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乃至每个人的历史都有相似之处，却又特点各异，即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作为一个“文革文物”的收藏爱好者和文革亲历者，近几年来，笔者翻阅不少资料，访问了一些同志，对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与思考。笔者认为，和其它省份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几个显著的、鲜明的特点。现将这些也许不太成熟的、不太确切的看法谈一下，以供历史学者和文革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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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地、市、县级领导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这批老干部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握河南省的党政领导大权达十年之久。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点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刘建勋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学生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炮打“我这个司令官”。八日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学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对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河南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并一度成为河南两派辩论的焦点。而毛泽东却表扬了刘建勋和这张大字报。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附合毛泽东的意图的。（附：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份出现大抓“南下一小撮”，围攻、欧打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而河南省委却在九月二日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省地市县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的方向发展。从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元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由少数成为多数。然而省军区的介入使这个局面被打破。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67年2月10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就很能说明问题。文敏生在信中说“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
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这时，郑州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即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并把他们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组织则主张先联合起来夺省委文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郑州粮食学院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决定：1、如果文、纪、戴被看管起来，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主持工作。2、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把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视为“保守”、“非法”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军区党委。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面对军队的强大压力，只好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到军区找第二政委何运洪替造反派学生说话，被拒绝。二月七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军区不仅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三月六日，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大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省委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历害，要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为一方，河南造总为一方，十大总部为一方）到北京谈判。五月月十一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而支持二七的领导干部，由于军区高压控制不敢表明态度。为了争取领导干部在尽早站出来对二七公社的公开支持，五月十五日，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简称“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正在省委门口看大字报的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强行架到汽车上，“抢”到农学院，通过摆事实、讲形势，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五月十七日，“予农红总”和郑州大学附中“红旗”一些学生又把刚刚被保守派批斗后送回住处的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五月十九日夜，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乘拉煤的火车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省公安厅付厅长高大同分别于五月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一日发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支持二七。从五月到七月，河南省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的待遇（这些待遇曾一度作为他们较早支持造反派的“资本”被炫耀过）。据一份“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的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47人，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有23人，占此级别干部人数的49%；同情二七公社的2人，占4.25%；中间状态1人占2.12%；支持河造总的15人，占32%；支持十大总部的6人，占12.7%；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分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参加下，河南省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七月十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七、二五”后，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勋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八月二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王新为河南省军区政委）。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和“河南造总”的大联合。到一九六八年初，全省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分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据一份资料显示，省直机关六十六个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393人，已解放284人，占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1--2名副主任暂缺。由“暂缺”群众组织代表可以看出刘建勋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去。(据资料：省级革委会里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职务的：湖北省3人，其中学生1人；陕西省7人其中学生3人；四川省9人，其中学生2人；湖南省2人，其中学生1人)。据河南省地(市)县77个革委会统计、其中有48个革委会付主任群众代表空缺。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付主任职务的只有4个县。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除了军队干部变动较大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在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的党政领导权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达十年之久。实事求是地说，以刘建勋为首的这批老干部基本上能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23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一九七0年七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一九七0年十一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七十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一九七八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来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省造反派掌了权”。
河南省的造反派是否真的掌了权呢？仅以参加省委常委领导班子的学生头头们为例来看一看。一九六八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四十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包括工人、干部、学生）二十人（其中河南“二七公社”14人，开封“八二四”3人，“河南造总”3人）。在群众组织代表中有大中学校造反派组织头头八人，他们分别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王传玉（郑州大学附中“红旗”）。这八个学生常委最“红”的时间就是省革委刚刚成立之后。他们除了坚持本单位的工作外，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去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一九六八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和大中学校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开展，他们也先后离开学校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其他基层单位去接受再教育。这是后，他们的“常委”头街，除了偶尔去省革委参加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在后来的清查“五.一六”中他们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甚至迫害。一九七一年再教育结束后，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搞技术工作或担任教师。一九七三年，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建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他们又分别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或其他相应职务。当时，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相当数量的“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派的。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被提拔到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这就是“河南的造反派仗了权”说法的来历。应该说明的是，大量提拔青年干部的做法，决非河南独创，完全是全国大势所趋。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见证。那么，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是否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一份资料表明，河南省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共发展党员十万零六千人，这个数量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多数都是在基层领着工人学大庆，领着农民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贪污受贿者甚少。就拿几个学生头头来说，他们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都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一九七八年，当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二十年后，他的爱人从原阳县搬家时，当了五年原阳县委副书记的陈红兵的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箱和一个老掉牙的柜子。这与当今的“县太爷”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河南省所提拔的青年干部的职务绝大多数都是副职（当时就有“新干部都姓副”的说法），正职大都由老干部担任。由于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参加过“三结合”，所以，对于新干部，他们不仅有提拔重用的权利，也有批评帮助的资格，在“形势需要”时，还可以“收拾”一下。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纪登奎来到河南伙同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骂一些造反派新干部“不是好东西”“四大金刚”“八大赖”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次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被点名批评的造反派又狠狠反击了刘建勋及个别地市委书记。后来，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河南省作为“四人帮”的重灾区，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几乎“全军覆没”，新老干部之间的那点恩恩怨怨，自然也烟消云散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首次批斗“走资派”，是从揭批原河南省委1958—1961年期间搞“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这是河南文革的第三个特点。
提起党言川，四十五岁以上的河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对于他响当当的名气，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捧起来的；有人说是何运洪(省军区第二政委)“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撒出来的，有人说是“老保”骂出来的……总之，党言川在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可谓家喻户晓，妇儒皆知。 党言川究竟何许人也?许多人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亦曾发生过许多笑话。如有一次，郑州一位学生回家，老人们郑重其事对她说，你可不要跟着党言川跑，他是刘建勋的小老婆，名声太坏，咱可丢不起那人，当这个同学说党言川是个男生时，大家都笑了。其实，党言川当时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文化革命一开始，郑州大学不仅成了河南省斗争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就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州大学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六月三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据一份资料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一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校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斗争学生。六月七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六月十八日，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巨幅标语。八月一日至三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同日，党言川等九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而另部分学生则贴出了《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八月六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个学生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他们就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了和校工作组包办成立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针锋相对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并在当天晚上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几百人前来参加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其他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会议，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十五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出“控诉党言川一伙欧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来。接着是连续三天的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的围攻斗争。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八月十九日，刘建勋、纪登奎等又到郑大，召开了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宣读了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刘建勋的大字报使郑州大学的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八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正式成立。九月三日，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吹响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进军号。呼吁书中这样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九月四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九月五日，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再次提到河南省1959年大刮“五风”及《信阳事件》问题。九月十一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会上给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挂牌”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属首次），引起了在场的纪登奎、张耀东的不满。纪登奎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文甫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其实，这里指的正是一九五九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饿死的这段悲惨历史!党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应，数万人起来批斗省委领导赵文甫(当时吴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这个历史背景。
一九六六年八月，郑州大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侯，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同时，在新乡师范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到了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给新乡师院同学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你在第一封信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哪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煌煌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转抄的《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和党言川一九六二年的“私人信件”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和刘建勋一起支持过党言川的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以及其他省委领导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文敏生在9月5日郑大联委主持召开的“河南省炮打省委司令部煸风点火大会”上曾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持支持你们”，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当有人提出郑大联委《火急呼吁书》有攻击三面红旗问题时，他确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郑州大学“校文革”和工作组支持成立的“红卫兵战斗师”更是抓住这些把柄大造声势，向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发动了总攻击，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九月七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的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黎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在保守派的重炮猛轰之下，郑大联委于九月二十五日又发出了《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接着，郑大联委抓住运动初期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大方向狠批猛攻，取得了节节胜利。九月十九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队伍也不断壮大，有少数派成了多数派。然而，到了六七年二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郑大联委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党言川等被捕入狱，调查材料被抄走，吴芝圃也被军区保护起来。
一月二十二日，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为首的“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写出了《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五九、六0年老帐？一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把《二十七个为什么》奉若神明，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支持还是反对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三月六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伟发了言，发言中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正是在这个大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军区的介入，使已经被造反派批判靠边站的“走资派”赵文甫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此后，郑大联委为首的造反派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被河南省造反派称之为的“二月黑风”。
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象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相继被捕。为了摧垮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附中红旗、新乡师院八一八、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第二砂轮厂造联、印染厂八一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军区支持“十大总部”和“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卅”、“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对于这段历史究竟如何评价？河南省军区在67年6月27日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白纸黑字，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中两派中的群众都是革命的。以上特点的分析足以说明此论断的正确。1959年前后，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骇人听闻、震惊全国。虽然历史已有定论，吴芝圃曾在检查中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此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党言川等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旧事重提，清算这段罪行，也是情有可原的。十八岁的党言川，受河南省1959年现状的影响，在私人信件中对三面红旗发表了一些糊涂认识也是可以谅解的。事实上，河南省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也确实犯有“左”倾错误。党言川和同学在私人信件中谈论这些问题说明他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文革中借此给党言川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动学生”的帽子，企图打成“反革命”也是违背“十六条”的。另一方面，保守派群众对党言川信中所说“三面红旗倒了两个”坚决反对，也完全可以理解。1966年10月6日，郑州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的一分传单中说：《火急呼吁书》中说河南省多年来搞的不象样子，公然攻击三面红旗，“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一个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河南，一个居住五千万革命群众的河南，竟被他们骂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公然煽动要大闹河南省委，要闹个天翻地覆，闹得越乱越好，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下，这到底是哪家的声音？”另一份批判党言川“反动信件”的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党言川在这封信里不但恶毒的攻击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了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人说，这封信是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写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谅。我们说，正因为是一九六二年写的，十八岁的党言川就有着如此系统，如此反动的观点，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从这些批判党言川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党对毛主席一腔赤诚。当时，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等省委领导也认为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有一定的错误。1969年6月1日，毛主席在郑州的专列上接见刘建勋、纪登奎时问：“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支持的是对的么！党言川怎样？”刘建勋回答说：“他是省革委委员（应是常委——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革委常委时写的，内容就是他对三面红旗的看法问题。
四
在清算文革“罪行”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浮夸造成《信阳事件》和文革中被中央红头文件定为“走资派”者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一状况虽然在时间上已经是文革以后，但历史的看问题，仍不失为河南省的特点之一。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出判刑”2400人，（以上均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如果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更是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七.二五”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七.二五”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2人，死刑1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一九八四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戏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事实上，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都是他们干的，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铁证如山，而在“揭批查”中却把打砸抢的罪名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在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也很多，甚至包括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采取以人划线，把文革前追随吴芝圃大搞浮夸风、文革中坚决支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省委付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的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刑事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河南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二千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一九五四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派手受到审查，一九八三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分，但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后来省委组织部竟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九七年六月，她在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栖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免于处分”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还有一组数字更令人触目惊心。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1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1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2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离休4人，降职安排2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廖廖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县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明眼人一看都会明白，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谓的张钦礼的三大罪状纯属子虚乌有！其一，张钦礼纵有天大本事，也策划不了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其二，焦裕禄的事迹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新华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写的一篇《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报道，早已国人皆知，怎能是张钦礼编造的呢?（据说张钦礼被捕后，兰考县的《焦裕禄纪念馆》被关闭了八年！）其三，关于“扒”黄河大堤的“罪行”更是无稽之谈!那些由地方自行修建的、影响黄河汛期泄洪的大堤内的生产堤是本应该扒掉的。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生活极度困难，九八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这就是一位建国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的悲惨下场！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七九年底，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八0年元月一日生效后，其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突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8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8”字前加个“1”字，改为18年。这种做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1967年2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20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5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省文革特点的分析是否准确，有待于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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