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强调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强调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另一方面强调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强调“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如果我们真得认同中国“开放”的大势所趋，需要不断深化，但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却一味强调“独立”，而无视国际市场的“丛林法则”，无视国际货币体系早已“规定好的利益机制”，那我们的政策制定就难免失误，难免落入“弱肉强食”的陷阱。
实际上，当中国开放度不断提高，尤其是进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已经大幅削弱。在许多问题上“不由自主”的成分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并采用一切“非常规手段”趋利避害，才可能让中华民族把握住“关键性机会”，至少不至于败倒在历史的“关键性时刻”――现在就是这个“关键性时刻”。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从中我们可能会悟出一些原来并未察觉的问题。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从那时起，中国的开放度骤然放大。所以，此后的中国经济也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
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困扰，逐步转向正常，并于2003年“非典“之后进入一轮高速增长轨道。表面上看，这一轮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增长源自中国的内在动力。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站在国际大环境当中回头去观察那轮增长，我们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
2000年，美国的网络股泡沫破灭了。从那时起，美联储开始快速减息，而长时间维系低利率政策，到2003年，美国联邦基准率已经到达2%以下，2004年达到1%的历史地位。美国如此宽松的货币条件，其结果是什么？金融危机讲述了当年的真实情况――美国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美国公众严重地“透支消费”，并以此维系了美国经济连续5年的高速增长。
美国要消费，但它们的消费品从何而来？尤其是一般性消费品，美国根本就不生产，80%都要从中国进口。美国人的消费到了怎样“疯狂”程度？据当时媒体的报道，美国人视“T恤衫”为一次性消费品，夏季基本上一天换一件。何至于此，还记得2004年中国清除“洋垃圾”的情形吗？那些“洋垃圾”大都是完好不损的鞋帽和服装。
所以，今天一些美国的有识之士也在说：“真正摧毁地球资源的不是中国的生产方式，而是美国人的消费方式”。美国极度消费，拉动了中国出口大增。这是事实。2003年到2008年，中国出口年均增幅高达35%以上。当然，伴随着出口大增，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暴涨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出口有钱赚，生产商要适应出口规模必须首先扩大生产规模。
所以在我看来，2003年到2008年，中国的“经济过热”，其实是美国“消费过热”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过热”是“因”，而中国的经济过热是“果”。这个结论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那时的“经济过热”，是由于“出口过热，投资过热”引发。
这是中国经济“不由自主”的典型案例。
如何治理这样的“过热”？说实话，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国根本找不到有效的方式。比如，“紧缩货币”应当是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办法。但是，只要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不改，而世界上又找不到可以替代“中国制造”的消费品供应者――即它们不停止从中国进口，中国经济“热度”就根本压不下去。
2007年就很典型。那时，央行拼命紧缩货币，紧缩信贷，以致企业资金高度紧张。但是，它们是否因此而减少出口？没有。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它们用“加速周转、提高效率”的方式对抗货币紧缩。结果是，在“竞争激烈”和“快进快出”的作用下，出口商品价格一路走低，更加刺激了美国人的“无度消费”。
再有，货币条件的收紧推高利率，迫使人民币钢性升值，以致“热钱”大量流入国内，炒高了股价和楼价。甚至形成“越紧缩热钱越多，越对冲越对冲不过来”的恶性循环。尤其是房地产，不是银行贷款难吗？没关系，外商投资给你钱，开放出的楼盘外资收购。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说实话，如果不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和消费泡沫一起崩盘，中国经济的“热度”恐怕不会因为中国紧缩而消退。除非中国用“极刑”的手段，比如把利率提高到20％，任由人民币超高速升值到“严重高估”的程度。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将成为美国人的“无度消费”祭品，它自杀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消费骤减，结果中国外需骤减，经济跳水。试想，如果此前的“经济过热”主要是内需拉动，那美国危机，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如此严重的衰退？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上一轮中国经济“过热”是外需拉动的结果。
可以肯定，解决中国经济“不由自主”的根本方法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但要彻底实现这样的转变谈何容易。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所有国家都试图“转变”过，但遗憾，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中国有天然的优势，就是内需市场巨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转型”的风险就小。我最大的担心是中国犹如日本，倒在“青黄不接”之时。怎么办？中国需要全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就像当年毛泽东同志以《论持久战》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一样，绝不能用“竞争对手熟悉的战法”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更不能用它来制定我们的政策。那样的话，我们只能充当森林中的“弱肉”。
具体应当如何？那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短短的几行字可以说清楚的。总之，办法有，但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只要领导者愿意着力去研究，“妙招”就一定会层出不穷。我坚信中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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