国2019年的猪肉进口翻了一番，超过2百万吨。2019年11月我国进口肉类64.4万吨，同比增长82%，其中进口猪肉23万吨，同比增长151.2%。自2018年以来，中国对美国输华猪肉征收62%的关税，但就是从美国的猪肉进口量也仍在增长。其原因很容易解释。这个原因就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国内的猪肉价格比一年前上涨了一倍，由此带动了其它肉类价格上涨。而猪肉价格上涨，又是因为非洲猪瘟的传播和爆发沉重打击了中国的生猪养殖和猪肉生产。在当时那种较高的猪肉价格下，进口的激增竟然没能平抑国内的猪肉价格，根本就不是因为猪肉进口关税高，而是因为靠进口无法弥补非洲猪瘟造成的国内猪肉供应缺口。中国的猪肉消费量占全世界的一半，而全球猪肉贸易总量仅占中国国内猪肉消费量的20%左右。国内肉价上涨恰恰表明大力保护和发展本国养猪产业的必要，说明不能指望以进口来解决国内的猪肉供应问题。
现在猪肉价格上涨已经停止，肉价在高位上已经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这样高的肉价已经足以刺激猪肉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方面也报告说生猪养殖和生产正在恢复。在这样的时刻降低冻猪肉的进口关税，首先是为时已晚，对肉价的上涨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这样降低关税如果真能起到进一步刺激进口的作用，那就只会在一段时间后、在国内的生猪生产和供应恢复后由过多的进口将国内猪肉价压得过低。这样过低的猪肉价那时将打击养猪企业的养猪积极性，使未来的猪肉生产陷入新的一轮下降。
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生猪生产已经饱受所谓的“蛛网式循环”之苦，这种蛛网式循环的特征是：先是猪肉供给过少导致猪肉价格上涨过度，然后过高的猪肉价格又刺激过多养殖生猪，这样造成的猪肉供给过多又反过来将猪肉价格压得过低，过低的肉价又迫使生产者过度减少生猪养殖，这样又造成猪肉供给过少，从而导致新一轮猪肉价格上涨过度。而现在在猪肉价格过高时降低猪肉进口关税，只会刺激猪肉过多进口;如果不在不久后国内生猪供给恢复正常后及时调高猪肉进口关税，这样过多进口的猪肉就势必会将国内的猪肉价格压得过低，进而导致以后的生猪生产过度下降，加剧“蛛网式循环”造成的生猪生产波动，使国内的猪肉价格更加不稳定。
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这一轮降低进口关税，就是对农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也没什么好处，甚至可能带来很大的危害。
而对那些先进技术的高端产品，这一轮的降低进口关税更是会严重危害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这两种汽车零部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一轮降低进口暂定税率的商品包括了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这两种先进技术零部件。自由贸易派找出了一位汽车技术专家为降低这两种零部件的进口关税辩护。该专家说，这两项是汽车自动变速箱用的关键核心零部件。国产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在性能和质量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无法替代进口产品，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的相关生产基地产能也比较有限。适当降低进口关税的政策将有助于降低生产自动变速箱的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无论这位专家在汽车技术上多么内行，他为降低先进技术汽车零部件关税所作的辩护都站不住脚。他把应当实行的政策正好说反了。他说，因为国产的这类零部件无法替代进口产品，所以应当降低这类零部件的进口关税。这就是他的错误之所在。正因为国产的这类零部件无法替代进口产品，才应当对进口的这类零部件征高关税，甚至应当进一步提高其关税，而决不应当降低其关税。如果国产的这类零部件能够替代进口产品，那倒应当降低其关税，甚至取消其进口关税了。
前边已经说过，中国目前最需要作的就是转向生产先进技术的高端产品。刚刚生产这些先进技术产品时，性能和质量势必会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需要通过较长时期的生产在干中学，才能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正是对这类产品才需要以进口高关税限制外国同类产品进口，鼓励国内对国产的这些产品的购买，使这些产品在国内的生产能够维持并发展，以便由此提高国产的这类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赶上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既然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是先进技术零部件，既然国产的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在性能和质量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那就应当根据上述原则，对进口的这类零部件征高关税，甚至应当进一步提高其关税。哪怕是国内还不能生产这些零部件，也应当对进口的这类零部件征收高关税。这样才能使国内的企业不害怕最初生产这类零部件时的质量性能差、成本高，相信生产这类零部件能卖得出收回成本，敢于生产这些零部件并通过长期坚持生产而干中学，最终提高其生产的这些零部件的质量性能并降低其成本。降低这类零部件的进口关税以降低外国产这种产品的国内售价，不仅直接鼓励国内的生产者购买外国产的这类零部件，而且阻断国产该类零部件的销售，最终的结果是使国内停止该类零部件的生产。这样的降低关税破坏了国内先进技术零部件生产的发展，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伤害了中国的未来。
那位专家只是说，国产的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无法替代进口，却不告诉我们，这些不能替代进口的国产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卖到哪里去了，用到了什么地方。不管是用在本土品牌车还是用在外来品牌车上，已经生产出来的国产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总应该已经有了销售的地方。就是在国产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已经销售和使用了的地方，降低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进口关税才会有最大的害处：降低进口关税降低了进口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国内购买价格，可能促使原来购买国产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使用者转向购买进口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由此妨碍国产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销售，妨碍国产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继续生产和进一步发展。这正是我们刚刚说过的降低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进口关税的根本害处。
为降低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进口关税辩护的专家说，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是汽车自动变速箱用的关键核心零部件，适当降低进口关税的政策将有助于降低生产自动变速箱的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我们可以相信，该专家说的提高市场竞争力，指的是提高国内产的自动变速箱的竞争力。
听起来似乎满有道理：使用进口的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有助于降低生产自动变速箱的成本，鼓励使用进口的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是为了使国内产的自动变速箱更能卖得出去。但是仔细推敲，问题就更大。这位专家就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要提高的，是国内产的自动变速箱在国内销售的竞争力，还是国内产的自动变速箱出口到外国销售的竞争力。进一步的分析会说明，不管是哪种情况，现在的中国都不需要这样降低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进口关税来提高国内产自动变速箱的竞争力。
如果这样降低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进口关税是为了提高国内产的自动变速箱出口到外国的竞争力，那现在的中国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牺牲国内先进技术产业而得到的出口竞争力。现在的中国有足够的货物出口盈余，不需要这样增加出口换得没有用的外汇。何况西方国家都在攻击中国货物出口太多，这样增加进口扼杀国内先进技术产业来换取出口竞争优势更是划不来。别忘了，只有搞好了国产的先进技术零部件，靠这样的零部件获得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才是值得争取的国际竞争力。靠进口先进技术核心零部件获得的产品出口竞争力不是真正可靠的产品国际竞争力。中兴靠美国产芯片生产手机向美国出口，被美国一封锁芯片就差点倒闭，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
如果这样降低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进口关税只是为了提高国内产的自动变速箱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使用进口的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国内产的自动变速箱就无法在国内市场上与进口自动变速箱竞争，那也不能靠牺牲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这种先进技术零部件的国内生产来提高国产自动变速箱的国内竞争力。既保护国内的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生产又保护国内的自动变速箱生产的两全办法不仅有，而且很简单，那就是：不仅不降低甚至提高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进口关税，而且也将自动变速箱的进口关税提高到适当的水平。提高了自动变速箱的进口关税，进口自动变速箱的国内售价必定提高。自动变速箱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将进口自动变速箱的国内售价提高到足够的高度，国产自动变速箱就能够与它在国内市场上竞争了。
为降低关税辩护的人还会说：提高自动变速箱的进口关税提高了进口自动变速箱的国内售价，会进一步提高使用进口自动变速箱的国内产汽车的生产成本，降低国内产汽车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包括降低了国内产汽车在国内市场上对进口汽车的竞争力。
对这个派生问题的回答仍然是：那就应当在同时提高汽车的进口关税。也就是说，应当做的不是降低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进口关税，而是同时提高自动变速箱和汽车整车的进口关税，由此不仅迫使进口自动变速箱的国内售价提高到足够的高度，使国产自动变速箱能够与它在国内市场上竞争，而且迫使进口汽车整车的国内售价也提高到足够的高度，让使用国产自动变速箱的国内产汽车整车也能够与它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同时保护好生产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生产自动变速箱和生产汽车整车这同一产业链上三个环节的企业，使这三个环节上的企业都能够维持并发展生产，由此提高其产品的性能和质量，降低成本，获得真正的市场竞争力。
问题讨论到这样的最深层次就可以看到，降低先进技术零部件进口关税的最终作用就是，放弃本国自主的先进技术零部件生产，使中国永远做生产低端产品的低收入国家;而要做生产高端产品的高收入国家，就应当不仅对进口的先进技术零部件征高关税，而且应当对使用这些先进技术零部件的产品征收进口高关税。这就是降低进口关税的自由贸易派与发展民族产业派之间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这样的深入讨论暴露出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不对进口汽车整车征收高关税，对进口的先进技术零部件征收的高关税就无法坚持。这也就是说，要保护先进技术零部件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国内生产，就不仅应当对进口的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征收高关税，还应当保护国内的自动变速箱及汽车整车的生产，对进口的汽车整车和自动变速箱也征收高关税。如果消除了对进口汽车整车征收的高关税，就会导致为帮助国内的汽车整车生产而被迫降低自动变速箱的进口关税，最后为帮助国内的自动变速箱生产而不得不降低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进口关税，最终牺牲国内生产先进技术零部件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的产业。
这个逻辑链暗示：这次的降低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进口关税，是一年多以前主动降低汽车整车进口关税倒逼出来的。当时自由贸易派散布说汽车产业经得起这样降低关税冲击，不过是骗人而已。而今那次降关税的恶果终于暴露：最终他们牺牲的是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这样的先进技术零部件的国内生产，归根结底是要葬送中国的汽车制造这个高端制造业的长远发展。
降低冻猪肉进口关税和降低液力变矩器及铝阀芯进口关税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年初的这一轮降低进口关税又是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损害。策划了这一轮降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派已经堕落为单方面降关税派，他们已经再不能起任何积极作用，只能损害中国的经济和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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