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七章 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 董必武成立武汉党组(2)
王先金 编著
湘江的怒吼
毛泽东送别了去法国的朋友们，就打算回长沙，推动湖南学生爱国运动。当他还没有动身时，接到母亲病重，已到长沙就医的家信，因此，于4月中旬从上海赶回了长沙。
一天，毛泽东来修业小学找周世钊。周世钊问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长沙？”毛泽东把母亲的病情告诉了他，并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当周世钊知道毛泽东还没有确定居住的地方时，就劝他住到修业小学来，这地方适宜，便于与外面联系，并且可以在学校里教几点钟课，毛泽东同意了。
过了几天，毛泽东将他的简单行李搬到修业学校，在高小部每周教六小时的历史课，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由运用。
毛泽东这时分别走访了新民学会的会员，讲述几个月来他个人在北京、上海的经历，并向他们介绍他所接触的一些值得敬佩的人物。谈到国内外形势时，他认为由于外交问题的影响，全国的人心都很不安，青年学生将有具体的表示。我们新民学会会员决不能站在旁边看热闹，要立即行动起来。
毛泽东约集所有在长沙的会员，到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开了半天的会。他在会上对欧战后的世界局势、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敬尧在湖南所造的罪恶，以及在新思潮的激荡下全国人民的觉悟逐渐提高的事实，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协商，统一领导全省学生运动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于1919年6月3日正式成立。当日通过决议：全市和全省学校全体罢课。罢课宣言中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需挽救。......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之不国，学于何有！我们的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形势之要求，决定自六日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宣言的最后发出：“请斩曹章陆以谢天下”的呼吁。
于是，以公立法专、第一师范、长沙师范为首的长沙学生罢了课，接着湖南全省学生也罢了课。
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各种爱国活动，他们要求废止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争回青岛，抵制日货......
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国货维持会于7月7日联合举行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才是国货维持会的旗帜。游行队伍走过热闹的街道，最后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堆放坪中，淋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散走。
湖南的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后，毛泽东和学联的主要负责人研究提高群众觉悟、巩固革命热情的办法。毛泽东提出创办一种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并决定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一种评论性质的定期刊物，由毛泽东负责主编。
毛泽东紧张筹备十天之后，一个形式内容略如当时风行全国的《每周评论》的《湘江评论》第一期于7月14日出版了。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创刊号的内容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等。大多数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
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有人说：“《湘江评论》才算得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
第一期的《湘江评论》印两千册，一天就卖光，加印两千份不到三天也卖光。从第二期起印五千份，还不能满足外地读者的需要。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一种刊物。《每周评论》（第36期）当即予以介绍：“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连续登载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当时成都出版的进步刊物《星期日》，即将《民众的大联合》全文转载，因而对四川后来一连串的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起到了某种推进作用。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中说：“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而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飞跑。......”文章的结尾这样预言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活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只编到第五期，每期大部分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不能收齐，毛泽东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白天事情多，写稿常在夜晚。毛泽东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房子和周世钊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周世钊深夜睡觉时，从壁缝中看见毛泽东的房里灯光亮着，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早晨一起床，毛泽东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
文章写好了，毛泽东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要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广大革命青年和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湘江评论》，反动派却骂《湘江评论》是“怪人怪论”。
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造谣说：“过激派到了湖南。不得了！”派军队到承印《湘江评论》的湘鄂印刷公司检查、捣乱。第五期还在印刷时，就横暴地封闭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
湖南六年自治
1920年，刚刚赶走张敬尧重掌湖南军政大权的谭延恺，7月22日向全国发出了“祃电”，宣布湖南自治了，今后省长要湖南自己选举了，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了，还要制订省宪法，这就叫作“湘人治湘”。
湖南谋自治，并非唱触角戏，当时“联省自治”的呼声正响彻全国。联省自治最初被称为“联邦主义”。孙中山远在光绪年间已有对未来推翻清朝后中国根本制度的设想，那就是联邦。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与他旗下的国民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日益扩张的权力，更是不断鼓吹地方自治思想。还有一帮名流学者，都在鼓吹联省自治，其中有：蔡元培、熊希龄、章太炎等等。“联省自治”这个口号是浙江人章太炎提出来的。
到民国九年间，联省自治的呼声格外强烈起来。但问题是，北洋政府段祺瑞总理和广州的孙中山大总统都不吃“联省自治”这一套，段祺瑞继承袁氏衣钵，迷住武力统一是一贯的，而孙中山也早就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理想，转而信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一心要北伐，以建立新的号令全国的中央政府。
湖南因其所处的地理中心位置，不可避免地又将成为南北军队交锋的角逐场。
湖南打出自治旗号后，各方势力纷纷云集。当过“国务总理”的湖南人熊希龄，请梁启超为湖南草拟了一份《湖南自治根本法》草案。湖南省《大公报》主编龙兼公与毛泽东等人拟了一份省自治法草案，公布在《大公报》上。
要有一部省宪法，这点大家都同意，可由哪个机构来讨论产生，却是争议的焦点。经过一番争执，省议会争到了制宪主导权，却又马上陷入了内部意见分歧之中。人民已经不耐烦了，举行了上万人的大游行。提出了请愿书，要求由人民直接制宪。
谭延恺宣布自治，是为了“攘外”，而这时湖南内部矛盾却大爆发，湘军内部发生了兵变，程潜派军人发起兵变，把谭延恺赶下了台。赵恒惕当上了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继续推行制定省宪，他决定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之学者，负责拟出省宪草案，再交由各县议会推举的审查员审定，最后交全省人民直接投票公决。
省内外学者名流李剑农、蒋百里、彭允彝、王正延等11人在岳麓书院经一个月完成了全部草宪的拟订工作，这时已是1921年4月下旬。接着就进入了宪法草案的审查程序。湖南省自治宪法于民国十年9月获审完毕，共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
这套宪法的要害，仍在军政不分，规定省长统率军队，并能任免全省文武官吏。1921年12月11日进行公民投票表决，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确立了中国历史上首开纪录的地方自治宪法。接下来的省长选举中，赵恒惕以1581票的绝对优势当上了中国首位“民选省长”。
1924年吴佩孚以开战相威胁，逼迫赵恒惕放弃自治以北附，省宪再度陷于朝不保夕的境地。这激起了湖南人再度护宪的高昂情绪。赵恒惕打“护宪”战争，对手下大将唐生智倚重颇多，为了防范广州革命势力北上入湘，就将唐生智的湘军第四师驻扎在湘南郴州、零陵一带。唐生智利用此地的富裕，急剧扩张了自己的军力，竟在短期内使第四师的人数超过了其他三个师的总和!
唐生智实力增强后，自然产生了取代赵恒惕的念头。唐生智于1926年春天发难，起兵进逼长沙。赵恒惕被赶下台，唐生智代理省长，不久又正式接任了省长。其实唐生智早已与广州政府方面暗中联系上了，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时，唐生智便在长沙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结束湖南六年的自治，正式站在了北伐的阵营中来了。
毛泽东结识陈独秀
1919年初，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来过上海，并去拜访了陈独秀。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已经结识陈独秀。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又一次去北京后，回长沙时再次路过上海。这次在上海时，他和陈独秀讨论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毛泽东处于一生关键性的时刻，他的思想正处于根本性的转折之中。毛泽东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睡在鼓里，很是可叹。”
陈独秀对毛泽东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并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送了一本给毛泽东，又把自己起草的《中国工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讲给毛泽东听了。
毛泽东这次在北京时，已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读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这次听了陈独秀的一席话，又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促使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从鼓里睡醒了。正如他自己后来说过的：“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与陈独秀会面，除了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外，还讨论了他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开会，创建了《新民学会》。
那天出席集会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瑜、萧三、张昆弟、罗章龙、陈启明、陈昌等十二人。
《新民学会》以“革新学说，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会议开始后，萧瑜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给每个人一份，由毛泽东宣读学会的规章，规章有七条，都非常简明。毛泽东读完后，大家未作任何评论。接着，大家把第一批入会的会员的每个人的优点重新核实了一番。大家一致认为这十二位首批会员都是合格的。而且他们自称是十二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彼此之间是兄弟，有着共同的抱负与理想。
萧瑜被推举为第一任秘书，毛泽东、陈启民为干事。
在会上，毛泽东没有讲话。因为他们都清楚他们的目的和会员应做的事情，主张每个成员都应以切合实际的作风行事，而不应空谈高论。学会有一位平常最喜欢讲话的人，就是陈昌，他以发表沉长演说闻名。在成立大会上，他也没有发表演说。（陈昌来自浏阳，1930年在长沙就义。）
《新民学会》成立后，大约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到1920年底，这个学会发展到拥有七、八十名会员。许多会员后来都成为中共骨干。
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
与“俄罗斯研究会”
创办文化书社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他跟陈独秀谈及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未付诸实现，但是在1920年8月1日组织了湖南“文化书社”。
毛泽东争取了当时社会上的先进人士和各界人士，包括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周南女校、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的校长，长沙商会的会长等，共同发起创办一个文化书社。书社的招牌还是请谭延凯写的。
1920年7月31日，长沙的报纸上刊出的一篇《发起文化书社的缘起》中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意以取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研究的材料。”
经过一番筹备后，于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10月22日召开了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都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当时投资者共有三十多人，除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以及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外，上层人士中以教育界居多。书社集资四百余元，后扩大到一千元。
文化书社经理为易礼容，“特别交涉员”为毛泽东。此外，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文化书社在湖南销售《新青年》、《劳动界》，还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营业员最初为二人，后来业务发达时达七八人。
文化书社最初所销的书不到二百种，杂志四十多种，大部分随到随完。
文化书社自创办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段长的期间，对于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文化书社在经济和交通联络上，从创办时起至1927年革命失败也曾起了重大的作用，1921-1923年，有时就在这里开党和团的会议。为了解决党的经费困难，1921年毛泽东还集资办了一个织布厂。一年后，因敌不过洋布竞销而停业。
1927年“马日事变”时，毛泽东所一手创办的、帮助青年一代获得马列主义思想的文化书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捣毁。
刚刚创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
1920年9月16日，“俄罗斯研究会”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咏洪为总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
就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那天，在法国蒙达尼男子中学，一位黄皮肤、黑眼珠的二十五的青年，正伏案用中文写一封长信。他有着一头浓黑发亮的头发，一双锐敏的眼睛，身材颀长，门牙突出。他就是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毛泽东和蔡和森是杨怀中老师所最为称赞的两位门生。蔡和森此刻正在给毛泽东写信。此信竟长达八千余字。
蔡和森是一个不苟言笑而又意志坚强的人。他是湖南湘乡县人，出生于上海。他有二兄、二姐、一妹。他妹妹性格跟他一样倔强。她就是中国女杰蔡畅，后来成为李富春的夫人，中国妇女联合会主任。
1918年6月，蔡和森赴北京，住在杨昌济家中，商议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从北京给毛泽东去信，于是，毛泽东率罗章龙、李维汉等人从长沙赴京。
1919年12月，蔡和森从上海坐船奔赴法国。同行的有他的母亲葛兰英、妹妹蔡畅以及蔡畅的同事向警予，蔡畅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时，向警予也在那里执教。在船上，蔡和森与向警予朝夕相处，产生了爱幕之情。后来他们俩人结婚了。
在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蔡和森在9月16日给毛泽东的长信又说：“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一、组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二、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三、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村，议会等处。四、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
蔡和森的这封长信，由萧瑜带回中国，毛泽东直到1920年底才收到。翌年1月21日，毛泽东复函蔡和森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为‘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
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末，总有一句“叔衡、启民......均此”。
叔衡即何叔衡，他留着八字胡，人称“何胡子”。何叔衡年长毛泽东十七岁，在新民学会中岁数最大。他于1876年5月27日生于湖南宁乡，二十六岁那年考中秀才，但他不愿在衙门做事，而在家乡当私塾教师。
何叔衡是一位思想解放的秀才。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便专程回到家里，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剪掉辫子，并迫使全家裹脚的女人都放了脚。
他又是一位上进心极强的秀才。自知四书五经跟不上时代步伐，已经三十七岁的他，居然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跟那些十几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坐在一条板凳上，当学生，听新学。不久，他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在那里与毛泽东相识。友谊超越了年龄，他们的相知日深。做起事情来，何叔衡成了毛泽东的助手。何叔衡称道毛泽东“后生可畏”。
1917年暑假，何叔衡回到宁乡老家度假。毛泽东和萧瑜扮作“乞丐”，从长沙出发，徒步旅行，他俩从宁乡县城步行了一百四十里，走到何胡子家已是半夜了。他们兴奋地敲打大门，高喊：“何胡子！何胡子！赶快起来，让我们进去！”这一喊，惊动了何胡子全家。他的父亲、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床了。
知道毛泽东和萧瑜化装“乞丐”漫游湖南，何胡子说：“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何叔衡之家，是“耕读之家”。他的父亲、兄弟、妻子务农，他在省城当教书匠。
当毛泽东和蔡和森转向马克思主义时，何叔衡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会
1918年春天成立新民学会时，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学会的宗旨：“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同时，他还拟定了学会的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
一群有抱负的青年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其中有“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的经世大才蔡和森，有毛泽东常说的“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的何叔衡，有为人宽厚的罗学瓒，有重身体力行的陈昌以及功课、品德均名列前茅的张昆弟......
虽然这群青年都做得不错，但有一次毛泽东还是生了气。
一天，毛泽东一行在一青年家中聚会。大家正热情激昂地谈到一个重大问题时，这位青年走到毛泽东身边，说要去买肉来招待大家，而且不由分说，就把他家的佣人也叫来了，当着毛泽东的面同佣人交待买肉的事情，然后就吩咐佣人去菜市买肉。毛泽东本来正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被这青年用琐碎的事一打岔，一时想不起来了。毛泽东顿时一股火气直冲头顶，感到烦火得很。从此以后，就再也不同这个人见面了。
1921年元旦，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长沙城是一片银色的世界，路上冷冷清清。可是，设在潮宗街五十六号的文化书社里，却是热气腾腾，人声不断。原来是毛泽东召集长沙地区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正在讨论几万万中国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革命道路问题。
在会上，毛泽东一开头就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新民学会”应当以什么作为革命的目的？为达到这一革命目的必须采取何种斗争方法？目前急需要做的又是哪些工作？
毛泽东早就指出，“新民学会”的目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可是这次为什么又做为第一个问题重新提出来呢？会上，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有人主张不必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因为当今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良’，一派主张‘改造’。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可是，有人却不以为然，说：“我们对‘改造’两字非常怀疑，一般人都以为我们要根本改造，要推翻从前，一切重新建设，其实是做不到的。世界上无论什么事，不可一跃而及，是渐渐进化的。”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种论调，他说：“改良是补救的办法！怎样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呢？那只有大规模的改造！”
第一天会议结束了，大家怀着不同的心情，离开了文化书社。
风雪漫天，寒流滚滚，长沙大街白茫茫一片。毛泽东的住居里，炉火正旺，热气暖人。一些“真同志”围从在毛泽东身边，听他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它对世界革命的伟大影响......
第二天，即1921年1月2日，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聚会。尽管大雪纷飞，会员们十多人仍到席。主席为何叔衡，由毛泽东宣读蔡和森的长信。读完信后，毛泽东对大家说：“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一、社会政策；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请大家发表看法。”
何叔衡首先发言说：“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因此最宜采用。”
毛泽东、蔡和森和何叔衡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在他们三人影响下，新民学会十二人都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赞成其他主义的有六人。
毛泽东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建议在湖南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便把新民学会中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六人，后来发展到十人。其中骨干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另外还有贺民范、萧静、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
何叔衡确实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领导事务委托何叔衡主持。
毛泽东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何叔衡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
毛泽东又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
会议开始不久，对于昨天讨论的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绝大多数人主张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讨论第二个问题：“必须采取何种斗争方法”时，会场上，又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改造”派的同志说：“我深信俄国十月革命的过激主义！一次扰乱胜过十年教育！”“改造”派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主张暴力革命！
改良派的人却说：“对于采取俄国劳农办法我们很怀疑，我主张用罗素的温和主义，先从教育着手......宜点滴改造，宜温和，最理想的是采取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改造”派的人说：“办教育，办实业，须用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绝对不行。”
争论还没有停止，斗争还在继续。毛泽东站起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议会的主张是保护资产阶级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放任了资本家，这是永世做不到的！我主张激烈的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走俄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
第三天的会议开始。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最后一个问题：目前急需要做的是什么工作？通过讨论，许多人逐渐认清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趋势，意识到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此在会上有人明确提出：合乎条件的会员转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有人提议，对十月革命的道路加强研究，扩大宣传，组织演讲，加强联络......
毛泽东眼望着这一幅沸腾的场景，心情无比振奋，他高兴地说：“大家提出的组织、宣传、研究、联络等工作，我都赞成。唯有联络一项，应改为‘联络同志’，因‘非同志’对我们的事业是无益的......”
也有一部分人，在讨论“目前急需要做的是什么工作”时，却说：“我准备从读书做起！”“我个人需要做的是去读书！”
历时三天的新年大会，胜利地结束了。毛泽东带领着新民学会的“真同志”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出了文化书社。
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同乐会
毛泽东于1920年7月回到长沙，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后来又兼任了师范部一班国文。他利用了这个社会地位，在湖南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
无政府主义者在长沙早已有一些活动。青年学会、青年俱乐部、湘雨诗社、湖南劳工会、健康书社等都是他们的组织。他们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又主张平均财富，一切平等。他们希望在一天内完全消灭国家，却不懂得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空想。毛泽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时，到处要和这种思想作斗争。他首先在一师组织了崇新学社，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争取无政府主义分子为中心活动。对把劳工会的黄爱和庞人铨争取过来，对劳工会会员多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毛 泽 东
从1920年秋天至1921年秋天，和毛泽东在一起作革命活动的，除新民学会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平日各有工作，分头活动，很少有机会大伙齐集在一起，因此大家觉得不满足。毛泽东提议组织星期日同乐会，十多个人排好次序，每到星期天，每次由一人负责，到长沙近郊各名胜地方聚会。如天心阁、水陆洲、开佛寺、碧浪湖、望湘亭、朱家花园......就是他们常常聚会的地方。
他们到了这些地方，尽情地游戏、谈笑，会讲故事的讲故事，会说笑话的说笑话，爱好文学的作诗作词，目的就是要大家敞开胸怀，纵情欢畅。但个人的思想问题和工作、学习上的问题，也可以提出和大家讨论，或和少数人交换意见。玩够以后，召集人还要办桌可口的饭菜，让大家吃个饱。
中秋节的夜晚，他们十多个人划着划子，到湘江中流去尝月。对着当空的皓月，迎着轻拂的阵风，一个小小的划子，载着他们的歌声、笑声，载着他们的豪情壮志，围着长达十里的橘子洲打圈圈，直到夜阑人静才回家。
除了充分利用一周一次的聚会时间，使各人身心得到休息调节之外，他们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并由水平较高的同志对大家的意见加以分析和总结。
有时，又通过个人友谊关系，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分子参加。在共同娱乐、叙谈中间，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启发、影响他们，使他们逐渐认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错误，因而争取过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人。
毛泽东回忆这时候的情景，写了一首《沁园春 长沙》的词：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讨论
为了首先引导新民学会会员和会外的同志共同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编印了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共十三封信，其中有毛泽东的信三封。第二集共三十一封信，其中有毛泽东的信八封。最重要的第三集，有七封信，主要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之间关于共产主义和建党的讨论。这几封通信实际上是宣布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经酝酿成熟，即将诞生的辉煌文告。
蔡和森于1920年初到达法国。他在短短的四五个月时间内，用“猛看猛译”的方法，日以继夜地工作，看了几十种小册子，将各派社会主义、世界大势及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因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1920年8月蔡和森在写给毛泽东的几封信里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实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须先组织党，然后革命运动、劳工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中国于二年内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样的政党。”“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为工人、农民不识不知，以贫穷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蔡和森在一封信中向毛泽东提出：“我愿意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对他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对另一些会员主张用和平手段和教育方法，则说：“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做不到。”
1920年7月上旬，蔡和森、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蔡畅等十四人在一起开了五天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关于“会务（指新民学会）进行的方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出现革命与改良两派极端相反的意见。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同志，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另外以萧子升为首的少数人，则认为为了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不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蒲鲁东式之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而和。”萧子升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当时在学会会员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此人是一师二班的学生，在校时进步，甚有才干。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奔走于李石曾、易培基等国民党官僚政客的门下，曾作过国民政府农矿部的次长。）。在讨论时就有个别人同意他的主张，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否“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
两方面都写了详细的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发表意见。
毛泽东于1920年1月给蔡和森和在法诸会友复了一封长信，对蔡和森同志的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不同意改良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在信中说：“这年十月间，罗素到长沙演说，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采用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致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因而在长沙的会员中也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毛泽东对罗素的话只有一句评语：“事实上决做不到。”
毛泽东在信中又写道：“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现在无产阶级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由于已经认识到自己所受痛苦的由来，要求摆脱这种痛苦，因而有革命的要求。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已经知道就应当去实行的。因此俄国的革命和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完全是必然的结果。”
1920年9月，蔡和森又给毛泽东一封长信，谈到以下问题：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考茨基修正派的错误，共产国际成立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大势，布尔塞维克与孟什维克在入党条件上的原则区别等，最后详细论述了他对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步骤的意见：要有严密的研究和组织宣传团体，作各种调查统计和出版刊物；最主要的是“严格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村、议会等处；必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年底接到这封信后，立即于1921年1月21日回信给蔡和森同志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和森：“关于党，已经在组织。上海并已出版了各种名为‘共产党’的刊物。”
何叔衡办《通俗报》
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后，驱张代表团先后回到长沙。1920年9月，何叔衡被教育委员会派充通俗教育馆馆长。他决心要把《通俗报》办好，使他成为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有力工具。但他邀集到会馆担任经理和编辑的人如谢觉哉、熊瑾玎和周世钊，都是小学教员，全没有办报的经验。何叔衡请毛泽东来做指导员，当参谋长。
毛泽东第一次出席编辑会议。他深入分析了当时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提出《通俗报》宣传的任务和主要内容，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在毛泽东的热情帮助下，《通俗报》出现了新面貌。
毛泽东与何叔衡常在馆里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建党有关的人谈问题，这里成了革命活动的联络站。
社会上一些思想顽固的人，说《通俗报》宣传“过激主义”，馆里也有这样的人。一个赵恒惕的同乡，大家叫他为“油炸豆腐”的蒋某，常跑到赵恒惕那里说何叔衡的坏话。他说：“何胡子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新民学会会员做干部，这些人都是过激派，天天在报纸上对政府的措施进行冷嘲热骂......”赵恒惕的左右亲信也对赵恒惕说：“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来是教育民众的通俗报，变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
有人告诉何叔衡，要他提防。何叔衡说：“怕什么！撤职查办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到1921年5月，赵恒惕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馆长的职务，委派益阳龚某来接替。
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思想上为建党准备条件。
1920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附小担任主事，同时还被推选为第一师范校友会的会长。直到1922年冬，他一直没有脱离过这个社会职业。
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是新民学会会员、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和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约有数十人，以一师的校友和学生最多。一师附小和校友会会址是经常开会的地方，一间房子挤得满满的。会议多半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要联系中国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我们要反对读死书，赞成读活书，反对把书本当作教条。”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新青年》丛书中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小册子，都是研究会成员的必读书籍。此外，《新青年》、《北京晨报》等也是大家经常的读物。1920年11月7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秘密出版了。毛泽东收到该刊后，即分送给大家阅读。
1921年冬，谢觉哉有一次到毛泽东住的船山学社去。毛泽东不在，他要搬家，有人正在搬运他的行李到清水圹，有一大网篮满满地装着笔记本，谢觉哉大为惊骇。毛泽东阅览丰富和如此用心，竟写这么一大篮子。
为了能在社会上公开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人，于1920年8月间，联合湖南教育界的进步人士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留俄勤工俭学。俄罗斯研究会的简章中说：“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为宗旨。会务包括：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有一天，任弼时从上海回来，样子极兴奋，一进门就对肖劲光说：“有办法了！”肖劲光问：“什么办法？”任弼时回答：“到俄国去！”
“到俄国去！”这在当时对革命青年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动！任弼时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经过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介绍，任弼时和肖劲光等人一同到达上海去学俄文。就在这时，他们两人一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他们就到俄国留学去了。
毛泽东在湖南，同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负责人是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建立了经常的通信联系。1920年10月，接到北京方面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毛泽东就开始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预备队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年8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武汉等地都先后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经多次研究后，认为新民学会会员，只要志愿都可以加入青年团。同时认为，有了团的组织，新民学会的历史任务就可以结束了。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郭亮、夏曦、肖述凡等人就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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