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希法亭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并延续至今。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其理论构建的核心论域，《金融资本》为其做了全面的铺垫，但是关于帝国主义更重要的论述起始于希法亭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探讨。因此，我们需要打开被遮蔽了的“组织化资本主义”面相，来补全希法亭帝国主义理论的全部意涵。也正是由于希法亭晚期迷恋资本主义的组织化倾向，导致在实践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转而希望工人阶级利用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显然是一种虚妄的幻想。
关键词：希法亭；《金融资本》；组织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策略
导言
19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高涨催生了对帝国创建和扩张过程中思维方式和实现形式的批判性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时代的征兆已经在考茨基、伯恩施坦、希法亭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研究和总结[1]。尤其是希法亭，他在《金融资本》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探究，指明了自由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垄断成为更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生产形式[2]。而在他职业生涯的后半期，着重研究了垄断组织成为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垄断的加剧也引起了政治上的反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不断升级。希法亭认为，“帝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3]以往，我们对希法亭帝国主义的研究基于《金融资本》，一方面说明了这一文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向推动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体现出对希法亭帝国主义理论研究逻辑的断裂，学界没有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征兆产生足够关照。在笔者看来，恰恰在《金融资本》之后，希法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才全面展开。不过我们必须认清希法亭“组织化资本主义”理论的严重失误，剖析其改良主义观念的实质，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的本真要义。
[1]这里还需要谈到霍布森的杰出贡献，他20世纪初就概括了帝国主义的一些典型征兆，不过他并不能被我们归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行列中。霍布森的论证并不深奥，不过他用翔实的数据、复杂的图表，说明了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过程以及结果。经济上，帝国主义采纳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政治上，帝国主义偏好独裁，反对自由、民主和平等。参见[英]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8页，第137页。
[2]Charles Barone, Marxist thought on imperialism : survey and critique. London: Macmillan, 1985, p20.
[3]Rudolf Hilferding, Historische Notwendigkeit und notwendige Politik. Der Kampf, 1915(8).
一、问题的提出：“金融资本”化的希法亭？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希法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作为政治家，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期，他为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策略提供了主要理论资源[1]；作为经济学家，他于20世纪初就标志了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地位。让希法亭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当然是他在1910年发表在《马克思研究》第三辑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研究》，希法亭根据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这是希法亭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的唯一专著，仅这一本著作就让他跻身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行列。列宁和布哈林认为希法亭的分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新起点。[2]考茨基认为，它是《资本论》的“继续”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真正的修订”。[3]博托莫尔则认定，《金融资本》是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4]克拉克对此的评价是：“希法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进行了丰富、复杂的分析，这种分析比起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来说要深刻得多。”[5]有的学者指出，希法亭的最大贡献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垄断阶段集中趋势的延伸。[6]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资本》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成为马克思理论里程碑式的延续。[7]更有研究者高度赞扬《金融资本》的原创性贡献，《金融资本》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图景：希法亭不仅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分析和新的词汇，而且尝试着进行综合。[8]
但正是《金融资本》所引发的巨大理论震动，也由于希法亭生前再也没有理论著作出版[9]，学界的共同认识是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源于《金融资本》的考证。[10]这种说法只能部分成立，因为《金融资本》确实做了坚实的理论铺垫，他论证道，银行和工业资本的合并产生了一种希法亭所说的“金融资本”的现象，其中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技术进步使大量资本变得有必要，固定资本量增加，利润率倾向下降，竞争变得激烈，因此产生了一种银行向卡特尔、信托和垄断形成方向发展的运动。金融资本的趋势是以银行对生产的集中控制取代市场，但其目的仍然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合理调节生产以适应社会需要。但是在笔者看来，关于帝国主义更重要的论述起始于希法亭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探讨。这首先出现在《金融资本》中对卡特尔的描述中，希法亭指出，卡特尔的发展反过来为国家创造了资本主义新的联系，这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组织的先决条件。接着，又出现在1915年《阶级之间的协作吗？》中，希法亭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含了在经济秩序方面，从无政府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最后，在1927年的基尔代表大会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的演讲中，希法亭不仅正式确立了“组织化资本主义”概念，还坚信他称之为“全能国家”的社会组织成为可能。
[1]希法亭生于奥地利，1906年在德国社民党领导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邀请下，已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家的希法亭来到德国柏林，为《新时代》杂志工作。从那时起，希法亭留在了德国，长时间活动在魏玛共和国首都柏林，并于1920年加入德国国籍。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希法亭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中两次当选财政部长（1923年以及1928-1929年）。他的演讲和文章是党内重要的政治文本。在1933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希法亭为了逃避纳粹的追捕，逃离德国。希法亭为党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1934年起草了布拉格章程，他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方法和民主诉求。
[2]参见Anthony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A Critical Survey. London: Routledge, 1980, cha.4-5.
[3]Karl Kautsky, Finanzkapital und Krisen. Die Neue Zeit, 1910/11, vol. 29, no. 1.
[4]Tom Bottomore & Patrick Goode (ed). Austro-Marx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22.
[5][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6]Charles Barone, Marxist thought on imperialism : survey and critique. London: Macmillan, 1985, p25.
[7]Steven Horwitz, Complementary Non-Quantity Theory Approaches to Money: Hilferding’s Finance Capital and Free-Banking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2).
[8][加]M.C.霍华德，[澳]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顾海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9]1940年德国侵占法国时，希法亭被捕。在狱中，他完成了人生最后一部专著——《历史问题》，并在死后出版。
[10]纵观希法亭的整个理论生涯，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本文的确是《金融资本》，但是它对于希法亭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连接了早期对庞巴维克的批判以及晚期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分析。因此，我们可以把希法亭的理论创作进行三阶段的逻辑界划：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分析—组织化资本主义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图景的变化。
二、《金融资本》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
希法亭初涉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是和庞巴维克的论战，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中，希法亭系统批判了庞巴维克的错误：一部分是方法论的，一部分是历史的。[1]希法亭早期理论思考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何谓马克思主义？正如他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最后一个部分陈述的那样，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政治参与的兴趣不断高涨。社会党人肩负起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框架的重任。毫无疑问，希法亭是第一个对边际效用学派进行系统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来展开他对“金融资本”的论述。
《金融资本》的经济学研究是异常繁复的，他不断重复着深奥地经济分析。[2]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希法亭的理论都深得人心，许多人还试图发展他的理论。[3]已经有太多的著作和文章来探讨《金融资本》的主要意涵，学者们普遍承认希法亭对资本主义现代阶段的银行、股份制公司、垄断、金融资本工业资本等经济概念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不过其实与其把《金融资本》归列进经济学著作，不如把它看成政治学的理论，因为希法亭的最终落脚点放在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上，“当然资本家阶级同国家权力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化”[4]。希法亭进一步解释道：经济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权力，对经济统治的同时也提供了对国家政权手段的支配。如果把希法亭看作是政治家，那么我们的角度可以转移到他对战争、阶级结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策略等方面的分析。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是核心论题。正如前文所述，帝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资本的海外扩张。那么帝国主义政策就谋求建立更大且尽可能大的经济区、通过保护关税排除国外竞争、将经济区变为民族垄断的开发地区等等。一方面，对金融资本和工业垄断的努力日益支配帝国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关联，工业和贸易在金融资本的领导下勾连在一起，并且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金融资本的影响下，获取势力范围的动力变得更强大，在商业政策中，决定性动机不是商品出口，而是资本出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扎根殖民地，只要有可能，就必须以暴力的形式建立。[5]马尔凯夫斯基认同希法亭在《金融资本》最后的论断：金融资本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导致集中化进程的加速和中产阶级的破坏。其结果是，为了避免最终无产阶级化，小资本家甚至成为革命的可能力量。[6]随之而来的阶级冲突的加剧证实了希法亭的结论，“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7]。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社会经济生活中组织化的趋势越发明显。当代政治经济研究者达成了共识，希法亭是“组织化资本主义”[8]观念的肇始者。[9]这在希法亭《金融资本》中体现于两方面，就经济组织来说，无组织的资本家们发现自己的利润太低，他们寻求组织化和垄断来提高利润率；就民族国家来说，卡特尔的发展反过来为国家创造了资本主义新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开始具备有意识的、理性的社会结构的特征。希法亭在《金融资本》的最后一部分具体展开了对资本社会化的描述，他认为，金融资本寻求组织化发展方向，而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商业竞争，那么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就是统治的强烈愿望，[10]资本主义越是远离自由主义，它对自由主义的管制就越多。国家在无产阶级的绝对接管之前，就达到了“社会有意识的执行机构”的结构模式。反过来也意味着工人运动现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这个自组织倾向，通过扩展国家的能力范围和加强其行政能力来创造社会主义。
至此，我们只能说考察了希法亭帝国主义理论的原初喻像，或者说，只完成了“组织化资本主义”理论的史前史研究。因为正是从“组织化资本主义”开始，希法亭的帝国主义话语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帝国主义理论建构和社会主义实践方式的三重转换。
[1]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反批判具体请参见笔者拙文《希法亭早期对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维护》，《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月刊”2017年5月25日。
[2]比如，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花了大量篇幅描述了周期理论。在他的论述中，消费不足、利润率下降、比例失调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似乎都发挥了作用。但与此同时，希法亭认为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片面的。消费不足、生产过剩、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都不是危机的原因，而只是投资周期一个或另一个阶段的特征，不过是“繁荣期间的比例失调是由于价格构成上的干扰而产生的”这个一般论述的例证而已。因此很多读者在遭遇了如此晦涩的理论解说之后就丧失了对全书的阅读兴趣。参见[英]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仇启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3][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内部，鲍威尔也展现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才华。在读到《金融资本》后，他对希法亭的研究大加赞赏，认为希法亭的书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最重要事实。马克思在他关于资本集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理论中，仅能概括的描述一些东西。而在希法亭的书中，曾经大胆的预言变成了现实。Richard B. Day & Daniel Gaido, Discovering Imperialism.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2, p414.不过，鲍威尔在1904年的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中认为，延续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关键的问题不是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复制马克思的有关理论，而是要重建该理论。我们看到，1913年的论文《资本积累》中，鲍威尔确实加入了一个新的变量——人口增长率——来解释危机理论。参见Z·B·奥泽其，沙勒姆•格罗尔：《奥托•鲍威尔的经济周期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元素的整体化》，唐旺华译，《经济资料译丛》1993年第3期。
[4][德]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43页。
[5]在这一点上，希法亭和卢森堡的观点保持一致。卢森堡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同时存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争夺资本积累的权利。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本质，或者说，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资本积累的“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参见[德]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另见[德]卢森堡、[俄]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Richard B. Day & Daniel Gaido, Discovering Imperialism.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2, p426.
[7][德]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9-430页。
[8]组织化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同，译法不同。
[9][美]斯科特•拉什、[美]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征庚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0][德]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85页。
三、组织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策略
在经济部门社会化的条件下，利用国家官僚机构来进行社会主义管理的想法在希法亭那里并不新鲜，不过他的想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初关于群众性罢工的辩论中，他对议会政治产生了亲近感；第二个阶段是《金融资本》中，金融资本的社会化职能更加便捷地让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有效的社会控制”[1]变为可能。希法亭的结论是：如果说金融资本在组织上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最后的前提，那么它也在政治上使过渡更容易进行；第三个阶段是到了德国之后，希法亭对这一认识的深入发掘。他指出，在魏玛共和国的条件下自由民主的法律基础—实践制度才能使政治竞争成为现实。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来说，魏玛共和国显然比中欧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有更好的政治发展机遇——财产和阶级关系的稳固。这一事实使希法亭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政党的竞争本质上是有组织的阶级斗争。
在1915年发表于《斗争》杂志第8期上的《阶级之间的协作吗？》中，希法亭指认了在战争爆发后，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激进主义和机会主义矛盾逐渐减少，但却不是革命主义取得了胜利，反而资本主义的改革、适应、调整不断占据了主流政治意见。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缩短了萧条的时间，缓和了失业的情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通过银行控制、组织、垄断相关的产业——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得以改善。就这样的现实情况来说，包含了在经济秩序方面，从无政府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希法亭借此说明，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本身也衍生出其他的保守主义倾向。希法亭解释道：工人阶级应该从自己的悲惨处境中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对工人阶级的身心养成起到了磨砺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已经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做好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充分的准备，他们也比任何阶层都更加具有自我意识。[2]此时，他提醒无产阶级在明确马克思的革命主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参与社会民主、工会运动的现实途径。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要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就要承认资本主义的现有权力，进而才能依靠国家的力量把工人阶级融入国家的政治—社会秩序中。他的根本意图在于告诫工人阶级不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而可以利用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更好地实现目标。
1924年的文献《时代的问题》中，希法亭分析了组织化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其一，大的垄断企业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他们与银行高度结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连结成为金融资本这一单一形式。其二，大企业的社会化过程导致了整个工业部门的劳动社会化，继而将社会化了的工业部门联合起来。其三，资本主义社会加强对经济的引导和控制，意图在社会结构内部克服自由竞争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其四，如果这一趋势顺利地运行，产生的经济形式就是有组织的、对抗性的，它按照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组织经济。其五，在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性增加，经济危机缓和，投资的计划性加强。
在1927年的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发表了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的著名演讲，正式确立了“组织化资本主义”概念。经由卡特尔的经济集中化、银行的介入以及国家的干预，正在创立一个更有组织的经济。它有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它还显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以全球眼光来看待经济的发展阶段，经济已不再仅仅属于企业范畴，而上升为“社会的事业”。这里可以看出，希法亭的潜台词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至少在物质准备、民主基础和政治思想上提供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保障。[3]希法亭考虑到了由于战争经济的需要，中央调控和经济组织的趋势加强了，阶级间的对立和各种经济利益的调和使得平静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变化得以改善。那么他再次讨论了国家的角色，他把对社会发展过程更为重要的影响归功于国家，尤其是20世纪的经济资源规模和先进技术水平使得空前有效的、他称之为“全能国家”的社会组织成为可能。
这就迫使社会主义的策略转移：工人阶级要依附民主国家的机制体制，利用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把经济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抢夺过来。希法亭继续说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具体任务，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里要求国家干涉和扩大国家权力，而现在，社会民主党继续要求从经济政策和经济领导的领域扩大国家权力。[4]在这样的国家中，扩大共和国并使其成为经济民主国家的想法和战略，不仅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方法上，它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中具有最实际的、可观察的基础：政治民主不仅实现了，而且工人自己的存在和要求在相当程度上被制度化。可以看出，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这种“组织化”和“自我运行”经济的行使者还是资本家阶级。所以他在基尔大会上毫不隐讳地声明，作为政治后果，希法亭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愿意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党应该尽可能灵活地采取策略，资产阶级力量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地位和态度决定了，现在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有必要以这种方式进行政治实验，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铺平道路。[5]
值得注意的是，希法亭后期成为了魏玛共和国首席思想家，他在延续“组织化资本主义”概念解析的同时思考如何适时调整工人运动的现实策略，他选择的方式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汇是两个概念的并联，即它涵盖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同时它也包含了民主主义的内容。想要达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主义，希法亭强调要积极利用资本主义的组织化倾向，在工人运动中提出“经济民主”的要求。在《时代的问题》中，他认为，政治权力从一个阶级过渡到另一个阶级也许只需要一场短暂的革命行为，但是经济的转型是一个持久的、有机化的过程。要依附国家的机制体制，利用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民主国家就把经济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抢夺过来。希法亭继续说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具体任务，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里要求国家干涉和扩大国家权力，而现在，社会民主党继续要求从经济政策和经济领导的领域扩大国家权力。[6]在这样的国家中，扩大共和国并使其成为经济民主国家的想法和战略，不仅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方法上，它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中具有最实际的、可观察的基础政治民主不仅实现了，而且工人自己的存在和要求在相当程度上被制度化。在政治上，魏玛共和国已经有个扎实的民主制度基础，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政治参与来让国家成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场所。而在经济方面，经济民主的诉求不仅仅发生在工厂，还应该延伸至政治—经济关系中、扩展到民族—国家的层面。经济民主首先将工人定义为公民，并从该主张中得出所有的其他要求，经济民主实际上从坚持劳动法到教育政策等方面展现了的社会主义转型的总体方法。[7]因此，经济民主甚至成为希法亭晚期思想的方法论，它是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的纽带，是经济过程和政治决策的中介环节。
[1][德]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6页。
[2]Rudolf Hilferding,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Klassen?. Der Kampf, 1915(8).
[3]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4]《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8页。
[5]希法亭认为，鲍威尔和伦纳的立场与他保持一致——革命性的政治不在于废除国家而在于抓住国家权力，以使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过程得以实现。比如，伦纳把“国家对经济的渗透”这一说法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管理”。鲍威尔认为可以通过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激进改革，逐渐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包括资产阶级国家已经进行的改革的逐步扩展。参见[奥]奥托•鲍威尔：《鲍威尔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第128页。
[6]《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8页。
[7]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基础的“经济民主”也根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改良主义解释。因为，经济民主理念想要和解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想要工人阶级参与资本主义运行的决策机制，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也是资本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希法亭的讨论戛然而止，他没有指明经济民主的实现路线图，而只是承认它将在漫长的时期中不断转变为现实。
四、希法亭“组织化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偏离
从上文的分析中看出，希法亭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组织化资本主义”[1]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因为它代表了国家对市场无政府状态的控制。[2]不过我们必须认清，其类似社会化的组织、计划模式，仍然是掩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生产组织方式，还是少数统治阶级利用资本进行社会权力布展和行使的当代变种。希法亭在1927年基尔代表大会上发言中强调，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任务是不变的，就是在适当的时间夺取政权，社会主义的原则在这一点上颠覆不破。但是在目的达成的方式方法选择上是有余地的，不仅关乎时间的长短，还关乎斗争策略的强度。换句话说，忠于原则的背后是他改良的政治倾向，让无产阶级以灵活多变的多元手段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3]可见，由于希法亭看到了工人阶级除了革命性趋势之外的适应趋势，他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产生了一定的动摇，革命虽然是他的信条之一，只不过显得越来越脱离实际。[4]
首先，希法亭的错误本质是方法论的。早期，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的重要成员，希法亭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想要借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新概念，并对新的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位理论家都严格设定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的任务，并普遍接受在政治实践中使用这个社会分析的框架。希法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探讨。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被挪用到希法亭对资本集中、帝国主义和国际竞争的研究中。希法亭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和古典经济学相同的层面上，也就无法厘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经验论和实证主义的界限。他误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和“理论假设—经验求证”的方法混为一谈，最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而靠近了实证主义。
第二，希法亭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不断与改良主义思潮靠近。希法亭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过分拘泥于对资本主义暂时现象的研究，而没有历史地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没有结构地分析未来资本主义的变和不变。由此，他坚信资本主义官僚国家的可塑性，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拴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上。他幻想国家在经济事务和福利服务方面的不断独立，也代表着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它能够由工人阶级政党深入发展。一方面，阶级结构和各种阶级环境的变化真正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状况，但同时工人阶级内部有了更大的分化，中间阶级也增长了。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必须以克服这些内部分歧为目的，甚至是在工人阶级与新的中层阶级和农民阶级部分建立联盟，以此获得大多数人口的支持。这个错误的源头是考茨基，考茨基对国家形式和政府阶级性质不加考辨，对未来改良政策执行埋下了伏笔，他直接提出，在社会主义全面到来之前的“联合政府”阶段，也就是事实上承认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存。[5]希法亭延续了考茨基的错误，他完全搁置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在现代议会制度框架下肯定资本主义政党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潮流中，希法亭为代表的“组织化资本主义”倾向和鲍威尔为代表的“缓慢革命”思潮[6]长期争论、博弈和演化之后，最终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识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7]希法亭褪去了在与庞巴维克对战时的政治勇气和思想锋芒，他在斗争形势的驱使下不断修正自己的激进形象。
第三，希法亭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实现方式上要寻求转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在新的经济组织的最高阶段的经济民主问题。经济民主在希法亭看来是长期渐进、演进的过程，解决上述任务要求“由科学社会主义向结构性的”、不需要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过渡。同样，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基础的“经济民主”也根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改良主义解释。因为，经济民主想要和解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想要工人阶级参与资本主义运行的抉择机制，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也是资本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希法亭的讨论戛然而止，他没有指明经济民主的实现路线图，而是承认它将在漫长的时期中不断转变为现实。萨松对希法亭后期著作和政治态度的评价是不错的，希法亭自“组织化资本主义”概念提出开始，其经济思想中的政治因素就不断扩张，在第二国际时期，以至于第二国际瓦解后的相当长的时间，他都在宣扬“国家主义”[8]。关于希法亭“组织化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的评价也切中了要害。在他全面而具体的评述中主要涉及希法亭政治立场转折的分水岭是1918年，他的态度渐渐游移，最终滑入中派主义的潮流中。希法亭职业生涯早期，在德国和国际范围对群众性罢工的讨论中，希法亭贡献了独特的智力资源。1903年左右的时间，希法亭的意见接近卢森堡，他不仅在思想上认同总罢工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具体政治保证，也在现实性上积极号召工人运动真正把握这个斗争工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而这样预言式的表述发生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到了1918年德国革命时，希法亭的中左思维方式达到顶峰，他不仅坚信社会主义的到来，并且指出无产阶级要用继续革命来保全革命的果实。但是1918年，德国革命被血腥镇压，包括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在内的革命领袖被杀害，国民议会产生了由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右翼组成的联合政府，工人的权利被剥夺，工人委员会实际上瘫痪了。但这些事实没有打破希法亭对社会主义到达途径的幻觉成分，1920年，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大会上，希法亭与季诺维也夫进行了著名争论，他公开反对加入共产国际。[9]希法亭的策略最终以改良主义的面貌出现，因为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框架下，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都是浮于表面的。
[1]关于希法亭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当代理论家提出了批评意见。参见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另见Andre Liebich, Marxism and Totalitarianism: Rudolf Hilferding and the Mensheviks. Dissent, 1987, spring, vol.34, no.2.
[2]Mark E. Blum & William Smaldone (eds.), Austro-Marxism: The Ideology of Unity(Vol.1).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5. p90.
[3]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4]虽然福特主义的危机已导致一批理论家宣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阶级斗争的终结，但另一些人（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是，有组织的劳工理论在时代变化中再次被关注。参见Alain Lipietz, New Tenden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regimes of accumulation and modes of regulation. in Allen J. Scott and Michael Storper (ed.), Production, Work, Territory: The geographical anatomy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p16-40; Horst Kern and Charles F. Sabel, Trade Unions and Decentralized Production: A Sketch of the Strategic Problems in the West German Labor Move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91, vol. 19, no. 4.
[5][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李民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6]鲍威尔在1934年之后，认为社会主义是有组织、有计划逐步实施、慢慢推进的过程。因而加深了他对“整体社会主义”的迷恋，他试图整合各方的力量来走上社会主义之路。本书将辟出专门的章节详述鲍威尔的观点。
[7]T. Bottomore, Austro-Marxist Conception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89(1-2).
[8][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姜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9][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李民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五、结语
希法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20世纪初帝国主义研究打开了一个重要理论向度，他对集中、垄断、银行资本、金融机构、组织化资本主义等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阐释给后继者提供了理论资料。但正如前文对希法亭错误实质的剖析，他只说明了帝国主义的部分现象[1]，无法掌握资本主义现代阶段的全部方面。[2]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狭理解、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抱有的乐观主义态度又给第二国际理论家更大的批判、论争和补白的理论空间[3]。帝国主义问题成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众多社会党人共同关心的焦点议题。我们看到，第二国际左中右三派对帝国主义的解释虽有不同，但是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运行的根基，基本都认同帝国主义存在的“必然性”。而在根本上说，他们没有找到帝国主义的逻辑根源和反抗策略。此时，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应运而生。
这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经典名著根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对帝国主义肆虐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阐明了某些必要的结论。列宁做到了逻辑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来源于相互关联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形态的批判；二是十月革命后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理论的关照。[4]继而，在到达社会主义的路径上，他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展开了激烈辩论。当伯恩施坦等人认为俄国革命的道路并不普适时，列宁却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在个别国家展现出其发展形式的特殊性。列宁从时代条件和社会现实出发，由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为参照，肯定了东方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它还解答了马克思没有充分论证的东方国家异质性，以及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本路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首先，对资本主义发展线索的理论考察；第二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实证分析；第三，对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积极探索。这三方面的理论建构不仅正确判断了资本主义现代发展的历史走向，给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设置了方案，也更进一步地“对帝国主义引起的世界结构性矛盾给予实践回应”[5]。
可以看出，列宁和希法亭在帝国主义理论形态上大相径庭，列宁也在其《帝国主义论》提纲中对此进行了剖析：一是希法亭货币理论上的错误。列宁指出：“希法亭在货币理论上出现了错误，并且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 [6]希法亭错误地认为是流通赋予了货币乃至商品价值，实质上犯了“流通价值论”的错误。还需要指明的是，希法亭正是在这一错误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纸币理论，从而彻底背离了马克思科学的商品货币理论。二是希法亭没有人认清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中指认，“因为它没有区分现代帝国主义与以前抢占领土的主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土地已被瓜分完毕，因而随着各国实力的增减，使得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与冲突异常激烈。”[7]三是希法亭忽视金融资本与寄生性、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列宁正是从帝国主义寄生性与机会主义的联系视角进行考察后认为，“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8]，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
从希法亭到列宁，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家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世界图景作的详细论析，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持续多年论争的讨论域——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来看，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家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帝国主义当代发展的实际来看，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阐述的帝国主义的实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强化。[9]从帝国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向来看，帝国主义问题呈现新的特点，我们必须审慎地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进行再考察。笔者认为，正如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当时资本主义新情况的分析一样，我们的时代课题是揭示当今的资本运动规律，重新辨识帝国主义论的理论价值向度和实践操作可能。
[1]比如，希法亭显然过分强调了银行的作用，银行在垄断形成时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是一旦垄断集团成型，对银行的依赖就大大减损了。再如，希法亭夸大了资本主义本身克服危机的能力（与马克思背道而驰），他希望通过国家来驯服资本主义的欲望显然是无比天真的。参见Charles Barone, Marxist thought on imperialism : survey and critique. London: Macmillan, 1985, p26.
[2]参见[德]佛莱特•厄斯纳：《希法亭“金融资本论”的功绩与错误》（续），蔺碧虚译，《世界经济文汇》1957年01期。
[3]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激化了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问题域聚焦到帝国主义上来。由于立场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分裂，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对帝国主义的不同解释模式。参见笔者拙文《第二国际时期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论争》，《海派经济学》2017年第4期。
[4]顾玉兰：《全面认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5]姜安：《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3页。
[7]《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9页。
[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5页。
[9]这些观点可以从施特凡•伯林格所编著的《帝国主义理论——现实批判的历史基础》、弗兰克•德佩等著的《新帝国主义》、莱奥•帕尼奇和萨姆•金丁所著的《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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