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本是高山》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议。
起初，有人借指责《我本是高山》“存在性别对立”来制造性别对立，那时候电影还没上映，笔者对这种指责还有些反感的，对主创团队还有些同情。
后来，电影点映，电影的内容呈现出来了，大家才发现“性别对立”并不是电影最大的问题，反而是电影里处处打着“人性化”、“接地气”标签对真实事件进行魔改的细节。
张桂梅老师办学的精神支柱从崇拜江姐变成了对亡夫的悼念，因为贫穷、因为男女不平等的封建陋习辍学的女童变成了乡村的问题少年……
通过这样的魔改，张老师真的就被塑造成了武训或者特蕾莎式的、心怀慈悲之心的精英，去“拯救”那些天生就坏、不思上学、只想着当小太妹的山里的孩子；这样的魔改不仅严重矮化了张桂梅老师，更是以文艺精英的偏见与傲慢，丑化了山里的孩子，丑化了底层群众；张老师的感人事迹所反衬出来的，正是时代光鲜外表下那些隐秘角落里的不光鲜，而电影的魔改又将这样的反衬披上了一层“人性化”的遮羞布，时代的症候被重新描摹成个人的问题。
张老师还活在当代、张老师的事迹刚刚发生、正在发生，并且因为媒体的报道已经广为人知，文艺精英们都敢这么解构；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对于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对于已经逝去的毛泽东时代，他们会怎么解构。看看那些伤痕文学、看看那些伤痕电影、看看大作家莫言，一切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2021年6月29日，张桂梅老师获颁“七一勋章”的时候做了一个发言：“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类似的话，张桂梅老师在大场合、小场合甚至私下场合，无数次地提起过。
张老师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张老师自己已经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本是高山》的主创团队是看不懂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2018年，“江姐”的扮演者孙少兰老师去华坪女中演出歌剧《江姐》，在拍摄校园风光时，张老师小心翼翼地靠近孙老师，把头靠在了她的肩上。
张桂梅老师生于1957年，在张老师眼中，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是一个“物质上匮乏”，却又“精神上富足”的时代。她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自己读中学时的一段经历：
“演江姐、学江姐，她的坚强，她的忠诚，她的坚定信仰，她的无畏，成了我一生的楷模。当时，我便暗下决心，要以她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
18岁那年，身为知识青年的张桂梅在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到云南支边，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林业系统工作，从此一头扎进了大山里，立志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贫下中农服务。
刚刚到云南的张桂梅被分配到青年队，参加林场建设，做炊事员；过了几个月，又去做团支部书记。刚参加工作时的条件艰苦并没有吓退张桂梅，反而和年轻的工友们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后来，在那个知青返城、伤痕文学兴起、控诉声浪倾泻的时代，张桂梅选择留在了大山里，成了少数的“逆行者”。
再后来，张桂梅从大理调到丽江华坪工作，健康出了问题，又遭遇家庭变故……2001年，走出人生低谷的张桂梅兼任华坪“儿童之家”福利院院长，深刻体会到山区教育资源的匮乏，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八九十年代早已死灰复燃，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山区女性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由此，她才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创办了免费的女子高中，并坚持至今。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而毛泽东时代的精神养料培育出来的张桂梅老师，能够在一个个人人为己、追求升官发财的时代，把一件“小事”坚持下来，的确是“最难最难的”。
即便如此，张老师依然很谦虚：“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革命精神始终滋养着我。与‘江姐’们比，我差得远呢！”
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同志生于1920年，牺牲在了重庆解放的前夕，没有见到新中国、没有见到真正的五星红旗。
相比江姐，生于新中国、长于新中国的张桂梅老师是幸运的，她们俩人相差了37岁。
笔者忽然想到：假如张桂梅老师早生37年，她会是像武训一样，在一个人吃人的不平等的旧中国，做一个慈善办学的大善人，还是会像江姐一样，拿起武器同吃人的旧秩序做最勇敢的战斗呢？
电影《我本是高山》的主创团队基于自身的阶级立场给出了一种答案；而真正了解到张桂梅老师事迹的我们，其实也有另一种答案。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自私、傲慢的文化精英和文艺精英们，连给张老师提鞋都不配，你们又有什么勇气来演绎张老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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