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三章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毛泽东初进北京城(4、5)

        日出东方 第三章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毛泽东初进北京城(4)

        王先金 编著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　　

    就在《新青年》杂志刊出一篇又一篇雄文之际，在1917年4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此文的署名“二十八画生”。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二十四岁的湖南小伙子，他就是毛泽东。　　

    《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的“处女作”，竟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写罢，曾请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指教。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后来又成了他的岳父大人。　　

当1909年春，杨昌济从日本来到苏格兰求学时，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1917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教课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1918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这年六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十五号安家。他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 　　　　　　　　　　 北京大学红楼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证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本科水平。　　

    毛泽东刚毕业，就接到了已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杨昌济的来信，鼓励他和蔡和森去北京，并殷切希望毛泽东能入北大。想到这即将到来的远行，毛泽东是欢快的。　　

    但接着，毛泽东又收到二弟的家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已越来越沉重了，恐怕不久将离别人世......想到寂寞山乡里病重的慈母，他是悲伤的。　　

    是回家陪父母种田还是远行出人头地打一片天下？两种心情在他内心交战......　　

    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杨昌济来信所谈到的北京正在筹组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大家一致认为出国留学非常必要。　　

　　　　　　    会后，蔡和森先行一步，去北京了解情况，并联系工作；毛泽东等人则在长沙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　　

    蔡和森到北京后，很快来信告诉毛泽东，他已和蔡元培、杨昌济联系上了，并说杨昌济先生很盼望毛泽东速来北京。　　

    毛泽东刚发了回信，蔡和森的第二封信又到了，再次催促毛泽东进京：“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为兄在此间为最好。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　　

    1918年8月19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头一次来到北京。是借了钱来北京的毛泽东，只好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其余会员则散居在湖南一些肢设在北京的会馆里。　　

    那时，梁漱溟时常去拜访杨昌济先生，每一次都是一位高大的青年来开门。此人就是毛泽东。后来他们二人在延安作过彻夜长谈，新中国成立后，他二人又有过“公堂对骂”......　　

    不久，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八人搬到了一起，住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八个人聚居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生活虽很清苦，但毛泽东仍感到生机盎然。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北京对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找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备。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个差事？”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答应。　　

    次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24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29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31号的第三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　　

    “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　　

    “谢谢李主任。”毛泽东感激地说。这对于来自湖南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一般教授，月薪起马二百元。当时毛泽东认为他八元的月薪，已是不低了。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了这段时期的情形。　　

    那时，毛泽东的职位低微，只是一个登录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大家都不理他。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他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他对他们极有兴趣。毛泽东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听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他遇到了别的学生，如陈公博、谭平山，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邵飘萍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研究会于1918年10月成立，邵飘萍应邀兼任研究会导师。当时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对新闻学很有兴趣，报名参加了研究会，听课半年，并获得了结业证书。　　

    邵飘萍思想进步，富有新闻经验，言谈潇洒，深受学员欢迎。他强调，报纸要为平民执言，平社会之不平。新闻记者要尽自己的天职，“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他尤其重视新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求听者注意对社会政治、经济、劳工等问题的调查，并展示采访调查的方法。这些思想与方法，对毛泽东后来的新闻活动很有影响。　　

    参加新闻学研究会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到邵飘萍的住处拜访。邵飘萍不仅与毛泽东一道探讨救国之道，据说还曾慷慨解囊，向每月只有8块钱薪水的毛泽东提供经济援助。　　

    北京一别，两人再无机缘晤面。1920年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时，邵飘萍被北洋政府通缉而亡命日本。邵飘萍回国后，毛泽东在上海曾写信给新闻学研究会的同学罗章龙，询问邵飘萍的情况，说邵飘萍是他所关心的人。　　

    1926年，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一代报人喋血京华。北平解放后，毛泽东亲自批准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一天，毛泽东见到了鼓吹新文化的头号名人胡适，大起胆子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位，当得知只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王牌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他交谈。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在台湾吹牛，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但是，李大钊却有一双火眼金睛。他发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　　

    每当毛泽东工作之余，或李大钊在阅览室翻阅的时候，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长谈。李大钊发表的所有文章，尤其是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更是仔细阅读，认真研究。　　

    毛泽东透露出来的非凡抱负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许，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在李大钊的启蒙和引导下，毛泽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后来在1949年3月23日曾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　　

　　　　　　    1919年2月的一天，时为北大学生领袖、踌躇满志的张国焘再度拜访李大钊。　　

    闻听张国焘来访，李大钊亲自立于门边，迎接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张国焘的身影刚闪进四合院，李大钊便上前一把拉住张国焘，惊喜地叫道：“特立（张国焘字）！”　　

    两人走进内室。张国焘微微一怔，只见一位身穿青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留着浅平头，嘴角上突兀着一颗黑痣的青年早已立在那里。　　

    李大钊爽朗地一笑，对那位青年介绍道：“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学。”　　

    那青年迎上前，伸出手握住张国焘，操着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对这位北大学生领袖自我介绍：“湖南毛润之。”　　

    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其实毛泽东、张国焘两人早已相识。年长张国焘四岁的毛泽东于1918年8月来到北京，在送走蔡和森、李富春等30多位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后，自己留在了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　　

    李大钊对张国焘很看重。如果李大钊不在图书馆时，张国焘往往扮演着主人角色，替李大钊代为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颇为风光。　　

    毛泽东往往在这时，默默地立于一旁，捧着一本书，一面仔细登记借阅者，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几次，当一些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景问题时，毛泽东忍不住走向前，主动参与辩论。然而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除了挚友罗章龙外，这些自恃为“时代精英”、“天子骄子”的学生，对自己来自湖南农村的图书馆馆员，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热情，有的甚至不屑一顾。　　

    久而久之，毛泽东窥出了其中的端倪，便退于一旁，专心地干着他的本职工作。同时，他报名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旁听了一些课程。　　

    张国焘虽然常和毛泽东在图书馆见面，但并无交往。从内心深处，张国焘与大多数同学一样，看不起还是小角色的毛泽东。对于这一点，李大钊是清楚的。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毛泽东，并时常邀他到家中相聚。　　

    两人这次在李大钊家中的不期而遇，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却不愉快。　　

               毛泽东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见了张国焘、康白清、段锡朋等人。那时，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当然会不会注意那个图书馆里小小的管理员。　　

　　　　　　    1918年，郭春涛和湖南同学24人，先后来到北京求学。在成立湖南同学会时，郭春涛被选为同学会的主席。毛泽东这时已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李大钊经常把工作指示委托毛泽东传达到湖南同学会去。郭春涛在青少年时代就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当他在湖南长沙一中记读书时，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上学，两个学校距离很近，郭春涛在长沙一中任学生会主席，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任学生会主席，他们都是学生中追求真理、奋发有为的优秀分子。　　

    这时，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有了工作之后，有了收入，就搬到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跟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他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有人要翻身的时候，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毛泽东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他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毛泽东也正是这个时候，爱上了杨开慧。他们常在北海边散步。他们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县挂着晶莹的冰柱，毛泽东想起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　　

    毛泽东去拜访了比他大十四岁的陈独秀。后来毛泽东自己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也去拜访了那位从美国归来的胡适。虽然胡适只比他大两岁，可是吃过洋面包，挂着“博士”、“教授”头衔的胡适，比毛泽东神气多了。　　

    毛泽东还组织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个人，请蔡元培、胡适座谈。会友提出问题，请蔡、胡答复，所谈多是学术及人生观的问题。　　

    一天，毛泽东和蔡学森来到李大钊家里。毛泽东首先说：“李先生，我们想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欢迎，欢迎。”李大钊高兴地说，“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李大钊、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七人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它成立前的酝酿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北京，李大钊、王光祈和周太玄在这里；另一个地点是东京，曾琦等人在那里。东京的同人回国后，于1918年6月30日在北京召开了筹备会议，并决定创办《少年中国》杂志。在这次筹备会上，大家公推王光祈为筹备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周太玄当文牍。大家商定“学会”的四条规约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未世风气。”　　

王光祈1892年10月5日出生于四川温江县，他比毛泽东长一岁，和毛泽东一样，1914年到北京时也是一个穷学生。　　

    李大钊又对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学会的主要精神，表现在八个字的口号上：‘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有一个先决条件是‘纯洁’。因为一个心地不纯洁的人也能做到奋斗、实践、坚忍、俭朴，而那样就更坏了。会章规定，要求入会者，需要有五个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审查通过，方成为会员。会员须尊守‘学会’的规约，违反者，就要请他退会。”　　

    “我们同意学会的宗旨和会规。这些规定正好符合我们的愿望。”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是这样回答。　　

通过这段时间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李大钊对毛泽东已有了较深的了解，他看出了毛泽东是一位年青有为的人物，很是喜欢他。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经五位会员介绍和评议会审查通过，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少中”的7个发起人在筹备期便已决定：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污浊的政治，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　　

“少中”正式成立时，根据王光祈的意见，少年中国学会制定的入会条件非常严格：一、纯洁，二、奋斗，三、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入会者要有五个会员为之介绍，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话和考察。　　

由于入会条件严格，少年中国学会在七年中，最后只发展到107人，主要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杨钟健、许德珩、章廷谦以及周炳琳、孟寿春、周太玄等。毛泽东、张闻天、赵世炎等都是经过考察而由王光祈介绍入会的。1920年1月，经王光祈介绍，毛泽东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还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康白清和郑伯奇等人也加入了这个学会。中共“一大”代表有四分之一在其中。　　

    少年中国学会严格执行会规。如有位姓罗的，他与大家的感情还不错，其他方面也好，就是有一点：他有一个小老婆。当时会员都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纳妾。因此众人对他提出两条：或是退掉小老婆，或是退会，由他选择。终于，他退会了。还有一位，他当了县长。做官也是会员反对的。于是大家请他退会。会章还规定可以自由退会。黄忏华就是自己退会的。他说：“你们规定得太严，什么都要拿到会上来谈，我受不了。”　　

少年中国学会很快就出现分裂现象。基本上形成三派：一派倾向共产主义，由李大钊领导；另一派是国家主义，有曾琦、李璜等人；还有一些人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后来，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和和国家主义派针锋相对，互相斗争，最后分裂。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魏时珍等从上海乘法国轮船赴欧洲，在送别的人群中，就有毛泽东又高又瘦的身影。27岁的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经上海，回湖南去了。　　

尽管“少中”已于1925年7月由于内部思想上的分歧解散了，但王光祈没有忘记“少年中国”的梦想，10年后的1935年底，王光祈打算回国，并有意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可惜的是，由于过度勤奋和生活的清苦，王光祈积劳成疾，1936年1月12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德国波恩，年仅44岁。　　

有趣的是，后来在1945年8-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特地设宴招待了在重庆的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席间，他也一度流露出要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念头。在渝期间，毛泽东和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周太玄就见过三次面，商讨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　　

                 毛泽东早年与胡适的交往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走留法学生后，他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毛泽东为何没有赴法国留学，他有自己的理由。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在长沙，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为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　　

    毛泽东是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处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军督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做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和五个青年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胡适，谈湖南的事。　　

    毛泽东依据了胡适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胡适家，要胡适审定改正。毛泽东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到胡适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教安　　

                        毛泽东寄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培养了一批青年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胡适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自传》录音时,唐德刚问胡适:“你是毛泽东的老师?”　　

胡适说：“那时，他在北大作旁听生，听过我讲课，还到我家拜访过我。五四那年，毛泽东写文章，我在《每周评论》上写过介绍文章。”　　

唐德刚问：“毛泽东的文字如何？”　　

胡适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日出东方 第三章 蔡元培三请陈独秀 毛泽东初进北京城(5)

        王先金 编著

                  陈独秀文科学长被罢免　　

    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这种反攻在1919年二三月间达到高潮。　　

    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　　

蔡元培虽大有“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气概，但无奈守旧派的炮火太猛烈，尤其面对针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身为北京大学进德会会长的蔡元培虽尽力回护，也终不免有所惮忌。于是，在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汤寓集会，商讨北京大学眼前的处境和怎样应付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处理陈独秀问题。　　

人们几乎都知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军人物，却很少知道他经常出入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位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要求。现在居然传出丑闻，自然要对陈独秀有所惩治。　　

    蔡元培起初仍主张保护陈独秀，不向以陈独秀私德为要挟的守旧派屈服，但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尔和的意见。最后决定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亦即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任命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也就自然解除。汤某等人当时是主张陈独秀根本就不能“作大学师表”的，主张把陈独秀彻底清除出北大的。但最后的决定，是仍保留陈独秀北大教授的职位，这是蔡元培力争的结果。　　

    据说，胡适对罢免陈独秀文科学长的“三．二六会议”，终身恨恨不已，甚至提起来就颇有些咬牙切齿。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兹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数日后的1936年1月2日，胡适致汤信中，又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值得一提的是，日寇占领华北后，汤尔和即当了汉奸，并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这才真是“历史的幽默”。几年后汤病死，这一伪职由周作人接任。　　

“三．二六会议”的次日，陈独秀即得知了自己文科学长被罢免，当即便离开了北大。几个月后的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公开场合散发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而被捕了。　　

胡适还在致汤尔和的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那晚的会议，陈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陶)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新潮》干将罗家伦　　

罗家伦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　　

1917年夏天，20岁的罗家伦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罗家伦到北大读书的那年，正好蔡元培到北大上任。　　

　　　　　　　　　　　　　　　　　　　　　　　　　　　　　　　　　　　　　　　　罗家 伦           1919年1月1日，罗家伦和一些北大高年级学生一起出版了《新潮》杂志，《新潮》杂志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对罗家伦他们给予极大支持。《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个教员——《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新潮》的编辑罗家伦与傅斯年。但蔡元培坚持不肯，维护了大学不受政治干涉的原则，也因而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敬仰。　　　　　　蒋介石、汪精卫、罗家伦  黄埔军校建校10周年　　

罗家伦与胡适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是从北大开始。1918年，罗家伦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这部戏对当时年轻思想冲击非常大。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罗家伦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为了不给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造成压力，他们商定于5月7日这天，联合市民游行抗议。可是到了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和康白情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在5月4日去天安门集合游行。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罗家伦起草的。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在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1920年秋，罗家伦从北大外文系毕业后去美国留学，1923年到了德国求学，1926年回国。　　

1928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委任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罗家伦只有31岁。　　

罗家伦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选拔人才，他不拘泥于分数。钱钟书的数学只得了15分，但罗家伦对他的作文大为赞赏，最终破格录取。还有1930年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罗家伦也将吴晗破格录取。　　

从1932年8月起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达10年，于1941年夏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　　

罗家伦一直紧跟蒋介石，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罗家伦也跟着去了台湾。1969年12月25日在台湾去世。　　

                         参阅资料　　

        参见永烈著《红色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997.02.23)　　

        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            (1971.3.11笔记 1999.12.7)　　

              孙伏园《回忆五车当年》  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1971.3笔记)　　

              杨  晦《五四杂忆》  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1971.3.14笔记)　　

              刘清扬《我对五四前后天津学生运动的几点回忆》  　　

                    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1971.3.15笔记)　　

              川  岛《五四运动期间的少年中国学会》      (1971.3.17笔记)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 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1971.03.16笔记)　　

              周太玄《谈少年中国学会》                 (1971.03.17笔记)　　

              许德珩《杂谈五四》                       (1971.03.17笔记)　　

              黄  真、姚维斗著《李大钊的故事》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8出版　　

                                             (1981.4.13笔记 1999.12.08)　　

              《毛泽东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和活动》　　

              载《五四运动在湖南 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出版　　

                                             (1981.4.15笔记 1999.12.09)　　

        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　　

              周太玄：《谈少年中国学会》　　

              许德珩：《杂谈五四》、《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以上均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1997.2.24记 1999.12.12整理)　　

        参见《作家文摘》1999.12.21 《“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春涛》　　

        原载《世纪》1999.6期 天 琪/文                      (1999.12.24)　　

        参见《文摘旬刊》2000.1.28 《毛泽东与王光祈的友谊》　　

        原载《文史杂志》2000.1 马宣伟/文                   (2000.02.04)　　

        参见《文摘周刊》2000.4.11 《蔡元培的重婚广告》　　

        原载《人物周刊》2000.3.23                          (2000.04.16)　　

        参见《作家文摘》2000.9.5 《北大忆旧》 张中行/文　　

        原载《走进北大》一书，钱理群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出版　　

                                                           (2000.12.30)　　

        参见《文摘旬刊》2001.2.9 《蔡元培逸事》　　

        原载《人民政协报》2001.1.19 张 建/文               (2001.05.31)　　

        参见《文摘旬刊》2001.7.20 《李大钊陈独秀是如何相识的》　　

        原载《党史博览》2001.7                             (2001.11.14)　　

        参见《作家文摘》2002.2.26 《1919年3月26日夜》　　

        原载《钟山》2002年第1期 王彬彬/文                  (2002.03.01)　　

        参见《作家文摘》2002.3.26 《毛泽东为何不去法国留学》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2.3.13 沈卫威/文              (2002.04.27)　　

        参见《作家文摘》2002.4.9 《失去了灰墙李大钊故地寻找记》　　

        原载《人物》2002年第3期 李 洁/文                   (2002.05.07)　　

        参见《文摘旬刊》2001.12.28 《毛泽东与邵飘萍》　　

        原载《齐鲁晚报》                                   (2002.07.23)　　

        参见《文摘周报》2003.3.10 《毛泽东与张国焘》　　

        原载《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陶朱问/文              (2003.03.12)　　

        参见《作家文摘》2003.4.8《拜谒仲甫先生墓也说“陈独秀”一名的由来》　　

        原载《江南》2003年第2期 潘 军/文                   (2003.04.29)　　

        参见《北岳风》1997年第11期 《毛泽东天兄弟之谜》    (2004.02.02)　　

        参见《文摘旬刊》2004.11.19 《蔡元培的三次婚姻》　　

        原载《纪实》王健/文                                (2004.12.03)　　

        参见《作家文摘》2005.4.12 《北大是个浙江村》　　

        原载《万象》2005年第4期 叶兆言/文                  (2005.11.11)　　

        参见《文摘旬刊》2005.3.25 《著名共产党人改名趣事》　　

        原载《党史博览》2005.2 王树人/文                   (2006.07.01)　　

        参见《作家文摘》2006.12.15《我的父亲罗家伦》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3期 罗久芳口述 李菁整理(2007.1.05)　　

        参见《文摘周报》 《要鲁迅也要胡适》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孙展/文                       (2007.01.21)　　

        参见《作家文摘》2007.1.2《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选载之一)　　

             钱理群 严瑞芳/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出版  (2007.01.25)　　

        参见《作家文摘》2007.1.9《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选载之三)　　

            钱理群 严瑞芳/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出版   (2007.01.29)　　

        参见《文摘旬刊》2007.2.9《李大钊名言的由来》　　

        原载《党史信息报》2007.1.24 常君/荐                (2007.03.10)　　

        参见《文摘周报》2007.2.16《胡适与金钱》　　

        原载《书屋》陈新/文                                (2007.03.17)　　

参见《作家文摘》2007.6.29《你认不认识王光祈？》　　

原载《人物》2007年第6期 朱行、梦渊/文              (2007.07.21)　　

参见《文摘周报》2007.8.28《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　　

原载《南方周末》庄森/文                            (2007.08.31)　　

参见《作家文摘》2007.9.4《陈独秀“嫖娼”案》　　

原载《都市文化报》荣升/文                          (2007.09.23)　　

参见《作家文摘》2007.11.30《胡适：结识毛泽东》　　

原载《胡适：努力人生》朱洪/著 文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2.08)　　

参见《作家文摘》2008.3.4《回忆父亲蔡元培》　　

原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9期 杨天采访整理       (2008.03.31)　　

摘录《作家文摘》2008.6.10《吴祖光家族与辛亥革命、毛泽东渊源考》　　

原载《购物导报》2008.5.19、26 汤祚永/文            (2008.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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