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宗仁的归来始末看毛泽东魄力
李宗仁是国民党元老，也是国民党中桂系的掌门人。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抗战时期曾领导取得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威震中外。在1948年举行的“行宪国大”上与蒋介石搭档，当选为副“总统”。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出任国民党“代总统”，主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名义上下野，实际上仍牢牢掌握着党权和军事大权，李宗仁只不过是虚位“代总统”，二人矛盾十分尖锐。1949年12月，李宗仁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到台湾又不会见容于蒋介石，于是以治病为名，携妻带子经香港赴美，此后长期寓居美国。1952年1月，蒋介石指使国民党“监察院”对“李宗仁违法失职案”进行弹劾，并在1954年3月的“国大”会上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引起李宗仁的强烈不满。
在美期间，李宗仁一直密切关注着两岸局势的变化。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全新的的认识。1955年8月，获悉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中提出中国愿与美国谈判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主张后，他在美国提出一项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认为台湾问题只能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中国内战不宜再起；建议国共和谈，找出实现祖国统一的办法；坚决反对“托管台湾”和“台湾独立”。李宗仁的上述谈话披露后，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近年来，随着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及有关档案的解密，我们有机会了解其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从而对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周恩来的缜密细致、牵线人程思远的辛苦，以及当年李宗仁归来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体会。
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来到了北京。在政协礼堂的酒会上，周恩来一眼认出了这位高个子使者。
5月1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大厅内，周恩来同程思远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周恩来说：“这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第三次同国民党人员接触。第一次是叶剑英同志在广东同前中国银行总裁张嘉？接触。第二次是同龙云的儿子龙绳武。第三次就是你了……”
午饭后，周恩来在客厅里同程思远进行了长谈。谈到李宗仁时，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回到香港后，程思远便把同周恩来见面的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李宗仁回信批评他说，北京之行，事关重大，应事先同他充分商量。后程思远解释说是由于时间来不及，李宗仁也就涣然冰释了。
1957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程思远的女儿林黛，每个周末都要到李家做客，对李家的情况比较熟悉。
1958年，她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远第二次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又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这批画的种类很多，除有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这些近代名家的字画外，还有文征明、郑板桥、何绍基等历代名人的书画。这批名画是他在当北平行辕主任时收集的。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
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的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960年秋天，李宗仁让夫人郭德洁女士到香港，会见程思远。自从程思远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北京后，他的行踪已引起台湾特务的注意，他与李宗仁的信函也不时中断。郭德洁以探亲的名义在香港住了一个月，她同程思远商量由周恩来提议的欧洲之行的安排，并接收北京送来的那笔美元。怕特务发现，他们每次见面总在汽车里，只有一次是在郊区的一间饭店内。为了谈话方便，程思远每次都以游玩为名，由夫人石泓开车，在约定的地点等郭德洁。车开动后，程思远便和郭德洁交谈，并初步约定在瑞士的苏黎世会面。瑞士是中立国，苏黎世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李宗仁可以以旅游的名义前往，不会引人注意；程思远则以参观古罗马的名义飞往罗马，然后转道瑞士，在约定的时间同李宗仁见面。
中国共产党对李宗仁的变化十分注意，并开始通过渠道欢迎他回国。李宗仁过去的老部下程思远应邀从香港回北京访问。周总理接见了程思远，并在宴会上高度评价了李宗仁有关国共和谈的建议，正式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回国看看。
1963年7月，李宗仁接受米兰《欧洲人报》记者采访，明确支持中国政府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立场，并表示：“我虽不是共产党，但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抹杀事实呢？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对新中国的向往之情跃然纸上。李宗仁的爱国言行，周总理予以高度评价，再次提出欢迎他回国，保证来去自由，并安排程思远约李宗仁于同年底到欧洲晤谈。
1964年2月，中国和法国正式建交，李宗仁深感兴奋，在纽约《国际先躯论坛报》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仿效法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尽早与中国人民共和国调整关系。公开信发表后，引起台湾当局的警惕和不安，白崇禧亲自致电李宗仁，劝其“幡然悔悟，以全晚节”，并派特务对李进行监视。
而此时的李宗仁已着手积极筹划返回中国。1965年7月，李宗仁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经过周密设计，以陪同夫人郭德洁到瑞士作乳癌手术为名，摆脱了美国政府和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纠缠，经日内瓦、贝鲁特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然后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陪同下，乘座专机经广州、上海，于7月20日安抵北京首都机场，受到周总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李宗仁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抒发自己回到祖国的喜悦心情，盛赞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呼吁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秉持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对外，为最后完成国家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由于李宗仁本身的特殊身份和曾经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他返回大陆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对国民党也造成强烈震撼。毛主席亲自接见他，长谈了四个小时之久，并安排他到全国各地参观。1968年8月，李宗仁被诊断患了十二指肠癌，虽经手术切除，未致扩散，但身体已明显不支。1969年1月31日，终因肺炎发作，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李宗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在临终之前，还惦挂着两岸的统一问题，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信。信中除表示感谢之外，并满怀深情地说：“在我快要离别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李宗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并称赞他的这封信是一份“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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