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六章 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畅的俄语。
据说，这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带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建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新闻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
就在这个代表团到达北京不久，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悄然到达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戴 季 陶 其中的一位是俄国妇女，也来自海参崴。不过，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罗斯妇女不同。她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她会讲俄语，也会讲蒙古语。她叫萨赫扬诺娃，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男子，蓄着大胡子，这位俄国人会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本是俄国工人，后来侨居法国。他倒是一名符其实的记者，从哈尔滨奉命赶来。他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
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那个《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的特殊使命。
那位中国人叫杨明斋，1882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的一个农民家里。十六岁时，家里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只好回家务农。不久，他成了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不幸的是，新婚不久，妻子便去世了。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正陷于苦闷之中的他，也随着去了。这样，1901年春，杨明斋到了海参崴，在那里做工，也就学会了俄语。此后，他进入广漠荒僻的西伯利亚做工，成为劳苦的华工中的一员。他介入了俄国工人运动，成了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当红军进入海参崴后，杨明斋受到重视。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可以从事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他参加了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20年1月，一份来自海参崴的重要报告，送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这份报告是由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共同署名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着手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也就是在这份报告送出不久，李大钊送走了陈独秀，来到了天津“特别一区”那幢小楼。来自天津的重要信息，迅速传到了海参崴。
1920年3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杨明斋被选入代表团，他的职务是翻译。
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他又名查尔金，后来在中国取了一个汉名，叫吴廷康。
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学问渊博，生于1893年4月。他从小当工人，二十岁那年，他前往美国谋生，因此他英语也讲得流畅。二十二岁时他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开始介入政治。十月革命后回到俄国。1918年11月，原沙俄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叛变，曾占领西北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维经斯基奉命参加地下工作，反对高尔察克。
1919年5月，维经斯基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流放到库页岛做苦役。后来，他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进行了爆动，获得了自由。
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当他的秘书。马马耶夫的妻子马马耶娃也参加了代表团。二十五岁的马马耶夫本是苏俄红军军官，马马耶娃则是莫斯科歌舞团演员。她在代表团中担任打字员。这样，两对夫妇同行，看上去像是去中国旅游似的，便于掩人耳目。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在北京大学教俄语，中文名叫鲍立维。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注意，每期必读。所以他注意起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他曾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
杨明斋和鲍立维用俄语交谈着，说是苏俄《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希望报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鲍立维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陈独秀！”
杨明斋又去拜访北大另一位俄籍教员伊凡诺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凤阁。伊凤阁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鲍立维说的差不多，他同样提到了“北李南陈”。
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访问李大钊。
维经斯基等人来到北大图书馆，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学生。李大钊便找来了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刘仁静等和维经斯基等人座谈。会上，维经斯基首先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他还带来了一些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维经斯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斯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象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维经斯基的最后一名话，正合李大钊的心愿。李大钊说：“维经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不去上海访问陈独秀先生。他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始人和主编。”
“李先生，我也早已听说陈独秀先生的大名，不知您能否代为介绍？”维经斯基赶紧说。
“行，行。我写一封亲笔信给他，你带在身边。他看了信，就会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李大钊说道。
李大钊拿起毛笔，当即挥就一封信，交给了维经斯基。
于是，维经斯基率领代表团的大部分人启程去上海。只留下马马耶夫夫妇在北京，继续跟李大钊保持联系。
四月的上海，毛毛细雨不住地飘飘洒洒。维经斯基一行人来到上海，住进了大东旅社。
杨明斋把他们安顿好后，便顺利地找到了亚东图书馆，又从汪孟邹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地址，他便赶往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住处。
陈独秀开门一看是位陌生的山东人，就有点不高兴，因为到他这儿来的都是熟人，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处？
杨明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交给陈独秀，他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
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大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他说：“我去看望吴先生。”
“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
第二天，两位客人来到了渔阳里二号的客厅里，陈独秀关紧了大门。
“久仰！久仰！”维经斯基也学着中国人双手抱拳说。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在客客气气中结束，似乎双方都在观察着对方。
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异常密切了。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
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住了下来。他们在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
新渔阳里与渔阳里只有一箭之隔。新渔阳里六号，最初原是李汉俊住的。1918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租下此屋居住。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他把新渔阳里六号转给戴季陶住。
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密谈在陈独秀家进行之外，各种聚会便在戴季聊那里举行。
最初参加那里聚会的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有时来坐一会儿，又匆匆坐着他的黄包车走了。
维经斯基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
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提了出来。
张东荪一听，就吓跑了。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是要成立共产党，他就不参加了。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
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来演变为“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首领之一。
1920年5月，陈独秀约了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周佛海、杨明斋和袁振英等人，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住宅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商定由张继和柏文蔚（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陈独秀曾任他的秘书长）成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
那天会上，维经斯基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治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所以我希望你们考虑组织中国共产党。”
戴季陶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拿到会上来讨论时，他却不到会参加讨论，而且再也不参加商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事。戴季陶说，他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来孙中山知道戴季陶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一事，就把戴季陶骂了一顿。
戴季陶从新渔阳里搬走了，离去时他说“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这间房子，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他在两张八行信纸上写了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
李达说：“我不同意‘生产合作’这一条。”
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有人提出：“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
引起了一番争论，陈独秀也定不下来。陈独秀说：“名字暂时不要定，等我写封信跟守常商量一下。”
不久，李大钊的回信来了，他的意见是叫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定了下来。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桦、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以及施存统等。
就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日子里，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本小书封面上印着一位络腮胡子的人物的半身像，他就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坐像的上端，赫然印着《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思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马克思、恩格思的名著。这本书的要点和摘译，从1905年起，陆续传到了中国来。然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要成立共产党，要了解共产党，怎么可以不读《共产党宣言》呢？
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时便买了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份量。他细细看了一下，便知难而退。他想物色一位合适的译者，把它译出来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能胜任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 望 道
陈望道像个农民，脸瘦削，那颧骨显得更为突出，肤色黝黑。不过，他在书生群中颇为不凡，从小跟人学过武当拳，轻轻一跃，便可跳过一、两张八仙桌。
他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到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他结束在日本的四年半的留学生活，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第一师范当语文教师。
浙江第一师范是浙江颇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曾留学日本，浙江名流，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女经普椿为廖承志夫人。
1919年底，发生“一师风潮”，陈望道不得不离开该校。就在这时，戴季陶约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给了他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了他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的。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义乌老家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这间屋子，一半堆着柴禾，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横上一快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这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其后，罗章龙曾试图从德文版原著《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也深感“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为了译第一句，罗章龙亦“徘徊”良久。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无窗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茶壶里，一天要加几回茶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水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四月下旬，当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忽然接到一封电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
二十九岁的陈望道兴冲冲提起小皮箱，离开了老家，来到上海，住进了李汉俊家。斜对过是邵力子家。
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两种版本的原文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独秀校阅译文。
当李汉俊、陈独秀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由《星期评论》发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编辑部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刊。原因是反动政府当局干涉，自四十七期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堆在仓库里。
前来就任编辑的陈望道，尚未走马上任，就告吹了。
《新青年》编辑部只有陈独秀一个人，正需要编辑，陈望道就成了《新青年》编辑。
陈独秀想方设法要把《共产党宣言》付印。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商量，维经斯基拿出了一笔钱作为经费，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所“又新印刷所”。
“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印了一千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在9月里再版，又印一千册。
这就是中国第一本完整的《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仿吾到1978年依照德文原版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
陈望道在翻译好《共产党宣言》后，受聘来到上海大学任教，讲授《共产党宣言提要，深受各方欢迎。
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于右任创办的。它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东南高师校政极端腐败。学生联合起来赶走了原校长，公推国民党人于右任为校长。于右任到任不久，便请来了邓中夏、瞿秋白来校担任领导职务。上海大学成了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学校在组织上很开通，在领导班子中各类人都有，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政治上很开明，明确提出以改造社会为目标，开社会主义讲义课；在教育上，更是十分开放，他们坚持开门办学。全校师生除踊跃投身于“五卅”反帝运动外，还深入到工厂区办平民学校。因此，当时人称：“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是共产党活动的北南两大中心。”
在中国最早研究和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李大钊也曾来上海大学讲课。上海大学也成了中国宣传《共产党宣言》的重要陈地之一。
走了张东荪，走了戴季陶。来了陈望道，又来了李达。
1920年8月，一位身材壮实、三十岁的男子，刚从日本回来，就前往拜访陈独秀。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却被陈独秀留住了，从此就住在渔阳里二号，成为《新青年》的新编辑。此人便是李达，号鹤鸣。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他在日本留学时，读了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从1919年6月起，他就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接连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署名“鹤”。这位“鹤鸣”先生终于“鸣”了起来。
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次子陈延年、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他们兄弟二人获准赴法国勤工俭学，于1920年1月离沪赴法。
那时节，常常出入渔阳里二号的，还有一位文弱书生，名叫沈德鸿，字雁冰。后来他写小说，以笔名“茅盾”出名。
这位以写《林空铺子》、《春蚕》、《子夜》著名的作家，在解放后当过十五年的文化部长，是非党人士。直到1981年3月7日以85岁高龄去世后，中共中央才根据他本人生前的要求，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沈 雁 冰
茅盾跟那位进出渔阳里二号的王小姐，年纪差不多，王小姐却是他的表姑母，名叫王会悟，后来成了李达的夫人。
沈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生于1896年，17岁时考取北大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那位沈尹默。他在北大预科读了三年，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文部工作，后调国文部。
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住进了渔阳里。陈独秀原本不认识沈雁冰，听张东荪说起沈雁冰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
“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听沈雁冰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默老师，一见如故。
陈独秀拿出一叠英文的《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刊物）交给沈雁冰，说：“你把里面关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
于是，沈雁冰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实际上叫上海社会党，宣传社会主义）的活动。他翻译了《俄国共产党党章》，还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十七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沈雁冰、俞秀桦、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沈雁冰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蟹）、李季。
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众望所归，当然公推陈独秀。维经斯基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
“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维经斯基说：“按俄共（布）的习惯，应当叫书记。”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话译成中文，对于“书记”一词，小组的成员都感到新鲜，大家也都同意。
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为他后来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打下了基础。
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考虑再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国际歌》的几位译者
1871年，欧仁．鲍狄埃创作了一首名为《国际工人联盟》的诗歌，这就是后来传唱全世界的《国际歌》。1888年，工人业余音乐家狄盖特为它谱了曲。据考证最早的中译本出现在1920年10月，它发表在广东省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者》周刊上，遗憾的是没有署名。
我们能知道的第一位署名的中文译者是郑振铎。但是由于没有附上曲子，加之译诗是新诗，并不适合传唱。1923年6月，《新青年》上发表了瞿秋白直接从法文译过来的歌词和简谱《国际歌》。这就是第一首可以演唱的《国际歌》。 瞿秋白
翻译时，瞿秋白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遇到难唱处就停下修改直到顺畅为止。例如，法文的“英特纳雄耐尔”意译为中文只有两个字：“国际”，而对应的音节有八拍，不仅难唱，而且失去了原有的节奏。经过仔细推敲，最终定下来用音译。
后来广泛传唱的歌词和简谱则是萧三翻译的。1923年，萧三在莫斯科时，他与陈独秀之子陈乔年一起，把《国际歌》的歌词翻译成了中文。后来萧三来到延安后，在延安文艺工的帮助下，又对歌词进行了重大修改甚至重译。
在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与萧三一起对《国际歌》歌词进行了更加仔细的推敲，随即产生了《国际歌》的新译本，一直唱到今天。
现在传唱的《国际歌》词中文译文如下：
“起来，饥寒交近的奴隶
参阅资料
参见邓明以：《五四时期的陈望道同志》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1997.02.27)
参见《上海大学与『共产党宣言』》邓伟志/文
载《滇池晨报》1998.10.18 (1998.10.19)
参见《文摘旬刊》2002.9.20 《〈国际歌〉有几位译者》
原载《人民政协报》2002.9.6 孟 东/文 (200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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