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陷阱：无法走出的迷思
——读人民日报社论《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
2010年3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署名“任仲平”的社论《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这一社论无疑代表了未来一定时期中国政府至少是中央政府的思维走势。对于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来说，显然应对该社论予以足够注意。
一、公开质疑三十年经济发展
社论罕见地对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建设给予公开批评，指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警告说，这一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可持续发展，难以合理利用资源环境，难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也难以提高个人福利。文中引用中科院一项研究成果强调，在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下，“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也就是说，该社论几乎全面质疑中国现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途和出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官方已经开始认识到改革以来的经济“奇迹”并不像形形色色的宣传机器渲染的那般辉煌呢？
断言旧模式没有未来，当然是为了引入某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社论援引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发现，实现上述八个“加快”，绝非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应对，只能求助于国家力量对于宏观经济走势的积极干预。而强化国家干预经济职能，不再依赖所谓“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对于长期干扰中国改革走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却是明显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社论明确警告，如果拒绝转变发展方式，中国经济有面临“拉美化”的危险。所谓“拉美化”正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的恶果。看来，社论透露出中共高层部分主要领导摆脱新自由主义理论误导的决心。
二、超越时空的现代化理想
尽管对于以往经济发展方式多有质疑，社论并未动摇对“现代化”这一既定目标的信念。相反，社论坚定认为，现代化是中国人“久盼的梦想”，是文明“深刻的嬗变”，是时代的主题。举出英国、美国、拉美、日本和韩国等地域为例，希望证明存在一种普适的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有一条堪称规律的结论：……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时代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却没有顾及这些地域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也没有考量同时代的国际关系变化和阶级力量对比。
由此可见，在“任仲平”看来，现代化无异于一种理想状态或曰乌托邦，具有超越地域、疆界、阶级、种族、民族、性别、宗教背景和文化渊源的普世性，是必然的浪潮和趋势。按照这一逻辑，欧美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于经过1950年代的人们，这一话语早已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只是当时有一个小小的地域名词代换，将此处的“欧美”改写成了“苏联”。
我谬以为，“任仲平”上述意见在深层次上包含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逻辑。
众所周知，公元1500年前后，人类现代化进程最早从欧洲开始。此后，欧洲人利用其先行优势，发挥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影响，将欧洲现代化道路宣布为人类历史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并努力将这一现代化理论打造成为某种“共识”。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背景下，自195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成为显学。无论罗斯托、阿尔蒙德、帕森斯等人有多么严重的分歧，但是他们无不追求一种普遍的、一般的现代化模式，强调后发国家只有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似乎并不掩饰其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罗斯托名著《经济增长的阶段》副题正是“非《共产党宣言》”。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理论学者的视域中，现代化不仅是西方化的同义词，而且是资本主义化的同义词。吊诡的是，上述现代化理论自1980年代开始，却一直被视为超越意识形态的重要学术成果，从而深刻影响中国知识界。
然而这种通过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走向现代化的观念很可能是可疑的。考诸历史，除日本之外，至今尚无其他国家的发展可以证实欧美现代化道路具有普适性，而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则很可能具有历史和时代的特殊背景，因而不足为证。在理论视野中，姑且不论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资本的颇多批判，至少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现代化带给人类的并不是福祉，而是熔奇迹和罪恶为一体的双刃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固然一方面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也尖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和荒谬性——“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现代化还带来人类精神世界的巨大荒芜和人类自身生活境遇的异化。“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从1848年到今天，160年的历史进程进一步证明，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带给人类的绝非天上掉馅饼的黄金时代。社论忧心忡忡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分配不公问题，不仅无法通过欧美现代化方式予以解决，反而正是这一现代化道路的结果。
“任仲平”显然承认，现代化同时伴随全球化。但非常奇特的是，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却并未进入“任仲平”的视野。事实上，五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早已将世界经济分割为向心型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欧美国家位于这个同心圆的中心位置。由于中心地带在经济、政治上的优势，世界生产剩余从未停止从边缘向中心地带的回流。假如读者对这一事实有些困惑，可以试想高达16000万美元一架的波音飞机需要多少件中国西服才能换取。这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正是战后五十年来，世界不同国家之间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首要原因，也是导致后发国家资源、环境状况日益恶劣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并不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后发国家几乎是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因为无论其资源、人才还是资金都在永恒地向中心地区流动，致使其基本上无法完成必要的物质积累。正如社论指出，中国“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事实上还没有计算取道港澳的转口贸易——这一依附性经济格局的形成，恰是主动加入国际资本大循环体系的负面后果。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无以为继。
或许论者会举出战后日本和韩国通过出口导向快速经济腾飞的例子反驳上述论断。但是观察者在看到其发展模式的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些国家不可复制的历史机遇——战后东西方对立的国际背景。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出于反中国、反社会主义的战略考虑，才会主动支持日本、韩国发展本土化经济，默许日本、韩国工业品冲击美国市场，如果没有美国认可，日本、韩国的战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试想，全球后发国家如此之多，为什么战后只有东南亚地区得以迅猛发展呢？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答案已经明朗化了。不是由于东亚地区传统的儒教文明影响，而是由于该地区独有的地缘战略优势，由于美国特殊的战略支持。
历史证明，中国作为在战略格局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走一条欧美式的现代化道路是必然碰壁的。这是当前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不平等机制已预先设定的结果。科学的结论是，只有寻求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才有可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可能
1940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该文中，毛曾以一种跨越历史的深邃，预见到中国如果选择欧美现代化道路必将存在隐忧。他指出，“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里，毛恰是站在全球战略格局的高度上观察中国未来走势的。虽然由于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区域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帝国主义使用跨国公司、国际金融等更加“柔性”的手段，仍然牢牢控制着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区域的经济和文化命脉。既然不平等的国际战略格局并无根本改变。毛七十年前的思考就仍然不失为深刻的洞见。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于1953年拟订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一体两翼”的重要内容。从这时起，毛就开始着手探索一条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一意义上，汪晖指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汪晖更进一步强调，“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
全面回顾毛的现代化道路，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我只想指出以下四点：首先毛的现代化是强调拥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其次，毛的现代化是承认商品经济但有意识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再次，毛的现代化并不拒绝开放，但始终对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分化保持严重警惕；最后，毛的现代化是关注社会阶层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的现代化。上述四点论述，当然是颇为肤浅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笔者的意图只在于指出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可能。
鉴于多数读者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严重隔膜，这里不得不引用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的意见：“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从1950—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从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长速度也在11.3％。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尽管有着这些失误和挫折，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
我认为，尽管毛开辟的传统现代化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遭到了失败，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始终需要正视这笔遗产，特别是正视其中深蕴的全球战略思考和社会主义价值。遗憾的是，“任仲平”社论之真实意思似乎只是在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坚持带有资本主义导向色彩的现代化发展。通过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减弱自发资本主义的负面危害，谋求某种较好的资本主义，至多是北欧式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恐怕最终仍然难以走出现代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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