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中的两种对立的思路

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中的两种对立的思路

贾根良  李黎力

摘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三次重大抉择。通过对经济学界有关该问题讨论的梳理，我们发现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研究思路：一种是自由派所主张的市场化的、外向型的、依附性的研究思路，他们仍从批判30年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着手进行研究，要求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而另一种是反自由派所坚持的政府指导的、内源型的、自主性的研究思路，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弊端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出发进行研究，提倡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强化政府指导和保护，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两种研究思路的尖锐对立起源于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不同态度，并体现在他们对于发展战略、转变路径和转变对策的不同看法上。本文认为，反自由派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思路真正体现了中央的精神，因此需要大力进行深入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战略；转变路径；转变对策；研究思路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和“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2010年2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连提八个“加快”；而今年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政论文章，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中国 20世纪以来曾有过的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作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①]这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日益重要和紧迫。学术界近几年已经对此展开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学术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要性基本上已达成共识：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不可持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在于消除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中那些不可持续和不稳定的因素，把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变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持续、全面、协调地发展。

然而，通过梳理目前经济学界关于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论述，我们发现学术界对此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研究思路：一种是以吴敬琏、高尚全、姚洋和陆铭等为代表的自由派的研究思路，他们大多信奉“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另一种则是以左大培、贾根良、王小强、高粱和邋遢道人等为代表的反自由派的研究思路，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两派研究思路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对立态度，具体体现在他们对于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的发展战略、转变路径和转变对策问题上持有对立的看法。下面笔者试图通过他们在发展战略、转变路径和转变对策三个方面的不同主张归纳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两条研究思路，希望能为学术界和决策层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一、发展战略

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选择了一条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或“国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结果，它以外部需求、外国直接投资和自由贸易为核心，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专业化于以廉价劳动力和耗竭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并放任自然资源的自由出口。[②]（专业化于：此处没有感到用词不合适）

在反自由派看来，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所在。首先，出口导向使我国经济已过深地卷入国际分工体系，其负面作用日渐显现：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我国在低端产业（或加工环节）高度依赖出口的同时，投资品和高技术产品愈加依赖进口﹑依赖外资，对外资进口装备的种种优惠政策，严重冲击本国市场；二是在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屈于低端地位；三是国内分配问题。内需不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降，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比重逐年下降。[③]其次，对外开放缺乏内外统筹和开放度的把握，外资的过分扩张已经形成对我国一些产业价值链的控制，不仅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而且还压抑了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意志，成为本国产业升级的障碍；[④]再次，自由贸易使我国制成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地恶化，它不仅通过低廉的价格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由于价格竞争所导致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所产生的“冲向底部的竞争”也使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目的成为泡影。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巨额的外汇赢余（可以改为：外汇储备）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再投资不仅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和在中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了融资。[⑤]最后，“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所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⑥]

总之，反自由派认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仅俯仰由人、不可持续，而且牺牲内向发展，导致我国经济困境丛生，它不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一场发展思维和发展战略的革命，中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实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大转型，需要效仿美国19世纪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企业、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实施内部改善等为核心的内需发展战略，而倘若仅仅在原有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框架内修修补补是无法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⑦]

面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所带来的重大冲击，自由派也纷纷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谋划策，然而他们却似乎对过去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弊端视而不见[⑧]，反而努力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寻求合理的依据。他们依然笃信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外向型发展道路，试图在原有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框架内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姚洋（2010）看来，之所以造成中国经济目前这种出口导向的结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农村人口多、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工资上涨较慢、国内市场较小。人口因素使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陆铭（2010）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只要这个趋势不变，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就依然存在，而只要中国的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不发生变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路径就不应该发生变化。[⑨]但这种怀疑内向型经济（没有问题，加上“经济”两字）发展道路走不通的观点也遭到了反自由派的反驳，黄树东强调，假如中国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和贫富悬殊问题，中国十几亿人口足以给中国经济的内向发展提供充分的市场容量，被解放了的广大的国内市场，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推动内部需求，创造不断增长的需求能力，为民族产业带来无穷无尽的市场前景。[⑩]

总之，自由派依然坚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他们从我国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笃信出口导向是我国的正确和最佳选择，国内经济问题带来的内需不振加剧了对出口导向的依赖，而对内向型的发展道路不可行的怀疑更坚定了他们继续走外向型道路的决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由派似乎将一国的发展战略看作是一个受很多外部因素制约的外生变量，而反自由派则将发展战略看成是一国可以掌控的内生变量，这或许是两派对发展战略的根本分歧所在。

二、转变路径

在自由派看来，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并非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所在，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症结是体制上和制度上的原因，其根源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遗留下来的非市场化的阻碍因素，政府干预太多，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因素，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吴敬琏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遇到的障碍在于与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配套的体制基础还顽固地在起作用，过去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弊端没有消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真正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11]高尚全强调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长期滞后，之所以如此，一是从资源配置来看，生产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二是从市场中的主体看，政府对经济起着主导作用，并且经常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三是从财税体制看，目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12]因此，在自由派看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从实质上说是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问题。

针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和巨额外汇储备及其低效利用），他们反对反自由派的解释，即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下降来自于一次收入分配失衡，而经常项目盈余来自对出口的过分依赖；而是坚持主张，劳动者报酬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可能人为提高工资，出口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出口多并不是错。在他们看来，结构失衡源于体制原因：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和公共财政的缺失，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因此需要重启改革带动结构调整，其核心是经济去国家化和政治过程民主化，政府要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不仅仅包括竞争性领域，还包括非竞争性领域。[13]同时他们热衷于推动国企改革，推进“国退私进”的全盘私有化，他们认为国企控制关键部门的思路有问题（姚洋，2010），应该破除对国有经济的迷信，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公有制比重下降就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争论，在中央今后的政策性文件中，可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改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高尚全，2010）[14]。

总之，自由派将体制因素看作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他们将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着力点放在市场化改革上，放弃政府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推进“国退私进”的私有化。这是仅从计划经济的“遗留”处寻找“原因”，否认“彻底放权”的“自由市场”改革路径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源，他们试图仍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政府决策和人们的认识。

反自由派反对这种片面“市场化”的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在相关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改革上提出了对立的看法。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片面和过快追求市场化、私有化所导致的，甚至主张对“市场化改革”进行再改革。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国企改革“国退私进”的市场化、私有化进程，国有、集体经济占国民经济份额降低，私营经济和外资占国民经济份额上升，这与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比重降低是高度相关的，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福利明显高于私企和外企，这说明国有单位的初次分配要比私企和外企解决的好得多，如果继续降低全民、集体经济比重，微观上的结果只能是劳动者工资福利水平从总体上趋向低端而不是走向高端，宏观上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消费占国民分配的份额将继续降低，这种私有化很明显是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悖的。[15]相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在产业结构和企业层面上正确地推进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而这正需要国企发挥积极作用，“进而有为”。[16]同时，这种私有化和市场化加上吸引外资的政策使我国经济雇佣劳动经济的成分增加，不仅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实行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而且国有企业也实行相类似的“合同制”，在这些雇佣经济成分中，雇主压低工人工资增加利润，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迎春，2010）。[17]　另一方面，市场化使政府行业管理职能弱化，产业和技术进步政策缺乏依托。虽然改革传统计划体制，减少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预，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过程中的问题是，由于过分强调“小政府大社会”、贬低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和行业管理的必要性，使政府相应的管理职能不断弱化，甚至一度违反工业运行的客观规律，取消了政府的工业管理机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骨干企业也交地方管理。我国工业处于后进追赶阶段，总体上看，我国工业企业规模偏小、行业集中度不高，条块分割，整合困难。多数企业技术能力差、缺乏技术研发的能力与意愿，所以需要政府产业政策进行保护与扶植。[18]
    在反自由派看来，片面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观和片面依靠“比较优势”和外资的发展观是出于同一个“市场万能”的逻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不设防的“市场化”和放弃独立自主的依附型发展道路是没有本质区别的。片面“市场化”的转变路径是仿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所进行的改革，全球金融危机恰好说明这种发展模式存在弊端。破除新自由主义“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迷信，走自主型发展道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任务。一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在完善的强有力资本约束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强化科学计划的政府主导作用，是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从制度层面来看，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一个廉洁、高效和权威的政府，只有在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灵巧的手”在制度安排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干预，才能从制度上避免“穿新鞋走老路”，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总之，反自由派反对片面的“市场化”改革，而是主张对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所积累的问题进行再改革，强调强化政府指导的改革路径，相应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改变公有制经济不断缩水的格局，转变以公有制经济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加强计划，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与产业体系（左大培，2010）。[20]

三、转变对策

由于在发展战略和转变路径这个关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和路径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两派所提出的相应的具体转变对策也呈现鲜明的差异。下面笔者就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吸引外资、出口退税和对外贸易五个方面简要阐述他们各自所提出的转变措施。

1.扩大内需

反自由派坚持认为，启动内需，以内需为主导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和中心。我国虽早已提出扩大内需的口号但内需却逐渐萎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所采用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因此扩大内需亟需转变发展战略，实现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向内向型发展战略转变（贾根良，2009）。同时扩大内需必须正视经济关系，根本上改变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能单纯依靠发展技术去实现（迎春，2010）。而自由派大多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放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方面，如吴敬琏（2010）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和基础，是摈弃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采用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发展模式。[21]反自由派却认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本来就不是“发展方式”级别的问题，发展方式是经济模式问题，不是技术等级问题。把“腾笼换鸟”提高到“发展方式”水平，等于彻底模糊了“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并且试图掩盖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和技术问题的性质区别，通过发展技术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如扩大内需）的做法是行不通的。[22]自由派有些学者即使主张扩大内需也依然在坚持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市场化前提下寻求对策，他们认为维持出口导向战略和扩大内需并不矛盾，中国今天面临的是结构失衡问题，扩大内需是要从结构失衡向结构更加优化和均衡进行调整，因此只要降低出口在国内经济的比重，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内需的比重，而这并不与出口导向相冲突。[23]但反自由派则认为，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市场化前提下，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关于扩大内需的具体举措，两派在以下两方面存在分歧：第一，就增加居民消费需求而论，自由派认为居民消费不足在于劳动力供给充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利益被转化为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以及中国的金融市场未能让普通劳动者分享资本收益，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加快城市化、建设更有效的金融市场、健全社保体系、扩大政府公共服务等二次分配手段扩大内需，而坚决反对政府对劳动工资进行干预（陆铭，2010；姚洋，2010）。而反自由派认为，仅仅二次分配手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政府需要从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直接入手解决消费需求不振的难题。针对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而屈于价值链低端，通过“竞次”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郎咸平主张推动企业完成制造业产业链的高效整合，为企业创造出很高的利润，藏富于企业，藏富于民，从而真正启动内需。[24]针对我国劳动工资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较低的现状，邋遢道人（2010）从农民工资着眼，认为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是问题的关键，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太低，致使整个非农产业的劳动报酬无法提高，从而导致居民消费提不高，为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他主张借鉴日本的农村经济体制，走农业合作化道路。[25]另外，他们还强调提高居民消费还要切实解决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左大培，2010）。

第二，就扩大内需应寻求新的需求增长点而言，自由派主张继续推动并增加房地产产业发展，他们认为，房地产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上下游带动产业链长，吸纳就业人员并带动建筑装修业农民工就业数量多，社会需求旺，增长潜力大。[26]相反，反自由派则坚决反对将房地产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的做法，他们认为依靠房地产创造总需求的格局应该转变，这种发展方式的扭曲会造成地方财政经济不可持续以及其他一系列经济问题；他们主张重提西部大开发以启动内需，他们认为，中国有巨大的潜在市场，而且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得以发展两头在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资本。王小强指出，重提西部大开发，开发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内需源源不断，足以发展“两头在内”、“两头在西”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本扭转东部沿海轻型出口加工工业单兵突进、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帮助东部产品“出口转内销”，在继续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的环境下，把东西部生产力组合成一个能够自主发展的整体。为此需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型重工业，从而更快地更大规模地推动城市化进程。[27]

2.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也是双方关注的焦点。自由派主张本土企业融入全球化，参与全球价值链，通过在产业价值链上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实现自身产业升级，也就是依赖“市场换技术”，以低成本引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而反对通过高代价的自主研发实现升级（张辉，2004）。而反自由派则质疑并反对自由派所提出的这种依附性升级路径，他们认为这种升级路径无法真正实现本土产业升级。由于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技术在交换中呈现正反馈特征，技术水平越高，利润分配就越多。利润分配越多，科研条件就越好，从而吸纳科研人才力量越强，投入广告的资金也越多，于是技术水平就更高，如此累积循环。面对这种正反馈特征，后起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系统内实现突破，而只有那些不在这个循环中的国家才创造了赶超的例子（杨松林，2010）。

从全局看，我国目前的“产业升级”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升级，这种过分依赖外资的发展路径，其最大的危害是要以出让市场和产业控制权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作为代价，这将进一步对我国的产业自主升级构成重大障。[28]因此反自由派主张国家采用保护主义的政策，制定产业技术发展的产业政策保护民族产业与国内市场，支持和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自主升级。[29]然而反自由派却反对政府推动自主产业升级，他们认为，我国劳动力低技术、低工资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因此，相对于我们的发展阶段，我们的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政府力量不应该盲目推动产业自主升级，而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和“市场推动产业自然升级”的路径（陆铭，2010；姚洋，2010）。在自主创新问题上，反自由派要求必须首先改变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坚决反对自由派将外资企业视同于中国企业从而也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做法，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在自主创新支持之列，而必须以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作为主体。[30]

3.吸引外资

对于外资问题，自由派是依然支持引进外资的政策，甚至主张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他们认为外资进入对中国是好事，中国对外资的利用实际上是控制的更紧了，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环境下，中国应该增强金融部门的发展，使金融资本留在和回流国内，而国际机构和组织也应该引导资本从金融部门强势的国家向真正有实体经济投资需求的国家流动。[31]而反自由派则认为引进外资已经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大障碍，它对中国经济已是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主张改变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重新实施进口替代政策，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独资企业，只允许合资和合作经营，逼迫跨国公司把最新技术转让给我国，利用外汇回购外资企业。[32]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不缺资金，缺乏的是投资机会，中国民族资本没有正当投资机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外资企业已经占领了中国所有可市场化的投资领域，将中国的民族资本挤出了正常的投资领域，要真正为中国的民族资本开拓投资空间，就必须将外资企业从中国的市场上赶出去。[33]

4.出口退税

自由派从稳定外需，协调内外需共同增长着眼，支持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的政策，以增强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同时增加出口部门的就业（何骏，2009）。反自由派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出口退税实质上是输出国家利益，使我国更深地锁定在依附型的外向型经济上而推迟发展模式的转型[34]，主张改变以“退税”促出口的做法，将政府用于退税的支出转向用于刺激内需，包括用于军工的投资、国内的技术研发、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地方政府的补贴、对农业的补贴等等。尤其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应当再给任何刺激出口的退税和税收优惠，只对民族企业自主品牌的且赚钱的产品实施出口退税支持。[35]

5.自由贸易还是保护民族产业

新自由主义鼓吹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宣扬比较优势原理，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强调它可以达到充分的效率。自由贸易会使各国都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从而按相对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个有效率的国际分工结构。这样一种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结构有利于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自由派往往倾向于支持这种自由贸易政策，认为中国利用自身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参与自由贸易不仅可以达到效率，而且可以消化国内的生产过剩。通过强大的出口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36]

然而，反自由派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它会严重地妨碍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从理论上看，论证自由贸易好处的比较优势原理本身存在迷误，它把按照当前的技术状况配置资源当成了经济效率的唯一来源，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上的决定意义。[37]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它们自己并非依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而是通过保护高质量生产活动并为之创造国内市场，依靠科技进步和资本生产率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而崛起的，在当代世界，这种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仍是有效的。[38]

就现实而言，左大培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如下结构特征：如果今天中国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还高于别国的话，中国很快就能够降低成本，变为能够以低于别国的成本进行生产；而这样的生产结构的维持需要一个高度保护国内市场的对外贸易政策。在他们看来，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任务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39]因此他们主张，中国绝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而应当由国家统筹对外贸易、保护民族产业，尤其是保护那些目前生产率较低、但是提高潜力很大的产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同时保持对经济命脉、支柱性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保障国家的经济主权不受侵蚀。

综合以上讨论，就这五个方面的对策差异问题，我们可以归纳如下：自由派在继续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的前提下扩大内需，通过出口退税保持外需，鼓励自由贸易，寻求内外需的协调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对外开放；而反自由派则主张内向型发展战略，将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通过改革过去市场化中存在的问题来启动和扩大内需，国家鼓励支持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保护和扶植民族产业，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

四、结语

通过对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最新进展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学术界明显地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思路，下表就是对这两种思路特征的简单比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种对立研究思路的特征比较[40]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派的研究思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在他们看来，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源于传统的经济体制，这个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就是政府干预太多、市场太不健全、国门太封闭；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市场化改革，通过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非市场因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相应地要求去国家化，推进“国退私进”的私有化，同时出于全球化信仰，他们依然坚持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可见这条思路是一条市场化的、外向型的、依附性的研究思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建立在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基础上。

与之对立的则是反自由派的研究思路，他们主张破除新自由主义“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迷信，走自主型发展道路。在他们看来，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在于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而片面“市场化”的改革积累了许多经济问题，阻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因此，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大转型，同时应对市场化改革积累的问题进行再改革，推进强化政府指导的改革进程，加强国家计划和保护，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与产业体系，由此可见，这是一条政府指导的、内源型的、自主性的研究思路，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在内源驱动、独立自主、国家推动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说，研究思路的差异是由两派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不同态度所决定的，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和政策来源：自由派遵循着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纲领，而反自由派则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李斯特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观。

就现实而言，我们认为反自由派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思路真正体现了中央的精神。党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说明了转变思路的改变。党中央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又积累了较多值得高度重视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不能单独依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而且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需要拓展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框架下去寻找对策。而这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突出地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上面，而内需不足正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这种转变恰说明了中央已经摒弃自由派所主张的实质上仍然囿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思路，而选择了反自由派所主张的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着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从党中央的讲话和报告中，我们发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扩大内需”、“经济结构调整”往往是一块出现的[41]，这正反映了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到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水平为核心的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精髓，鲜明体现了反自由派的研究思路，因此我们需要对反自由派的研究思路大力进行深入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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