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很多媒体和财经人就开始炒作疫情之后会迎来“报复性消费”的话题。
然而，国内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已半月有余，公司倒闭、降薪裁员的消息却接踵而至。
“报复性消费”的概念来源于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这场流感造成当时全球4000-5000万人死亡，5亿人(当时全球大约20亿总人口)感染，影响之深完全可以想见，就连一战的结束某种程度上跟这场大流行也有一定的关系。
西班牙流感从1918年持续到1920年，其后，美国经济的确迎来了近10年的“报复性增长”：
工业品生产数量大幅增加，规模优势起来以后，工业品价格也随之下降，大众消费疯狂增长，大量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居民。1910年，大多数美国家庭都只能拥有收音机，但是到20年代中期，大多数美国家庭能够买一辆汽车。
但这个增长的黄金机遇并不是西班牙流感提供的，而是受益于一战。美国在战争期间扩建和兴办了一大批军工企业，发了一笔战争横财;战后这些军工厂迅速转变为民用工厂，钢铁、汽车、飞机甚至生活用品的生产迅速提升起来。更加关键的因素是，相比满目苍夷的欧洲，参战的美国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本土并未受到战争的波及，生产秩序得以迅速恢复，产品出口大幅增加。
但仅仅依靠欧洲也不够，当时已经拥有一亿人口的美国本土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1920年代的美国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以节俭为美德的清教伦理观念，被“努力奋斗，享受当下”的现代消费主义观念替代。但这并非一个自发过程，而是由资本控制下的传媒操纵和塑造的结果。
战争虽然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但大流感依然在美国留下了一片狼藉。生产萧条、商品零售额下降到1918年之前的1/3，大量的小资本破产。另一方面，大流感造成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死亡，劳动力短缺。
因为劳动力的短缺，涨薪成了普遍现象;青年妇女们剪短头发、走出家门、走入职场，她们经济独立，艳抹浓妆，流连于爵士酒吧，成为享乐主义最忠实追捧者。报纸、收音机、大幅海报不断刺激着人们的荷尔蒙，民众在收音机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努力奋斗，享受当下”;传统道德被抛弃，美国开始了第一轮性解放运动。在传媒的鼓动下，人们成功从大流感带来的悲伤和恐惧气氛，迅速跳跃到“咆哮时代”的纵情享乐、无度挥霍，为资本的再生产和增殖提供了一篇沃土。
而另一方面，福特式流水线也应运而生，工人在工厂里自由被严重剥夺，名义上的涨薪远远跑不过资本剩余价值率的增长，社会贫富分化被迅速拉大，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大萧条开启，美国人放浪形骸的十年终结。危机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下一场世界大战，让美国又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才又走入所谓的50-70年代的黄金期，进而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大流感之后的“报复性消费”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报复性消费”的说法还被套用到了2003年席卷中国“非典”肺炎，但事实上，当时非典肺炎的确诊数字与新冠肺炎相比远远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国内的波及面并没有那么广，国外尤其是西方欧美等国受疫情比较小。
非典肺炎在2003年初夏已经得到控制，但实际上国内社会消费水平直到当年9月份才恢复到疫情发生前的水平，并没有迎来一个所谓的“报复性增长”。中国当时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其后是出口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房地产业的兴起，这才带来了所谓的“繁荣”图景，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基尼系数的持续高位运行(贫富分化)。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一片哀鸿。中国开始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基建项目竞相上马，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与之相伴随的是居民债务的迅速增加。
苏宁金融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杠杆率自1996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第一阶段从1996年的3%上升到2003年的18%，第二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围绕18%波动，第三阶段从2008年的18%迅速攀升到2017年的49%。2018年末，中国家庭债务总额已经高达73.65万亿，平均每个家庭18万亿!
笔者在《疫灾之后，“出口转内销”能救中国制造吗？》一文中曾经分析过这一问题，在居民债务高企，底层大多沦为房奴的背景之下，即便没有疫情，民众究竟还有多大的消费“潜能”可以挖掘呢?
经济危机恰恰是贫富分化和生产相对过剩这个资本顽疾自身造成的，疫情不过是加剧了危机而已。
统计局在3月份发布了1~2月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直接下滑到-20.5%。
虽然之前我们每年都在“刷新”一个说法：“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9年无疑比之前十几年都困难，但消费增长依然维持在7%，虽然这背后是债务攀升在支撑。但疫情之后的下滑明显惨不忍睹。
在消费品总额负增长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却是雷打不动地在增长：
2020年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8.3%，“贡献”最大，非食品价格上涨0.7%;消费品价格上涨6.2%，服务价格上涨1.1%。
疫情的长期持续势必会对生产秩序造成冲击和影响，这就造成了奇葩的两极：一方面是工业品、服务业等非必要生活用品的过剩;一方面是食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局部短缺。在国际上粮食主要出口国宣布限制粮食出口之后，重庆等地的超市、农贸市场甚至出现抢购、囤积大米和食用油的现象。
企业减薪裁员、允许企业缓缴或停缴公积金，势必对房奴大军造成严重冲击。在南方珠三角的工业区，除了那些关门或裁员的，大部分工厂都停止了招工，同时停止了加班，这就意味着工人只能领到一份基本工资;深圳规定2月份仍然要全额发放工资，但大部分企业仍然按照基本工资来发放;与十年前工友们基本上都是无债一身轻的情况不同的是，很多工友在老家都贷款买了房、买了车(这是现在丈母娘招女婿的标配);在城市的那些白领工薪阶层也面临类似的境况。笔者小区周边的商铺、饭馆在半个月前都已陆续复业，但目前除了菜店、小超市，绝大部分商铺经营都完全可以用“惨淡”二字来形容，这是服务业就业人群面临的困境，就连街头的外卖大军也变成了零星的几个配送员……
减薪裁员的背景下，背负债务的很多家庭立刻会面临财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再怎么鼓吹“报复性消费”，普通人也不敢乱消费啊，能做的就是节衣缩食，熬过这个寒冬。很多地方政府买单，针对服务业推出了所谓的消费券，问题是这个消费券也只是“满100减20”之类的，就算有20的“便宜”可捡，那也得先能拿出80消费啊。
“报复性消费”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学者编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不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最根本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问题)，工薪阶层的名义收入(工资)和实际收入(物价上涨)都在下降，消费端再怎么刺激也起不来。
用资本的方式化解资本的危机，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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