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顾名思义是牛住的棚子也。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农家专用词，不过近30年来却频频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各类书籍中。为什么文化人对历来不屑一顾的牛棚热衷起来？这要从文革五七干校说起。
文革中，为了爱护干部和文化精英，使他们能了解工农的疾苦，时刻保持与人民鱼水关系，永远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毛主席针对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中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为此就有了五七干校，这里，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1.这种下放劳动（即去五七干校）是100%带原工资的。（这与监狱里接受改造的罪犯是根本不同的）
2.老弱病残者不去。（体现了对人的关怀之情）
3.除老弱病残者以外，所有干部都应参加劳动。（不只是惩罚所谓牛鬼蛇神的。）
前不久才去世的哲学老教授任继愈说过：在37年7.7事变后随大学奉命迁至大西南，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任老这番话能为毛主席要干部到五七干校去的指示的深意作了最好的注脚。
而一些精英却认为到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是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迫害。是做牛做马，当某个伤痕文学作家把五七干校叫作牛棚后。就成为精英一致的心声。且不说五七干校房子比真正的牛棚好上不知多少，在农民兄弟眼中来看，他们的劳动强度与现今到农家乐去摘水果，到陶艺馆学玩陶艺的城里人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如若去真正当个农民才会知道什么叫长年累月的辛苦，什么叫累，什么是透风漏雨的牛棚。当然啦，这只是农民的看法。但对于千百年来都高高在上的精英，手只知拿笔和权杖，哪拿过锄头，牵过牛？搞得一身牛屎臭味，这可是有辱斯文啊！文化人怎能像农民那样无休止的劳苦？这怎么不叫人痛心疾首！30年来到处控诉五七干校是对他们的迫害，痛哭流涕对世人控诉使他们斯文扫地的文革罪行。
不少右右纷纷著书立说：“解放后是知识分子的恶梦，遭受到种种苦难迫害，那段时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是专制暴君，饿饿死几千万人云云。”这些反社会主义、反毛言论恰恰正是在右右攻击的制度下能畅通无阻，对他们来说有这样的言论自由，怎么还叫专制？因为每每想到宪法上还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条文，右右们就会心惊肉跳。不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就心不安，睡不觉。而反右、文革更是摧毁精英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恶梦，更是其鞭挞的对象。一时间以控诉反右和文革为荣，以争当时代的宠儿。至于这些回忆，如能实事求是也罢，毕竟古圣说“闻过则喜”，毛主席也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那些伤痕文学的“作家”们躲在自己的家里瞎编乱造、或信口雌黄、或无限夸大、肆意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都是基本上吹捧自己的家族、编造和歪曲历史、宣泄自己病态的思想情绪。或者写一些低俗的迎合人们窥视心理的垃圾作品，书中充满了庸俗，凶杀，甚至黄色的糜烂生活的描述。曾经对社会和人民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被他们打入冷宫，中国的文学逐渐被他们变成了对人民有消极意义的甚至毒害意义的文化垃圾。
观阅伤痕文学大多是站在自私的立场来数落毛泽东时代的“罪状”，大多数是根据这个时代的需要为自己贴金。提及文革，言必称自己或家庭‘受迫害’，不然简直脸上无光、甚至类似于历史污点？！自相矛盾的如下面这段见于小说《高兴》的简介：
“贾平凹，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革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
“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虽然没有具体说遭到怎样的毁灭性摧残，右右到处说由于出身不好，断绝了他们上大学的路，居然于72年能上大学？在大学资源缺乏的年代，被‘摧残’的人却可以上大学。而且还不是个例，出身不好的人上大学在毛泽东时代并不少见，不少70岁左右现在身居教授，博导的右右，不大都是30年前在中国大陆读的大学吗？这就足以说明真相是什么了。那时对出身不好的人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并不是右右诉说的一味排斥，一棒子打死，不给他们发展的会机。只要你表现好，不再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就和工农出身的人一视同仁。否则这些出身不好的人，30年前读了大学又作何解释呢？
这说明在被某些人控诉为‘出身不好受歧视’的文革年代，其实也同样让贾平凹这类“可教育子女”上了大学。
只是编辑在介绍简历时非要给老贾来一段光荣的、煽情的文革受难家史，以符合现而今的政治正确？可老贾需要贴这“文革金”来拔高自己吗？我不得而知。可能老贾还不至于这么市侩吧！当然以控诉文革挤身权贵的人还是有的，如张贤亮以伤痕文学而进阶官场和商界。现今已名利双收，岂不快哉，乐哉也。
就是前不久去世的某国学大师不是也有一本《牛棚杂记》问世吗？（我们可以忽略那些受到知情人置疑的事）既然是大师想必一定立著丰硕，本不必写这类文学价值不大的杂记来为其添加光荣，却也来赶这一时髦，以表自己也有这么一段光彩历史，可见大师也不能脱俗。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菩萨，也要接受信徒们的供奉食品一样。
80年代末曾当过文化部长的王蒙在他的自传《大块文章》提到的文人无数，一个带有阴气的魅影一晃而过，王蒙留给他的文字实在太少，只给了一个侧面：说的“是阮铭。看来他正受欣赏与重用。阮铭秀美挺拔，长脸黑眸，傲慢自负，目光阴鸷，带着一股冷气。”王蒙用极简的笔触提及阮铭的两件就事，其一“‘文革’初期，他以《鲁迅文集》的某个注释有问题为由，发难攻击周扬。”另一件是“阮铭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期间，在尚未定论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另一个在反右时受到阮打击的人写道“在57年整风运动中，清华大学很多共青团员给当时清华团委书记阮铭贴大字报，提了很多意见，并认为：阮铭的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作为大学团委书记很不称职，提出罢免他。得到相当多的共青团员的支持。
在全校反右运动已经告一段落后，开始放暑假（因反右运动。暑假推迟）。开学后，开始“整团”。阮铭借整团之机，疯狂地制造反右扩大化。在共青团内大量制造“右派分子” （占全校“右派”总额的大多数）。支持“罢阮”的团员，当然是“在劫难逃”了。事实说明：在“整团”中，制造出来的“右派分子”，不但没有一个是整对的（全部平反了），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眼光敏锐的优秀共青团员。如果说这些团员当时就看透了阮铭的叛国、台独本质，未免有些夸张。但，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应该“罢免”他的事实、表现。 ”虽然反右有如阮铭之类的人借机挟私报复，冤枉了一些人，但绝不是个个都被错定了右派。也不是平反了，就表示错打了。如茅于轼这个垂老之人就公开说“他没有被打错右派，他不需要平反“因为那时他心里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当然如今他们已羽毛丰满，有恃无恐了，敢于承认自己是拥护资本主义，当时我量茅之流借他几百个胆，也是不敢承认的。尽管平反时他并没有说不需要平反的话，事隔20多年后才说不需要平反。不过毕竟他比那些现在还口是心非的右右值得我正眼看他一下。人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看善到未必，其言也真到是可能的。
那个专横、挟私报复在反右中制造冤案的阮铭，1961年至1967年1月则调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工作。在陆定一时期担任过《宣教动态》的编辑，陶铸时期则担任过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 这种专横跋扈听不得批评的人本应是文革批判的对象，却在文革初期领导着清华文革，这就不难理解文革中有的人形左实右，做出一些被人民不满的事来，打击了不该打击的人、做了不该做的事。
1977年他应胡耀邦的邀请，阮铭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之后，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撤销为止，传说阮铭曾经在理论上为“改革开放”的基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在各个时期都吃得开的人当然也不只有阮铭一个，不过像他这样表演充分的，从玩弄别人到最后也被自己玩弄掉是够典型的。83年他被开除党籍，88年去美讲学不归，成为“海外民运人士”，从而彻底暴露了其左的外貌，右的本质。后在美国精英的牵引下去了台湾，做了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竟然参加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并成为陈水扁《国策顾问》，这两个政治变色龙，迅速从一个理念跳到另一理念，（都是从共产党跳到民进党）两个政治实用主义者，本相距万里终于合流了。
阮铭可算是一个在中国海峡两岸红得发紫，蓝得发青，绿得发黑的政客。曾在中国政界各方都能纵横自如的人。也是得到美国青睐的人。这就是投机政客的嘴脸。
政治家和政客都是以政治为职业，政治伦理认为，政治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尽管根据形势、条件，会有局部的调整，甚至暂时的妥协，但不会根本抛弃、背叛其政治理想。而政客则没有，可轻易的抛弃、背叛政治理想，唯实用、地位、利益是图。前者大概是人世间最困难的一种职业，非议较多，其成功率可能最低。后者，只要入门，则是比较容易混的职业，就成功率来说，也是较高的，显然阮铭属于后者。往往这种政客却能大行其道。
市面上有专门讲授政治黑厚学的书，就是讲授怎样做一个心黑脸厚的人，直称“黑厚学”。古代有本反经就是讲授此道的。而阮铭正是精通此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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