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1日，《红旗》在创刊号《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该杂志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尽管这一宣称并未涉及到党，但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不言而喻正是“革命红旗”的化身。《发刊词》告诉我们，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正是为争夺和捍卫党的文化领导权而办刊的。
既然是理论刊物，《红旗》理所当然聚集了一批文化人。《红旗》杂志编辑部中，陈伯达、邓立群、胡绳、范若愚，甚至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素养无可怀疑。然而，他们同时又是党的高级干部，担负着宣传解释党的各项政策的使命。这样的双重身份，使《红旗》杂志的编辑角色颇具多义性。这一点，显然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专业杂志。自然，《红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发挥的作用也和其他专业杂志截然不同。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随即，李建彤的作品《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从这时起，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日益严格，“左”倾色彩也日益浓厚。一些刊物虽然被迫紧跟，但总难免带有筋疲力尽之态。而《红旗》则颇为游刃有余，有意识，有目的地做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对于《红旗》杂志来说，这种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到1966年，应该说，工作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例如，在当年第2期杂志上，发表了段春作的《运用〈实践论〉总结民间测天经验》一文。段春作在农村做了六年气象员，在没有资金，没有仪器的情况下，运用民间经验观测气象，成功预测了多次自然灾害，避免了重大农业损失，写成《民间测天法》一书，被吸收成为湖南气象学会理事。应该说，他的事迹本来非常感人。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居然说：自己只是在读到《实践论》中“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论断，才想到研究气象应该做实验的。这种说法，对于处于不同时代的人们来说，可能并不亚于谛听《天方夜谭》。因为即使在小学的常识课上，老师也会向学生强调实验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实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并非有了《实践论》之后才为科学界所注意。
但是，1960年代的中国则不应作如是观。这时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尺度，甚至成为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神圣经典。1966这一年，在8月份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本人不曾在《红旗》发表过任何文章，但是毛泽东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却无处不在。很多人曾经批评的个人崇拜，倒毋宁说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而毛泽东本人更接近于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身。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普通社会成员自然而然地使用毛泽东思想来“思想”。他们的确从未停止思想，甚至他们的思想可能还颇为活跃，但是他们并非自己“思想”。套用詹姆逊的说法，与其说他们在说话，不如话在说着他们。这样，段春作如此真诚地认为《实践论》指导着他从事气象研究，也就并不奇怪。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推广，已经出现明显的宗教化倾向，且获得极大成功。
《红旗》杂志折射出，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动，的确使得毛泽东思想趋于宗教化。例如，据赵紫阳说，当时的广东“黄山洞大队学了两年多，主要是反复学习了‘老三篇’和其他二十多条毛主席语录。新生大队学习了几个月，主要就是学了‘老三篇’中的五条语录”（第10期，第21页）。这样的学习，就其形式来说和和尚诵经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区别呢？又如，王任重说“我曾经看过一个中学生的一封信。她说：思想上的问题和学习上的问题，没有在毛主席著作中找不到解答的。这是一个中学生说的话，我认为是真理”（第5期，第12页）。很难想象，毛主席著作可以用来解答微积分，剖析分子式。而这样的话，居然可以被一名省委书记称颂为真理。这种无所不能的毛泽东思想无疑已经上升到神灵的地位。
当然，任何概括都存在简单化的可能。必须说明的是，当我使用“宗教化”这个词的时候，并未包含 “全盘否定”的意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但是鸦片首先是一种镇静、止痛药剂。宗教同样具有独特的意识形态作用。笔者并不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宗教化就必然等于愚昧落后和封建倒退。还应强调的一点是，某种证据表明，主席本人未必赞成毛泽东思想的宗教化。在毛主持通过的《十六条》中，明确提出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要求（《红旗》1966，第10期，第3页），而“自己教育自己”这一原则无疑内蕴这样的前提：高扬主体性，反对一切外在的神圣信条。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多次强调了这一原则（第11期15页，第12期6页），而整个文革中周都被毛视为可信的战友。
1966年的《红旗》杂志是这种宗教氛围的制造者，反过来，也被这种宗教氛围所左右。为了完成“兴无灭资”的使命，进一步高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一年《红旗》杂志在文化领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彻底颠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传统，打倒周扬等左联领袖，神化鲁迅。
《红旗》当年第一期发表了周扬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这是文革过程中该杂志最后一次刊登周扬的文字。似乎感觉到山雨欲来，周扬在这篇讲话中，亲口否定了“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他说，“要我们的文艺回到三十年代去，就是要我们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第1期，第13页）。他还严厉批评了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夏衍、田汉的“离经叛道论”。而这三人都是他的老友。
但是这样的表态并无法使周扬摆脱既定的命运。当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阮铭、阮若瑛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只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穆欣《“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两篇文章。周扬身上的政治毒瘤终于爆发。周扬和林默涵反复修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题注的行为，被宣布为妄图颠倒历史，隐瞒罪证。但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学者丸山升也得出了周扬的动机是考虑“如何使‘党’的权威和鲁迅并存”的不同结论(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A］，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7)。只是，这时的周扬已经丧失了话语权，无法为自己公开分辨了。
当年第12期《红旗》发表了许广平的《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许广平在文中对周扬进行了措辞严厉地批判，甚至颇有供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例如，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的确是对周扬的批评，但是该文恰恰也是发表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后者许广平却绝口不提。此后，周扬被认为是一只死老虎，不再被提起。
打倒周扬等人的另一面则是神化鲁迅。是年，恰逢鲁迅逝世三十周年。中共中央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在会上，陈伯达、郭沫若、许广平等人的发言纷纷将鲁迅说成热烈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战士，全不顾鲁迅并未接触过毛泽东著作的历史事实。郭沫若甚至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第14期第19页）。郭沫若、许广平等人通过他们的特殊历史地位，主动扭曲鲁迅形象，于是鲁迅就这样被神化了。
通过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当代文学作品，确立新的批评标准和“学术范式”。
这些著名的批判，常常被说成毫无学术意义的纯政治批判。其实这样的说法并非全是事实。关锋、林杰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中明确表白：“这里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需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辩论……对完全反对的反驳，我们愿意争论，奉陪到底；对不完全赞成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愿意和同志们讨论。把我们的意见驳倒了，有根有据地证明我们的意见部分的错了，或者完全错了，我们愿意检讨。”（第5期，第15页）。难道这种态度属于咄咄逼人，自以为是吗？
甚至几乎成为学界常识的学术封闭也非常可疑。至少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一文，就引用了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威《自由主义与社会活动》（第4期，22页）。众所周知，波普尔是西方著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书批判马克思主义近乎不遗余力。既然波普尔的书这时仍然可以进入中国，所谓“学术封闭”是否也应该打一个问号呢？
在笔者看来，真正毫无学术意义的是那些工农兵群众参加的“学术批判”。这些所谓的学术批判其实是《红旗》杂志在各地举行的座谈会。这样的座谈会在与会人员的选择，与会人员发言的具体内容上都有着严格的事先规划。发言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历城县祝甸公社徐文亮在批判吴晗的讨论会上说：“有人说： ‘不读完二十四史，就没有资格评价历史人物’。这是吓唬工农群众。我们不读封建地主阶级写的二十四史，我们用毛主席著作就能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彻底打退”。这样的发言居然被《红旗》评论员称道为“他们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本质，三言两语把道理讲得明白透彻”（第6期，第21页）。应该说，正是《红旗》杂志的提倡和引导，创造出了不同于十七年的批评标准和“学术范式”。
这类新的“学术范式”用政治态度作为最根本的标准，用纯粹的道德尺度代替是非尺度，将宗教化了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最高尺度，处处体现两极对立的紧张思维模式。例如，翦伯赞认为必须承认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这本来只是指出一件历史事实而已。而戚本禹等人却指责翦伯赞不应该歌颂这样一个荒淫无耻的皇帝。这里的潜台词——隋炀帝是暴君，因此他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完全无视真实历史过程中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三、高度评价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树立新的文学体式。
根据金敬迈后来的回忆，欧阳海生前是一位颇富个性的战士。因为同连指导员关系不好，竟然无法定为烈士，甚至尸体也只能草草掩埋（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http://www.southcn.com/nfsq/ywhc/tbxst/shentan/200510240368.htm）。应该说，作为生活原型的欧阳海，更具有可挖掘性，有着更为深广的精神世界。而金敬迈的小说《欧阳海之歌》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生活中的欧阳海，将欧阳海写成了一个“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精神”（仲正文《突出政治，大写英雄》，第7期，39页）的英雄人物。
但是这部小说受到了仲正文的高度评价。他认为《欧阳海之歌》的重要特色恰恰在于写出了毛泽东思想在英雄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这体现在：第一，欧阳海对毛主席著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第二，欧阳海能够活学活用，不仅注意“学”字，而且特别注意“用”字；第三，欧阳海做到了学用结合，学一点，用一点，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有了问题到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
正如本文开始指出，1966年毛泽东思想的宗教化气氛已经相当浓厚。金敬迈如此构思欧阳海这一人物形象，是有着深厚社会文化背景的。尽管金敬迈后来争辩说在小说中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不是他的本意。但这样的时过境迁之语，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的思想动机。毕竟，金敬迈也承认他在小说的初稿中，就已经引用了一些《毛主席语录》。而《欧阳海之歌》的初稿是在28天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写作构思事先未同任何人商量过。可见，作家这样构思，不管有意无意，都是时代文化氛围使然，并非可以随意为之的。
在《突出政治，大写英雄》一文中，仲长文还指出《欧阳海之歌》的重要艺术特色在于：金敬迈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这种形式和风格的特点，就是充满革命激情，非常政治化，调子很高昂。我们读着小说，总觉得书中的政治空气是那样浓郁，思想境界是那样高，格调是那样铿锵有力，革命的热情是那样澎湃激越，语言是那样简洁明快”（第7期，第44页）。
笔者惊异地发现，同时期仍在潜心修炼的样板戏恰恰也采用了同样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只是样板戏的格调更要高昂，革命象征意义也更为突出。在一些方面，样板戏对《欧阳海之歌》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继承关系。
例如，《欧阳海之歌》中多次描写了欧阳海带着问题学毛选的场景。在该书中，欧阳海是边读边思考的，金敬迈还允许笔下的主人公阐发自己对毛选的认识和理解。到了样板戏里，这样的场景消失了。在《沙家浜》中，为设法进入芦荡徘徊无计的阿庆嫂只是心中想到了毛主席的高大形象就豁然心头开朗（剧本中写道：“耳旁仿佛响起《东方红》乐曲，信心倍增。”全不顾这时《东方红》根本尚未诞生的事实）。可见，这时样板戏的创已经不希望广大工农兵进行思考，而希望人民能够从对主席个人的崇拜中直接吸取力量。这时，文艺已经从鼓励对毛泽东思想的宗教化情感过渡到讴歌对毛主席本人的宗教化情感。于是，文革文艺的时代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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