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旗鼓：一百年来的妇女解放运动
孟飞
自1910年以来，100年间妇女解放运动曾经蓬蓬勃勃，妇女的地位曾经广泛提升，但是众所周知，近三十年来，妇女的地位特别是中国妇女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迅速边缘化和装饰化，妇女在公众场合正在和已经成为某种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正在从公民社会领域消失，有可能重新阈限于琐碎的家庭，再次沦为男权的附属。
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甚至从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受到有意识的歧视。1982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5；到2000年，这个数字升高到了116.9(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为119.92)，到2008年，已经上升至120.56%。其根本原因，在于部分父母出于对拥有一个男孩的渴望，千方百计采用B型超声探测胎儿性别，进而用堕胎等手段谋杀胎儿甚至女婴。
其次，女性教育、劳动等基本权利正在受到严重侵蚀。适龄女性辍学率，远远高于同龄男性。据不完全的查，初中农村女学生辍学率为5%左右，高中农村女学生辍学率高达15-20%。辍学原因或者是由于早婚，或者是外出打工，供养兄弟继续求学。由于文化较低，缺乏劳动技能，往往辍学务工女性只能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薪酬低微且缺乏劳动保障。至于就业问题上的性别歧视已经广为人知。几乎绝大多数用人单位，都倾向于男生优先，在男生和女生之间，即便女生比男生强很多，最后的天平依然倾向于男生。至于同等条件下，更是男生优先。《南德意志报》2009年10月28日报道说：“妇女获得更多平等机会原本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最骄人的成就之一……但与此同时，过去几年也出现了性别歧视加重这样一种明显的倒退趋势。领导岗位上的女性仍然很少，而且对于相同的工作，女性得到的工资普遍比男性低。无论如何，这在中国就像在地球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是个不争的事实”。
再次，消费主义文化严重腐蚀、异化女性心态。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表现为商品的巨大堆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势必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的相对不足。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60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论述的科学性。但是，历史永远比理论更复杂。鉴于资本主义普遍遭遇的消费不足，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消费主义文化应运而生。消费文化宣传享乐哲学，培育消费欲望，尤其是培育对于豪华商品的消费欲望，这种文化利用女性购物的非理性倾向，将女性的身体——头型、皮肤、服饰乃至极为隐私的身体部位，彻底转变为消费的对象。事实上，从普通的口红，到路易威登手提包等一系列原初并不具备实用价值的商品，其消费需要都是由消费文化特地为女性量身定做的。放眼全球，当代女性已经成为最为庞大的消费群体，中国女性也不例外。无数跨国公司，主要是由女性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支撑……可悲的是，女性大多数消费欲望并不是出于自然的需要，而是来源于流行性消费文化。于是，消费文化生产女性的消费欲望，女性的消费欲望刺激资本主义生产，进而女性的身体不再属于女性自己，而是属于大众传媒宰制下的消费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当代女性正在为消费文化所奸污。
最后，性交易的死灰复燃，给女性带来了深重生理和心理上的灾难。新中国曾是彻底消灭性病的奇迹国度。改革开放以来，卖淫这一古老的罪恶，在神州大地迅速沉渣泛起。据《华声报》2003年6月20日报道，到2002年，中国性病患者已达600万人，且以平均15%的速度年度递增。性病和艾滋病的防治，已经成为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从表面上看，近三十年来重男轻女之风愈演愈烈，是由于东亚地区轻视妇女的传统思想仍在束缚人们的头脑。这种说法固然有着一定道理，但是显然无视了这样一种流行说法，自五四以来的九十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激烈地反传统的九十年。在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中国传统似乎已经丧失殆尽，这一激进反传统的趋势在“文革”期间达到顶点。问题在于，男权主义为何在经过将近六十年的激烈动荡之后，为何仍然如同梦魔一样束缚人们的头脑，乃至挥之不去？
任何留心近三十年思想变迁的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统治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特别是溯源于米塞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站在精英立场，否认起点公平以外的任何平等思想和平等措施，公然提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新自由主义的流行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蔓延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折光。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女性和男性只能站在统一起跑线上竞争，由于女性生理状况的天然弱势（顺便说说，这种弱势也是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在精细化和信息化生产成为趋势的今天，这种弱势本来存在缩小的可能。但是由于既成的社会关系的顽固性，这种可能性至今没有成为现实），女性势必在竞争中经常性地输给男性。今天的男权主义，正是新自由主义在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折光，在本质上，当代男权主义并不等同于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cism），而是以金钱和资本为其中心的。因为在生产环节，男性是更为趁手的工具，所以，在就业领域就公然对女性进行排斥。基于同一逻辑，在消费领域，女性则被给予夺目的光环。只要留心遍布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商场，很容易发现大多数购物中心的一层都设有化妆品专柜。这种安排，正是为了迅速捕获女性眼球。如果说在生产环节，资本青睐于男性，那么在消费环节，资本则向女性献媚。
可见，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剥夺女性谋求体面生存的最基本权利，为女性制造就业壁垒，另一方面则让女性成为消费动物，进而消费女性的身体。面对这一现实，任何真正谋求妇女解放的运动，就不能不将当代资本主义作为她们最凶恶的敌人；而任何左翼政治诉求，如果拒绝妇女，都将变成一种虚伪的改良主义。回归左翼，正是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必然抉择。
但是，回归左翼，并不意味着将妇女解放运动简单地等同于革命运动。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确曾有一个阶段，简单化地将妇女解放同民族和阶级解放等同起来，以至于很多人曾经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之后，男女不平等现象将自然消失。然而历史地看，妇女问题的产生固然以阶级对立的出现为基础，但是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阶级问题。女性生理的特点，几千年男尊女卑思想的无意识沉淀，生育和家庭的负累，并非一次社会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妇女解放，显然包含社会革命无法涉及的诉求和任务。
1942年，身在延安的丁玲以一种和时间、地点非常不合拍的口吻写了一篇曾被认为是毒草的文字：“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丁玲《三八节有感》）。丁玲发人深省地发现，革命并不必然消灭男女不平等。在革命队伍内部，仍然有太多对女性的偏见和误解。六十年后的今天重读此文，不能不承认丁玲作为女性文学家感觉的纤细和敏锐。
今天，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一百周年的历史时刻，妇女解放运动必须正视自己面对资本主义的沉重失败，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诉求，再次考察自己和左翼政治的历史关系。回归左翼，重整旗鼓。
最后，让我们重温傅立叶睿智的格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并谨以此献给妇女解放运动的伟大先行者克拉拉•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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