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把“十二五”期间列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五年，寄希望通过五年时间实现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思维转变，也是中国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管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目标是既定的，决心必须是坚定的，只有狠下一条心勇敢向前走，中国经济才能够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内向型经济，产业结构才能逐步改变重工业比重过大的局面，服务业才能迅速放大，从而减少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刺激内需”是第一位战略任务，不把人民群众的内部需求激活，所有的口号都将沦为空话。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我认为未来五年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大的政策转变。
一 鼓励动态消费 抑制静态消费
我们在谈到消费的时候，往往都是按照书本上所讲的消费概念或者是官方的消费定义，我想提出两个新的概念：动态消费和静态消费。什么是动态消费？简单讲，用于非投资性商品的货币在市场发生动态流动的消费即是动态消费，例如居民日常生活所购买的消耗性商品、一次性服务、娱乐、旅游等等。什么是静态消费？用于投资性商品或者购买有价证券的消费为静态消费。静态消费是一种严重影响货币流动的消费，例如，购买商品房，表面上看，买一套房需要50万元或者500万元，但是，这些消费大部分发生在银行帐面上，而不会在短期内引起商品的有效损耗，不会形成新的货币周转。商品房的购买过程还伴随着两个约束动态消费的“冷约束项”：一是压制了居民正常动态消费的消费空间和消费能力，一辈子的生活都要受房子的限制；另一方面，促使财富快速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包括商品房在内的所有投资性产品的开发都是资本与特殊商品相结合的资本运作过程，大部分老百姓需要一辈子为房子努力，必然就产生另外一种现象——少部分人可以一辈子花大部分人的钱，而拥有大部分财富的富贵阶层无论怎么消费都无法带动整个国家向内需型经济转向，只有绝大多数居民敢于和能够消费，才会有真正的大消费，富人财富的增加引起的消费边际效应很小，而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增加边际效应很大。静态消费与动态消费互为约束，有杠杆效应，而中国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动态消费，只有动态消费才能把钱从银行引向消费品市场。
“十二五”期间，政府要想真正实现转型，政策就必须要抑制静态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讲，静态消费不是真正的消费，它只能制造GDP，不能刺激消费欲望，不能让消费品和服务商品找到足够的市场，如何抑制？一看决心、二看政策指向。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经济走入了一个不正常的唯GDP指标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都出现了严重的畸形变化，喊了多年的刺激内需始终没有刺激出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为了得到亮化的GDP，过分放任静态消费的膨胀，而近十年又是一个造富的强化阶段，绝大多数人民并没有享受到这种GDP指标快速增长的好处，相反，中产阶级现在都要计算着过日子，社会的整体消费量怎么能激发出来？下一步政策怎么走？我认为要果断压缩投资商品的活力，尤其是房地产要逐步从投资商品清单中划掉，只有把这个影响居民消费的最大障碍物清理掉，消费之路才好走。政府的政策导向不是“投资”而是“消费”。近十多年，国家的有关宣传一直在鼓励投资，企图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投资家，正如当年误导青年人个个都要成为比尔。盖慈一样。巴菲特只有一个，中国不需要巴菲特，就算中国人人都是巴菲特了，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呢？官方未来的宣传重点应当放在引导消费上，要告诉中国人：我们不是光为世界人民生产廉价商品的，我们也要消费自己的劳动成果。政府一定要在消费环节上减税，在投资环节上增税。要让投资品变得较难获利，获利了又较难为自己所得，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不疯狂地炒作投资品。
二 征“三税”降“三公”减“所得税” 发放全民福利
一个社会的财富总量是有限的，如果财富向少部分人集中的速度和方向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任何刺激消费的理想都不可能实现，有些专家总是强调说：改革收入分配不是搞劫富济贫。虽然用“劫富济贫”这个词不太妥当，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把富人的财产进行二次分配，穷人就只会越来越多，那叫什么调节分配？调节分配不调富人的，那调谁的呢？调节贫富差距就是要从富人身上抽取财富，这不是中国的发明，是世界发达国家的通例。中国已经不是原来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方式了，中国的财富周转方式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一种模式，西方国家虽然说是资本主义，但是，他们有一整套调节收入分配的合理机制，贫富分化比中国还小，而中国处在一种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两型制度社会”，穷人享受的是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富人享受的是资本主义掠夺方式，两者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挖越宽，并且这种鸿沟在代际之间延续传递。公务员享受的也是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高薪及“三公消费”的特权（灰色收入也存在于部分人中间），这样一来，不调富人的财富，收入分配怎么改革都无法改变两极分化扩大的趋势，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我想有办法，就看政府愿不愿意推动改革。
“征三税”包括：遗产税、投资所得税和赠予税。这“三税”是最需要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税种，中国喊“与国际接轨”已经喊了N年，但该接的不接，不该接的全接了，能不能征三项富人税是考验中国是否真正与国际接轨的试金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既得利益阶层该得的也已经够了，如果继续让他们洗劫财富已经违背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完全有可能演变成阶级对立，如果不及时调整主要矛盾，多年来积累的经济成果将要被社会矛盾冲蚀掉，“征三税”不是跟富人过不去，只是让既得利益者回报社会、回报人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富人可以为富不仁的，也没有富人群体可以回避这些税种的，也许我们无法探究中国的富人到底有没有原罪，但是，我们依法要求富人与国际接轨是合理的，富人任何环节的转移财富和延续财富都应当被课以重税，要让财富代表一种符号和智慧，而不能让财富代表一种权力和傲慢，更不能让财富延续世代堕性，有人说中国人仇富，其实不，中国的富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富人都更具有自由度，都更具有权力和尊严。
“降三公”就是要基本消除掉政府公务人员的“三公消费”，虽然说“三公消费”也是消费，但是，这只是少部分人的享乐，并不代表所有公务员主体，更不代表普通消费者，那些能够取得“三公消费”权力的人一般都是富人，他本来就不是需要补帖消费的阶层，把全国人民的公共财政用在他们身上，既影响了社会和谐，又降低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如果按2010年“三公消费”一万亿来推算，把这部分钱用到改善民生上（教育医疗等项目），每个公民都可以享受接近800元的福利，由此推动的二次消费估计可以达到三万亿以上，而用在少部分官员身上，可能真正促进市场消费的部分不足一万亿，因为有部分费用落到官员的口袋里去了，这些官员的消费能力与收入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多一点少一点刺激能力极其有限。政府在未来五年，要下大力气削减“三公消费”，真到最后取消。每年必须设立一个减少的额度标准，还要有一个五年削减计划。
“减所得税”是一项重要措施，尤其是要减工资所得税，对于工新阶层而言，不管白领、蓝领还是黑领，钱就那么多，如果不考虑部分人有其它灰色收入的话，一般的人都不敢大胆消费，现在的所得税显然偏高，起收点设立过低，低得相当于只能让人吃救济。举个例子讲：一家三口，如果男主人每月2000元，女主人无业，还要养小孩读书，男主人有400元的部分得交税，虽然只交20元，但是，这个家人均消费只有660元/月，这对于一个物价高企的国家来说，跟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居民消费能力大同小异，跟美国吃救济的家庭相比还相差甚远。单职工家庭现在还不在少数，多得很。这样的所得税制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严重制约人民消费能力的，必须进行大的改革，尤其是要改“个人征收”为“家庭征收”，家庭单位的征收标准尽可能带有前瞻性，起点要高，并且要动态调整，中国目前是GDP增速高和物价畸高的“双高形态”，而居民平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低水平状态，《所得税法》是“十二五”期间一部重点要调整的法律。
前面所讲的三项措施，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成果让多数人享受到，都是为了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方式，都是为了让财富在整个社会实现均衡流动，都是为了减小两极分化，如果上述目标都能实现，那么国家的财力也会增强，向全民发放“国民性福利”的能力也大大加强，整个社会的消费热情会普遍提高，“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会慢慢成形，当然，要实现这样一个过程也许会有很多阻力，但阻力不可怕，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十二五规划”也应当考虑向阻力宣战了，如果未来五年继续沿用得过且过的思想运行，那么中国的问题可能会演变成危机。
三 新兴产业要强力推动 要支持中西部先行
“新兴产业”是近几年来的一个流行词，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新词，但是，真正能够弄懂这个词的人并不多，包括政府某些主管部门也是一知半解的，在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值得反得的地方。什么是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如何在中国进行布局？国家在新兴产业振兴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的新兴产业目前的科技含量到底怎么样？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十二五规划”中重新厘清，否则，中国不但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完全有可能又要变成未来世界新兴产业的代工基地，我这样说决不是危言耸听，是真实的危机。
什么是新兴产业？世界已经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进行之中，单从科技的原始贡献来看，中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的贡献仍然接近于零，仍然没有摆脱前三次科技革命进程中的边缘地位，中国的科学家们还没有做出任何象样的原始创新，那么，当中国提出要振兴新兴产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新兴产业的技术从哪里来？只有技术在自己手中，我们才能够做出独立于世界的新兴产业，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引进来”的老路，根本就无法谈振兴的问题，电视机产量中国规模大不大？大得很。但是，有战略意义吗？没有，赚的都是辛苦钱，做的都是代加工。汽车产业大不大？大得很。但是，到目前为止，小汽车的底盘90%都是依赖进口技术，我们自己能有多大利润可得？别看公司还赚钱，赚的都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钱，大头都是跨国企业拿走了。这就是中国GDP增长快，人民生活水平增长不快的原因所在。
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坚决反对把新兴产业圈定太大的范围，不要选取七大行业，在一个五年计划中，能重点突破三个产业就非常伟大了，哪谈得上七个产业，在本意见中，我无法对各个产业一一论述（如需要，可以另呈），我只想谈几个提示性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不要把新材料当作新兴产业。人类近二百年以来，新的材料一直都是在层出不穷的涌现，铝材曾经稀有，后来不稀有了，塑料曾经稀有，后也不稀奇了，目前的所谓新材料都没有革命性的质变，都只是在传统材料基础上的改良，在若干看得见的时期以内，仍然看不到革命性的转变，中国在这方面并不具备突破的可能，不要强行把这个行业放在“十二五规划”的战略重点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科学研究是可以的，但决不可以把它当作战略性产业。第二个看法是新能源产业。从现实科技核心知识产权来看，中国也是落后的，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上，但是，这方面中国落后相对较少，如果重点突破的话仍然有局部争取到制高点的可能，尤其是风能、太阳能和电池技术，中国有广阔的资源和产业环境，只有风能和太阳能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环保能源，锂电池技术本身不环保，但电池技术的成熟为以后间接利用风能、太阳能具备了可能性，是减少传统能源的技术瓶颈之一，国家政策在规范新能源产业的问题上核定技术起点要高，不需要过多地关注产能问题，既然是新能源，既然是战略产业，五十年内都很难说是过剩产业，国内过剩了，国际上并不一定过剩，只要是技术前沿的项目要大胆地上，大量地上，最后通过产业来带动科技进步。第三个看法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的应用很广泛，并不只是限制在制药领域，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各类必需品都有可能与生物技术有关，就看符合人类健康生存的生物技术到底发展到何种地步，理论上讲，现在有的都可以造得出，现在没有的，也能制造得出来，生物技术的发展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展其品种的，中国最紧迫的是尽快进行生物技术立法和生物制品安全立法，以确保新的生物技术能够不加害于人类，生物制药可以重点突破。第四个看法是新兴科学技术的国家体制的建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曾经在很多领域采用“举国体制”，象军工产业、高科技产业和基础理论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后来，这种体制慢慢解体了，随着“举国体制”的解体，中国独立的核心技术掌握能力也越来越弱化了，目前，表面上看中国是充满高科技产品，但实质上核心技术的自主化程度比以前还低了，当前的科技是用市场换来的人类科技进步的共享成果，不是自己的成就，这种状况不能长此以往，必须在新兴产业领域重新搞“举国体制”，象“新能源、生物技术”必须由国家投入集中研究，以国家知识产权的方式投入到产业应用当中。
在“十二五规划”中，新兴产业的布局非常重要，国家必须用政策调节行业布局，过去三十几年，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享受了更多的政策照顾，获得了很多的竞争优势，当然也有地域、人才等方面自身的优势，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中部崛起也好，西部大开发也好，都必须要有战备支撑，光靠承接落后产业永远是不可能振兴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只会越拉越远。新兴产业的大发展给了中西部地区一次战略机遇期，国家必须站在全国平衡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产业布局，虽然现在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但是，适度地计划和政策调节是完全有必要的，有些还必须是强制性的，如果新兴产业再一次与中西部擦肩而过，那么，可以肯定地讲：中国将在某个时期面临空前的稳定危机。
四 “国家股份化”不是刺激消费的灵丹妙药
由于多年以来，中国刺激消费的愿望一直未达到预期效果，不少专家开始打歪主意，包括茅于轼、谢国忠、厉以宁、陈志武、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在内的众多名人都把眼光盯到了国有资产上面，尤其是国有企业身上，他们给政府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把国家资产股份化，把股权平分给国民。他们认为，把股份分给人民了，人民就可以消费了。这个观点用心之险恶不是一般的可怕，一方面他们讨好了众多没有股权的老百姓，另一方面又讨好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方方面面，老百姓认为，既然现在得不好处，不如拿点股份也总算想得通，而资本家之类的人则更高兴，他们也许是遇上了“千年不遇”的良机，能顺顺利利地从老百姓手上收买股份，进而控制国家。有人认为资本家哪有那么多钱啊？不可能把老百姓的股份又收回到资本家手中。我却要说，一定是这样，不是可能性，是必然结果。资本家收股份不要很多钱，中国银行多的是钱，近几十年来私企是如何私分国有资产的？大家没看到过吗？
如果国家真的把国企和其它资产全股份化分给老百姓了，不是说不能刺激消费，短期内可能会引起疯狂消费的热潮，甚至会让中国的GDP达到20%的年增长率，但是，后果是什么呢？疯了就死！不要以为我说这个话很武断，一点也不武断。国家把资产分给国民了，国家就没有收入来源了，控制力就弱了，但是，国家不可能不运转，怎么办？拿了股份的所有人必须为此付出上缴红利的义务，不可能只得到权力而不承担义务的，当大部分老百姓把股权卖出以后，老百姓是否有能力继续守住那点利益就很难说了。资本家就成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代理人，也是两个博弈方，如果中国的资本家再与西方资本家搞所谓的合资合作，甚至是直接转让给外资，到那个时候，政府能做什么就值得深思？现在的政策都难出中南海，未来只怕连形成政策的基础都不具备了。
我还得提醒政府有关方面，中国全面私有化还会有一个最坏的走向：私人资本的外流会空前高涨。随着中国私有化进程的加剧，中国财富外流的速度也在加快，资产越向私人手上集中，中国的资本家外迁的动力也越大，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趋势，此处很难说清楚，但情况就是这样的，很多资本家都没有把自己的祖国当作自己的归宿，这是很要命的问题，象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如果把国家的生命系在资本家的手上，其危险性让人不寒而栗。
“十二五”期间，我认为不是加快私有化的问题，而是要巩固国家的控制力，巩固和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真正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和发展大任的还是国企，真正能够尊重工人阶级的还要靠国企，“私分国家”刺激的不是消费，而是吃毒品，兴奋过后会变得骨瘦如材，最终会油干灯熄。
总结：
真正能刺激消费的是“国家福利化”，而不是财产私有化，只有把国家每年的新增财富相对均等地让全体国民公平享受，国民才敢于主动消费，能够对未来保持希望的消费才是持久的消费，冲动消费和恐惧性消费都不是正常消费。只有全国各地都保持均衡消费才是和谐消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消费是残忍的消费，“取之于全民、用之于全民”是最有效的刺激手段。
经济转型不能光依靠市场，政府力量是决定性的，有形之手比无形之手更有用，当中国不拥有科技主导权时，国家力量比任何市场法则都重要，市场绝不是万能膏药，不要迷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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