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新中国就要走过六十个年头，这六十年，以1976年为界，我将其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一个“三十年”，既有“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又包含了十年“文革”的历史，其间风云变幻难以尽书；后“三十年”以改革开放为始，再到市场经济的合法性确立，复杂曲折之处，并不稍逊于前。这两个“三十年”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不了解这两个“三十年”的深刻的政治内涵，我们实际上就很难真正理解整整一部当代文学史的艰难写作。
对前“三十年”的研究刚刚开始，这也是基于近十年来对中国现实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因此，重新强调社会主义的经验就成为这一研究或明或隐的背后动力，并直接诉诸于对现实的批评。在一般的意义上，我并不反对这一研究立场，的确，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包含了人类丰富的精神遗产，而如何打捞这一精神遗产，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就成了一项极具深刻历史意义的工作。但是，在我而言，除了打捞这一社会主义的精神遗产，以及它的历史经验，同样重要的，可能还在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我们无法否认失败的这一基本事实，而以一个“失败者”的个人身份重新回到历史深处，他所面对的，就绝不仅仅是一种经验，一曲欢歌，或者一片蓝天白云。他所感觉到的，可能还会有一种沉重，一种教训，一种深入其内部探究原因的研究冲动。而在我们重新面对现实甚至在探究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的时候，也许就会多了一点谨慎，多一点复杂性的认识。
经由这样的多重视角进入历史，前“三十年”所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就会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面貌，同时也会向我们提出方法论上的挑战。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提及“社会主义记忆”。的确，在我们对现实的考察中，往往会遇到“社会主义记忆”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不仅渗透在我们的现实境遇甚至日常生活之中，同时也隐蔽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写作。可是，什么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记忆”呢？笼而统之的“社会主义记忆”存在吗？也许，我们应该区别两种记忆，一种是社会主义叙述的记忆，而另一种则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记忆。这两种记忆实际上同时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它们之间却又的确存在着差异。对于许多未曾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来说，作用于他们的，也许更多的是那种社会主义叙述的记忆，而对于历史的亲历者来说，这两种记忆则是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甚至痛苦地相互冲突。可是，叙述和实践的差异，却正好揭示出前“三十年”的复杂性，理想／现实／文化／政治／经济／等等之间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所在。所谓方法论上的挑战，恰恰也就体现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无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本中考察那一段历史，我们所需要的，也许就是一种跨文本的阅读，在这两种记忆之间，去阅读历史的真相。
事实上，前“三十年”的复杂性并不止这些。近十年来的反思，包括对文学的重新思考，都向我们提出了政治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前“三十年”的政治呢？近年来，很多人引用竹内好的思想，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形塑。这一思想运用在比如“土改”甚至“土改”以前的当代中国政治，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包括农民对土地的想象中所暗藏的政治含意。但是，我们如何理解，比如，农村合作化以后的中国政治？那究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上和下是绝对的不可置换的，还是上中有下，下中有上？实际上，它关乎到前“三十年”政治的关键一环，也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意识是由外部灌输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
尽管存在着这许多的矛盾，甚至重重困难，但是面纱的一角已被撩开，这也正是近十年来思想努力的结果。
相对于前“三十年”的艰苦探寻，后“三十年”的研究可能会略好一些，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这后“三十年”之中，而且，后“三十年”的文学批评也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相对扎实的基础。但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对后“三十年”，尤其是对1980年代的真正扎实的研究并不多见，无论是资料的挖掘、收集和整理，还是对事件、潮流和作品的重新研读，都鲜有拓展性的论著出现，表现在文学教育上，就是现在的学生对1980年代的惊人隔膜。而另一方面，某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却又轻而易举地侵入这一研究领域。
比如说，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对改革的反思，而就此对1980年代持一种简单的否定态度，亦不能因为对社会主义经验的重视，就对1980年代的伟大意义怀有疑虑。历史并不是如此简单，如此的非此即彼。尤其是，当时整个社会都被卷入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之中，其内在的合理性就很难被轻易否决。事实上，如果没有1980年代冲决思想罗网的勇气，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自由地思想和讨论，甚至不可能有现在的学术思维。正是因为1980年代，前“三十年”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同一性才有可能被彻底冲垮。在这一意义上，1980年代的价值，怎么评论也不算为过。这并不是说，1980年代就不能被反思，而是应该怎样反思。我不能同意的，是在昨天和今天之间设置一种简单的推演关系。事实上，现在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大部分都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我们既不能用“昨日之非”和“今日之是”来解释他们的思想发展，也不能用“昨日之是”和“今日之非”来否定他们现在的思想意义。历史就是如此的复杂，但是，我们如果牺牲了历史的复杂性，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自身思想的复杂性，剩下的，只能是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
面对历史的复杂状态，并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或者“立场”二字就能解决的，首要确立的，即是一种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一种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思想勇气。
这也并不是说“立场”就不重要，我所反对的，是那种简单化的“立场”，或者说，“极右”和“极左”的“立场”。“反右防左”仍是今天所要强调的另一种“立场”。
同样，不能因为自由主义在今天的极右化发展，而就此否定它在1980年代，甚至在“文革”时期的思想意义。因为我们在考察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中间，不可能不提到从遇罗克再到李一哲的“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潮（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湖南“省无联”、湖北“北、决、扬”等激进派的异端思潮），只有把这些不同的思想潮流放在复杂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才可能经此进入历史并把握历史的脉动所在。
在后“三十年”的研究中，1980年代，包括它的早期，所展现出来的，正是非常复杂也是非常诱人的学术前景。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生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责任，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幸运。在这六十年中，当代中国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包括它的另类现代性，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比拟。实际上，也为我们在探讨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时，提供了一个极具意义的研究个案。
在我们向世界寻取理论资源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可能忘记我们自己的历史，包括我们历史上的经典的思想家，比如，在围绕“挑战－反应”的各种讨论中，毛泽东的“内因／外因”理论也有着它的借鉴意义。有时候，也许，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或者对自己的思想家过于熟悉，反而缺乏一种因为陌生而驱使的学习兴趣。这将会阻碍我们进入真正的问题研究，因此，重新强调这两个“三十年”，正是要求我们重新进入自己的历史，进入中国真正的问题所在。
蔡翔，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神圣生活》、《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等。
原载《天涯》2006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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