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观察：三十年代的苏联工厂制度
翻译：李星
《反对派公报》N56-57
1937年7-8月
原编者按：本文是外国共产党员，1928-1936年间赴苏定居。他曾在莫斯科等地工厂工作，本文发表前已离开苏联。
车间会议
至今为止，我在这家工厂上班一个半月了。我是「工人突击手」[1]，但并无了不起的贡献。与同工种的法国工人相比，我干的活不多也不出色。但这里的情况不同。无论莫斯科、高尔基城、伊万诺沃或其它城市，我发现工厂的劳动生产率都很低。（由于个人技术的相对高水平）最近两周我赚了六百卢布，车间工程师的同期收入只有250卢布，多数工人（杂工、二、三、四级工）能拿60-100卢布。某天，一个相熟的工人（车间党组织的代表）邀请我参加车间会议。最近几期墙报一直提醒开会的事，所以我早知道了。
党支部和工会联合主持本次会议。从数量的角度讲，车间的党组织较弱——工人的党员成分只有4%。所有工人都是工会会员，但入会带有强制性。开会当天，我填写了保证赴会的书面文件；据我观察，许多填了「保证书」的伙计收工就走人，没理开会的碴。
进会场前要登记。工人很少。选举产生本次会议的「荣誉主席团」（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和执行主席团之后，厂长开始做长篇报告。报告内容如下：现有设备足够完成生产计划。计划落空，因为工人和技术员敷衍塞责。生产工作存在若干缺陷：无组织性、职工能力不足与怠工。需要火速提高产品质量。最近两年出的废品造成的物质损失，拿来建工人宿舍都够了。厂里开办了工人技术培训学校，但上课率太低、效果差。党肩负重任，暗藏敌人却一直搞破坏。我们能够打垮敌人的顽抗。诸如此类。
与会群众边听边鼓掌，掌声热烈而又无动于衷。然后是一系列无味的发言。前面提到的那位工人党员也发了言。我熟知他的私下观点和情绪，所以有所期待。我错了。他100%地赞同厂长的报告。他声称：一切都是工人和技术员的错。生产计划太浮夸？胡说！有一帮不满分子，私下咒骂经理室和党。这种不满方式，是低贱、无耻和恶意中伤的方式。需要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勇敢精神，在讲台上捍卫自己的思想。需要说老实话、说真话，就像我现在一样（！）。
他讲完后，我无法继续坐在会场里。恶心的感觉令我窒息。这感觉并非来自那位工人的可怜兮兮而自我矛盾的发言——他无非是专权制度的牺牲者。我对那架蜕化官僚营造的恐怖机器感到恶心，正是那只庞然大物，让双重道德和政治虚伪变成了苏联社会的常态。
1原文直译：斯达汉诺夫分子。
「工人突击手」运动[1]
运动的开端是这样的：某日下班前的半小时，各车间工会代表当众宣读号召「向斯达汉诺夫学习」的斯大林讲话。然后，区党委特派员开始发言：关于「工人突击手」运动，一切都包含在这篇「可爱」（？）的讲话里。斯大林再好不过地概括了「突击手」运动的性质。我们工人和技术员该做的，是落实党的新路线。
接下来，另一位干部发言说：「有些人、甚至有些党员，每逢党中央或政府下达指示，就喜欢问一声‘路线对头吗？’。简直乱弹琴！苏联政府的领袖既然发出指示，它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一定是正确的指示。我的党内职位不算最低，可我想都没想过批评或者参与制订党的路线。制订路线是中央、政治局和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任务。只要上面提出新路线，我就立即采取措施全力落实它。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该像我一样。（社会主义）‘新人’就该像我一样」。我得指出，对这套官僚的反动「学说」，会场没什么反应。
「斯达汉诺夫周」的开展，刺激了工厂的最大生产能力。钢铁零件与人的肌肉都使出了最后一点力气。如今，计件工资的定额没有任何限制。谁完成一份劳动定量，便得到X卢布的报酬；完成100份定额，便得到100X卢布，以此类推。简直难以想象职工积极性的狂热和强劲气势。总体上讲，师傅们乐呵呵地接受了这一新实验。
工人的热情从何而来？很简单。「突击手」运动的全部热情，源自对挣钱的渴求与追逐。追逐的动力是贫困而非贪婪。什么东西赋予了这场运动强大的生命力与振奋精神？群众对多少改善自身赤贫的巨大需求。对工人来说，用哪些手段实现这一目标，自己的身心与全社会得付出何等代价，都不必在乎。他们现在只看重一件事：多挣几块钱。
我问自己：运动的口号是「挣钱吧！」，它与新经济政策的口号「发财吧！」有着古怪的相似。当年的口号加强了富农的政经阵地，使中农与贫农陷入贫困与无产化。今天，对挣钱的渴求与追逐扩散到了整个经济领域，是否会导致与新经济政策近似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是否会导致各阶层物质地位的大分化，而分化趋势对较机灵、有能力及享受特权的那部分人有利？（各阶层）于各异的社会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地位，是否将因此呈现长久的稳定化？我回答：是的。不过，暂且搁置对未来的推论，现实终归更让人操心。
在苏联的工厂里，能看到最戕害工人的生产合理化手段：报酬极低的计件工资制（与奖金制相结合）；越来越快的流水线；「工时标定」制及其它手段。夜班和所谓「社会主义竞赛」原则也在残害工人。利用低工资和对当局的恐惧心理，「社会主义竞赛」迫使职工在家里继续替厂里干活。最后收工的时候，大伙无不精疲力竭。
过去，苏联工人的收入限制体现为产量定额的束缚。工人对提高定额没兴趣，因为工资不会超出某个预定极限。「突击手」式的劳动系统打破了旧的限制，并集中体现出资本主义剥削的一切手段。
另一方面，「突击手」运动揭示了苏联经济对新机器、新技术的吸收程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政府的口号是「迎头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走在世界最前列！」，拜工业（国有化）与农业集体化所赐，经济计划得到运用；十年工业化过后，各生产领域都有惊人成就。这一事实无可争议。但也要看到另一个事实：苏联经济不仅还没走在世界最前列，而且尚未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产量定额取消后，「斯达汉诺夫式」的突击手段被采纳，产量无疑大大增加。但如何增加的呢？依靠更高劳动生产率还是更大的劳动强度？这是问题的关键。
「斯达汉诺夫周」期间，我观察所在的工具车间（聚集了厂内的优秀技工）并得出结论：尽管许多人提高了产品数量，但基本上没人能完成生产任务。要知道，我过去上班的资本主义工厂——设备水平与本厂相同——的产量比本厂次次落空的计划高一倍。
这一周，工人以极限强度投入工作。几乎没人为了抽口烟浪费时间；走廊扎堆儿闲扯的人群也消失了，大家都埋头干活，许多人午饭也不休息，边啃面包边开机器。精密机械修理车间的头儿告诉我：为了抢时间，他的工人把零件拿回家修。电力修理工和机械工经常一干就是14-16小时，因为坏零件太多了。虽说如此，厂里的总体计划照旧落空。这一事实的主要结论如下：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强度的加大，而非利用新技术的结果。「斯达汉诺夫周」期间，工伤、病症和故障大增，而产品质量下降了几个百分点！
1原文直译：斯达汉诺夫运动
苏联工厂的矛盾
社会关系的角度说，苏联工厂的「人力物资」大致如下：十个工人有八个农民或农民的孩子。我现在待的工厂里，多数工人是逃避饥荒的农民[1]。毫不奇怪，冶金工人制服下隐藏着小有产者狭隘自私的灵魂。他们的思想世界里，集体财产、社会主义财产的观念相当淡薄。这些「工人」得以管理现代工业的最复杂机器，而他们接触过的最复杂工具是锄头或犁。他们很难明白面前的机器具有钟表的灵敏度。机器运转不好？因摩擦而过热？某个螺丝轧轧响？拿锤子砸呗！唯一的结果是机器停转、部分毁坏或钢产品报废。但「工人」何必在乎？机器很多，故障会修好。
更有甚之，工人以「突击手」的方法工作[2]。他只有一个念头：这一班的时间里机器能提供最高生产力。暂停哪怕几分钟，以便拧紧螺丝、清洗机床并给它上油，这与工人的最直接利益无关。某根轴承发生偏离，导致机器生产低劣产品或干脆出产废品？废品的数量也值钱。某个零件得重新打磨？不必浪费时间，扔掉变钝的零件申请新家伙。我待过的所有苏联工厂，都能看到对原料和机器的糟蹋做法。我曾在某车间上班，那儿角落里有一堆废弃的铁块（多半是零件）。机器用钢非常昂贵，我从这堆垃圾里挑选金属原料给自己制造工具。工友们总以为我保存的工具「出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他们拒绝相信一个事实：我用他们扔的铁块给自己造工具。工人与机器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矛盾；这一矛盾，正被「突击手」运动进一步激化。
低觉悟前提下的计件制与苏联工人的低水平生存状态（后者无疑重要得多），加剧了机器与原料的损毁。对机器——即「国家财产」——存在普遍的「事不关己」态度。班组长的工资与产量挂钩，使他不顾一切逼着工人跟机器玩命。对国家财产「事不关己」的态度，与班组长对工人身心健康的冷漠互相补充。从车间主任、工程师直到厂里的主要管理者身上，能看到类似的冷漠。这一困境的最大受害者是工人和国家财产，后者不断遭受破坏与偷盗。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工厂的高层官僚。
1译者注：指20年代末强制集体化造成的饥荒。
2原文直译：工人用斯达汉诺夫的手段工作。
上层工厂官僚的寄生性[1]
苏联工厂处于硕大无朋的官僚机构笼罩下。它像铅制屋顶压得工厂预算摇摇欲坠。我的工厂里，干部队伍很长：厂长、副厂长、总工、经济师、总会计师、秘书、副秘书、党委成员、工会干部、共青团干部、总务主任、房屋管理主任及其他大小官员。此外，还有驻厂军事教官、国安代表与其他中央部委代表。他们的工资是普通工人收入的5-20倍，而工资仅是干部收入的一小部分，隐性收入才是大头。有哪些隐性收入？我一一介绍。
工厂拥有一批生产用小汽车（数量多少取决于企业规模）。但它们让干部们把持着，以满足自己和家属、熟人的私人需要。
前几年，工厂存在内部职工的日常供给制度。除了通用的供应份额，干部有单独的特供系统，供给品质量好价格低（目前名义上取消了特供，实际还在）。
一般情况下，各工厂都与某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食品纺织及其它类型的工厂建立互利的伙伴关系。企业从关系户手里弄到日用便宜货，供应本厂工人。这些物品首先在干部中分配。
苏联有各种学校：中等、高等、优秀学校和较差学校，综合大学与专科；学生们研究产品制造、外交与国家职能，诸如此类。形式上，每个苏联公民只要有一定工龄并掌握某些知识，都能上学。但「上等」学校位置有限，每个名额起码有10-20-30个竞争者。对竞争者的筛选手段是「人情远近」。通常，幸运儿总是大官的儿子、兄弟或熟人。
每周，工厂向职工分发定量的戏票或组织观看体育比赛，但优先权属于干部。奖金发放也不例外，多数进了干部腰包。
对多数工人来说，医疗服务和药品既坏又短缺，多半还要付钱。官员拥有质量上乘的医生、疗养院、特护病房。此外，干部享受免费待遇，由工厂或所属机关付帐。
现在说住房。对干部群体来说住房不是问题。工厂家属楼首先保证领导用房。如果还有富裕，才轮到工人排队。干部家庭（丈夫、妻子和一个孩子）通常拥有两三个房间外带厨房，经常还有浴室。工人的五口之家如果能摊上一个10-12平米的房间，非得感谢上帝不可。
假如谁怀疑上面的描述，我建议他们看看莫斯科「滚珠轴承」厂的家属区（我在那家厂子也上过班）。
最后要补充一点：人情徇私制的横行，使厂里的漂亮女人（女工、职员和秘书）沦为上层干部的轻易猎物。事实上，这是苏联卖淫业的主要形式。谁来付还这笔「过夜费」呢？还是苏联工厂！
1原文直译：上层工厂官僚主要依靠企业预算的总支出生存
企业的人身压迫制度
为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当权者常援引工业建设和产业「巨人」的发展数据。然而（攫取）利润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有更多巨型工厂，并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既然说到姓社姓资，展示工人与工厂的关系本应更具说服力。当然，我指的并非那些关系的物质一面，而是它们的社会特征。
说心里话，苏联工厂是一座苦役监狱。我敢这么讲，因为它是纯粹的事实。工厂的无数触角束缚着工人，把他体内最后一滴汁水吸干；工厂监控他、刺探他、对他的一切（包括个人隐私）无所不管；只有死掉，工人才摆脱上述苦难。
厂里的书记局保存着全体工人的档案，从生平履历到任何其他材料。在企业里，工人处于密探网、墙报、厂杂志、党与工会组织及会议的刺探目光下，如履薄冰。工人的任何小错都记录在案，被厂内黑板报点名曝光；假如犯了大错，会受到厂内「同志法庭」处理；一旦自己的政治忠诚遭到怀疑，便轮到国安出面了。
工厂（或说厂内上层官僚）是工人的主子。一句「生产需要」，厂里就能把工人派去天涯海角数月甚至数年。工人无法拒绝，否则会给扣上逃兵和怠工的大帽子，闹不好蹲大狱。
农忙季节，工人常被派去农村——有时很远——帮忙收割和抢运粮食。木柴、煤炭和铁原料的紧急搬运也不时以工人为临时劳力。严冬之际，工人还负责除雪。莫斯科地铁工程实施期间，我曾目睹数千18-20岁的女工充当不折不扣的苦力：挖隧道、搬运铁块和建材。要知道，上头拍板的地铁工期很短。这类「大干快上」的活动造成很多意外伤残，但苏联统计部门从未公布有关数字。
苏联的厂规相当严酷。连续两三次迟到（哪怕五分钟），工人就成了「旷工分子」；这罪名很吓人，足以开除任何工人。假如你的工作证上有「旷工」记录，就没法再进任何工厂。这类工人只有一条生路：放弃专长和工种，改谋别职（去当温饱难料的杂工或雇农）。「旷工分子」生活恶化的原因不仅在于收入下降，也因为失去住宅。想恢复原有工作，被开除者得有数年的「良好」表现。
当局推出的工作证制度，也有妨碍工人自由流动的意图。工人无权自主换工厂。谁愿调走，得请求地方官僚「解放」他。如果请求被回绝，工人的「解放」便成泡影，被迫放弃调走的好处。
以上诸种丑恶统统打着虚伪的「自由」旗号。新一代工人没见过其它（社会政治）条件，也就屈服于现有体制。至于老一代工人，他们视周遭的官僚专制为回归可怕的（沙皇）专制，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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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乌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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