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近15000字，耗时30+小时。评论某知名学者的大作，有感而发。
精疲力倦，没有仔细校对，不排除进一步大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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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资料的汇聚与集中，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在封建社会，他们会变成佃农或者农奴。土地还是那些土地，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为自己劳动，而是为地主劳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劳动力还是留在当地，被土地所吸收，毕竟地主不会让土地荒芜，需要佃农或农奴耕种土地。没有成为佃农或农奴的人，要么乞讨流浪，要么落草为寇，要么从军吃饷，要么倒毙沟渠，要么卖身为奴。
生产资料还是那些生产资料，劳动者还是那些劳动者，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改变了，于是，劳动者的地位下降了，由自由人变成了深受地主操作的半自由人。地主垄断生产资料，获得绝大部分产品，掌握自己领地上劳动者的命运。和平年代，锦衣玉食、妻妾成群、声色犬马，时机成熟，问鼎中原。
不到半载之间，史进父亲太公染病，数日不起。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不能痊可。呜呼哀哉，太公殁了。史进一面备棺椁盛殓，请僧修设好事，追斋理七，拔太公;又请道士建立斋醮，超度升天，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果道场，选了吉日良时，出丧安葬，满庄四百史家庄户都来送丧挂孝，埋殡在村西山上祖坟内了。
史进归到厅前，寻思这厮们大弄，必要来薅恼村坊。既然如此便叫庄客拣两头肥水牛来杀了，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烧了一陌“顺溜纸”，便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村户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齿坐下，教庄客一面把盏劝酒。
史进对众人说道：“我听得少华山上有三个强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打家劫舍。这厮们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来俺村中罗噪。我今特请你众人来商议。倘若那厮们来时，各家准备。我庄上打起梆子，你众人可各执枪棒前来救应;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递相救护，共保村坊。如果强人自来，都是我来理会。” 众人道：“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梆子响时，谁敢不来。” 当晚众人谢酒，各自分散回家，准备器械。自此，史进修整门户墙垣，安排庄院，设立几处梆子，拴束衣甲，整频刀马，防贼寇，不在话下。
史进能自办民团，组织地主武装并自任首领的根本原因，是他是史家庄的庄主，四百户庄户(三四百村户)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他手里，在当地有说一不二的影响力。所以，他说话，谁都不能不听，无论是送丧挂孝还是组织地主武装，佃农、小自耕农都必须百依百顺。
国外也一样，斯密的《国富论》对此曾有分析和描述。
一个大地主，对维持耕所剩余的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既无物可以交换，就无所谓地把它花费于乡村式的款客。这剩余部分，如足够养活一百人，他即用以养活一百人，如足够养活一千人，他即用以养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实无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围常有成群的婢仆和门客。他们依赖他的给养，既无任何等价物品为报酬，就服从他，象兵士服从国王一样。
佃耕者依赖大领主，无异于他的婢仆。他们即使不是贱奴，也是可随意退租的佃农。他们所纳的地租，无论就任何方面说，也不能与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资料等价。……如果消费它的人们，是象门客家仆一样，听从自己号令的话。这样，他可省去许多麻烦，伴侣不至过多，家庭不至过大。仅付比免役租多一点的地租，而占有能维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随意退租的佃农，其从属于领主，无异于婢仆、家奴。他们须绝对服从领主的命令。这种领主，在佃农家里养佃农，与在自己家里养婢仆、家奴，无甚区别。婢仆和佃农的食粮都来自领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继续则取决于领主的高兴。
在这情况下，大领主对于其佃农和家奴，必然有一种驾驭的权威。这种权威，便是一切古代贵族权力的基础。他们在平时，是境内居民的裁判者，在战时，是境内居民的统领者。他们有统率境内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权力，所只在境内成了治安的维持人，法律的执行者。没有任何其他人拥有这样的权力，国王也没有这权力。国王在古代，不过是领土内最大的领主，其他领主，只为共同防御共同敌人，才给他一定程度的尊敬。……因此，他不得不将大部分农村的司法权，交给能执行法律的人，不得不把统辖民军的权力，交给能统辖民军的人。
某经济学家说，皇权不下县。这话是有问题的。但是，在各个朝代的末期，随着土地兼并，地方地主势力的崛起，皇权确实难以深入基层。这种皇权不下县，把基层交给乡贤(封建领主)，不是一种良政，而是一种弊端。
与经济学家鼓吹的不同，当时的民间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无法无天。
政府的权力仍过小，贵族的权力仍过大，而贵族权力过大，正是政府权力过小的原因。封建等阶制度虽然确立了，国王仍不能制服大领主。大领主，依然横暴如故。他们相互间依然不断地任意作战，甚至常常对国王作战。广大的乡野仍呈一片强取豪夺和骚乱的景色。
类似的历史，我们很熟悉。史进组织地主武装以后，与少华山的土匪武装不打不相识，结成同盟。《水浒传》之中，史进等四人以梁山好汉的身份出场，现实之中，他们如何使用暴力，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环境和个人兴趣。
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高度发达的商品化的奴隶社会，比如共和时代的罗马，则可能出现小自耕农不断被驱逐出来的情况。
小农经济不断破产，土地不断兼并，大地主获得土地以后，并不雇佣破产的小农，也不把土地租赁给他们，而是廉价买入低人一等的奴隶。一方面，由于罗马军队连战连捷，奴隶货源充足售价极低，使用奴隶比使用破产小农更经济更划算。另一方面，相比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小农，奴隶们更好控制，大地主可以随意生杀予夺。
那些被驱逐出来的前小自耕农，离开土地，进入首都罗马谋生。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无法找到谋生的机会，于是酝酿社会动荡。
为了维稳，同时提高罗马军队的战斗力，马略推行马略军改。罗马的政府军由义务兵改为雇佣兵，当兵不再是义务而是职业，为贫民提供就业机会。同时，罗马施行了原始的低保措施，每个贫民家庭，每月可以按照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获得一定数量的小麦口粮。
农民被从土地上剥离出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垄断土地的大地主阶级，不需要农民的劳动。否则，大地主就会把农民农奴化。大地主
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会成为流民，为了谋生，如果不能被放逐或安置在海外殖民地的话，大概率会进入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谋生。乞丐知道去人流多的地方乞讨，而不会在荒山野岭要饭，这是基本常识。
这是拦不住的。
一方面，在农村失去就业机会和谋生手段的劳动者有求生的本能和正确判断哪里有生存的机会的能力;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出现以前，城市之中居住的社会顶层需要仆役服侍。
贾府自然有贾母、贾政、贾宝玉、王夫人、宝钗、黛玉，也少不了丫鬟、婆子、焦大、鲍二和鲍二家的。主子住在内院正房，仆人住在前院、后院倒坐房。
丫鬟、婆子、焦大、鲍二和鲍二家的，从贾家那里领了每月的工钱，也会有需求，比如丫鬟、婆子从乔郓哥那里买个时鲜瓜果，焦大买些烟叶酒品，鲍二白秀英那里消遣，去阎婆惜那里嫖娼，去顾大嫂那里耍钱吃酒，鲍二家的买点神仙打架的荷包之类。
乔郓哥、白秀英、阎婆惜、顾大嫂，又需要消费武大的炊饼。
紫石街的茅厕需要有人掏，垃圾需要有人运，污水需要有人清理。武松斗杀西门庆，一地的血污，需要有人擦洗。
一座城市的生活，如同家庭，既有吃喝睡，也有大扫除，还有拉撒。总有人要从事倒垃圾、掏地沟、通马桶的工作。
一座城市的消费，如同一场盛宴，不同身份的人依次入场，总有残羹冷炙甚至垃圾，可以养活社会底层。祥子明白这个道理，无论如何也要进城。
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
一个城市，如同一个金字塔，需要有庞大的塔基才能维持在塔尖的贾府主子们的精致生活。
刘姥姥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
贾府是经济的中心，贾府的主子们掌握社会总产品的最高分配权。贾府的主子们住在城市，贫民自然就会大量涌入城市。
贾府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方面把所有的剩余产品的支配权都吸收进来，一方面又把由自己的消费产生的需求以及对应的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喷射出去。那些为贾府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人，由于满足了贾府的主子及其仆人的各种需求，而获得了相应的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并由此满足个人的消费，并衍生出更低端的需求和支付能力，为他人提供商品和服务并满足消费需求提供机会。
贾府一顿螃蟹宴消费的金钱是20两银子，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最终都会成为整个城市其他人口的收入，维持他们的生活。正因为贾府能拿出20两银子消费一顿饭，所以贾府的主子们才能维持精致的生活。
贾府的精致生活与城市大批贫民的存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要贾府继续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精致生活，就需要有人伺候，就会有大批的劳动者为他们服务，或者为他们的下人服务。要彻底驱逐这些人，让这些人远离贾府生活的城市，贾府的主子们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外来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自己不需要，自己的下人们也不能需要。贾府的主子们需要清退丫鬟、婆子、焦大、鲍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贾府的主子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外来的商品和服务，没有下人们的服侍，贾府主子们的生活必然乱套。
何况，即使贾府的主子们能返璞归真，辞退仆人自己生活自理，贾府也需要管家、账房先生、师爷、教书先生……。这些人帮助贾府管理庞大的产业，从贾府获得收入，并消费支出。没有这些人，贾府无法统治社会。这些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同样能支持庞大的劳动者人群的消费，使他们在贾府周边生存。
只要贾府主子、下人、各种助手以及爪牙不能完全隔离，不与外界发生经济来往，自给自足对外界没有需求，就不能阻止失去土地的贫困人口聚集在贾府周围寻求生路。
如果贾府彻底与外界隔离，禁止外来劳动者进入或靠近，实际上，就是把自己隔离。那样一来，自然会有新的领导势力崛起，取而代之，贾府离失去统治权就不远了。如果贾府单纯隔离贾府的主子们，由管家、账房先生、师爷、教书先生代贾府行使管理职能，自然会发生篡位的事情。如果连管家、账房先生、师爷、教书先生一起隔离起来，那么贾府自然无法有效统治劳动者，劳动者们自然会脱离贾府的统治。
某位相声演员说，自己的同行的父亲王老爷子是个大善人，有钱，心善。他经常说：别的地方我管不了，我方圆二十里之内都不能有穷人。于是他就把附近的穷人都赶跑了。心善，见不得穷人。事实上，如果王大善人真这么操作的话，结果必然是王大善人的生活乱套。如果不乱套的话，至少是生活成本暴增——支出同样的支出，但是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或者，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质量，被迫大幅度提高支出水平。原因很简单，因为乔郓哥、顾大嫂、白秀英、阎婆惜、武大等廉价劳动者被赶走以后，必然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推动物价整体上涨，把廉价劳动者赶得越干净，物价上涨得越厉害，直到最后留下来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都足以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为止。
不仅如此，如果王大善人牢牢抓住社会总产品分配权不放，那么无法解决生计问题，暂时被撵走的乔郓哥、顾大嫂、白秀英、阎婆惜、武大还会回到他的周围——因为从王大善人那里领工钱的人，还是会去消费这些劳动者的产品或服务，需要他们。除非王大善人放弃对社会总产品分配权的垄断，放弃获得最多产品份额的特权，否则，就无法禁止失去土地的劳动者在他家附近聚集。反过来，如果王大善人放弃了对社会总产品分配权的垄断，那他还是王大善人吗?还能在自己的地盘上说一不二吗?
其实，王大善人与周边穷人的关系，无非是斯密提到的封建领主与婢仆和门客的关系的变种。只不过封建领主与婢仆和门客的关系直接明确，领主提供粮食，婢仆和门客提供服务，王大善人与周边穷人的关系，由于存在市场交易，而相对间接模糊。但是，不论这种关系是否直接明确，剩余总产品汇聚和分配的过程，是不变的。
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的角度看，人口都有经济动力向大城市集中。农业社会人口没有大规模集中在城市的原因，无非是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大地主还需要破产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相比之下，像罗马那样由外来奴隶取代破产农民的社会，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
类似的人口流动，在资本主义时代，规模更大，城市人口更加集中。这种拦不住的进程，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随着土地集中，大地主或农业资本家大规模采用农业机械，大量种植牧草等需要很少劳动力的经济作物，失去土地的劳动力更加难以立足;一方面，城市的工厂和统治阶级需要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交通的发达，使人口向一线城市流动更加容易;一方面，内陆二三线城市衰落更加迅速。
与罗马时代一样，资本主义时代，土地被兼并以后，大批农业劳动者被农业机械取代，或者从事畜牧等需要劳动力更少但是利润更高的经营活动。大地主既不需要农业劳动者从事生产，因为不愿养活他们组织民团。这些农业劳动者在农村失去了经济来源。
如果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以把他们远远打发走，他们又不想饿死的话，只有一条路，进城。
在私有制条件下，大量人口短期之内涌入城市，必然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增加，原先996的工作没人做，现在997的工作不缺人。一方面，对一线大城市的住房需求增加。在恩格斯的时代，由于大批人口涌入伦敦，就是猪圈都能租一个好价钱。劳动力便宜，房租上涨，资本获得丰厚的利润。
罗马的首富克拉苏，拥有大量的城市房产，是罗马城市化的最大赢家。克拉苏的房产，大多破破烂烂，摇摇欲坠，但是租金不菲。对克拉苏来说，拆除危楼旧房新建住房，远远不如维持现状利润高，并不划算，所以，他宁可维持大片大片的破房烂屋。农村土地兼并越激烈，罗马人口就越多，克拉苏的生意就越好——别嫌破，这破房子房租就是这个价钱，爱住就住，不住就滚，好房子租金高，你住的起吗?别嫌贵，你不住，有的是人住。
圈地运动的时代也是类似，除了房东获得房租，资本家还能获得廉价劳动力，与小自耕农利用农闲进城打零工不同，此时的失地农民，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别嫌工资低，这工作就这价钱，爱干就干，不干就滚，资本家收入高，你干得了吗?别嫌工作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在撵农民进城这个问题上，资本家、城市地主和农村贵族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城市地主获得房租，农村贵族垄断土地，三方三赢。对他们来说，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创造金山银山的过程。
除了经济利益，还有对人身的控制。知道城市生活艰难，想留在农村，在我的农场中工作吗?嫌房租贵，想少缴一点儿房租吗?嫌工作累，想换个工作吗，想晋升吗?一点不难，这事我说了算。不过，你怎么报答我呢?我看你(你老婆、你女儿)长得不错，你懂的。你自己看着办，我不强求。封建年代的劳动者社会地位跌落，生产资料所有者加强对劳动控制的现象，仍然存在，只不过从农村换到了城市。
大量的人口短期内进入城市，也给城市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比如，水资源紧缺，地下水超采，污水、垃圾无法及时清理，酝酿瘟疫。比如，为了支付较低的房租，不得不生活在远离工作地点的地区，每天通勤必然面对交通拥堵。但是，对失去土地的前小自耕农来说，老家虽然有绿水青山，但是没有经济来源，留在老家就是死路一条，城市虽然环境恶劣，但是干苦力、捡垃圾、掏大粪、当叫花子也能混口饭吃，总比饿死在农村强。对有钱人来说，他们生活的环境，永远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兴趣出钱替贫民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如果解决这些问题，也必然是借机大捞一把，比如让财政出钱，然后向社会中下层收税。
资本家、城市地主和农村贵族只看到利润，看不到潜在的政治风险。破产的小自耕农进城之后，如何安置，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随时可能爆发城市暴乱，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与农业社会的主要矛盾分散在农村不同，资本主义时代，财富、各种资源、统治者和最底层的被统治者都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大城市。社会矛盾也必然集中在一线大城市。
如果我们承认绝大多数社会底层在其他地区失去生活条件以后，会进入一线大城市试图寻找生计，就会知道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之中，随着交通的发达，生活最困难的人，往往不在边远的农村，而在繁华的一线大城市的某个贫穷的角落。在这样的国家，农民失去土地会变成城市贫民，城市贫民失去生存条件却无法返回农村。所以，与其担心边远地区爆发农民起义，不如担心核心大城市爆发贫民暴动。
与农业时代，皇帝和大臣远在天边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劳动者接受997和极少数人穷奢极侈都在一个城市之中，各种阶级对立冲突近在眼前，即使再愚蠢的人，也很难对生活的贫困、人格的屈辱以及自己处境产生的原因视而不见，看不出背后的因果联系。绝大多数智商正常的人，无非在没有面临绝境以前，选择隐忍不发而已。
这方面，法国历史给后人提供了无数的案例。
最贫穷的人需要谋生，最富有的人需要享受。于是，最贫穷和最富有的人，社会的最顶层和最底层，都集中在法国首都巴黎。巴黎是整个法国阶级矛盾最尖锐对立的地方，最贫穷的老百姓没有面包吃，皇后却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蛋糕，整个巴黎如同一个火药桶。巴黎的统治阶级聚敛财富享受生活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伏笔。
经济繁荣期，一切相安无事。顶层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底层累死累活，或者在血汗工厂997，或者给老爷们当奴才，或者为老爷们的奴才服务，总之，好歹有口饭吃。经济萧条期，就容易出事。底层累死累活也难维持基本生活，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暴乱。
具体的暴乱的诱因，可能是一次很小的街头事件，比如议会斗争激化(法国的革命)，比如示威者与维持秩序的军警发生冲突(俄国革命)，比如警察暴力执法(美国黑人弗洛伊德死亡)，比如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茉莉花革命)。
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物价上涨，食品短缺，失业率增加，就业困难，境外势力插手等等。
最根本的原因，说到底，还是惊人的贫富差距，使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政治运动具有经济动力。这就如同雪崩的根本原因不是有人大声叫喊、打喷嚏、开枪，而是积雪的压力。
经济困难时期，这些城市贫民，如果有退路，比如移民新大陆，比如回老家，他们可能选择移民或返乡，如果没有没有退路，他们就只能在城市死扛。如此一来，城市暴乱的风险骤增。
这样的暴乱一旦发生，往往后果很严重。
与农业时代，争夺良田就是争夺经济基础，控制了农村就能控制城市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主要经济资源都集中在城市，一旦核心大城市被暴乱分子占据，整个国家的经济循环就会被打乱，甚至彻底停滞。首都等核心城市一旦陷落，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被严重破坏，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组织大规模的镇压和反扑。
起义者在巴黎、圣彼得堡取得胜利，就决定了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大势已去。(多说一句，解放前的中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由于没有完成工业化，大批人口居住在农村，反动军阀只要能获得来自境外的贷款和军火，很容易获得大量的人力资源，对占领城市的革命者进行反扑。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在中国搞城市暴动，注定死路一条。由于旧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农村，人力资源也大多在农村，不发动农民，不控制经济重心和人口资源，革命者无力攻克大中城市，即使侥幸攻克也难以在反动派的反扑中幸存，革命注定难以成功。由于经济重心不同，决定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道理注定不同。)
有大河通过的城市，在抵御城市暴动方面会好一些，比如，纽约的曼哈顿与穷人区相对隔绝。
江河是天然的隔离带，在危机时刻，负责镇压的军警可以构筑临时工事，架起机枪，封锁桥梁，把暴乱控制在某几个贫民集中的街区。
需要注意的是，利用江河封锁暴乱并不是万无一失的。须知，巴黎和圣彼得堡市内，都有大河穿过。塞纳河和涅瓦河都没能挽救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命运。
资本主义本身就有内需不足，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倾向。如果没有海外市场，经济危机和萧条是长期的事情。从波旁王朝的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线大城市，就是天然的定时炸弹。炸弹的起爆时间与经济周期同步。
资本主义国家一线大城市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主要部分。化解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线大城市的矛盾，就化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化解不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线大城市的矛盾，就可能导致本国矛盾的总爆发。后果很严重。
这种情况下，怎么维持社会稳定，是各国统治阶级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严肃的问题。
截至目前，大致有几种方案：
发动战争，对外殖民，把多余的人口安置在海外殖民地，这种思路最早起源于古罗马。著名的格拉古兄弟之中的弟弟盖约·格拉古，提出在迦太基的故地，修建殖民地，安置贫民和退伍老兵。当年的罗马雄霸地中海，迦太基被罗马彻底消灭，罗马有这个实力。
后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法等国，也使用这样的方式缓和国内矛盾。须知，美洲、澳洲、印度、非洲的原住民，是不讲西班牙语、英语、法语的。那些原住民哪里去了?大家都知道。
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也试图采取这种方式缓解国内矛盾。结果，悲剧了。原因无他，罗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法对殖民国家都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德日显然没有。
可以预期，除非发生新的工业革命，导致后发国家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或者火星、月球被开发，否则，使用殖民地安置多余人口的方案，在短期内没有可行性。
从贫民之中征兵，给予城市之中的贫民面包与马戏，这种思路也是起源于古罗马。马略军改以后，雇佣兵替代义务兵，当兵成为一种职业。许多罗马贫民把参军作为职业，一方面他们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他们以自己的剑为罗马统治阶级获取利益。
这种解决方案同样需要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对外战争连绵不断，才会需要庞大的军团。对外战争连战连捷，才能有足够经济利益，让统治阶级拿出足够的剩余产品豢养庞大的军团。否则，战争结束，就要裁军;战争失利，就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豢养军队。
历史上，能够稳定使用这种方案解决国内问题的国家，无非是罗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法和今天的美国而已。
宋代曾经尝试用扩大军队规模的方式，吸收社会闲散人员维持社会稳定。遗憾的是，由于宋太祖提防军事政变胜过防御外来入侵搞“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一直没有收复幽云十六州等综合因素，导致宋军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从未给宋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规模庞大的宋军的军饷水平一直处于社会下层甚至底层，自然无法吸引精壮猛士，只能吸收老弱病残。这种兵源结合兵将不相识的制度，造成了宋军的战斗力低下的恶性循环。
同理，一个贫富高度分化的国家要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提供面包和马戏，这个国家必须从其他国家获得大量廉价产品。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殖民地，那么面包和马戏的负担必然由本国社会中下层负担，这必然加速推动这些人破产进入社会底层，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
后发国家要使用这种方案解决国内问题，必然面临修昔底德陷阱。这方面，失败的例子远远多于成功的例子。
划定居住区，让相对贫穷的人口集中在某几个街区，一旦发生暴乱，就封锁这几个街区，实施宵禁，禁止人员进出，必要的时候，甚至大开杀戒，也是一种解决方案。比如，满清进入北京以后，在北京修筑满城。满族统治者居住在满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汉族居民，被强行从满城中驱离。满人在满城中集中居住，汉人可以进入满城为满人提供商品和服务，但是不能留宿，更不能聚集。满城有城墙，形成军事屏障。一旦发生城市暴动，满人可以满城为依托，进可镇压，退可防御。
今天，类似的事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不过是采用房租的方式，把穷人集中在贫民区。以纽约为例，富人集中在曼哈顿和长岛，穷人要进入这两个区域，要么要通过大桥，跨越河流、海湾，要么要驱车若干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组织的暴动人群，自然很难威胁到居住在富人区的统治者。
今年，美国少数深色人群发动大规模零元购期间，受到冲击的都是社会中下层，由于富人区相对隔离偏僻，很少受到冲击。所以，一些统治阶级不但隔岸观火，而且煽风点火，试图利用暴乱达到政治目的。
但是，汽车普及的时代，没有城墙的单纯的使用房租的隔离是不够的，社会底层被组织起来，使用卡车、大巴等交通工具，集中攻击相对偏远的富人区的风险仍然存在。零元购事件之中，美国的富人区安全的原因，说到底，是某些容易暴动的人群(族裔)本身就是社会渣滓，只想不劳而获，根本没有发动革命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的想法。
除非在一线大城市明目张胆地修筑城堡和护城河，否则划定居住区的方案只能是辅助方案。此外，在一线城市修筑城堡和护城河，不但隔离了暴动贫民，也隔离了统治阶级对外的统治，如果不能迅速扑灭城市暴动，结果同样是很危险的。
收买一线城市的土著居民，给予土著居民一定的特权，高人一等，让土著居民成为自己坚定的拥护者和御林军，这种思路可以认为是从城市贫民中征兵的变种，也是一种花钱买平安，也有实践。
严格区分一线城市生活者的身份，按照土著居民和外来人口给予不同的待遇。贾府的丫鬟、婆子、焦大、鲍二获得部分特权，相比乔郓哥、顾大嫂、白秀英、阎婆惜、武大郎处处享受优待，乔、顾、白、阎、武则处处低人一等。一旦乔、顾、白、阎、武不满现状，发动暴乱，丫鬟、婆子、焦大、鲍二坚定拥护贾府，主动镇压乔、顾、白、阎、武。
满清就是这么操作的。旗人享受种种优待：除了祖荫，科举考试录取比例更高，各种职位必须给旗人保留一定比例，旗人有更多的被提拔的机会，从生到死有固定的俸禄，号称铁杆庄稼。这些旗人最终也没有辜负满清政府，辛亥革命，各地满城的旗人，许多地方都战斗到最后一人。
但是，这样做也有严重的弊端。一是土著居民素质退化，二是巨大的财政负担，三是土客矛盾对立，四是有些时候土著居民也未必领情。
丫鬟、婆子、焦大、鲍二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成为贾府的主子，也知道自己不努力也高乔、顾、白、阎、武一等，他们的选择自然是斗鸡走犬过一世。这样的素质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有效捍卫贾府，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满清后期已经没有素质足够高、数量足够多的旗人的军事将领，因此才会军权旁落。
这种情况下，是否引入外来人口?把一部分优秀的汉族精英抬籍，让他们成为旗人?如果贾府向乔、顾、白、阎、武敞开入口，如何维护丫鬟、婆子、焦大、鲍二的优越感和忠诚?如果不敞开入口，如何避免丫鬟、婆子、焦大、鲍二素质不断退化?再说，即使不敞开入口，旗人的俸禄，随着人口的自然增加，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敞开入口，随着新加入外来人的进入，财政负担必然更加严重。不仅如此，新加入的精英的子女，最多两三代，也会素质退化。一线城市旗人数量不断膨胀，素质不断退化，财政负担不断增加，底层的优秀精英不能享受特权，享受特权的旗人不堪一用。这种情况下，满城中的旗人与其说是御林军，不如说是满清政权的包袱。
历史上，中后期以后，满清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曾经一度希望以免费给予旗人一定数量土地的方式安置旗人，让旗人自食其力，自谋生路。但是，这样的改革必然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在整个社会迅速贫富分化的时代，自谋生路的旗人小自耕农很快就会和汉人小自耕农一样破产。于是，满清政府要么没完没了地不断给予旗人土地，要么从此与自食其力的旗人一刀两断。前者必然导致巨大的财政负担，后者必然导致旗人的忠诚度下降，甚至可能和汉族暴动者合流，破产的旗人沦为佃户以后，必然成为其他垄断生产资料者的婢仆和食客。二是旗人经济独立以后，对满清政府的依赖性下降，即使不破产，他们对满清政府的忠诚度也会下降，御林军功能由谁来承担。三是旗人政治集团必然强烈反对，他们自己素质退化，也很清楚自己的后人大概率也是平庸而无能，坚决不会同意这样的政策，满清皇帝如果强行推动这样的政策，可能直接在满城激发事变。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新的利益集团没有成型，而现有的旗人集团发生叛变，满清皇帝将依靠谁?
所以，旗人的特权一直维持到满清倒台。不仅如此，在满清末期，载沣时代，为了巩固权力，旗人的特权还有加强的趋势，在政治上排斥汉族精英。于是，满汉情绪进一步对立。同盟会的纲领之中“驱逐鞑虏，光复中华”不是凭空喊出的。丫鬟、婆子、焦大、鲍二虽然忠于贾府，但是能力不断退化，他们实在没有能力镇压乔、顾、白、阎、武等人。
还有些时候，由于生产资料不断被私人垄断，财政日益困难，丫鬟、婆子、焦大、鲍二的待遇不断下降，贾府下人的身份的含金量越来越低。乔、顾、白、阎、武等人的生活质量迅速下降，贾府下人的生活质量也在下降，不过速度略缓罢了。这些人近距离看到贾府主子们的生活，对比自己的生活质量不断下降，本身对贾府也存在不满，只不过不如乔、顾、白、阎、武等人那么强烈罢了。一旦乔、顾、白、阎、武等人发难，丫鬟、婆子、焦大、鲍二完全可能袖手旁观，甚至参与其中。
所以，收买一线城市的土著居民，给予土著居民一定的特权，高人一等，让土著居民成为自己坚定的拥护者和御林军的思路，在经济上行期可行，随着经济下行，土著居民素质不断退化，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这种思路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政权。
把黄、赌、毒和枪械发放到民间，让社会底层腐朽堕落、自相残杀，消磨革命意志，消灭潜在的革命领袖，是南美国家现行的思路。
这种思路可以认为是上一种思路的改良版。有特权的贾府下人不再由政权指定，而是由民间自由产生。产生的过程刀光剑影，能成为有特权的下人的，都是组织能力过人的心狠手辣之辈。这些人，不再适合称为下人，应该称为教父。
相比铁杆庄稼，这种管理思路至少有以下几个优点：教父自己杀人越货，为自己组织寻找经济来源，免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一旦教父能力退化，就会有新教父取而代之;由于竞争激烈，教父永远不可能做大做强，各社区的教父也很难拧成一股绳对抗政府;万一教父做大做强，有威胁统治阶级的趋势，镇压他们的理由是现成的;教父的力量对付底层绰绰有余，对抗国家机器不堪一击，相比农村贵族安全得多;教父的利益与反动政府高度统一，往往自愿成为镇压革命者的急先锋。
乡间交给大地主，城市交给教父。教父靠黄、赌、毒的收入维持自己组织，控制选区的选票，杀害敢于反对这种体系的政治家、法官、警察、记者。教父和腐败的政客互有分工，打手和保护伞紧密联手，亲密合作，黑白通吃。
反动政权依靠大地主和教父牢牢控制基层，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被消灭，普通群众陷入黄、赌、毒不能自拔，社会渣滓成为中下层的统治者。这样的社会，领袖和群众都被压制，很难发生革命，往往发生周期性针对商场的打砸抢。
如果不考虑外来威胁的话，这样的国家是稳定的。代价是治安混乱、政治腐败、国力虚弱——考虑到解放前，中国境内鸦片、性病流行，人民体质羸弱，官匪一家，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如果考虑外来的威胁的话，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被外来势力征服，成为异国的殖民地。这样的国家的政权是腐败的，人民是被毒害的，黑帮教父可以有效镇压人民，却无力对抗外来侵略。政客也好，大地主也好，黑帮教父也好，很容易卖身投靠外来势力，成为外来势力统治本国的代理人。
不过，南美已经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国暂时没有向南美转移人口的必要性，所以，南美的政客、大地主和教父们可以苟安。
此外，这种思路也有局限性。如果因为外族入侵等原因，导致反动政权无法控制基层，如果外族政权搞种族替换也无法控制基层，那么很可能导致革命力量不断从农村或城市的基层中汲取力量，在夹缝中做大。一旦外族政权失败，已经羽翼丰满的革命的力量就可能崛起，推翻反动政权。这就是东亚国家革命成功的原因。
使用宗教洗脑，设立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让中层维护不平等的制度，让底层安于现状，这种思路可以认为是给予民间黄、赌、毒和枪支思路的变种，也可以认为是满清收买特定人群的思路的变种，是印度等国家的思路。
特权阶层的经济利益不是来自黄、赌、毒，而是来自由种姓带来的身份特权。除了最低级的贱民，每一个阶层向下都有特权，在一定程度上，都愿意维护现存的制度。
与给予旗人特权一样，这样的社会之中，高级种姓的子女生来垄断财富和社会管理层的位置，控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
中等种姓的人群，即是被剥削者也是剥削者，对高级种姓的人群来说，他们是被统治者，对低级种姓的人群来说，他们又是统治者。他们如同贾府的丫鬟、婆子、焦大、鲍二，有维护贾府存在的动力。
低级种姓的人群，则是彻底的被统治者，他们被中等种姓人群严密控制，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缺少组织和领袖。
相比南美和满清的思路，这种思路，既避免了黄赌毒泛滥，也没有沉重的财政负担，具有前两种思路不具备的优点。
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社会相对稳定。高级种姓人群即使家境衰落，由于拥有种种特权，也很难彻底阶级跌落，容易东山再起。低级种姓的人群，由于处处受压迫，除非高级种姓达成一致，有意培养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吉祥物，否则完全没有崛起的机会。阶级跃迁会遇到来自上层种姓的无形的极其强大的阻力，阶级跌落也会因为拥有较高级的种姓而获得支撑。
与种姓制度配套的宗教制度。种姓的合法性来自宗教，根据《梨俱吠陀·原人歌》所绘的瓦尔那等级：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评论印度教曾经说过，“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印度教的理论，同时为高级种姓的荒淫和低级种姓的苦难提供依据。印度教的转世理论和因果理论让高级种姓易于统治，让低级种姓人群安于现状。
多说一句，中国封建社会的孔教其实也有类似的作用。由于中国的孔教没有轮回理论，所以需要引入看似公平的科举制度，让民众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情绪稳定。
但是，这种思路也具备前两种思路共同的缺点。
这样的社会并不是绝对稳定的。财富的汇聚是无可阻挡的，当全社会的财富向极少数高级种姓的大财主、大买办、大地主汇聚的时候，其他拥有高级种姓的人，迟早会成为事实上的没落贵族——他们的种姓依然高贵，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日益贫困。他们对现状极其不满，有能力成为低级种姓人群和贱民的领袖。德川家康曾经把日本人分为士农工商和士农工商之下的贱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汇聚，大批中下级武士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困化现象，这些人后来成为倒幕的关键力量。明治维新三杰，大久保流通、桂小五郎、西乡隆盛，都是出身贫困的低级武士家庭。他们熟稔统治技术，有对现状极其不满，成为了明治维新的领袖。印度独立至今不过73年，未来会不会随着财富汇聚，本国的高级种姓人群中，会不会出现类似明治维新三杰的人物，需要拭目以待。
这样的社会的发展是停滞的。种姓决定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奋斗也好，不奋斗也好，最终的结局都不会差太多。高级种姓缺乏奋斗的目标，低级种姓没有出头之日，各级种姓都缺乏奋斗动力。宗教给社会底层精神鸦片，缓解痛苦的同时，进一步愚昧民众。相当数量的印度人口，如果不是大多数人口的话，天生就被排斥于现代社会之外，无法接受相应的教育，从事现代工业化的工作。印度不抛弃种姓制度和宗教，就无法成为现代化国家，印度抛弃种姓制度和宗教，就难维持社会稳定。所以，虽然印度名义上放弃了种姓制度，但是有利于统治的种姓制度仍然在事实上存在——从自身利益出发，甚至许多较低种姓的人群也希望维持种姓特权，他们希望通过婚姻等途径实现种姓跃迁最终高人一等，而不是彻底推翻种姓制度实现人人平等。
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被外来势力攻击，成为对方的殖民地，接受对方转嫁的损失。
不过，印度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至今也是英国的经济殖民地，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和美国对南美的态度一样，英国暂时没有向印度转移人口的必要性，所以，印度高级种姓的大财主、大地主、大买办可以继续过事实上的种姓隔离的小日子。
这些思路，要么对外转嫁矛盾，要么增加财政负担花钱买平安，要么改变社会分配培养特权阶层，要么使整个社会腐朽化，要么兼而有之。最终的结果，要么穷兵黩武选择对外扩张，要么财政破产，要社会矛盾尖锐对立，要么社会停滞被整合为殖民地，要么兼而有之。
土地兼并、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风险，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表象，根源是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对立。不解决阶级对立，希望用其他邪门歪道化解风险，甚至不惜使用使生产力停滞、社会腐化、倒退的手段维持统治，最终的后果，无非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或者葫芦和瓢一起起来。对相对落后的国家(比如巴西、印度)来说，这个问题尤其明显。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不存在贫富分化导致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因此在解决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和风险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天然的优势。对此，我们应坚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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