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季羡林的确不同寻常和只有季羡林才能写出《牛棚杂忆》？
季羡林确实是一位非比寻常的人物。说其非比寻常，不只是因为其在梵文研究上的造诣而成为中国的国学大师；也不是因为他心灵中蕴有异于常人的愤懑却活至高龄九十有八；他的举世的不同寻常根本还在于他的惊世大作《牛棚杂忆》。
据其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牛棚杂忆》写于文革结束已16年之久的1992年，而写下《自序》即出书之时又是1998年，更是又过了6个年头。那时他已经87岁了。以87岁的高龄不但没有被世事折磨得“帕金森”，还能念念不忘自身的憋闷还能杜撰出一个“牛棚”，并据之洋洋洒洒出一本“杂忆”来，也难道不是他确实非比寻常的有力证明？！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
上面黑括号里所引的是季羡林《牛棚杂忆》（自序）中的一段话，讲述了他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苦苦盼了十几年，期待着元帅、老将军们，一些国家领导人，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期待着能让他们写出来，而居然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的“十分不解”而又“万分担忧”的失望。众人都醉而惟其独醒，是不是更加证明了季羡林的非比寻常？！
历史已经证明，泱泱中国，七八亿人共历其时，唯有季羡林才能写出《牛棚杂忆》来。逻辑也能推导出，数以百万级的精英人士共历其事，唯有季羡林才能写出《牛棚杂忆》来。何也？因为据季羡林解释：【“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我们这里的“官方”叫做“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这里的何为官方，是党政正式文件里说的，还是专门悬挂有金属制作的或粉底黑字的牌扁，不得而知，也不必追究了。（无限上纲，夸大其词，以莫须有当事实，本是文革中行事极左的某些少数人的常用伎俩，季氏虽对之恨之入骨，却也悟之甚深）可是，季氏怎么会将学习班和当时并不流行的“牛棚”联系起来，而且心不跳脸不红地莫须有起来呢？须知能将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在办的学习班或五七干校与莫须有的“牛棚”联系起来，终究是能以《牛棚杂忆》为名写出一书的必要条件，是需要异于世人的高智商和非比寻常的想象力的。
显然，季羡林即使在晚年也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头“牛”的，当然也认为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过批判斗争（批斗）的领导干部、知识界文艺界的精英人士应该也都是“牛”的。否则，“牛棚”是不可能从“莫须”而变为“有”的。
同样显然的是，近现代的中国人，特别是“精英”级别的人士中，自喻为“牛”的为数就不少。最著名的就是鲁迅先生，他的“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道出了他对自己这条“牛”的定位。毛泽东同志希望过“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数的共产党员、革命家、文艺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都曾以“做人民大众的老黄牛”自励自律，不辞艰辛，不怕困苦，不避鞭策。所以，元帅、老将军们，一些国家领导人，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虽然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或许真有数以百万计，也都以“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过，也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受到过红卫兵和本界群众批斗过，学习班进过，五七干校去过，却就是没有那种被关牛棚、被迫害的感受，或许就像季羡林1976年1月2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中讲的那样，“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他们鄙夷肆意污蔑的做法，
当然也就无法如季羡林的心愿抒上一抒，当然，季羡林想借助于他人之口泄己之愤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而不得不亲自上台，演绎一番了。
季羡林也是十分十分做“牛”的，但又是十分十分憎恨“牛棚”的。因为他研究的是梵文，是深谙印度的国情的，那就是印度的牛是十分十分“牛”的。它无需为人劳作，无需鞠躬尽瘁，也无需住那简陋的“牛棚”。它是天之骄子，它是无法无天，大路上他可以横冲直撞，路人必须为之让路；它可以随时随地去它想去的地方，哪怕是皇家宫殿；做它想做的事情，哪怕是伤人毁物；它可以唯我独尊，视他人为草芥。你竟敢给这种牛设限制，让它进“牛棚”，在它眼里，岂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试想一想，偌大之中国，能知晓印度神牛者又有几人？能想到做印度神牛那样的人的人岂不是非季羡林这样的梵文泰斗莫属？！
但“牛”毕竟是牛，即使是像印度神牛。它的思维终究不如人类的思维，不知人类有良知，不知人类崇尚诚实，不知为人须知羞耻，所以，“------，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虽是印度神牛，却也只能“十分不解”，为自己这样的神牛将来会不会再遭那样的罪，再受那样的苦“万分担忧”。
附季羡林1976年1月2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污蔑》：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
季羡林 (人民日报 1976.01.24)
（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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