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二章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1)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
杨昌济：栽大木柱长天
在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求学的那一年(1915年)，杨昌济先生来到第一师范教书，担任修身、教育和伦理学等课程。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人，当时在思想、治学、生活和为人处世各方面，受杨昌济先生的影响很大。毛泽东曾说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
杨昌济号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所以当时亦被称为板仓先生。他自幼喜读程、朱（程指并宋的程颢、程颐兄弟，朱是南宋的朱熹）之学，留学日本和英国九年。他与当时一般争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科的留学生不同，在国外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时正逢辛亥革命，谭延恺想罗致他做官，当教育司长，他没有应允。他选择了一个冷清的位置，作一个师范教员。很显然，这是由于不满足现实，有所抱负，他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他在第一师范教书六年，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理论学教授，于1920年去世。
杨昌济于1920年1月17日去世后，当时北京和湖南的教育界都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作为未来女婿、孝子参加了追悼会。由蔡元培和毛泽东等人署名的“讣告”中说：“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吾国学术不发达，绩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嗜学终身者，因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
第一师范的进步青年都团结在杨昌济先生的周围。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在教室里听讲非常用心；下课后，毛泽东等更常到“板仓杨寓”去聆教或治学、做人方法，或求改正笔记，或谈论天下大事。杨先生非常喜欢这一批青年，特别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杨昌济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即使父子兄弟之间也不可互相倚赖。他对于新思想的介绍是不遗余力的。《新青年》出版之后，他就订了几份，分送给毛泽东等人（各班的优秀学生），他自己为《新青年》撰文，并且介绍毛泽东的文章给该刊发表。
杨先生最反对做官，反对混世。他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认真做事，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他常说：“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他讲“子曰：三军可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就对学生们这样说：“意志之强者，对于已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制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已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杨先生讲修身时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尝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如何耳。”并且举达尔文创进化论、斯宾塞尔著《道德原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都是用了一二十年的工夫为例，来说明毅力的重要。
关于办事方面，他主张：“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力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致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孤行已意，不顾利害。”“凡办事有一定的顺序，吾人当按顺序徐徐办去，终有成功之时。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他举例说：“王安石变法之失败，是由于事先缺乏宣传，而孤行已意；谭嗣同谋慈禧之失败，是由于没有做到深谋。”
杨昌济在黑板上写下一副对联鼓励同学们：
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先生最看重毛泽东和蔡和森。他说：“我有两个好学生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蔡和森，如果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
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组织另外六位进步同学（其中有邓中夏），每个星期日到杨昌济家中来听讲学，中午就在杨先生家中吃饭，下午才回家。毛泽东从1913年1918年的五年中，每个星期日来，从未间断。
就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和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杨开慧相识而相爱了。他们的恋爱得到了杨先生的首肯。他们于1921年在长沙结婚。
后来，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毛泽东来到北京时，认识李大钊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都是杨昌济介绍的。
毛泽东办工人夜校
1917年11月3日，毛泽东率领一批进步同学，带着600多张《夜校招生广告》，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进行入学的宣传动员。
他们到了造币厂工人的家里，到了粤汉铁道工人的工棚里。毛泽东还到了大椿桥、社坛岭、宏恩寺、天鹅塘......
毛泽东和同学们每到一处，就和工人一起谈心。毛泽东说出了工人们想说而口里说不出来的话。毛泽东还没有把《夜校招生广告》读完，就大受欢迎，开始报名入学。不到三日，报名的已有120多名。
1917年11月9日，毛泽东创办的第一所工人夜校开学了！这一天，黑铅炼厂的披着破烂衣衫、背上印着把头鞭痕的工人们，电灯公司的连稀饭也喝不饱的工人们，还有人力车夫们、造币厂的工人们、铁路工人们，甚至连蔬菜小贩，都一起像潮水般涌向工人夜校。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贫苦的工人们，一一招呼，一一问好。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对工人们讲了《上课说明书》。工人们听着，心里热呼呼的。毛泽东说：“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同。”
毛泽东自己担任历史课，向工人们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最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毛泽东愤怒地揭露、鞭挞！历代农民起义，反抗官府，毛泽东尽情地讴歌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
夜校的工人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发动起来了！组织起来了！
毛泽东两次到北京
1918年7月，毛泽东为护送一批湖南同学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
那时，毛泽东刚从学校毕业，生活很困难，后来通过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馆员，在报刊阅览室做登记工作，每月工资八元，而蔡元培校长的月工资是六百元。他穿着带补钉的兰布长衫，吃饭常是到马路对过的小吃店买碗面或几个烧饼，住的是七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一条小坑上，谁要翻身，得事先通知睡在他身旁人。
1919年底，为了驱逐张敬尧，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毛泽东住在北长街路东的一座庙里。庙里非常幽僻冷漠，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读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庙的大殿里有好多泥菩萨，毛泽东坐在案桌前，案桌的一头放着一台油印机，一头放着书。毛泽东经常手捧《共产党宣言》聚精会神地进行研究。
毛泽东在北京油印了很多揭发张敬尧罪恶的传单和通讯，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造成很大的舆论。接着就领导湖南人对军阀政府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年的报纸有这样一段报导：
“湖南代表到京，已经两月，进行驱张运动，奔走呼号，向政府呼号，总是不灵，该代表等愤慨异常，只得向政府最后请愿，二十八日上午十二时，湖南公民请愿团，湖南教职员代表团，湖南学生代表团，分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向国务院进发，手执旗帜甚多......”
“公民代表毛泽东等人，教员代表数人相继痛述张督祸湘罪恶......”
毛泽东来到上海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他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东海之滨，黄埔江畔！
毛泽东在上海同赴法勤工俭学的
新民学会会员合影↓
早在去年年底，毛泽东就派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来上海开展活动，毛泽东到上海后，就带这些同志日夜奔走，到处煽风点火，把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烈火烧起来。
毛泽东和一些战友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现安义路六十三号）一间很狭小的房子里。多少个白天晚上，他就在这间小房子里召开各种会议。
毛泽东写了许多战斗文章，发表在毛泽东和彭璜创办的《天问》杂志上，也有些文章发表在上海其他的进步报刊上。毛泽东在文章中说：
“社会腐朽，非有绝大势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毁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
“打倒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
“俄国的旗帜变成了红色，完全是社会主义平民天下。”
......
五月中旬，毛泽东发起组织了“上海工读互助团”。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在上海组织并主持了“湖南改造会”，指导湖南的革命运动。他在写给湖南同志的信中指出：驱张运动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种手段，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我们的同志要作革命派，不要作改良派，坚决反对那种“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嘴里讨肉的资产阶级改良方法”。
夜，深了，更深了，毛泽东还在灯前，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仔细地翻阅上海当天的报纸和国内各种报纸，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关心中国和世界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在写给北京友人的信中，谈到当时的情况：“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同住连我四人......报刊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看新出的报纸、杂志、丛书及各种译本......”他在信中念念不忘要在一两年内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直接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他还特别提到如何及早地建立一个革命领导核心，使它更加“具体、鲜明、热烈”。
毛泽东在清水塘
1921年8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住在小吴门正街的“船山学社”。毛泽东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壮大党的队伍，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常常通宵不眠；吃过晚饭后经常与何叔衡等同志，沿着弯曲的小径，到两里外的清水塘，研究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经过几个月的坚苦斗争，于1921年11月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任省委书记。
湖南省委，设在长沙城外的清水塘。一栋低矮的房子，左右是菜地，前面是水塘，后面是草木丛生的小山丘，冷寂、荒僻，无人注目，便于开展革命活动。这里成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中共湘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常来这里召开会议或谈些重要事情。从1921年11月至1923年4月，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峥嵘的岁月。
1921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到长沙宝南街鲁班庙去开会，恰巧有两个便衣探子在这里瞎转悠。他们看到一个大个子年轻人走过来，不大像是工人，其中有个猜是毛泽东，想要动手抓他。但万一抓错了怎么办？看上去这个人可不像是好惹的。两人一嘀咕，冒出个“诈认”的主意来。于是，他们跟在毛泽东的背后大声说：“毛泽东先生，有人在找你!”
毛泽东本能地轻轻“哦”了一声，侧身看看喊他的人，两个都是生面孔，又见他俩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马上将计就计说：“你们也是找姓毛的吗？我也正找这个人哩。”
“怎么，你也找毛泽东，你真的认识他？”
“怎么不认识？不过，好久不见他了。”毛泽东说着凑近他俩，“抓住他要发大财，不知毛泽东到哪里去了？怎么，二位也想发财吗？”
两个密探嘿嘿傻笑起来。毛泽东又进一步与他们“套近乎”：“看着二位很面熟，哪个团的？”
一个密探说：“我俩都是二团的。”
这一下露了馅，因为二团的工友他几乎全认识。毛泽东进一步试探：“听说二团的兄弟近来待遇不大好，大家有意见，很多人都想跑出来，您们是不是来找毛泽东提意见的？”
一个密探悄悄靠近说：“实话告诉你，我们是来抓他的!”
“是呀，抓到他有重赏啊，这买卖很划算!”毛泽东说着竟笑了起来。
一个密探赶快说：“赵省长这次花本钱了，别说抓到毛泽东给一万现大洋，就是指一下哪个是毛泽东，也给两块光洋哩。”
毛泽东拍拍一个密探的肩膀说：“我进去看看有没有毛泽东，只要他今天来开会，我就出来喊你们，说话要算数，这两块大洋得归我，你们兄弟俩要那一万块，如何呀？”
“一言为定，快去吧。”一个密探朝毛泽东挥挥手。
毛泽东进去后立即向几位工会负责人说明了情况，大家马上警惕起来。接着，毛泽东宣布开会，大家开始研究发展工会组织的事。
两个密探等了半天，不见那人出来劲，就蹑手蹑脚地进去看究竟，还没走到二堂口，就听有人大吼道：“快来人啊，抓小偷!”
几个工友跑出来，立即把那两个密探捆起来，当作小偷狠打了一顿。两个密探没有抓到毛泽东，倒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觉得这事怪窝囊，回去也没敢向外说。事后毛泽东则向工友们说：“那天运气不太好，没把两块大洋赚到手。”说得工友们全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以最大的精力，领导了湖南和全国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经常赤脚草鞋，短衣草帽，穿着工人的衣服，到各行业工人群众中访问、调查，以生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
1923年4月的一个晚上，乌云密布，敌人到清水塘搜捕毛泽东。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从容地将党的重要文件收拾好后，迈着稳健的步伐离开了清水塘。
毛泽东料事如神
1916年，日本要瓜分中国，侵略山东。
毛泽东预言，日本进入中原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时日不远了，中国要获救，二十年后非与日本决一死战不可。
历史果然是这样，20年后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写文章预言，克里孟梭（当时法国首相）那个“无知的老头”以为在和约上签字后，法国“就可以像阿尔卑斯山一样稳固，可怜得很呀！”“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我们不要看重了现在上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
历史出人意料地证实了他的这一论断。二十年后，不多不少刚好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再一次被德国占领，克里孟梭的美梦幻灭。英国也遭到了战争的摧残。美国也被迫陷入战争。
那时毛泽东不过二十几岁。
1936年夏，在延安窑洞里，斯诺正与毛泽东谈中国的抗日前途。
毛泽东说：“蒋介石不抗日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他又说：“必定有一天须要作出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他的部下所打倒。他的部下决不愿作日本的奴隶。他的许多将领现在很难控制，都要求采取抗日的政策......”
“这种越来越大的来自他自己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可能迫使蒋介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答应人民的要求。如果他停止内战，开始抗日，重新建立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我们将欢迎这种变化，并全心全意地同他合作。但这只能由蒋介石来决定。这种决定不能再拖延很久了。”
过了几个月，即1936年12月，在西安，蒋介石被他的部将张学良、杨虎城软禁，被迫同意建立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毛泽东真是料事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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