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三章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毛泽东初进北京城(1)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毛泽东初到北京城
蔡元培的三次婚姻
蔡 元 培
蔡元培(1868-1940)是清朝光绪年间(1892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蔡元培喜写古字，爱用周秦子书僻典，文章古奥，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风，被人戏称为“怪八股”。按说这种文体很不适合科举八股，但蔡元培在光绪十五年应浙江乡试时的主考官李文田恰巧好古嗜奇，对蔡元培文章的奇古博雅大加赏识，取为举人。
蔡元培中举之后赶赴京城会试，会试结束后，他去拜望李文田，并以应试文章呈阅。李文田看后叹息说：“你真糊涂！我告诉过你这种文章不适宜应举，上次幸亏碰上了我，你才中了举人。你这次肯定没有希望。”
听了老师这一番话，蔡元培也以为自己这次肯定名落孙山，于是不待发榜就离京南下。没想到这科却又高中，但他人已南下，所以没有赶上当年的殿试。这件事颇出李文田意外，他分析说，主考官中有位王嵩隐，有古雅之风，蔡元培的卷子一定是他录取的。事情果真如此。
由于蔡元培的科举得意，他的“怪八股”文体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居然一度成为举子们模拟的对象。
这位受四书五经薰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旗，于1904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辞职，游学欧洲。袁世凯死后，他回国，于1916年12月28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889年，蔡元培中了进士那一年，娶了王昭女士为妻。这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蔡元培在婚礼之前还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都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开始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开始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逝世，那时蔡元培才33岁。为他提亲的人多得踏破了门槛。不过这一次面对婚姻，他有了新的主张。他要重新树立自己的人生方向，鼓起了冲破一切罗网的勇气。
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的择偶条件为：“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和，可离婚。”“不缠足”、“再嫁”、“离婚”，这些惊世骇俗的字眼竟出自翰林之手，吓得媒人个个退避三舍。消息传了开来，一时间沸沸扬扬。后经人介绍，蔡元培与黄世振（仲玉）女士结为夫妻。此女不但天足，识字，而且工书画，孝敬父母。1902年元旦，蔡元培和黄仲玉在杭州结婚。婚礼上，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蔡元培的这种做法就是从“我”做起，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权，婚姻自由。 蔡元培与黄仲玉及子女
但要使整个社会为之焕然一新，蔡元培认为当从教育人入手，以启民智。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四年的海外留学生活。在德国四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
1921年1月蔡元培由巴黎到瑞士日内瓦及伯尔尼考察时，夫人黄仲玉不幸病逝。他再次结婚时，提出的条件是：“一、本人具有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而能为研究助手者。这样周峻（养浩）成了他的第三位夫人。
周峻是蔡元培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她对蔡元培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周峻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4岁。1923年7月10日，他们的婚礼在苏州留园隆重举行。
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 蔡元培与妻子周峻
蔡元培的三位妻子共生有七个子女，他的子女无一人真正走上从政之路。大儿子是学农的，曾留学法国深造农学和畜牧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长期从事畜牧兽医研究教学工作。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二儿子学工，曾留学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颇有成就，获得过法国科学院银质奖章；小儿子英多也是学的工科，一直在沈阳航空发动机集团从事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专事设计飞机发动机。女儿睟盎和儿子怀新都是学物理专业，解放后，睟盎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生物电子学和计算机应用工作，怀新则在复旦大学担任物理系统教授。大女儿威廉成了画家。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和法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请他当教育总长，鲁迅当教育部僉事就是他找去的。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教育是个根本问题。
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要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正式下达。
旧北大官僚气、衙门气甚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官本意识依旧。师生间不乏带听差、玩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八大胡同”寻芳独行其是艳之行径，名为国立大学、最高学府，却充满乌烟瘴气、腐败成风。蔡元培一到北大就大刀阔斧地整顿校风。
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第一年，他就请了许多当时很有名的人物来，他1917年1月4日上任，仅过一周，就于11日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接着又找李大钊当图书馆主任，也聘请了胡适、王星拱、刘半侬、徐宝璜这些人来当教员。最顽固的旧教员复辟分子——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也留了下来，还聘请了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来当文科教员，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梁漱溟被请来教印度哲学。
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时，胡仁源正代理北大校长之职。胡仁源原是预科学长，他代理校长后，预科学长即由他的好友、留美学生沈步洲继任。不久，沈步洲调任教育部教育司司长，成了北大的顶头上司。蔡元培来北大当校长，就出于沈步洲的策划。
原来沈步洲和他的好友胡仁源发生了矛盾。胡仁源平日语言尖刻，在开玩笑时，得罪了沈步洲。沈步洲是一个眦睚必报的人，所以在他当上教育司长后，必欲去胡而后快。于是，他就抬出蔡元培来，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袁希涛向北洋政府推荐。蔡元培为海内外知名人士，沈步洲抬出他来当北大校长，当然振振有词。而北洋政府，对办什么大学并不感兴趣。但是，大学外国都有，中国也不能没有，而且蔡元培这块名流招牌也还是有用的，范源濂一推荐，当局就同意了。 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2)参加文科毕业合影
有一天，沈尹默去看蔡元培。沈尹默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你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你的主张和政论有所不同时，他们马上就会赶你走。所以您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元培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我建议你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沈尹默说，“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们，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你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你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蔡元培很同意沈尹默的意见，他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
蔡元培来到北大后，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也就是在学术思想上采取“百花齐放”的政策。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说得明确一些是：不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学生们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一个人。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是很普遍的。
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蔡元培思贤若渴，要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大的栋梁之材。
就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的才气，随即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1904年12月，在上海，蔡元培曾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办北大，他取消了分科制，改设15个系，这些系的领导人，竟然比一半还多的是浙江同乡。蔡元培本人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前任胡任源是浙江吴兴人；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州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粟，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浙江鄞县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浙江绍兴人。当时北大系主任中，坐头把交椅的照例是中文系，而偌大的中文系，又是“三沈二马”的天下，同样是浙江同乡会。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浙江吴兴人；二马是马裕藻和马衡，浙江鄞县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日后名声很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那年头像他们这样的浙江人，也就是中文系跑跑龙套，一个讲授中国小说史，一个讲授新文学和东方文学。
北京大学几乎成了“浙江村”。
蔡元培后来又当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此后许多年，各省的大学校长和历任教育部长，按照朱希祖的说法，都是“蔡先生提拔之人”，所谓“枝叶扶疏，弥漫全国”。
那时，从全国范围来讲，浙江和湖南都是出人才的地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曾发过牢骚，说湖南人倔强木讷，怎么斗得过精明的浙江人。那个时候正是蒋介石得意之际，手下养着一大批能征善战的浙江籍大将，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个个都是手握重兵，炙手可热。湖南人沈从文有感而发，再过十年二十年，就不会这么说了。天下到了毛泽东手里，湖南人终于深深出了口恶气。出水再看两腿泥，历史最后证明，还是湘人厉害，以毛泽东领衔，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胡耀邦，竖起手指数数，有一大串。不过在当年北大的“浙江村”里，毛泽东只是个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
陈独秀、李大钊在日本相识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当时的怀宁县城安庆，本名庆同，字仲甫。怀宁今属安庆市管辖，距市区西南20公里的地方有山名独秀，那地方便唤作秀山乡。历史上的怀宁肥城曾有一度是设在安庆府里的。康熙《安庆府志》有记载：“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1953年毛泽东视察，问当地的地委书记傅大章：“是先有独秀山还是先有陈独秀？”傅大章说：“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其实陈独秀并非秀山乡人，他的祖籍是怀宁渌水乡陈家剖屋。
1914年7月，陈独秀受章士钊之邀赴日本帮其编辑《甲寅》杂志。其时，陈独秀因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而遭通缉，一无职业，二无正常的经济收入，生活陷入困顿之境。陈独秀在11月10日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第一次用了“独秀山民”的署名。以后再是“独秀”。陈独秀对朋友解释说，自己年轻时好登独秀山，遂以“独秀”取代了自己的官名“乾生”。
李大钊原名李耆华。1913年东渡日本时，他依《方言》中的“钊，远也，燕之北部曰钊”，改名为李大钊，以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虽对陈独秀这位杰出的革命人物早有耳闻且很是敬佩，但他彼此却不相识。李大钊读过
陈独秀的文章后，认为应该帮助他摆脱悲观情绪，使他重新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他特地从东京赶到江户，在听取了章士钊的建议后，遂下功夫写成一文《厌世心与自觉心》。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陈文“厌世之辞，求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但他又对陈独秀表现出的“风涌回环，伤心无已”的悲观情绪表示理解，并就陈文中提出的恶政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整篇文章情文并茂，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日本留学时的李大钊
文章写好后，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希望能够代他约陈独秀面谈。
不久，陈独秀来到编辑部，章士钊把《厌世心与自觉心》递给了他，并热情地向他介绍了李大钊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敢于向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建议他好好看看此文。
陈独秀起初对此文不以为然，但是过了几天，他还是仔细地阅读了《厌世心与自觉心》，立刻被其立论的新颖、逻辑的严密所折服。他的精神为之一振，禁不住拍案而起，挥笔给章士钊写了便笺：“来信、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
一天，在章士钊的安排下，在自己的家中，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巨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刚说了几句话，陈独秀突然激动地向李大钊深深鞠一躬说：“我感谢您那篇文章，使我丢弃了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乐观主义精神！犹如在茫然中觅到了归途！今天，我是特为拜师求教而来的。”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东亚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到达北京，住在前门外的中西旅馆。
一天，沈尹默从琉璃厂经过，忽然遇到了陈独秀，故友重逢，非常高兴。
沈尹默问陈独秀：“你什么时候来的？”
陈独秀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东亚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
沈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回上海，过天来拜访。
沈尹默回到北大，就告诉校长蔡元培：“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把陈独秀的住址告诉了蔡元培。这天正是蔡元培接到北洋政府正式任命的一天，他得知这一消息，当天就去拜访陈独秀。
原来蔡元培到北京后，先去拜访医专校长汤尔和，问北大的情形。汤尔和对蔡元培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去问沈尹默，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接着取出《新青年》十多本给蔡元培看。蔡元培对于陈独秀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
北京，离开天安门不远的西河沿，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的绅士风度的人，内穿中式对襟棉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
“他可能还没有起床！”茶房答道。
“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
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他就是陈独秀。他于1916年11月来到北京。
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北李即李大钊，南陈即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庆。安庆曾是安徽省省会。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独秀的是他的笔名。
安庆有一座独秀山。据传，五十年代毛泽东坐船沿长江驶过安庆时，问左右道：“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左右竟一时答不上来。
其实，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六十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来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了。
从1901年至1914年，陈独秀曾三次去日本留学，一次去日本逃难。
当时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等，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陈独秀，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思想日渐激进。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曾任安徽省督府秘书长。都督是柏文蔚，他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
好景不长。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1913年8月27日，袁世凯任命安徽新督倪嗣冲占领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1915年夏，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便着手办《青年》杂志。一年之后，《青年》改名为《新青年》。
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十一岁，当年名满华夏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蔡元培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陈独秀却没有答应下来。
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
陈独秀吱唔一声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
“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道出来意。
“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二十三日上午说过的话。
“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忧解难。”蔡元培真诚地说。
沉思了一会，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
“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
“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即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
“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说，“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完全可以授以教授职称,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当可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
“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陈独秀又说出另一原因。
“此事亦不难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蔡元培又为陈独秀解决了具体困难。他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
这下子，陈独秀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
“先生答应啦？”蔡元培问道。
“我回沪后料理好杂事，即赴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答应了。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毕，陈独秀说：“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
“先生所荐何人？”蔡元培赶紧追问。
“胡适先生！”陈独秀说。
“久闻适之先生大名。倘若先生代为引荐，适之先生归国之后能到北大任教，则北大既得龙又得凤了！”蔡元培兴备地说道，“当然，文科学长一职，仍由先生担任。适之先生可另任新职。”
“不，不，文科学长一职，只是此时无人，弟暂充之。”陈独秀谦让道。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并附履历一份：“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此函1月11日发出，1月13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1月15日，蔡元培校长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
“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消息传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呼，遗老遗少不以为然。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一方面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工作急需学长,另一方面也是有点心虚，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均不尽确实，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为陈独秀编造的。
实际上，陈独秀虽到过日本四五次，但没有入过“日本东京大学”，陈独秀只进入过日本的东京高等师范党校和早稻田大学。陈独秀和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在安徽公学任过职，在安徽高等学校也只任过教务主任，并没有担任过校长。
蔡元培为什么要这么写？当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北大以它守旧的传统而出名。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放纵于赌博或嫖妓。蔡元培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出任校长，而且立意从文科整顿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一月下旬，陈独秀赴京上任。陈独秀被安排住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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