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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在南泥湾
离开中国来写五·七干校，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中的幻景。在现场，事情似乎是可信的，甚至是好事，但怎样说与局外人听呢?人们会想起红衣皇后对艾丽斯的忠告：“当你想说什么时行个屈膝礼，这样省时间。”更好的办法是：“从头开始，一直说到末尾，然后停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五·七干校是改造改造者的学校。在南泥湾办劳改农场的旧时期，那里的人都不是自愿的居民：顽固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他们整天劳动，同时学习社会主义课本。自我改造为一个初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好公民。在许多干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湾五·七干校里，那些党的官员，无论是自愿参加或是组织派来，都在重新学习社会主义的意义。他们已变得“脱离生产和实际”，现在要努力“使自己同群众相结合”和“向农民和工人学习”。
在中国，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如果我们能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放到决定其政治解决办法的各种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中观察，那么它都是合乎逻辑和说得通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毛说。马克思也这样说过。如果是这样，五·七干校也决不例外。
它们是为贯彻毛主席1968年5月7日发布的一项指示而开办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那年年初，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革命期间的权力机构而组织起来，由党的军队领导，开始推动“广大干部”到农村“下放劳动”。其中有的是大单位(大学、工厂、农村和城市的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人，有的是党校教员或严格的群众组织的头头。
譬如说，为什么大学校长要下放呢？
据说，这个国家的整个知识界的生活，已经滑到孟子的传统格言所支配的老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西方谚语说，猪耳上的毛织不出丝线袋。)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用愈来愈难的考试把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的基础较差)都淘汰了。学制不是适应群众的需要而缩短和改得更切实际，许多大学专科反而延长至6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然而，对任何一个想建设一种激进的新社会秩序的人来说，这样做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是难以鼓舞他人的。正如毛所看到的，大学正在促进社会分化，正在造成一个被利已野心驱使的特权阶层。”一位美国学者约翰·加纳德在他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一文中写道，该文编在一本研究态度认真的1971年中国问题论文集里。
从再度强调专家路线的主要的后果之一，是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大学生人数减少，而高干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人数相应增加。……因此，北京大学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学生人数1958年接近占67％，到1962年下降到仅占38％，同时有“剥削阶级”背景的学生人数则增加一倍以上。许多大学教授瞧不起无产阶级学生，认为他们是“粗茶杯上雕不出花来”，并对这种学生靠(政治上的)“进身之阶”进入大学表示愤慨。1958年录取进入自然科学的8个系的237名学生中，只有45名如期毕业，余下者不是被迫退学就是留级。……
在北京科技大学，保送的919名干部和军入学生中，有480多人被“淘汰”，清华大学同样淘汰了200人。北京财经学院被迫退学的108名学生中，大约94％是工人阶级出身。……消息灵通和受欢迎的访华人士韩素音(1967年)写道：“对城市大学和高级中学进行的调查，令人感到震惊：社会主义的中国过了17年之后，竟仍然有40％以上的学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家庭，虽然这几个阶级仅占全国人口的5％。”
教育革命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说明五·七干校，这里谈一点与教育革命有关的事是必要的。南泥湾五·七干校本部包括一些教师，主要由久经锻炼的党的行政干部组成，他们也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负责教育工作。
刘雨生自我介绍说是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是高个子，腰杆挺直，30多岁，晒得黑黑的，肌肉发达。要不是这样，他容易被人看成是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好多年前，知识分子仅仅意味着识字人，现在则至少须到中学程度。从两年前的10月4日这所学校创办时起，刘就在那里了。学校开办时，从陕西省省会西安市的11个单位抽调来467人。
“他们不把自己称做学生；他们是“五·七战士，”刘先生解释说。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训练西安市和附近县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让干部向工农学习，在根本上同他们结合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同时一面劳动，一面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
“旧党校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和实际，我们的学校也不同于过去的国营农场。它们只生产。现在经过两年锻炼，我们已输送了414名革命干部。他们有的已回到城市，但多数在农村安家落户，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刘先生是怎样的人呢?他自己是本校毕业的，留下来担任政治领导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一位“城市青年工作领导者”一多半是指共青团书记。他身旁还坐着一位还算清秀的年轻妇女徐秋风，原是西安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区的党委书记。现在属于校“第一水稻生产连”。她好象还管炊事房，一会儿就从那里端来了(围坐桌旁的12人有一半去帮忙)一大盆一大盆满满的鲜猪肉、玉米棒子、烤甘薯、南瓜、牛奶、炒鸡蛋、苹果，以及其他十多种干校农场生产的美味食品。
他们有920亩(合153英亩)土地，53头牛，300多头猪和许多鸡鸭。有800亩种水稻和其他谷物，去年的产量达170，000斤(合85吨)。45亩种蔬菜和果树，50亩种马铃薯，30亩种大麻。他们现在有身强力壮的“五·七战士”286人，其中1／4左右是妇女，平均年龄30至40岁，只有少数老年人，最大的60岁。他们之中有7位医生。现在看来这个农场在粮食、住房和燃料(他们建了一座小型水坝和发电站)方面都已差不多自给自足，但生活水平还是低的。
“战士们”开垦了一些新耕地；他们用砍来的树木建造房屋(及家俱)，干各种零活(由国营农场借调来的农民指导)，农闲时则在军队领导人的带领下学习和讨论政治。经过6个月或一年。他们可以成为“毛的积极分子”。什么叫积极分子呢?一个由所属班排推选出来的人，他不仅是个好学员．而且是个“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人。
有人告诉我，在干校的所有学员仍按干部级别保留原来的工资，他们的家属在家中也仍保持以前的生活待遇。
管理委员会有30个人，我们在享受他们的朴素宴席时，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见。同生产这些食物、经过改造的改造者们一起吃这种与大饭店大不相同、新鲜而简单的饭菜，这又是多么愉快啊!
说一个例子，这里有一位谭冲，48岁，穿着淡紫色的短上衣，轻轻一笑时露出洁白的牙。他以前是西安市革委会的一位高级干部，现在管理学校的猪栏，刚刚被“我们连的战士”推选为积极分子。他引用毛关于“下放农村”的教导，并说他已抓住了这个“机会”。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我过去在领导岗位上脱离实际，所以我选择来这里。他们安排我在猪栏工作，生产猪粪，学养猪。我学习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同农民相结合，他们是我的好老师。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逐渐接近了群众，正在改造我的世界观。”这最后一句话意谓“斗私”并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
拿李成寿来说，他50多岁，以前是西安市委书记。他漫长的革命经历可回搠到延安时代，但被城市的“糖衣炮弹”打中后，他失去与农村的联系。现在他在“种玉米和水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还“差得远”哩。
刘文元，40多岁，1950年入党，1960年大学毕业，后来升任西安第24中学校长。他真的从来不知道农民劳动多么艰苦。他怎能教书呢?现在他是一个“五．七战土”，“在庄稼地里干体力活”。他还处于“斗争”(使自己摆脱不良阶级背景的影响)和“自我批评”的阶段，希望“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新世界观”的同志。
坐在他旁边的是王一平，38岁，前西安市共育团(现正在重新整顿)书记。1948年他在延安上学，在修正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被贪图安逸的特殊化所引诱而坠入城市的邪恶风气中。他忘了过去的苦，成了一名官僚。“官僚主义音阶级同工人和贫下中农是尖锐对立的阶级。”毛说。官僚主义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本家，他们怎能有足够的认识呢?”王来干校已是第二年了。他还不是积极分子，但已经是“干校第一水稻种植连领导”。这就是进步。
“在开始的时候，”刘主任说，“我们经过许多曲折和‘斗争’。为什么要在远离西安800英里(240公里)的地方建一所森林中的干校呢?有些学生‘怕苦’。为了使他们坚强起来，我们要每一个进干校的人从这里步行往返延安180里，把这当作一种传统。我们请三五九旅的老战士来给我们讲这里‘过去的苦’。我们逐渐培养了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现在看来以南泥湾作校址是明智的。”
“我们在这里重新过着革命生活。起初情况很差：快要坍塌的窑洞和几间房屋。长满荒草和未经开垦的野地，工具也很少。我们应该向西安求援吗?大多数人说，不。我们以三五九旅自力更生的传统为榜样，砍倒树木做床和家具，用同样的方法建造房屋，还做了工具和篮子，并学会了烧砖瓦。”
“我们建造了自己的发电设备——我们得到一笔专用贷款。去年春这里发洪水，溢洪口堆积了4寸厚的淤泥，把我们的稻田都冲坏了。《愚公移山》使我们得解救。在愚公精神鼓舞下，我们清理了溢洪口，用双手搬走了500立方米的泥土，恢复了我们的稻田，及时进行补种，获得了好收成。自力更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面貌。’依靠两只手，能做一切事’，已成为我们的口号。”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专门花了一个下午去参观农田，见到更多的“战士”和他们的农民同志，看到了管理得很好的农田和坚固的新建筑，最后仔细参观了齐整地建筑在山坡窑洞里的猪栏。这些善良的人在这里似乎满足于干这种粗活，并且干得差不多和农民一样好。当时他们可敬可佩的精神给我留下印象，我甚至羡慕他们用强大的集体力量所得到的益处。只是到现在，当我在资产阶级环境里回想起我作的笔记时，我才记起那个白衣皇后。艾丽斯说：“我不能相信那个!”皇后用怜悯的口气说：“你不相信吗?我敢说，你还没有多一些实际经历。我是你这般年纪时，我总是一天干它半时一刻。恩，有的时候，我在用早餐前就相信有多至6桩的不可能事情。“
几百万人已进过五·七干校。据说将来所有的党员都要这样做。我的翻译姚伟，就在这样的公社干校中劳动过一年。他的妻子是位俄语专家，至今还在一所干校里。我的老朋友黄华，现在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969年已经历过这样的“锻炼”，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党的负责人，同样经过这样的锻炼。所有中国外交官从他们海外的工作岗位奉召回国后，都在公社干校或类似的干校里劳动过。
艺术家也是这样吗？据传毛曾说过：“让歌唱家、诗人、编剧家、文学家都赶出城市，全赶到农村去。分期分批地下到农村和工厂。不要让他们老呆在办公室里。他们在那里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他们也去了，当我在城市里找他们时，许多人仍在农村“锻炼”。
所有这些人都真心诚意地接受“改造”吗?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假如他们只是被强迫“下放”，那么转变过来的人就一定会更加少得多、我的一位老朋友他自己在烈日下干过一个时期，他告诉我这个制度比强迫下放要微妙得多。
“事情是这样的。不管你平常干的是什么工作，你属于一个班，是连的组成部分。你要参加学习，一天两小时，一星期两、三次，每星期大约有一次与其他班联合开会。你不只是坐下来背诵毛主席著作。你要把著作中的一篇作为一个主题，先朗读，然后联系实际来讨论理解。以此为根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你在日常工作中同实际要差多远。有时搞得很激烈，这样缩小自我，暴露灵魂，一个人就感到有必要清洗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他自愿下放农村。”
像皈依宗教那样吗？，摸到点门道没有？
“如果某些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办？”
“嗯，这也许可能，但是不久除你以外大家都去了，暗示已经给你了，你开始感到大家的眼睛在盯着你，这就轮到你了——而你明白他们是要帮助你。在某种情况下全班或全组可能一起申请下放。对每个人来说，摆脱日常工作，去体验一下劳动是好事。是的，我们回来都从这次经验中得到很大收获。”
如果你年轻，事情就容易些，并且可能感到有趣。如果你年龄较大，是专业人员，就可能会感到这对所剩无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可伯的浪费。如果你不习惯搞体力劳动，那就会感到很难办，特别是班领导“坏”的话。我知道有人一连几个月弯腰屈膝在稻田里干活，挑重担子，干他们力不能任的工作，受了很多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更加妄自尊大、鄙薄手工劳动的了——他们从内心感到，不能把他们自己同几乎不会读又不会写的农民或士兵等同起来。
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是那样的新奇，以致听到甚至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这种事情的消息时——虽然现在比较地少了——认为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我在23岁以前，在学校放假或课余时间，就曾当过印刷厂学徒、饭馆侍者、农场帮工和其他零杂工，后来还以当过海员而感到自豪。这样我懂得了尊重劳动和鄙视懒惰。但这种工作现在不再吸引我，并且我体会到，为了赚钱或是获得经验而工作，同为了政治原因而工作是不一样的；当然我没有企图使自己同农民和工人“等同”起来。在这方面的精神内容是缺乏的——至今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哲学分明是这样的。
在离开这个题目之前应当注意到，在中国，从修正主义分子直到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案件，比起那些自愿成为“五·七战士”的人来，要受到严厉得多的处理。据红卫兵称，一些国民党特务和专门的破坏分子已被破获。虽然毛泽东一再强调，即使对“人民的敌人”也不准打骂或虐待，千万计的事例表明，他的话没有受到重视。在文化革命最初的日子，许多人被红卫兵根据捏造的罪名抓了起来。一经拘留，受害者的全部政治背景和家庭关系都要受到审查。随着掌权的委员会此起彼落，被这派抓起来的人可能为另一派所释放，只是为了进行报复，而去责难那些曾指控他们的人。这时军队介入了，撇开派别，成千上万的历史案件都得重新审查。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滥用他们的临时权力，对他们所选中的受害者进行欧打或迫其“自杀”——有时受害者是重要的、有贡献的革命家，他们至多是为了热衷“修养”的准则而犯了“一些错误”。
毛泽东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活。(公开宣战比口头欺骗要好。)……
主席最不高兴的第二条是虐待“俘虏”。这不是过去战争年代红军或人民解放军的做法……
再一次回到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凡是我给你讲过三遍的就是真的”。但是没有谁比毛主席知道得要清楚，虽然他可能讲过3，000遍，但在那些用他名义取得权力的人中间，总有一些置若罔闻的聋子。那是谁呢？总之，是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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