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八章 张太雷出席国际“三大” 张国焘主持中共“一大”(1)
王先金 编著
第八章 张太雷出席国际“三大”
张国焘主持中共“一大”
维经斯基来到中国
维 经 斯 基
1920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
在中国的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和日本、法国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小组”。
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从1920年4月初率“记者团”来到北京，4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1920年秋，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进入孙中山的书房后，他看到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觉得孙中山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的人，实际上孙中山已经五十四岁了。孙中山的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维经斯基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孙中山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只见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没有客套，马上让维经斯基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和俄国革命情况。不一会，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对维经斯基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
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孙中山很感兴趣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刚刚从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广州和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很难与俄国建立联系。俄国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由杨明斋作翻译。
1921年初，维经斯基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于是，他离开广州，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维经斯基来到了北大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
维经斯基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也不分黄种人或白种人，体现了“平等待我”之民族的精神。因此使中国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也就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成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他对李大钊说：
“我这次是路经北京，准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我来中国的情况。我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各地所建立起来的小组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共产国际的支部。”
李大钊表示同意维经斯基的意见，他准备和陈独秀先生商量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事。
维经斯基坐上火车，沿着西北利亚大铁道西行，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下车。因为共产国际设立的远东书记处设在那里那是1921年1月做出的决定。在此之前，只是俄共（布）设立了远东局。那毕竟只是俄共（布）的机构。尽管维经斯基来华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他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
在车站迎接他的是一位比他大七岁的西北利亚人，名叫舒米亚茨基他是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的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也同时是俄共驻西北利亚的全权代表，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
远东书记处下分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每个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维经斯基被分配在中国部工作。
第一个去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代表张太雷
在中国部工作的中共代表是张太雷。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参加革命后，他改名为张太雷，其含意是立志把自己化为改造社会的“巨雷”。
1921年5月4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
一位戴着眼镜、梳着分头的二十三岁的中国小伙子张太雷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大会上致祝辞。他说：“我很荣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接着他就说：“我们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张太雷是与维经斯基一起从北京来到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了两位书记，负责中国部的工作，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便是维经斯基。 张 太 雷
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代表。尽管那时中共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是张太雷不仅成为中共代表，而且“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祝辞。
张太雷，江苏武进人，原名张曾让，乳名泰来。上小学时，校长给他取名张复，取义于“复兴中华”。后来他改名太雷，取“泰来”的谐音。他八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和中学。在中学时，他就特别喜欢英语。
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北京。不过，因北大学制长，家贫难以维持，读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时，张太雷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大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了，他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为马克思主义者。
张太雷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又由罗章龙介绍认识了鲍立维教授。1920年4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时，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张国焘、张申府这“二张”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1920年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毕业后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同时又参与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一事。不久，他来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他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回到天津，他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书记。他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团章。
中国第一个访问红色苏俄的记者瞿秋白
那年的12月16日夜，张太雷兴奋地跟一位路过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话谈到深夜。
这位朋友斯斯文文，金丝边眼镜后闪烁着精明聪慧的目光。他是张太雷的同乡、同学，比张太雷小一岁。他便是后来名震中国的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瞿霜。因头上有两个发旋，其母给他取名为阿双，上学时取名瞿霜。因“霜”乃秋天之物，且霜洁白可比喻为高洁，又晋朝陆机《文赋》中有“不懔懔以怀霜，老眇眇而临云”之句，于是，他便改名为“秋白”。
瞿秋白当时是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获准前往苏俄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个访问红色苏俄的记者。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两天，由张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的火车，经哈尔滨进入苏俄。路过哈尔滨时，瞿秋白在那里遇上参加过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的刘绍周。只是刘绍周还不知道中国各地已经有了中共组织，以致没有加入中共，也就没有出席不久将要召开的中共“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张太雷忽接李大钊的通知，马上赶到北京。在北京饭店见到了刚从广州回来的维经斯基，并知道经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定，派他前往伊尔库茨克工作。杨明斋仍在上海，张太雷便成了“记者团”离华时的翻译。
在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指示张太雷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
不久，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杨和德又译成杨厚德或杨好德，他的本名就是杨明斋。
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共党员俞秀松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的“二大”。
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举行
共产国际“三大”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少共国际“二大”于同年7月9日至7月23日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
张太雷既是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共代表，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国际“二大”。俞秀松既是少共国际的中国代表，同时也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此外，杨明斋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一批学生正好这时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也轮流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岳、卜士奇、彭述之、谢文锦、华林、曹靖华等。
到达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为记者，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那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他在再次遇到张太雷后，向张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共，张太雷答应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出席共产国际的有五十二个国家，103个组织的605位代表，出席开幕式的多达五千多人。
记者瞿秋白来到会场，他看到大剧院里五千多个座位都占得满满的，举目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
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在他宣布开会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嘹亮的《国际歌》歌声。
列宁出现了，大厅里掌声雷动。瞿秋白是这么描述的：“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句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他说德语法语都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的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瞿秋白和列宁在走廊上相遇，略谈了几句，列宁指给瞿秋白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走了。
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说：“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需活动的时机。”
张太雷最后说：“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马林来到中国
马林，荷兰人，1883年出生，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从事秘密工作时还用过许多化名。1920年7月，马林作为印尼共的代表到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同年8月被委任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经多方营救获释之后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他坐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西进发。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1920年8月，直接受命于列宁，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华。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他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马 林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途中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荷兰、英国、日本等国驻奥地利大使都密切关注著名“赤色分子”马林的动向。
马林还行进在途中的时候，荷兰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就已得到他要来华的消息，并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有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马林住进了大东旅社32号房间。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视着马林的一举一动。就连在印尼三宝垅的马林的妻子也受到监视，马林与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从中获得关于马林的情报。
马林刚到上海，就和先期抵达上海的弗兰姆堡接上了关系。
弗兰姆堡又被译为福罗姆别尔，于1920年1月奉派来华。他本来在俄共（布）西北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情报局工作。他来华是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斯基派出的。
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
尼科尔斯基，生于1889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38年被捕并受到诬陷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43年被错杀，后得到昭雪平反。
尼科尔斯基出席中共“一大”时，年龄三十二岁，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是个当过两年兵的大学生，不大会讲英语，所以他言语不多，像是马林的“助手”一般，没有给人留太多的印象。
住在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的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与人约会，几乎不请入房间，而是在华灯初上时，约会于楼顶的花园。要是白天约会，他总是选择人流如涌、热闹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与人见面。
马林通过弗兰姆堡，跟尼科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了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跟马林长谈。尼科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由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回去时再给五十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论党员人数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致于法国，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信和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中国共产党命名经过
过去多数人都认为：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叫“共产党”，其实刚成立时叫“社会党”，随后才改称“共产党”。
1920年8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后，9月1日出版发行的一期《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成见》一文。文中用的名称是“吾党”、“社会党”。
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时叫“社会党”，1920年中旬，李大钊和张申府接到陈独秀的信，信中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正改称共产党，你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
张申府的信大约是11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后来和陈独秀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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