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九章 中共一大代表和一些主要人物的结局(2)
王先金 编著
（六）何叔衡沙场损躯
1945年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场捐躯十周年，谢觉哉写诗一首：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湖南宁乡人。
出席中共“一大”归来，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共组织，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1924年任中共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1927年湖南军阀何健、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后，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暗中印刷中共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人”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
1928年7月，与徐特立一起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0年7月，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在上海他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任中央苏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
1933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消了全部领导职务，在中央刊物《斗争》上点名批判他“右倾”。
实际上，他和毛泽东一样受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1935年2月，中共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一百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由何叔衡保管。
当他们越过江西边界，进入福建省会昌县时，中共福建省委派了一支快枪队护送。
4月23日凌晨，他们来到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时候，惊动了当地地主的“义勇军”，被敌人包围了。发现了敌军，负责护送的快枪队开枪了，战斗十分激烈。
快枪队一边抵挡，一边护养何叔衡等突围，逃往村南的大山上。
何叔衡毕竟上了年纪，又是秀才出身，况且连日劳累，还未到大山上，何叔衡便给保安团追上了。一阵乱枪射过之后，何叔衡受伤倒在一块水田旁边。两个保安团士兵以为他已死去，上前搜身。何叔衡身上带着组织上交给的港币、黄金，看到敌人来搜身，奋力反扑过去。砰！砰！敌人连开几枪，何叔衡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终年五十九岁。
瞿秋白被捕后，牺牲在长汀。
（七）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杨明斋在参加了中共“一大”之后，又出席了中共“二大”。
杨明斋是中共创始人中重要的一员，李大钊赞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周恩来颂他为“忠厚长者”。他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在中共建党初期联络“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联络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等，传播马列主义，筹备党的“一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一大”后，杨明斋在党内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党外参加“东西方文化” 论战，后又赴苏参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组建工作。
杨明斋在中共“二大”后，日渐受到冷落，其原因可能在于他曾非常坚决地反对马林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
1927年夏，得知中共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处境艰难，他坚决要求回国，正赶上张作霖宣战阎锡山时，他在中共北方局从事秘密工作。
回国之后，环境险恶，杨明斋不得不隐居北平。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近二十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书分上、下册，分别于1928和1929年出版。
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组织的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越过中苏边界，在伯利总政治管理局直坐了13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国际许可，做了80页的报告书。书上后，在伯力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海参崴，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
杨明斋被流放的原因是他那“80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自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以及中共党内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在流放期间他仍没有放弃斗争，一方面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方面埋头著书，系统阐发他的意见。他曾考虑此书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或《伟大革命和伟大创作》，或《伟大破坏和伟大建设》。至1932年10月他给张国焘写信时，书稿已写出230页，完稿时将达500页。
杨明斋此时致信张国焘，是因为“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
可是，无论是张国焘（他此时已回国），还是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者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质问和要求。
1933年至1934年间，此时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他从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人员那里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员中有一位叫杨明斋的中国人，生活过得很苦，脾气很怪，自称是老中共党人，曾给王明、康生写过信，但没有人理他，整天埋头读书，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著书立说。师哲借出差的机会去看望这位中共元老，见他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他足不出户，不娱乐，不和别人交往，自己做饭，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师哲与他交谈，劝他与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联系，告知他代表团团长是王明。可是，这位当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的杨明斋，根本瞧不起那时还是中山大学学生而今一跃成为中共显赫人物的王明。他认为王明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师哲笑着劝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是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杨明斋愤愤地说：“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
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来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
8月16日，杨明斋向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要求回国工作，未准，又埋头他的写作了。稍后杨明斋又提出要求恢复因流放失去的中共党籍，王明拖着不办，又一直未果。
1936年苏联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并很快造成严重的扩大化。1937年杨明斋被认为是“动摇分子”被捕过一次，不久被释放。可是，1938年2月7日，莫斯科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罪名，再次逮捕了杨明斋。杨明斋这次以沉默相抗，于是未经诉讼就被判为死刑，于5月26日惨遭杀害。
中共的一位元老就这样冤死在苏联。
（八）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马林对于中共有两大贡献：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共得以迅速发展。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自终参加。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离中国。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由于意见不合，当年四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马林虽然远离中国，仍然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1925年与到荷兰出席国际运输会议的罗章龙相遇时，他对国章龙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
一年之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使他再也无法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于1927年宣布退出。
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马 林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
1942年3月6日，马林终于落入了德国法西斯手中。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
1942年4月14日，马林视死如当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五十三岁。
(九)尼柯尔斯基被错杀
尼柯尔斯基和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一清二楚，惟有尼柯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在故事。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里，就是缺少他的照片和事迹介绍。
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
直到2006年，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柯尔斯基的传奇经历。
原来，尼柯尔斯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布)党员。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 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2007年6月29日,来自俄罗斯的参观者、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要求面见“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领导，称手头持有尼柯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阿列克赛去年曾经来沪参观过“一大”会址。当时，同胞尼柯尔斯基留下的那片“空白”，给他带来震撼。回国后，他做了大量工作，终于，鄂木斯克州档案馆有了让他喜出望外的回函，一张光盘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柯尔斯基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带尼氏本人头像的履历表。档案馆中还有尼氏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其自传中还披露自己去过上海工作。
2007年8月，一个来自蒙古的电话，让一大会址纪念馆领导再添喜色：他们也找到了尼柯尔斯基的照片。 尼柯尔斯基
原来，2006年的4月、9月、10月，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名学者达西达瓦先后赴俄，在与尼氏有关的数家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尼氏的生平事迹渐渐清晰起来，并在鄂木斯克州的专业档案馆终于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2007年9月12日，达西达瓦把照片拿来了，两张照片中，一张与阿列克赛提供的尼氏在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完全一样，另一张则是新见，是尼氏在上海20年代的英姿——离他参加中共一大的时间更近。
很快，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15位参加者的展示图片,那个醒目的空白不复存在了。
(十) 陈独秀病死江津
1939年8月底一天的午后，一艘朝辞重庆的小客轮在江津靠岸了。
此番远足，陈独秀明知也难寻得他的净土和乐园，但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中共党史上，从“一大”到“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共第一号人物。时间是1921年至1927年。
就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的一周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所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四·一二”之后，中共陡然陷入逆境之中。一大批中共党员遭惨杀，内中有中共主将李大钊、赵世炎、张太雷以及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
在1927年4月中共的“五大”上，陈独秀受到党内尖锐的批判，他的领袖地位动摇了虽然大会仍然选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到了七月下旬，就连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政府也实行“分共”，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共党员。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推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政治局。由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从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这年，他四十八岁。
此后，他与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分歧越来越大。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出席，他拒不出席。
此后，他越走越远。以他为首，组成了中共反对派，人称“陈独秀派”。他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他组成了反对派小集团。
1929年10月2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于是，同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共“开山书记”被开除了中共党籍。
此后，陈独秀组织了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在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的“统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尽管他是“反对派”的总书记。
1933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在狱中，陈独秀有两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只得将一大批政治犯予以释放。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1937年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把他第五次被捕为期四年零十个月的铁窗生活，连同前来接迎的国民党中统局官员丢置脑后。
陈独秀出狱后，暂时住在当年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董必武奉中共中央之命，去访问他，多年未见，他们谈了很久。董必武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回答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在董必武与陈独秀谈话后，过了一段时间，陈独秀也曾想到要去延安。于是，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说明自已巳脱离托派组织。他又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到中共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信后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路线并无大的分歧。
对于陈独秀态度的转变，中共中央是欢迎的。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党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第一，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正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第二，陈独秀托派分子难免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实现之后再考虑。
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对他的回归亦作了大量工作。
但此时，由于王明和康生在背后捅刀，使陈独秀未能去延安。
1938年，国民党政府搬迁武汉，陈独秀亦随之南下，住在武昌。
由于战局恶化，国民政府从武汉搬到重庆，陈独秀又来到“陪都”。
不断的迁徒、飘泊，使携着家室、抱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牛毛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得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潘兰珍又一次踏上了旅途。
于是，带着他的第四任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离开重庆坐船来到江津。
处于极端孤立的政治环境，时感寂寞和孤独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的晚年生活中，终于卧病床褥。时为1942年5月13日夜。
他是前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后中毒的。据好几位医生说，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因这次所用蚕豆花，采摘时遇雨，晒干后其中仍有发酵的，泡服时水已呈黑色，因而中毒。所幸病情不甚严重。
13日上午，友人包惠僧从重庆陈家桥来访，这空谷足音，使陈独秀非常高兴。他因心情高兴，午餐时吃四季豆烧肉过量，加之他是多年的十二指肠溃疡患者，一经食物作梗，于是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病情拖延至17日午后七时，陈独秀从床上挣扎起来，欲上厕所，刚一下床便晕倒在地，四肢僵厥。
陈独秀的高血压本来已经很严重，这次又是数病并发，他觉得自已的身体已抗不过病魔的凶焰，只得请人把病情告诉儿子和与松年同在九中执教的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松年与何之瑜立即邀邓仲纯到石墙院诊治。
然而，风烛残年，病入膏肓，陈独秀自知即将就木，他垂危的生命如同一轮残阳，正急剧坠落。5月25日黄昏，他把兰珍、松年等亲人唤到了床前。
他清癯的一张脸已瘦削不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长约寸许，双眼时闭时睁，嘴唇微微翕动，发出的声音是那样虚弱。
忽然间，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用似乎伤感的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缓缓移过。
“先生，你想说什么？你说呀！”噙着一汪泪水的兰珍，强忍住揪心的悲痛，贴近丈夫的耳旁，柔声地说。
陈独秀忧郁的目光在兰珍的园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猛地伸出青筋暴突的干枯的手掌，用力握住了兰珍柔软园实的小手。
“先生......”兰珍抚着丈夫的额头，一声悲怆的呼唤，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陈独秀喘息着，他想告诉儿子，他的一生事业，多归失败，他痛感自已未能认真总结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但他相信未来的中国，前途有望。
然而陈独秀又一时语塞。他双目直对着房顶，喟然长叹一声：“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抛’字啊，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一颗浑浊的老泪，从陈独秀的眼角漫漫滴了下来。
此后，便是不断的昏迷、呓语，呓语、昏迷......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以创办《新青年》杂志首倡科学与民主，在领导“五四”运动中执牛耳，尔后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而闻名于世，曾被青年毛泽东誉为“思想界明星”，晚年曾一度坠入托派的泥淖的陈独秀，就在这满目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他始终关注着、热爱着的人世，享年六十三岁。守在他病榻旁的，只有他的妻子潘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瑜、侄孙长文，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及前往探视的包惠僧共八人。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开明巨商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说过，将来修党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
对于陈独秀的评价，到了21世纪，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他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以往的党史认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葬送了大革命，他要对革命失败负责。有学者认为，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大革命失败负责。
以往党史书中常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说法，现在只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晚年在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前进，强调中国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陈独秀晚年是否接受过来自国民党的资助问题，有学者在查阅朱家骅档案时，发现6封与此事有关朱家骅与陈独秀来往信函，依据这些信函指出，陈独秀接受了资助，但收得并不情愿，也没有拿为国民党办事作为交换。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反对李立三的全国大暴动计划和在中东路问题上保卫苏联的口号。历史已证明李立三是错误的，因此，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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