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七章 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 董必武成立武汉党组(3)
王先金 编著
董必武筹建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领导人是董必武。
董必武，19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原名董用威，号璧伍。“用威”语出《尚书.大禹漠》中“董之用威”一句；“璧伍”出自《汉书.律历志》中“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一句。辛亥革命爆发后，董用威满怀救国壮志投身革命洪流，从此，他摈弃原名，以“璧伍”之谐音，改名为董必武。
黄安县不仅出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而且出了22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因此，黄安县后来改名为“红安县”。
董必武十七岁中了秀才，二十八岁时，东渡日本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从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必武是经詹大悲的介绍而认识李汉俊的。李汉俊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都在董必武的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帮他把头绪理出来了，告诉他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
1919年夏天，董必武第一次见到了陈潭秋。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陈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人介绍，他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他们一见如故。他们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和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据说是要“澄清这混浊世界”之意。他比董必武小十岁，湖北黄冈县陈宅楼人。祖父是清朝举人，父亲是个农民，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第七。
陈潭秋这次去上海，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活跃分子。当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时，他是参观团成员之一。回到武汉后，他便和董必武一起筹办武汉中学，并担任英语教师兼一个班的班主任。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李汉俊从上海写来的信，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
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量。陈潭秋当即赞成，两人便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建议把张国恩吸收进来，陈潭秋则提及了包惠僧。
张国恩跟董必武同乡、同学、同去日本、同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又同与李汉俊交谈，他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律师，与董必武过从甚密。经董必武一说，马上答应参加“小组”。
包惠僧则与陈潭秋是同乡，他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悔生、包一德、包一宇，也是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只是比陈潭秋高几班。他当时这是新闻记者。
1920年，陈独秀光临武汉时，包惠僧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陈独秀。见面后，包惠僧对陈独秀说：“我是湖北一师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
陈独秀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
接着他们在一起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等问题。包惠僧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陈独秀给他讲了做学问和做人作事的道理。他们谈了个把小时，分手时，包惠僧依依不舍地说：“陈先生，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面？”陈独秀说：“以后会有见面的机会。”
跟陈独秀的谈话，使包惠僧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当陈潭秋邀请他加入“小组”，他便一口答应下来。
就在李汉俊来信不久，刘伯垂从上海来。
刘伯垂又名刘芬，湖北鄂城县人，在日本留学时便与陈独秀结识，友情颇好。他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1920年秋，他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时，陈独秀吸收他参加了共产党。
刘伯垂来了，他带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的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一个多月后，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一个叫赵子健，一个叫赵子骏。张国恩则于三个月后申明退出“小组”。
王尽美在山东点燃共产主义之火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王尽美是山东诸城县人，生于1898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曾这样说王尽美：“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家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
王尽美是一位佃农的儿子。十二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十七岁便与李姓女子结婚。他本来可能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然而他望着潍河滔滔水，望着南岭（乔有山）葱葱树，他的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他终于在二十岁那一年，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里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
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并到了北京，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他迅速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他回济南后，便在济南城内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块牌子是在1920年9月间挂出来的。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加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多人。其中有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教员王翔千。
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了。最初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外，还有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等人。
邓恩铭生于1901年1月5日，他出生在贵州荔波县，是水族人。
“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的奶奶是水族歌手，教他学会一支又一支水族山歌
砍柴一刀刀，
担柴一挑挑。
谁知一餐饭，
多少眼泪抛。
他识字知书后，自己也写起山歌来：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十六岁那年，他那在山东当官的二叔来信邀请他到济南上学，他便与叔母、堂弟一起，经香港、上海，抵达济南。
离开水族村寨时，邓恩铭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邓恩铭在1917年10月抵达济南，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地爆发了。十八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同学们推举他为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他俩于1920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为《励新》半月刊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
《励新》杂志的《发刊词》说，励新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办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
为着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
陈公博在广东建党
当共产主义之火在全中国漫燃之际，在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
维经斯基率领的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后，便分兵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后，被维新斯基派往广州。
斯托诺维奇到达广州后，改名叫米诺尔。只可惜他在广州找到的都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找到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者。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之一，便是陈公博。
陈公博生于1890年9月，广东海南人。他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所以他后来擅长写文章，也会武术和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从十五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陈公博去美国留学时，把中共“一大”和1923年前的一些文件带到了美国去。他在1924年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把六篇文献全文附录在他的论文后面，在1960年被一位美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
他父亲因参加反清，在1907年被捕入狱，陈家陷入困顿之中。陈公博靠着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
辛亥革命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年仅二十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他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
不过，他的父亲仍要他去求学。他父亲虽然素来对他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令他生畏。一天父亲正色对陈公博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
他父亲于1912年9月去世，那时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话。他于1914年考入广州政法专门学校，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那里，他认识了蔡元培和陈独秀。
不过，五四运动时，陈公博“静如处女”，他埋头读书，没有投入革命活动。只是到后来，他才“动如脱兔”。
当时，陈公博的活动圈，大都限于同乡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广东老乡谭平山。
谭平山年长陈公博四岁，号诚斋，别号聘三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广东高明县（今高鹤县）人。他和陈公博在同一年进入北大。他是三员“大将”中的另一员。
那时，谭平山留着一撇小胡子，陈公博常开玩笑叫他“聘老”。谭平山则叫陈公博“猛野”就是厉害的家伙。谭平山的为人具有一种名士风度，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有一段时期，他曾发狠大做新衣服，可是结果他的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
三员“大将”中，还有一位便是谭植棠。也是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的。他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七岁。他学史地，为人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
在北大时，这三员“大将”中，除了谭平山参加过“新潮社”外，其他两人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当他们在北大要毕业时，陈公博和谭平山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目的在于介绍新文化。
他们回到广东后，便办起了《广东群报》。主持群报的就是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三人。陈公博是总编辑，谭平山编新闻，谭植棠编副刊。《广东群报》出版了，在广东产生了影响。
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出现在广州大东酒店。当天夜里，三员“大将”便赶到那里，跟这位当年的北大文科学长共叙师生之情。
陈独秀来广州，是因当时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陈独秀，他终于离沪南下，到这里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炯明久慕陈独秀大名。此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再三电邀陈独秀南下，自然是为了装璜他的革命门面。陈独秀呢，也看中了广州一片革命气氛。特别是在这年10月29日，陈炯明率粤军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也离沪赴粤，在那里重组军政府。这样，陈独秀决心离沪赴粤。
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了陈望道。
陈独秀来到广州之后，他与斯托诺维奇、佩尔林见了面，决定坚决摒弃无政府主义者。那两位俄国人，这才终于找到了建党对象。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书记先由陈独秀担任，后来改由谭平山担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最初有党员九人，后来遂渐扩大。
当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途经香港时，有三位青年上船求见。这三位青年是林昌炽、张仁道和李义宝。后来，他们在香港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周佛海在日本建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的建党工作，很快由国内发展到国外。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只有两名成员，即施存统和周佛海。
施存统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闹得沸沸扬扬，无法立足，来到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他在1920年6月前往东京，与周佛海取得了联系，成立了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
周佛海，1897年出生于湖南沅陵县。上中学时，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龙吟寺墙壁上题诗一首：
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处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
小小的年纪，周佛海就有了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所以他最初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忽地变成国民党的要员，最后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显宦。
1917年5月某日，周佛海从学校返回家里，遇着山洪爆发，沅江水涨，不能渡河进城。于是他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等他到了学校，一位同学对他说：“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学去了，最近就动身。”周佛海还以为那位同学是在与他开玩笑。那位同学又说：“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见校长。”见了校长，果然是真！原来他有个同班同学的哥哥在东京，前一年把他叫到东京去了。他来信说东京生活并不贵，每年只要一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周佛海的好友邬诗斋便发起凑钱送他去日本。
周佛海的父亲早亡，他告别老母、发妻远行，口占一首诗：
溟溟江雾暗，寥落曙星稀。
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乱。
心伤慈母线，难舍娇妻儿。
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他头一回出远门，和两个同学同行。三个人不会讲一句日语，居然也从上海来到了日本。经过短期补习，周佛海考进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后，他开始译书，写文章，开始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跟梁启超、张东荪有了联系。
1920年夏天，周佛海决心回湖南省亲。他从日本来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走了。因那时张敬尧督湘，湖南人民和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不通。既然不能回家，便到杭州去玩。在杭州待了三个星期，因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了上海。
周佛海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他，陈独秀要见他。他便和张东荪、沈雁冰，去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座。当维经斯基明确提出，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时，张东荪不愿加入，周佛海和沈雁冰同意加入，因此，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怀着个人动机也就是政治野心的。那时他才二十三岁，是一大群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领袖欲，却为他后来叛离中共、成为汉奸卖国贼预伏下了思想之根。
当周佛海回到日本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海边救了一位日本少女，不久他就忘记了家中发妻娇儿，和那位日本少女热恋起来。这是后话。
张申府在法国成立党小组
撒向法国的中共“种子”是张申府。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跟蔡元培同船去法国，是被吴稚晖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讲授逻辑学。
张申府到法国后发展了刘清扬加入中共，并结为夫妇。经他们二人介绍，周恩来于192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于是，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组成一个小组。不久，小组的事就由周恩来管理了。
当时在法国的李维汉是少年共产团（ＣＹ），他是1921年底回北京后入党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产团（ＣＹ），后来在北京入党。陈延年、陈乔年没有加入小组，他们兄弟俩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后来回国后，他们慢慢进步，走到了共产主义路上，加入了共产党。并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
周恩来是在1920年11月7日，由上海登船去法国的。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7年出生于苏北淮安。取名恩来，原意是“恩惠到来”。字翔宇，也就是要飞翔于宇宙的意思。所以后来他常用笔名“飞飞”。他的另一个笔名“伍豪”，则是他参加觉悟社时抽签抽到五号，取了谐音为“伍豪”，而邓颖超抽到一号，取了“逸豪”为笔名。
周恩来自己说过：“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
十二岁那年，周恩来离开淮安老家，随伯父周贻赓到沈阳。十五岁时，由于伯父调到天津工作，他也到天津求学。
十九岁那年，他从南开学校毕业，头一回出国到日本留学。上船时，朋友送了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在途中细读了这本杂志，思想产生共鸣。
日本使周恩来失望，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在跟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周恩来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留日两年后，周恩来决心归国。他在1919年4月回来，恰逢震撼中国的五四运动。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领袖。他请来李大钊到天津觉悟社演讲，跟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交往。
1920年1月，周恩来被天津警察厅逮捕，过了近半年的铁窗生活，使周恩来的思想迅速走向成熟，看透了旧中国的黑暗，决心点起一把革命的火，照亮这个黑沉沉的国家。
出狱之后，他又去北京见李大钊。为了寻求真理，寻求拯救中国之路，他踏上了西去的航船，到欧洲去。他原本打算去英国的，从法国到了英国，住了五星期，还是回到了法国。因为法国的生活费用要比英国省得多。
在法国，周恩来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
1920年5月9日，又一艘轮船驶出上海，开往法国。
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之中，站着又高又瘦的毛泽东。船上赴法青年中，有许多湖南青年，内中有毛泽东的好友萧三。同船的也有四川青年，内中有一位十九岁的不大爱笑、言语不多的小伙子，名叫赵世炎。
赵世炎四川酉阳人，又名施英，号国富，笔名乐生。后来又取了个俄国名叫“阿拉金”，那是他在1923年由法国去莫斯科学习的时候。
赵世炎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八。他的妹妹，亦即老九，比他小一岁，名叫赵君陶。赵君陶就是后来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李鹏的生母。
他的父亲赵登之，是酉阳地主兼工商业主。1914年，赵登之得罪了当地的恶霸，不得不带着五个未成人的孩子迁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赵世炎进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他很喜欢英语，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他后来出国受益匪浅。
赵世炎在1917年结识李大钊。在筹备成立“少年中国会”期间，李大钊让赵世炎也参加一些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五月七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成立学生会，赵世炎便当选为干事长。七月赵世炎在附中毕业，正式参加了少年中国会。
他在前往法国路过上海时，去看望了陈独秀，跟陈独秀建立了联系。到了法国后，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研读法文版的《资本论》和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1921年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跟张申府建立了联系。接着，他就加入了“五人小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到1922年，赵世炎和周恩来等人组织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当年6月18日上午，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赵世炎主持会议，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会议的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汉、萧朴生、萧三、汪泽楷、任卓宣、郑超麟、周恩来等人。
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十分热烈。在讨论到团体的名称时，周恩来说：“我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另外有人说：“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所以大家还是同意用“少年共产党”这个名称。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道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也就在1922年，中共旅欧总部成立，赵世炎任中共法国组书记。
也在这年的九、十月间，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和萧三五个人，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胡志明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中，他也起了作用。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成员就是刘清扬。她是回族，生于天津。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人，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邓颖超都很熟悉。
刘清扬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她脱离了中共。1944年她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
1949年后刘清扬担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61年她重新加入中共。1977年7月19日，她以八十三岁高龄在北京去世。
李立三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也来到了法国。
当年“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时，得到回答的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他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另两个回答来自一个姓萧和一个姓黄的，这两人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人。那“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他听了毛泽东的话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
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六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说。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笔名唯真。他在1919年11月抵达法国。
李立三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庄、刘伯坚等，在1921年2月，曾准备在法国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但因为在当时的八个人当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又改名为“劳动学会”。
李立三也曾和赵世炎、蔡和森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
1921年10月4日，李立三、蔡和森等104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共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时经中共中央同意，成为中共党员。
此后，1927年，李立三在中共“五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共“六大”后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1930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共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解放后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劳动部长等职。“文革”中受尽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于1967年6月22日离开人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新民学会五烈士
蔡和森：(1895-1931)
中共初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党的二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青年中，就盛称毛泽东、蔡和森之名，而奉之为表率。
蔡和森是湖南湘乡人，自幼就是在看牛、当学徒、种田和学手艺的时候，努力自学的。考入第一师范后，他刻苦用功，实战精神、善于分析，以及长于写作和严肃的生活作风，都同毛泽东有相似之处。他们两人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同时信仰马克思主义。
1917年8月23日，张昆弟渡河至岳麓山下蔡家一连住了三天。他们天未明就上山运动，白天越山漫游，晚上就畅谈各人的抱负。
蔡和森讲到理想和要循序进行之事。他说：“一、现在中国社会学无专书，想研究中国社会从古至今，其间变迁的事实，及不变常存的真理。二、中国无一部完全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监等史书，所载的无非是天子和卿大夫的事情。准备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编写成一部史书。三、中国语言和文字不统一，研究语言、文字统一的办法，以便社会民智的普及。”接着，他又谈到读书之事：“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我国旧有文化，干格难容。而主张新文化的人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的人，又弃新书不读。我的主张是多读新书，而旧书也必须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一定都是好的；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国，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斟酌国情，旧有的东西，其中好的留下，不好的则去掉；外来的东西，在中国可用的采用之，其中不可用的则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这是我们读新书、读旧书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张昆弟说，他完全同意蔡君的看法。
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于1921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随即在党中央工作，参加领导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他是1931年在香港被捕的，引渡到广州。反革命刽子手竟残酷到把他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被刺刀戳得稀烂。
张昆弟：(1894-1930)
幼时在家乡益阳小学读书，就喜欢康梁学说，在家种过田。1913年考入第一师范。在学校时，思想、抱负、治学和生活各方面，也都是与毛泽东志同道合。他的功课、品德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1919年，他到法国勤工俭学，因进行革命活动1921年与蔡和森等同志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回国后即由北京的党组织派为铁路工作特派员，参加领导了“二七”大罢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仍在北方作工人工作。1928年成立红军第五军团后，他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后同贺龙一起创建湘鄂西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于鄂西洪湖地区英勇牺牲。
陈昌：(1894-1930)
湖南浏阳人，号章甫。他也是“新民学会”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喜欢站在窗口旁若无人练习讲演，很有演说天才。他声音宏亮，长于说理，曾任学友会的雄辩部长。1920年毛泽东回长沙任一师附小主事时，陈昌也在此教书。毛泽东开始组织湖南工人运动时，他也是主要参加者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派他到水口山工作，任工会主任。1930年，他由上海去湘西贺龙部队工作时，路经沣县被捕。经过严刑拷打，陈昌同志没有任何口供。在长沙临刑时，他还作了一篇激昂动人的演说。
何叔衡：(1876-1935)
他是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湖南宁乡人，自幼随父在家一边读旧学，一边过挑水劈柴的生活。18岁时考取秀才，这时就已具有浓厚的反抗清政府的革命思想。
何叔衡在本县书院读书时，同姜梦周、王凌波、谢觉哉三同志最友善。后来他们四人又一同去云山小学教书。1912年，何叔衡考入第一师范讲习科。两年毕业后，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时，何叔衡是会员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矮矮的个子，结实的身体，对人赤诚而热心，最肯出力，也最能刻苦。
谢觉哉刚认识毛泽东不久，即听到何叔衡说：“润芝是个奇人。在第一师范读书，看不起学校的课目，不大上课。他一向研究什么，就把那一类书搬来，关起门来一个人在读。管理员王季范是他的亲戚，劝他说：‘你要上课！不上课是不合校规的。’毛泽东说：‘这样破坏我的读书计划，我不能够。’又说：‘你定要我上课，我一发问，教员不能答时，就让他滚蛋，你能答应吗？’王季范没法，只好在乎他。”
一天，何叔衡对谢觉哉说：“毛润芝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润芝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道着了。”何叔衡以不能谋而自谦，故能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他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面前。毛泽东常说：“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何胡子（他留有八字胡）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他感动，叔衡同志确是如此。他的感情是统制在高度的正义感下面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派何叔衡去苏联学习。
1934年红军长征之后，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等同志于1935年2月撤出苏区时被敌人包围，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走不动了，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附近坠崖殉难！
罗学瓒：
湘谭株洲人，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和毛泽东同班。他身材矮短，语言重浊。根据他在学校学习的情形宜于从事教育工作，因此毛泽东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在给他的一封明信片上写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以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二也；育才作会务（指新民学会会务）之后盾三也。”因此他参加勤工俭学的留法预备班时，是学的教育，后来到法国从事华工教育工作。在北京时，他和毛泽东等八个去法国的湖南学生住在一起。他也是和蔡和森等一道，被法国政府赶回国的。
1921年后，他是毛泽东领导工人运动的得力助手之一，他组织过长沙最初的人力车工人罢工，一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仍在上海作工人运动。据说他是在1930年在浙江工作时牺牲的。
参阅资料
参见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1997.03.06)
参见《作家文摘》2000.6.20 《父亲李富春叫母亲蔡畅“大姐”》
原载《中华儿女》总第156期李特特/文 (2000.10.29)
参见《……》 (1970.12-1971.1笔记 2001.12.13)
参见《作家文摘》2002.3.26 《毛泽东为何不去法国留学》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2.3.13 沈卫威/文 (2002.04.27)
参见《参考消息》2002.11.19 《中国留法第一人李石曾》
原载法国《欧洲时报》2002.11.9 《留法百年 中国留法第一人李石曾》
高远 (2002.11.18)
参见《作家文摘》2006.3.24 《罗平海眼中的父亲罗章龙》
原载《中国老年》2006年第3期 刘朱婴/文 (2006.03.29)
参见《文摘周报》2006.6.13 《湖南自治宪法的问世与夭折》
原载《温故》孙卓/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06.20)
参见《文摘旬刊》2005.3.25 《著名共产党人改名趣事》
原载《党史博览》2005.2 王树人/文 (2006.07.01)
参见《作家文摘》2007.3.9《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去法国留学》
原载《看世界》2007年第3期 高远/文 (2007.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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