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九章 中共一大代表和一些主要人物的结局(3)
王先金 编著
（十一）陈潭秋遇害于新疆
陈潭秋，原名澄，字云先，湖北黄岗人。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
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共产生了四十四名中央委员。接得票数多少的顺序排列在第十一位的陈潭秋，是中共“一大”代表，其实那时已不在人世了。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中，消息阻塞，以致代表们还不知道他已牺牲。
早在1943年9月27日的夜里，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敌人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们用麻绳勒死陈潭秋。当时，他只有四十七岁。
在同一个夜晚被绳索勒死的还有周彬亦即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与陈潭秋同龄。
还有林基路广东台山人，中共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年仅二十七岁！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骗去软禁起来。当天，中共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一百多人，也被软禁。
中共中央书记处获知消息后，于1943年2月10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密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
中共中央只知道陈潭秋被捕，但不知陈潭秋后来被秘密处决。
中共在新疆的工作，原由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负责。俞秀松在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苏联之后，被诬为托派而惨遭冤杀。新疆工作改由邓发主持。陈潭秋于1939年5月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在他到达新疆时，中共中央来电，要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
中共“一大”之后，陈潭秋回到武汉，是武汉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1923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1924年，陈潭秋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他写过一首《五一纪念歌》：
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1927年，陈潭秋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以“潭少连”作为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1930年，陈潭秋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直至1932年7月党组织营救出狱。他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通过封锁线，潜入江西根据地。他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此时，他的妻子徐全直在上海被捕，于1934年1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红军长征开始，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受到剧烈震荡。受了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稍好，他奉命和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1935年5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
董必武闻陈潭秋凶讯，泪如雨下，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KAI精神振,展诵遗篇识所归。
他与徐全直生一女二子。徐全直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幸免于难。
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为托派。
（十二）沦为巨奸的陈公博
陈公博广东南海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身受社会潮流的骚动，思想相当活跃。后来在陈独秀引导下参加了中共，做了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
1921年7月，陈公博在出席中共“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共组织的批评。
中共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他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做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的组织会上公开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甚至扬言：“拟离党而另组织广东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改悔，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他开除出党。
此后不久，他便前往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他在论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力不停止，那么大既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陈公博加入过中共，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说出了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但是，他又背叛了这一切，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国后，廖仲恺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劳工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为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
北伐期间陈公博出任北伐军司令部政务局长，与蒋介石靠得很紧。但由于蒋介石拥兵自重，强行欲将国民政府迁往南昌，陈公博反复权衡，最终选择返回武汉，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反蒋、讨蒋，同时也公开分共、反共。
蒋介石东山再起，抓住陈公博广州起义的口实，被南京政府以“勾结共产党，违反纲纪，在粤叛变”的罪名，当即饬令派军队“争途进剿，以清叛逆，而安闾阎”，陈公博只身逃往香港。
1928年冬，陈公博邀集“粤方委员”顾孟余、王法勤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己为负责人，公开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2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违反本党纲纪的陈公博党籍。
当汪精卫在1932年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他出任实业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8年12月22日，陈公博赴越南河内与汪精卫见了面，并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糜(米为吕)声明的卖国《艳电》。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逝世。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陈公博成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公博逃往日本，又被抓了回来。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的汉奸罪行辩解，写下了洋洋六万余言的自白书。
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经过公审，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剥寻公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的妻子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6月3日,陈公博被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这个大汉奸临死前还不忘反共，他与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他对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的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
（十三）卖国求荣的周佛海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
周佛海在中共“一大”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8月16日订婚。
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将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
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渔阳里二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由于他是中共党员，一回到日本，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
1924年5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和周佛海一起出进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他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周佛海在国民党政府里当了官，他认为在国民党里的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于是，在1924年9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共。当时中共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了一信，声言脱离中共。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共后，追随戴季陶，从1925年下半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共决裂。
1927年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1938年12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以后，在汪伪政权中成为第三把手。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
1940年，周佛海有一次在向青年学生发表学说时，他说：“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了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实际是：陈独秀未到任前，由他代理。）。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周佛在政治舞台上真是“演技”高超：从中共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
周佛海又精于政治投机。1944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因此，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不过，他才当了一个月的“总司令”，在全国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他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3月26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心脏病发作，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五十一岁。
（十四）维经斯基病死莫斯科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联后，马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召开了“一大”。后来，维经斯基从1923年到1927年,共五次来华,帮助中共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回国后，他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共，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1953年，他病死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 维经斯基
（十五）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李达(文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今永州）人。1921年2月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主持筹备中共一大工作。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宣传局主任，主持创办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李达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声言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主任。他与陈独秀不和。然而，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共“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二大”之后，他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3年因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发生争执，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其原因他自己说在于：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而他却是只注重研究而不注重实际的人；二、对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想不通，他不愿意做国民党党员；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1927年9月3日，汉口《国民日报》曾刊载湖南李达声明“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
李达是学者型人物。他脱离中共之后，在湖南大学当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1927年3月，李达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大学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
1930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他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
1948年初，李达忽地收到中共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使他欢呼雀跃。信是用暗语写成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这“本公司”显然是中共的代称。
李达于1949年4月16日离开长沙，经香港坐船北上到达天津，在5月14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他仍称李达为“鹤鸣兄”。
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人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
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李达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
“文革”中由于康生说：“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林彪也点了李达的名。
1966年8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1966年8月24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七十六岁。
这位“李三”便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
1980年，中共为李达平反昭雪。
日出东方 第九章 中共一大代表和一些主要人物的结局(4)
王先金 编著
（十六）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1975年3月5日，这天是董必武九十虚岁生日。正在病中的董必武，写了《九十初度》 一诗：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于1975年4月2日晨七时五十八分，与世长辞。”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不幸的消息。
董必武，原名贤琮，字洁余（下加田），号璧武，湖北黄安人。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在中共“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共领袖，从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曾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12月，他的挚友李汉俊、詹大悲惨死于武汉。董必武成为蒋介石和汪精卫追捕的目标。在袁范宇弟兄的帮助下，他化装成水手从武汉乘船到上海，然后前往日本。
在日本，董必武与林伯渠、刘伯垂汇合。半年之后，他由海参崴来到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的学生。他的同学之中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此后，他又转入列宁学院学习。
1932年3月，董必秘密回国。经过漫长的旅行，他在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
他最初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不久，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
长征时他已年近半百。到延安后，他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1945年4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他从美国回来后，便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担任中共第六至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
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乱真变色龙。
日照原形终必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董必武与毛泽东至始至终有着很好的友情。毛泽东总是称他为“董老”。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世。
（十七）毛泽东离世震撼世界
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
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含而不露。在会上他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与马林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但是，没多久，毛泽东便给马林留下了印象。马林在1935年与美国教授伊罗生谈话时，回忆当初道：
“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这个“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
1923年，在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
1927年，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的秋收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走上武斗革命的道路。
这样，在20年代，毛泽东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成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之后，毛泽东领导红军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否定了王明的左倾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此后不久，在长征途中，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指挥官。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
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设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从此，他才真正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席，人称“毛主席”。以前人们也称他为“毛主席”，那是指他在江西时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自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首次被写入党章，中共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直任职到他去世。
40年代末，毛泽东领导指挥了三大战役，渡江战役，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改写。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这段日子里，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大改造，使中国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随后又发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建设成就。
从1966年起，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十年浩劫。
毛泽东的一生，功高盖世，但所犯错误也不小，特别上在整风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犯了重大错误。但总的来说，他不仅功大于过，而且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十八）陈望道重新入党
中共“一大”后，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又称委员长。 陈 望 道
在筹务召开“一大”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当时，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陈望道两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三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决要求陈独秀对此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一大”会议。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
但是，陈望道仍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再度要求退出中共。中共曾派茅盾劝说当时要求退党的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
陈望道对茅盾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为方便。”
从此，陈望道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投身于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他担任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1927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有密切交往。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他这位老朋友,谈起往事,更使陈望道强烈希望重返中共。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请示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由中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共党员。直到1973年8月，陈望道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
“文革”之初，陈望道也受到猛烈攻击。由于他身体好，自幼练过武功，所幸中共中央通知上海要保护陈望道，他才免遭“文革”的劫难。
他年轻时，性格异常急躁，雅号“红头火柴”。历经磨难，他变成了“黑头火柴”，变得安全起来。人们尊称他为“陈望老”，雅号“城隍佬”。
1977年10月29日凌晨四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八十七岁。
（十九）“栖梧老人”包惠僧
包惠僧又名晦生，湖北黄岗人。
1957年7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刊载了署名“栖梧老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这篇文章是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共的诞生。好些人分析，一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栖梧老人”就是当年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他是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的。
在中共“一大”之后的最初几年，包惠僧的表现是不错的。1921年9、10月间，他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回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任中国劳动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武汉党团都有相当发展，各种工会都组织起来了。他因为常攻击张国焘小组织，同张磨擦很厉害。
张国焘回到中央坚决要开除包惠僧的党籍。争论了许久，陈独秀说，包惠僧就是有错误也没有到开除党籍的程度，因此包惠僧才得以保住党籍，只是被调离武汉和京汉铁路，不另作处罚。
包惠僧被调到北京交通部工作，后来担任北京区委的秘书。在北京工作期间，包惠僧等人同张国焘的小组织发生了不少的冲突，陈独秀对此也给包惠僧不少警告。
自1922年起，包惠僧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他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此后，他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因病留在南昌。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按包惠僧自己的叙述，1927年7月20日前后，奉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之命，包惠僧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他先到南昌，周恩来后到，周恩来告诉他：“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他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包惠僧病了，周恩来叫他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并给他写了介绍信。
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回到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他到武昌，没有找到组织。在武汉也呆不下去，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
在上海他会见了李达（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包惠僧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他在上海以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1931年，借助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的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1936年起，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过。1944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共朋友中去。因此，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包惠僧来到北平后，董必武见了他，埋怨道：“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不过，周恩来在重庆，曾去国民党政府的内务部，会见部长张厉生。那天，周恩来走出张厉生的办公室，见到包惠僧，向他表示过欢迎他归来之意。所以，后来他到了澳门，终于下定了决心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1949年11月，他从澳门回到北京。
在北京，董必武和周恩来都先后请他吃了饭。周恩来与他作了长谈后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样，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在“革大”，他在学习中十分积极，他改造了自己的思想。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
1957年周恩来总理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此后，他开始以“栖梧老人”写回忆文章。
包惠僧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就干脆改用“包惠僧”这一名字了。
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此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他的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
文革中，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事生非，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
他在病中熬过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
1976年7月2日10时40分，八十五岁的包惠僧去世了。
党史界对于出席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还是13人有所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包惠僧的代表身份问题。持“13人说”的认为包惠僧是广东代表；持“12人说”的认为包惠僧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有记者于1976年5月访问了包惠僧，包惠僧重复了他五十年代至今所一贯坚持的说法：“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3人，我是广东代表。陈独秀、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刘尔崧，还有一个姓李的，我们七个人开会，选我和陈公博为广东代表。参加一大时，陈公博是从广州到香港乘邮船去的，我是坐客轮走的。”包惠僧还气愤地说：“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何叔衡没有出席一大，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根本不存在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
陈独秀为什么当选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过去说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当中央书记是历史的误会。包惠僧持相反意见，他不无感慨地说：“嘉兴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当书记是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有学问，光明正大，喜形无色，不说假话。当时我们大都是他的学生，没有哪个比得上他。所以一大当选党的书记也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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