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余 言
整理者按：经过反复联系，2005年冬至2006年夏，武汉文革时期的“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先生，接受了两个武汉文革经历者的拜访。双方坦率地交换了个人文革经历、对历史的看法。由于俞曾患脑血栓中风，身体恢复不久，不便长谈，谈话分多次间断进行；谈话中俞还显示不少后遗症状，会在交流的最关键地方出现语塞，记忆模糊，或有明显的时间、逻辑出入，乃至偏执性的臆想，一些关键问题，他也不想多承担自己的责任。尽管如此，他对文革重大问题的态度还是较为明确和坦率的，谈话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双方除当面接触数次外，还多次电话联系。现将俞文斌自己口述的重要内容，按交谈问题类别和时间顺序，如实记录于下，以供研究历史者参考。整理时，已略去一些涉及具体事宜和对某些领导、干部、群众个人的评述、双方的个人遭遇，以及核对一些情况的琐碎对话。
出身履历
我出生在1933年，浙江绍兴农村人。1949年浙江解放，夏天，我从农村参加人民解放军；当时，部队在浙江沿海集结，准备解放沿海岛屿。不久，部队又在组建空军，从浙江的陆军中挑选了一千人转为空军，集中到了河南信阳一个军校学习；我是其中之一，我学的是苏联米格15型喷气战机的机械师，这是苏联淘汰的产品。后来到徐州，抗美援朝爆发，我又转为志愿军，从徐州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从事地勤机械工作。这样，对武汉就熟悉了。战争结束后，我被调到太原，参加了当时组建导弹部队的学习和工作。毛泽东虽做了许多不好的事，但在打仗的问题上是不错的，组建导弹部队就是他提出的。后来我们这批人转业复员，按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我必须回到农村去。我不干，在太原基地闹。后来各省到太原挑选人才，因为我对武汉熟悉些，便来到武汉。就直接到武汉市机械局任武装部干事，后来是武装部副部长。文化革命中我最先从基干民兵中成立“红武兵”组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百万雄师”，这些都是市人民武装部巴方廷部长亲自促进组织的 。
（2005年11月29日）
文革运动
难道我真的就是杀人恶魔吗？肯定地说，“百万雄师”里有坏人，造反派里也有坏人。那时我本来想将那些坏人清除出去，但我已经被包围了，清除不了，只得留着慢慢教育；后来情况失控，很多事情我就不一定清楚，事后才知道……武斗、杀人，很乱。我这个人像个杀人者吗？我的像是不是很恶？
（2006年3月21日）
文革开始后，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找我管好枪支弹药，当时罗振山是市机械局武装部长，我是副部长，我们的任务是到各公司武装部检查民兵工作，和管好枪支。当时民兵分为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武装基干民兵三种，我当时不想参加什么派别，也不关心那些观点的争论。
到67年，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拿了些文件给我，要我组织“红武兵”（也就是你们造反派说的“黑乌龟”）；他们就这样逼我走上了这条路，并从军区派了人员（便衣）跟随我，名为帮助我协助我，实为逼我走上前台。
那时我住在武柴附近。有一天从机械学院内走出来很大一排队伍，步伐整齐，唰唰唰的，扛着枪支，动作利索，跟正规部队没有两样。我打听后，说是叫着“百万雄师”，威武仪容令人赞叹。没有想到，我就是他们的司令。当时我很自豪。
后来，有一些被你们造反派打垮了的小组织在黎黄陂路找到我，围着我，说造反派打死了人，打得不能回厂，要我干。刘敬胜也在其列；这样，打打杀杀也就开始了。我总说，你们不要打打杀杀的，他们总说你们造反派在打打杀杀，两派矛盾不断升级。
“红武兵”这个组织就是民兵组织，是基干民兵；“百万雄师”原来有个联络员叫孙更生的，由于他的作用发挥得不好，才把我推上前台。
在7月16日渡江的那一次，我们同造反派商量了的，结果是二司负责渡江时汉口的安全，“百万雄师”负责武昌方面的安全。那一天毛泽东也参加了渡江。（按：与事实不符，采访者反问：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这些事情，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2006年5月6日）
我原来是机械局武装部干事，后来是副部长；文革运动中，我原来想不要把民兵搞乱了，所以搞民兵，后来他们把我给拱出来了。我组织“红武兵”，纺织、机械几个系统的民兵组成的；后来组成为“百万雄师”，部长不出面，各个局都是叫我们武装干部、副部长出面。工作开展起来，军队系统都是支持我们的，从军委到市武装部，各级都完全支持我们。我与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熟悉起来。
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叫我去8201部队，到部队以后，才知道团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集合起来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欢迎，我心里很激动。他们领导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吃餐饭。部队对我们是完全支持的。
“百万雄师”有13个常委，分好几个部。作战部部长刘敬胜，是刘华清的亲侄儿；江汉区一个厂的工人；政委是谢敏华。刘喜欢打打冲冲，闹了好多事情。像武棉（武斗），六渡桥（武斗），6.24（武斗）呀……联络部是张俊生负责。农民组织很庞大，东西湖、各区都管，由孙运东总管，他是洪山区委管农业的干部。宣传部是个女的，陈秀华，720以后表现不太好，我不喜欢她。政参部是蔡俊善，供电系统的。只一个后勤部，想不起来了，刚才你们来时，正打电话落实。（按：系陈德松）我希望把“百万雄师”的全面情况讲清楚，不是外面说的那样……
我反对搞武斗，也一再告诉同志们，但我说归我说，下面不听，做工作都没有办法做。6.17武斗，刘受伤了，我本来不想去看他的，后来想伤了还是该看的。这个人没有文化，我们想他叔叔在军队里是高位了，应该把他教育过来，但他太犟，我批评他，他听不进去，越批评他跳得越高……6.17武斗怎么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打起来以后我才到六渡桥的，两边的人都上了房揭瓦往下扔……，没办法呀，解放军也管不住，怎么起来的，我得再看看……
“百万雄师”也不是专门搞武斗的，武斗是作战部的搞，作战部是个大部（按：13个常委，有3个是作战部长，1个是武斗与警卫专业队“雄师支队”队长），也不是专搞武斗，他们还要“斗批改”，开大会、批判“走资派”。那时，大批的物资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长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后勤供应做的很好。当时有个中间势力，头头是……，他，还有市里、各厂里的头头，都是直接找我。我们组织纪律是很强的，因为是民兵嘛；“红武兵”是我亲自组织的，是我的嫡系。我是司令。
“7.20”前整整三个月，我没有回过家，就住在“百万雄师”总联络站的3506工厂，那时算最照顾我的，晚上就睡在大板凳上。
我们那个时候与上面有联系的。你们不知道，那时中央有好些老同志，支持我们，他们不出面，但我知道，心里明白……有时，不知是谁给我来信，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领导写的。陈再道也给我一信，叫我去北京（反映情况）。去时他正在开会（67年4月）；我去了，他马上宣布休会，接见了我。那时第一次见面，4月份；当时还写了几个字给我，我去找一下给你们看……（按：将一叠印刷材料、照片、文件找来，但没有找到陈再道写的字。便一份份介绍，看照片）我可以找人洗一下，送给你们。
后来，有人把我叫到省委，说马上要上报材料。我马上组织人集中写材料，来人急忙带材料回北京。这是个女同志，穿着军装，还带着警卫员。她说随时可以见到毛泽东，马上把材料送给毛。但听说她一下飞机就被中央文革、“四人帮”的人抓起来了，关在青海7年，这大概是67年6月的事。这个人后来还找过我（按:指文革以后），但我没有到她家去，是在外面树林子见的。她是一个领导的儿媳妇，原来在广东工作。我们还可以去找到她……
对于两派，我总是说一定要对造反派的人耐心做工作，把这些同志都团结起来。我倾向于耐心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理解我们，瓦解他们。不是“四人帮”出面，武汉的问题就不会那样，我们可以作到绝对让大家坐下来一起谈。造反派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做过来的。因为造反派当时只剩下8千人了，工人没有组织了，大批群众已经参加到“百万雄师”里来。我们里面有很多是造反派。我与“新派”的有联系，他们好说话些，只有“钢派”学生在闹，总是气呼呼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气呼呼的……
（2006年6月5日）
武汉“七二零事件”
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7月17日）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
7月19日晚，“省直联司”头头开车接我到武昌东湖，非常神秘，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的，主要怪王力，哇哩哇啦的。当时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武汉）情况……（采访者问：这么说你们知道毛主席在武汉的情况？你想去找毛？）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找找军区的李良，和一军的军长……；没有弄成，主要怪8201部队（按：湖北军区独立师），他们把事情搞复杂了。（在洪山宾馆）许多人爬上桌子，形势失控了，后来有人打了王力，把他架走……当时造反派学生把王力在水院讲话播放出来，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
（“7.20”时）我们反对了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了毛泽东。的确，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但是毛的文革全错了呀……
在审判“四人帮”时，我是作为湖北省的特邀代表参加的，参加了审判的有关工作和审判会。
（2005年11月29日）
“七二零”这个事，王力要负责，谢富治始终不讲话。江青要负最大的责任。
（2006年5月6日）
7月19日，我们在省委开会，“武汉公安”的冲乱了会议，我就回来了。省直联司的头头杨以才本来是叫我过去一下，一起去见毛主席，听说毛有个交代，要和“百万雄师”的同志一起照个像，吃个饭。两派一起去，两个房间；由总理陪“百万雄师”的头头在一桌，造反派和毛在另外一桌。（按：周恩来18日已经回京，此传说不知从何而来）杨以才，是他们派他来汉口找的我。他后来当过冶金厅的厅长。
8201不那样搞，本来是很好的事，一搞，就乱套了，会开不成了，我也呆不住了，我就回来了（按：指回到汉口的总站）。当晚，是在军区饭堂吃的饭，但没有参加深夜在军区食堂开会商量揪斗王力。我并不知道要抓王力，大概是作战部他们搞的。军区支左办有没有参加？……我记不起来了。（问到：省直联司怎么知道毛在东湖的？）也只是杨一人知道。（问到：20号军区斗王力现场，“百万雄师”头头孙德洲还是刘敬胜，怎么说毛主席在武汉，他怎么知道的？）那天是孙德洲，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还在。说老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事。我也没有参加，知道了已经很乱了。我去武昌，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到第二天就很乱了。
在19号我没有见到8201部队的蔡政委，但是在军区见到叶明副政委；第二天很乱了，我去军区，叶也一直和我在一起的。那几天他始终陪着我。（后来）他临终时还叫他儿子转告，要我过去……冲乱后，当时军区的甚么……李良？不是，那时他还没资格参加这种会……也不是叶明……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来访者说原来谢、王一行是准备20号接见“百万雄师”的，因为他们的意见还没有充分表达）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了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
（来访者说，我觉得你们一开始对王力和文革小组就没有抱希望，有标语、有谣言……）
呃，呃……
江青这个人是很不好的。审判江青的会我参加了。是湖北省委派去的，省委去了5个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我去参加。现在怎么说她好，我是决不赞成的。林彪、江青两个人，确实干了好多坏事。江青在审判的时候，还凶得很嘛！要不是他们两个人，武汉不会弄成那大的矛盾。
（来访者问：后来平反和审判时，你们揭出了他们“操纵、制造‘720事件’”的证据吗？）
……
（按：沉吟了半天，没有答）
（2006年6月5日 ）
文革运动以后
王群原来是部队的，他知道不少情况。1983年由王群提议让我担任经委主任，结果许多人都想搞，最后让冯传武搞，我任副主任……后来陈丕显找我，同王群商量到外经委工作，这是个肥缺，争取的人很多。于是安排我到（武汉外经委）驻香港办任办事处主任。陈、王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一时无法回答；刚好我一个战友任华润集团副总，他说你来，有困难我帮助。就这样我没有带一个钱去了香港……当时国内急需冰箱压缩机，我在战友帮助下，从日本、西欧搞回一大批压缩机，解决了燃眉之急，赚了二、三千万。
（2005年11月29日）
陈丕显到湖北来的第三天，就找到我，并说“我是第一个找你俞文斌的，我没有找其他人。我想让你当省总工会主席”。我说那怎么行呢，我怕搞不好。陈说，主要是想让我出来稳定两派的情绪。……陈丕显到中央后，准备要我当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我说干不了，不是那块料。他说“先干干再说，以后再安排干别的事”。我还是没有去。
你们造反派中有一个干部赵修，我始终跟他搞不好。在一次省委开常委会，他站在沙发上指责我，我很气，也站在沙发上骂他：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对他的印象不好。现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我有时真不愿意回忆。能跟你这样轻松的谈话是少有的……
（2006年3月21日）
“七二零”以后，我抓进去关了四年另八个月，1971年下半年出来，一出来就到当阳县官当公社蹲点，任公社一把手。我是个外行，对农业一点也不太懂。好在王群专门去陪我，我在哪里，他在哪里，他老跟着。那时他在部队，是军代表，可能对我带有监视性质。可我们后来两人关系很好。
陈丕显来了后，二、三天就找到我，要我担任省总工会主席。我找马学礼一打听——他当时是省总工会副主席，是全国劳模，别人不敢奈何他。另外三个副主席都是造反派，而且分得很清楚。我怕两派又搞起矛盾，所以坚决推辞不当。正因为如此，陈丕显才决定让我担任省委常委的，一干就是10年。
陈丕显调中央后，多次要调我去全国总工会担任副主席，最后要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陈丕显用小车把我接到中南海，他住在中南海。那时胡耀邦也要我担任全总副主席，胡是个很好的人，可我这个人不适应当官。陈丕显介绍我认识了汪道涵，想让我去上海……后来在黄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黄是你们造反派的，从江西调来。
当时中央批准了七个人（按：指编制，香港办事处），实际上市里只给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你们造反派的人，一个叫潘金青，是湖北省进出口公司的造反派头头，是个很能干的人，很会做生意；一个叫张德仁，另一个叫陈言，是武汉机械学院的学生，其母亲是省总工会副主席，父亲是内蒙古区委书记，高干家庭。陈言当时三十左右，不诚实。他认识了北京的李志，李骗了我们的二千多万元，这是我们赚的钱，市里的钱没有骗走。李志将钱骗走，把他的老婆孩子家人全部迁往国外去了。
陈言急得无法，想自杀，闹了一个星期。我怕他真的死了，天天看着他，他是高干子弟，出了事不好说话。一个星期后，他好了，我却病倒了。脑血栓脑梗塞，当时疏忽了，不在意。后来不省人事，陈言把我送到医院。命保住了，但失去了再工作的能力。这样我的大女儿才以到香港照顾我的名义，由女婿（省公安厅的）办理了去港的居留证。我那时跟外经贸部的部长关系不错，要不是病倒了，现在可能会又是一个样了。你那时要是认识我，说不定我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2006年4月4日）
我那时负责中南一片。姚帮军给我安排了不少副主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设了副主任，我是主任。我来回都在这些地方跑，担子很重。从1977年起就担任省委常委，一个月有一星期在开会。在香港，我开会就少了，主要是赚钱，胆子重责任大。有成绩是副主任的，有责任却是我这个当主任的。姚帮军搞了不少鬼。
我很喜欢你讲话，真是讲到我心里了……
正当我准备去台湾的时候，没有想到病倒了，我开办的公司下面还有许多子公司，都由一个很能干的、你们观点的人，代表我参加了许多会议，并干得很出色。我的省委常委（职务）就此结束了。这是1987年的事了。
（2006年4月20日）
1967年7、8月被抓，正直大热天，我上穿一件汗衫，下穿一条短裤，我们同去8、9人都被抓了。我们关在宝丰路一所，全是单关。那时我太太拿着我换洗的的衣服到处找，跑遍武汉三镇所有关押人的地方，就是不告诉关在什么地方，多寒心呀！我太太一个女人，还是你们造反派的，那时女儿还小，多艰难呀。尤其是民众乐园那次，把我打得要死，拖到看守所睡了七天七夜，就象死了一样，昏迷不醒……当时是准备枪毙我们几个人的，多亏了一军一师的那位政委，他保护了我，他几乎每周都到看守所，直接进入牢房和我谈心。后来才了解到他就是市中级法院的院长，是一军一师政委。
（来访者告诉俞，其他人和自己的一些遭遇）
你不要老是回忆过去，要怪都怪毛泽东怪江青。我劝你不要想那些事，有些资料不要看，也不要带到我这里来，毛泽东没有干一件好事，建国前就有很多错误，但那时成绩是主要的，建国后毛泽东完全错了。你呀，我看要是做生意一定是个大老板……
（2006年5月16日）
中央领导的关心
前不久，有个朋友想我同他一起到北京找吴官正，是一件经济案子；我感到很为难，吴现在正是高位，而且又是经济案子，我怎么找他说？是非我都不清楚，说什么？李鹏跟我的关系也不错，有些事也不能瞎帮忙。
（2006年3月21日）
陈丕显调中央后，多次要调我去全国总工会担任副主席，最后要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陈丕显用小车把我接到中南海，他住在中南海。那时胡耀邦也要我担任全总副主席，胡是个很好的人，可我这个人不适应当官。陈丕显介绍我认识了汪道涵，想让我去上海……后来在黄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黄是你们造反派的，从江西调来。
（2006年4月4日）
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吴官正，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在葛化时我不认识他。后来他人科委副主任，我任经委副主任，同住在天津路4号……他长来我家串门，我也长去他家串门。告诉你，吴官正还是你们造反派呢，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曾谈起他造反的事。我说都过去了，还谈干么事，现在关键是把工作搞好就是。我估计他可能只做得这一届。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到北京看看他。
（2006年4月20日）
87年还是88年，陈丕显找，要我去全国总工会，准备接替倪志福。我说等我把香港的事处理好了后，就去北京，请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没想到病倒了。
（2006年5月13日）
我在电视里看就知道江泽民多次找过我，我也找他。×××，他希望帮我安排见江一面。但他忙，我不知他为什么那么忙，后来他离职前，非常着急要见我。一次，我就去了北京，江的一个秘书都和我见面了，秘书说总书记要找你，已经三天了；但不巧，他外出下农村了。我爱人那时有病，就没有等到他回来，我离开北京了。所以始终没有见到他。我们将来一起去找江泽民吧，他现在没有那样忙了，应该可以见到。
刘华清也亲自出面几次，帮我联系，我知道他找我有三次。这些事想起来也很惭愧。这些老同志来找我……江讲他是“百万雄师”观点的；不止一次讲，我知道他讲过好几次。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记录“百万雄师”的，一定能完成得很好（拍肩膀表示相信），我听你的，我们一起去找江泽民。江、刘都要去找。
（2006年6月5日 ）
关于自己以及文革研究
你送来的几本书，我认真地看了，文化大革命过去几十年了，还提它干什么？我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书里也把我扯上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去世后，管他怎么说，怎么界定，那是以后的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其实我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我不喜欢搞人。你那时不认识我，可惜了；当时你要认识我，不会有很多事的。都怪毛泽东，不是毛泽东，那来的文化革命呢。都是瞎搞。你们现在还写这些干什么？现在我只想平安过日子，不想那些事了。这些历史，等我们死了后再说。反正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历史总是留给后来人去写。
（2005年12月7日，电话诉说）
谈起过去，我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不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这样呢？“七二零”以后，我被关在市一看守所，每天拉出去挨斗；尤其在民众乐园那次，我被打得昏死过去一天一夜。一些年轻人从排水管道爬上去打了我，他们的人也管不了。难道我真的就是杀人恶魔吗？……后来在关山一带的大厂批斗，我简直没法活下去。那时在监狱支左的一军一师的一个政委，对我很好，经常开导我，安慰我。……我不是像造反派说得很坏的人，我这个人其实是个很好的人，我跟谁都可以搞好关系。象韩宁夫、赵辛初、陈丕显、吴官正等，关系很好。……我当了10年的省委常委，我每次去北京就住在陈再道家里，他是粗人，有怨气；“百万雄师”抓王力，打错人打了他，所以他有怨气。陈再道写了一本书，他的书稿首先就送到我这里来，我看，他在书里骂这个骂那个的，搞么事呢？这不好，不客观。这个书是张体学的儿子（他的秘书）跟他写的。（谈到陈没有把客观真实留给后人，相反有负面影响）就是嘛，那为么事呢？因为他只有那个境界。
（听来访者诉说造反派的遭遇）都怪毛泽东，他不搞文化大革命，就什么也没有了。（来访者说两派中都有坏人）两派中都有坏人，连共产党内也有坏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2006年3月21日）
我看你这个人很好，我们合得来，尽管你是造反派，我是保守派，但我跟你认识，觉得你为人诚实，能客观地看待问题。我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没有人能理解我，你们造反派总把我当坏人。这是我的不幸。要你们造反派都像你这样理解我该多好啊！
“七二零”后，我带了7、8个人去新华工，张立国却把公安联司的搞来了，把我抓走了。同去的7、8个人全都是“百万雄师”的高层人员。这一关就是4年另8个月。……他们在道路旁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气氛相当惊人。反正是新华工的把公安联司的人搞来把我们全部抓了。毛泽东在打仗方面是很不错的，但我就想不透他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来访者说：主要是反修防修）要反修防修也不能这样搞，我们都是受害者……
（2006年4月4日）
（一起在俞家进餐，席间）我太太就是你们造反派的，虽然我们观点不同，但在家里我们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所以家庭关系一直很好。
……另有一个人也是我想看的，就是一军一师的政委，原来是军代表，对我很好，我在看守所时承蒙他关照。后来他主管法院，是法院军代表。后来是一军军长，现在在浙江。
李良现在很好，他不喜欢你们造反派。军人嘛，他就只那个素质，就素质而言，他比不上我们俩人。有机会我带你到他家去玩玩。他知道不少事情，你可以问问他，但要注意方法。（关于来访者去年12月赠送的《东湖风云录》一书）
我看了后感到不适宜送人，因对前期讲得过多过细，所以我考虑后没有送人。（按：原来俞意要了几本，分送他身边其他的“百万雄师”朋友读）怎么不把“720”以后情况写写？（来访者问：你能写点东西吗？）我想写，又能写，但我的手也发抖。（来访者说：你应该写一个真实的俞文斌，首先必须具备客观公正，否则就不是真实的俞文斌）哎，你可以写好，我可以找章迪杰，再找另一个人来，也是我们中的人来一起写。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
过去的事情，很多都是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搞错了，他应负责。
（来访者说：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也要客观公正对待。文革过去几十年了，我们不能用文革思维或文革行为方式看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人，或多或少都带有文革情结……）老×呀，有些事，我认为你还是说得有道理的，我们以后再作进一步交流……
（2006年4月20日）
（开始就谈起上次提到的《东湖风云录》一书）我谈谈对书的看法，是造反派吗？他怎么掌握了那么多那么细的资料？总的我认为书是写得可以的，所掌握的资料很详细，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里面也有重复的，如王力的事，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最有发言权。
这个书给人很多思考。这书没有写完，尤其是关于“百万雄师”方面的事比较少，“七二零”以后的事没有。我们丢失了不少资料和文件，现在还可以找到一些文件和资料，尤其是军区当时的那些文件，还保存了一些，我都可以拿出来。
（2006年5月6日）
（端午节的电话联系）老×吗？有什么事？（你说你想见《东湖风云录》的，他到汉，你能方便见一下吗？）到时候再说，他写《东湖风云录》时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书也出了，我不想再去谈过去的那些事情，你就把我的这个意见转告他吧。我不想惹麻烦。（你前阵子不是说很想见他吗？）到时候再说吧。
（2006年5月31日）
（来访者说需要沟通，说清楚历史）
要是我们不沟通，说不清楚，以后的人就更说不清楚了。
书要重新写，详细写。我们俩好好谈谈。这几天我就准备下，我们一起准备……
（当来访者谈到毛泽东本来意图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要联合；67年7月从武汉到了上海，心里很沉重，还问武汉为什么不能做好两派的工作时，俞当即接）
毛为什么“想不通”？他问这个？！这要问他自己！他这边这么说，那边那样说，怎么不搞起来呢？！
（来访者说，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是对的，谈当时自己对文革的看法，赞成些什么，反对些什么）
你那时要看见“百万雄师”，你也会参加“百万雄师”的……
……
你要告诉美国之音他们的记者，我现在可以给他们谈了，我在电视上看，就知道他们一直在找我，我那时有病，怕说不清……我是香港的身份……不怕什么……
（200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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