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十二章 蔡锷重九起义 朱德欧洲入党

        日出东方 第十二章 蔡锷领导重九起义 朱德欧洲入党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二章  蔡锷：昆明重九起义　　

                 朱德：云南学武 欧洲入党　　

                 叶剑英：跟日本教官比武　　

                 蒋介石: 秘密访问苏联　　

                 朱德假填籍贯考取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为适应清末军制改革建立的新式陆军需要大批新军军官而创办的，是清末各省讲武堂中最重要的一所。1909年9月，云南陆军讲武堂复办，讲武堂最初的总办（校长）为云南兵备处总办高尔登，云南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同盟会员李根源为监督，不久高尔登辞去兼职，李根源继任总办，主持校务。加上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其中不少是同盟会员），被聘为教官。这样，云南陆军讲武堂充满了革命气氛，其领导权事实上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1886年12月1日，朱德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坊镇李家湾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出世。取名朱代珍，字玉阶，又名朱建德。　　

1906年,朱德离别顺庆府学堂时,赠与同窗好友一首诗: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兴亡记忆中;                   朱  德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　　

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年轻的朱德，纵有“冲天壮志”，却报国无门。　　

1908年，朱德从成都高师毕业后，回家乡教了一年书。为了报效祖国，他立志投笔从戎。行前，他赋诗《赠诸友》：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1909年8月，朱德离开四川仪陇家乡，与其好友秦昆，经过70多天的长途跋涉，来到昆明，投军当了一名士兵。不久，作为朱德上司的罗佩金标统(团长)，发现朱德有访华，又能吃苦，且志气宏大，即推荐朱德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和秦昆一起去报考，第一次入学考试，两人成绩都比较好，达到了录取要求。然而出人意外的是，秦昆被录取了，朱德却榜上无名。原来秦昆填的是云南籍，朱德填的是四川籍，因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之初，当局有两个目的，一是培养为当局所需要的军事人才，另一个是对付英法对云南的侵略。为了后一个目的，开始时对非云南籍的考生，讲武堂暂不录取。因此朱德未被录取。　　

    又过了几周，讲武堂第二次补行招生，朱德接受了教训，假填籍贯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姓名由朱建德改为朱德，即是红色品德的意思。由于成绩好，又是“云南籍”考生，自然被录取了。1909年11月，23岁的朱德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　　

但是，入学后遇到了麻烦，假填籍贯的问题很快就暴露了。按当时规定，是要开除学籍的。由于朱德成绩优秀，精神可嘉，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讲武堂领导发生了争执。有的主张开除，有的认为可以变通处理，不必开除。主持校务的李根源最后表示：“籍贯错了改回来就可以了，不要为这样一个问题把一个不辞千里跋涉来投考讲武堂的有志青年，拒之于门外。”朱德这才留了下来。　　

当时全国诸多军官学校中，最为有名的只有两所，一所是保定军官学校，一所便是云南陆军军官学校，又名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进入学校后，被编入丙班二队步兵科学习。　　

    朱德对于能够录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非常感动。他说：“这是我寻找多年的地方！”从此，他一心一意投入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他知道自己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朱德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又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这又是他参加民主革命的起点。朱德从此开始了一生显赫的军事生涯和革命生涯。　　

                   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于1909年。　　

    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开办时所聘任的38名教职员中，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分子占了绝大多数。　　

云南陆军讲武堂堪称一所充满神奇的军校，因为这里的教官和学生曾做出彪炳史册的业绩。甚至可以说，这所军校培养出的学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　　

当时，讲武堂的学员中，绝大多数是一些有志的爱国青年，如崔庸健、武元甲、叶剑英等及后来韩国的第一任总理李范奭等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朱德的同班同学中，也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成为著名将帅的，如朱培德、杨池生、马珍、金汉鼎、田钟谷、范石生、王均、董鸿勋、杨希闵、唐淮源、邓泰中、杨蓁等。　　

在讲武堂，朱德与朱培德两人都才华出众、成绩突出，被誉为学校的“模范二朱”。朱德在讲武堂学习期间，由于思想进步，于1909年由同学范石生等介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组织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相继光复独立。10月30日，昆明起义爆发。作为这次起义主要军事力量的讲武堂师生，第一次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这所近代化军事院校卓越的教育成果。起义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勇往直前，势不可挡。　　

    辛亥革命中，蔡锷以讲武堂师生为核心，领导武装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　　

    昆明起义后，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一批讲武堂的主要官员、教官调军政府任要职而成为领导核心，如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总长，唐继尧、刘存厚任参谋部次长，李鸿祥任政务厅厅长......　　

    军政府组成“北伐军”，援川、黔、藏，促进了大西南的光复，为结束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立下了功勋。护法战争中，曾任讲武堂校长的唐继尧联合滇、川、黔军，高举“维护约法，以靖国难”的义旗，组成靖国联军声讨段祺瑞，响应孙中山护法政府的号令，其义举吸引了湘、鄂、豫、陕、闽的将领率部加入，唐继尧因而有了八省联军总司令之称。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云南陆军讲武学校（1912年讲武堂奉蔡锷令改为讲武学校）派出教官刘耀扬、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等前往黄埔军校援助建校，后来林振雄升任教育长，王柏龄升任教授部主任；讲武学校第12期毕业生叶剑英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任教授部副主任；北伐军高级将领中，讲武学校师生也不少，朱培德为北伐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为第十六军军长，金汉鼎为第九军军长，朱培德和教官杨杰还先后担任北伐军总参谋长，他们都战功卓著。　　

    1915年12月12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消息传来，全国一片声讨，云南首先发动起义。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云南首义各省响应，再造共和伟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任命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共同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其中，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靖国滇军，是军政府所依靠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讲武堂毕业的朱德、叶剑英分别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了新型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范石生曾以讲武同学之谊，接济和掩护过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使其渡过困境，走上了井冈山，也属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时期，除了朱德、叶剑英作为人民军队的领导者和指挥共产党武装抗日外，鲜为人知的是，叶剑英还奉中共中央命令参加举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团结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连国民党的军委会也赞扬训练班的教学“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讲武堂师生中不少人率部抗日，浴血奋战。如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率部血战中条山，毙日寇八千余，以身殉国；第七十六军军长王甲本在湘桂战役中英勇成仁，赢得了“硬汉将军王甲本”的美名；第六十军军长卢汉，在徐州会战中，浴血奋战27昼夜，击溃了号称王牌军的日寇板垣、矶谷师团；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第三军军长杨宏光、副军长张与仁，率领以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所部在江西战役、长沙大捷等战中，做出了重大牺牲，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曾任讲武学校校长的龙云组织全云南省人民，为抗日战场输送了35万将士，其中，不少讲武学校毕业生血洒疆场。　　

    解放战争时期，除朱德、叶剑英元帅和周保中直接参与领导人民军队进行解放战争外，讲武学校毕业生中，许多人也及时明辨事非，率部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如一八四师的潘溯端师长领导了海城起义，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领导了长春起义，云南省卢汉主席、第九十三军龙泽汇军长、第七十四军余建勋军长等领导了云南起义。　　

    讲武堂历史之辉煌令人惊叹。　　

　　　　　　                讲武堂培养出来的将军　　

     蔡  锷                               唐继尧             叶剑英　　

    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革命军的摇篮，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其中较著名的有：　　

        教官和官佐：　　

    蔡锷：上将，讲武堂校长，护国军一军总司令。　　

    李根源：上将，陕西省省长，粤滇军总司令。　　

    顾品珍：上将，滇军总司令，云南省省长。　　

    唐继尧：上将，云南督军兼省长，靖国军总司令，建国联军总司令。　　

    李烈钧：上将，江西都督，护法军政府总参谋长。　　

    张开儒：上将，滇军总司令，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罗佩金：上将，护理四川督军，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刘存厚：上将，四川督军，四川陆军检阅使。　　

    赵又新：上将，川滇黔靖国军第二军总司令。　　

    杨杰：上将，陆军大学校长，代理总参谋长。　　

        毕业生：　　

    朱德：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叶剑英：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崔庸键：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武元甲：大将，越南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朱培德：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代训练总监。　　

    金汉鼎：上将，代理滇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范石生：上将，滇军第二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　　

    胡瑛：上将，云南戒严司令部司令。　　

    盛世才：上将，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赖心辉：上将，四川边防军总指挥，四川省省长，第二十二军军长。　　

    龙云：二级上将，陆军副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卢汉：上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　　

              讲武堂培养了7位黄埔红色教官　　

    叶剑英：1917年夏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1924年应廖仲恺的邀请，参加黄埔学校的筹备工作，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讲授兵器学，是黄埔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说：叶在黄埔，“思想受到极大的变动”。叶剑英在黄埔期间，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未果。1927年7月上旬，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崔庸健：又名石泉，朝鲜平安北道人，1922年入天津南开大学学习，1923年于云南讲武堂第二十二期毕业。1925-1927年在黄埔军校任教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严凤仪：黄埔军校上尉军事教官。原名銮海，海南琼海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一期步兵科毕业。曾任滇军排长、副连长。1923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6月调入黄埔军校任上尉教官、第一期学生第四队副队长、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　　

    徐成章：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原名徐天宗，字惠如，海南琼山人。1918年初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1922年初与罗汉、鲁易、陈公培等组织琼崖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初到广州，任粤桂联军陈继虞支队参谋长，同年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共产党员。1924年5月，徐成章受党派遣到黄埔军校第一期担任特别官佐。1924年11月，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徐成章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直接受周恩来同志领导。　　

    曹石泉：海南琼海人，小时在新加坡做工，1919年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工兵科第十五期，1922年初毕业。1924年春加入黄埔军校，任第一期第二队区队长。参与组织“琼崖革命同志会”。曹石泉是在徐成章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之下加入中共的。中共中央组织部1945年编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列有曹石泉姓名。　　

    杨宁：又名杨林，原名金勋，朝鲜平安北道人，1898年生。因在朝鲜参加爱国运动受通缉，流亡中国。1920年由东北到上海，随后又经广州、香港、越南而到昆明，进入云南讲武堂第十六期步兵科，1924年受聘为黄埔军校学生总队中尉教官，后任第三、第四队上尉教官，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成员，1925年在黄埔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江西兴国人，1897年生，曾先后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护国第二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1925年春由黄锦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平定杨、刘之役后，转入黄埔军校，任第三队上尉队长。　　

                    蔡锷巧遇两恩师　　

    蔡锷，湖南邵阳县亲睦乡人。　　

    1890年的初秋某日，邵阳宿儒樊春徐先生投宿于邵阳桃花坪蔡家客栈。当晚，好学不辍的樊先生在灯下朗读《留侯论》。店主的儿子蔡锷闻琅琅读书声，推门立于灯前凝神听读。樊先生见状大惊，忙问何以致此？十岁的蔡锷答：“见公读书似甚快乐，遂不觉神往。”樊先生觉得此小孩禀赋非凡，当得知其家贫无法入学时，便免费收纳于门下。蔡锷刻苦攻读，十四岁便中了秀才，且名列全府案首。　　

    蔡锷十六岁时，时年二十四岁的梁启超来湖南主持新兴的时务学堂，讲授救国救民的新学。蔡锷由邵阳步行一百七十多公里，到长沙拜梁启超为师。在四十名学生中，蔡锷年龄最小，而天资最聪明，求学最勤奋，当蔡锷二十岁时，梁启超便将他推荐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梁启超没有料到十三年后的1915年，蔡锷竟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身份在云南首树武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义旗，而自己也有幸充当了这位三十五岁的总司令的首席顾问。　　

    1904年蔡锷在日本学成返乡(湖南)，在端芳手下做了一阵高级教官和参谋之后，便被广西巡抚李经羲罗致，去广西一住六年。他在广西当了陆军小学的总办，此广西陆军小学就是李宗仁的母校。李宗仁非常崇拜这位校长，把他说成是不可攀的“飞将军”。李宗仁说，蔡总办骑马，可不是翻鞍上马，而是从马后起跑，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飞跃，骑上马背啊！李宗仁虽然很崇拜蔡锷，最后还是参加了驱蔡的学潮，把蔡锷赶出了广西。因为，据李宗仁说，当时湖南人以邻为壑，把广西当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驱蔡不可。　　

    广西人驱蔡，蔡锷却因祸得福。因为这时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就顺便把蔡锷带到云南去了。　　

    1911年初，蔡锷从广西陆军学堂总办任上调到云南为新军第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他还在云南讲武堂兼任教官，朱德和叶剑英成了他的学生，他又写了一部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的《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当上了一位实际带兵官后，引进了大批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晚期留日学弟，作为自己的班底。　　

    袁世凯在他的班底北洋六镇之中，是不用日本留学生的，因为留日的陆军学生，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会员。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未尝加入过同盟会，但是他和黄兴却因同乡的关系而有莫逆的私交；也由于黄兴的关系，蔡锷和同盟会也走得很近。在他的三十七协里，竟然有一个标统（团长）和六个管带（营长）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弟，其中六个管带之一便是云南东川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六期毕业的学弟唐继尧。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昆明时，蔡锷是当时云南最大的实力派，召集全体军官密议之后，蔡锷被公推为革命政权的云南都督，云南就在1911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初九）向清廷宣布独立了。　　

    这便是蔡锷与李根源等人在昆明举行的“重九起义”，蔡锷被推为总指挥。起义取得了胜利，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蔡锷任云南省都督。不久经人介绍，他与昆明学人潘老先生的孙女潘蕙英结识并在五华山云南都督府举行了婚礼。　　

    云南独立了，蔡锷坐镇昆明，一支由唐继尧率领、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北伐革命军，就从云南攻入贵州。贵阳攻克，云南蔡都督乃向南京的革命政府力荐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半年之前，唐继尧还只是滇军里的小小官带，一夕之间，连升四级，如今竟能与名重四海的蔡都督平起平坐。非蔡都督何以致此？唐继尧对他的老长官和老学长是非常感激的。　　

    蔡锷原是个光芒四射的人，再加个名重四海的老师梁启超狂为他宣传，进步党人群起抬轿，革命党人拉拢，便早已名扬海内。1906年，北洋军举行有名的彰德会操时，袁世凯为阅兵大使，蔡锷亦被指派为审判员，当时蔡锷就颇为袁世凯看重，隐有选拔之意。到袁世凯有了称帝的企图时，他嫌北洋诸将，尤其是自己的老班底一“虎”一“狗”暮气太重。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对部内政务，一问三不知；冯国璋方面大员，公书鞅掌，每晨高卧至12时，成何体统？所以他要毁军练军，成立模范团，训练新军，一反老北洋系不用留日陆军学生的旧例，重用士官生，以消除暮气。他心目中所看重的就是蔡锷。梁、蔡师徒为此亦颇感激袁氏这个老伯乐的知遇，而颇有投效之心。梁、蔡师徒都认为蔡某非池中物，不应久困边屯，而应尽快离开云南。但是云南遍地黑金（鸦片），富庶侪于江浙，地接异国，可进可退，此一绝佳地盘，岂可轻弃，因此他们认为蔡锷这个飞天之龙一去，云南就应由唐继尧这个地头蛇接掌才属万全。如此经梁启超的党羽在袁世　 　　　　　凯面前一再说项，结果终于得到袁世凯的默契，将蔡锷调回湖南，由唐继尧返滇接任云南都督。　　

    1913年夏季，蔡锷来到北京，却发现袁世凯并无意要他回湖南，却以高位（陆军总长或参谋总长）留之。因为袁世凯若调蔡锷去湖南，恐于心腹地区另添一“藩镇”。蔡锷在北京三年，当了个他一窍不通的经界督办，怨声叹气，最后找了个妓女小凤仙作掩护，才逃出了北京。他后来丧命于喉疾，却被误诊为花柳，而蔡锷自己也深信不疑。　　

小凤仙　　

                   拒开“后门”的蔡锷　　

    1911年11月1日，云南省的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上的两级师范所在地组建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年仅29岁的青年将军蔡锷为都督。　　

    蔡锷有两个弟弟都在湖南邵阳的老家务农，听到大哥当上了大官，有说不出的喜悦。大弟25岁，叫蔡钟，二弟才19岁。两人商量一番后，决定由蔡钟去云南看望多年不见的大哥，更主要地是想通过大哥谋个一官半职，跳出“农门”。　　

    蔡锷见到已长大成人的老二，心里非常高兴，便招待他在都督府住下。过了几天，老二无走的意思，还期期纳纳地说出想在云南谋事的打算。　　

    一天晚饭后，蔡锷对大弟说：“你想在云南做事，当然可以。但是我身为都督，带头安插亲朋，别人会怎么看，怎么说，还会跟着做。这样对你我都不好。我看，母亲年纪大了，她老人家养育我们三人不容易，家里需要有人照顾，我看你还是回去好。”　　

    蔡钟听后一言不发，生闷气。蔡锷却寸步不让说：“我为国家尽忠，不能尽孝了，家里的事，我要拜托两位了，我积下的一百元钱，你拿去补贴家用。”蔡钟见哥哥把门关得死死的，毫无回旋余地，只好第二天就踏上了归程。　　

    从此，再无人来找蔡锷要官了。　　

                维护共和，反对帝制　　

    1915年10月，蔡锷决定到云南策动反对复辟帝制的武装起义护国起义。　　

    蔡锷摆脱了袁世凯的控制，经日本到达香港，转道越南进入云南。　　

    密探侦察到蔡锷的行踪后，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立刻通知蒙自关道尹周沆、阿迷（今开远）县长张一鲲，要他们派人刺杀蔡锷；又通知唐继尧：“倘有乱党赴滇......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还向唐许愿：唐将军公忠体国，智勇兼优，必可震慑消灭，如能诛杀蔡锷，封郡王，得酬金300万元。　　

    唐继尧得到消息，一面电请法国驻越南总督保护蔡锷过境；一面派警卫团长唐继虞到越南迎接；又调临安（今建水）驻军到阿迷、碧色寨驻防；还命令滇越铁路警察局沿线巡查，防止破坏。                                                   蔡  锷　　

    刺客在越南刺杀蔡锷没有得手后，周沆、张一鲲计划在蔡锷到达阿迷及碧色寨时，借宴请为名在酒里下毒毒死蔡锷。如果蔡锷不赴宴，就等他住下再想法暗杀。警备大队队长马玉堂建议，挑选敢死队员冒充百姓，乘乱杀死蔡锷并生擒唐继虞。　　

    11月30日，蔡锷等人经河口入云南，火车将至蒙自碧色寨时，蔡锷提前避入货车厢内，警卫连下车戒备。车站上已经摆好宴席，许多士绅在座，数十个身着农民服装的壮汉围在周沆左右，为首一人，率众求见蔡锷，唐继虞以蔡都督有病辞谢。此时，站上有马玉堂警备大队的官兵300余人，连同远近埋伏的士兵，共约六七百人。可也就在这时，临安驻军已经赶到，排在马部官兵背后，哨兵在高处了望，枪卸肩，刀在手，杀气腾腾。周沆是个胆小心虚的文人，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犹豫不决之际，火车已经开动了。　　

    车到阿迷，县长张一鲲又率士绅来请蔡锷，但搞不清蔡锷藏在哪个车厢，无从下手，只好作罢。蔡锷安全到达昆明。　　

    蔡锷去见唐继尧，一见面他就惊喜地说：“想不到诸公早有周祥准备，实在出乎我的意外。”　　

    两天后，唐继尧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四天后，云南通电全国，宣告“兴师起义，誓灭国贼”。　　

                   “护 国 三 杰”　　

    护国运动彪炳千秋。在这次维护共和反对帝制的首义地昆明，有街（护国路）、桥（护国桥）、门（护国门）、碑（护国碑）等纪念物。而在当年护国战争的前线，也留下了可供后人瞻仰缅怀的纪念物，如四川省纳溪县保存的蔡锷写的《护国岩铭》：　　

　　　　　　    “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嗟彼袁逆，炎隆耀赫。曾几何时，光沉响绝。天厌凶残，人诛秽德！叙泸之役，鬼泣神号。出奇制胜，士勇兵骁。鏖战匝月，逆锋大挠。河山永定，凯歌声高。勒铭危石，以励同胞。”　　

    这篇激荡着爱国主义的铭文镌刻在纳溪河边一面陡峭的岩壁上。　　

    公元1915年12月11日，蓄谋已久窃国称帝的袁世凯终于粉墨登场，宣布恢复帝制。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被人们称之为“护国三杰”)等便在云南联名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宣布云南独立。组织了讨袁护国军，共有三个军，分路出师北伐，蔡锷统率第一军。                                      护国桥与护国门　　

    1916年1月，护国军第一军在总司令蔡锷指挥下，挺进四川，进击袁世凯的北洋军主力部队，相继占领叙府、纳溪。在进攻泸州时，护国军与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展开了激战。自2月11日开始到3月8日，鏖战2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护国军退至大洲驿。　　

    朱德率部随蔡锷将军入川，蔡锷非常熟悉这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朱德的才华。在雪山关，他与朱德共撰一联，以抒情怀。二人经20分钟推敲，一副气势磅礴的佳联撰成了：　　

        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　　

        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3月15日，蔡锷挑选敢死队，亲临前线督战，肉搏数十次。到夜间，朱德支队冲破敌阵，毙敌二千余人，敌军大溃。这是护国军出征以来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给袁世凯以致命的打击，使之无力再战。　　

    受到护国战争胜利的鼓舞，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袁逆亲信也众叛亲离，纷纷倒戈。袁世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都陷入极端困境。在全国人民一致的讨伐声中，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绝望而死。　　

    护国运动载入史册，袁世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就是《护同岩铭》所表述的深刻内涵。　　

    护国战争取得胜利后，蔡锷任四川省督军兼省长。　　

    唐继尧把蔡锷送上征途之后，他坐镇云南兼任护国第三军总司令，便再无一弹之增，一斗之济。护国三军之中，竟然没个主帅，三军函电来往，悉用咨文。咨者，彼此不分上下，绝对平等。在唐继尧看来，云南是我的家乡，你们远来就食，自当客随主便，反抗袁世凯，总应以我为尊；可是从蔡锷的立场来看，哼，你唐继尧之有今日，不知饮水思源，难道还要恩将仇报吗？他二人这样一闹情绪就让三军无主了。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就是这三支护国大军没有个上级。虽然后来于1916年6月上旬，在肇庆组了一个两广司令部，选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企图先把两广的护国军统一起来，接着又设立了一个护国军军务院，选唐继尧为抚军长，这显然又是梁启超这个聪明人亡羊补牢的办法，然为时已晚。这个新建制，却把中华民国政府一分为二，搞出个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府”来。后来，中国就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年代。　　

    1904年，唐继尧21岁，在父母的鼓励下，告别新婚3个月的妻子跨海求学。次年在日本写了七律《有感》：　　

        救亡多半属青年，痛苦投闲万里天。　　

        默祷神州多豪俊，暗锄心地少尘缘。　　

        痴情皓齿歌长恨，抱痛苍生哭倒悬。　　

        宝剑光芒征马壮，驰驱大地快扬鞭。　　

    他还写了一首七律《狂歌》：　　

        莫对青天呼奈何，扫开忧愤且狂歌。　　

        壮心百炼锄群丑，宝剑双飞碎众魔。　　

        铸造苍生新模范，安排黄种旧山河。　　

        澄清事业寻常事，欧亚风云亦太和。　　

    一到日本，他就毅然加入了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　　

    回国后，唐继尧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新军管带。1910年仲秋月夜，他与友人泛舟滇池。赋七绝《宝剑解情》：　　

        宝剑由来最解情，匣中常作不平声。　　

        光芒欲夺清秋月，惹起蛟龙海上听。　　

    唐继尧特别喜爱昆明大观公园，写过《登大观楼》：　　

        百尺楼头壮大观，潇潇雨歇一凭栏。　　

　　　　　　        豪情欲把滇池水，涤尽中华万里山。　　

    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之际，派专使何国华来滇，授唐勋位，封一等毅勇侯，赠九头狮子印，还给唐继尧一封信：“国家多事，西南半壁，惟吾弟是赖。”然而，就在授勋封爵前后，唐却秘密策划讨袁军事。表面上，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勋庆典，对袁世凯曲意奉承，思想深处却是“冷心翻笑”，为了麻痹袁世凯而上演了一场精心编排的喜剧。几十天后，他就挺身而出，高举讨袁的大旗。　　

    总的来说，唐继尧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中，还是有功劳的。在护国运动中，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敢为天下先，发动和领导了护国首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美梦，避免了历史的大倒退，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护国三杰”蔡锷、唐继葬和李烈钧在其家乡都有雕塑。最近，蔡锷的铜像在位于长沙市的“共和广场”完成安装。蔡锷铜像净高3.8米，由青铜铸造，重约2吨。在江西省李烈钧的家乡也有他的塑像。唐继尧的铜像原来立于昆明市大观楼，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被拆除了。　　

　　　　　　据史料记载，1933年，建立唐继尧铜像一事，就提上了当时省政府的工作日程，具体事宜由唐继尧的长子等一班人负责。筹集款项一事，仅军事机关各级官员“踊跃输捐就已足敷用”。铜像先是在香港用石膏做成模型，铜像在意大利制作好后运到香港再到越南海防，又经滇越铁路运到昆明组装落座。铜像在运输途中被碰断了一只马脚，又急请上海美专的江小鹣教授来做了补救，终使铜像以完美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1937年7月10日在昆明大观公园举行了唐继尧铜像落成典礼。省主席龙云亲临主持，各机关长官均出席，军政学各界派代表参加行礼。　　

1959年，铜像被拆除。大约在1959年1月的一个上午，当时天气晴朗，两辆吊车的吊臂同时伸向铜像，工人上去捆好铜像与吊钩，另一批工人则动手使铜像脱离石质基础，两辆吊车同时启动，将铜像吊离。调取铜像的是十四冶安装队奉命行事。　　

唐继尧铜像被吊到了昆明冶炼厂，大约是在那里被熔化了。　　

(据说当时由于高指标，云南冶金部门完不成铜的产量，就拆了唐继尧的铜像来顶替铜的部分产量。我在单位上一次听报告时，听到一位领导讲，要是铜的产量还是完不成的话，就准备拆除金殿来充作铜的产量，后因完成了铜的产量，金殿才幸免于难)。　　

现在(2006年)昆明人在议论恢复重建大观楼唐继尧的铜像。                                        原大观公园内的唐继尧铜像　　

                 追赠上将举行国葬　　

    1916年8月，蔡锷因积劳成疾，喉病日渐加重，只好将其职务交由罗佩金代理，赴日本东京福岗医院就医。　　

对于蔡锷的病情，云南极为关注。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看到蔡锷已对他没有威胁了，便专门派省议会议长赵伸赶赴日本，代表云南军、政、民、学界探问了蔡锷的病情，向他表示慰问。后蔡锷的病情加重，于1916年11月8日下午4时许病逝于福岗医院，年仅34岁。　　

当时对蔡锷的死因有多种说法。一说是积劳成疾，死于肺病；一说蔡锷长期发音嘶哑，饮食困难，系患食道癌不治身亡；另一说是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故意表现得心无大志，追求声色，出入青楼妓院，以便乘机逃离北京，不料却因此患上梅毒性病而不幸丧命。其实这些说法都不确切。　　

蔡锷早年就患有肺结核病，身体虚弱。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化装后从北京出走，经日本、越南，转道返回云南。由于长途颠簸，风尘仆仆，导致喉疾加剧。在护国战争中又军旅操劳，戎马倥偬，不但声音嘶哑，而且咽喉肿痛，饮食困难，病情日益加重。1916年8月9日他启程赴日本就医，住入福冈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诊治后认为蔡锷的喉疾系肺结核菌渗入喉部所致。当时尚未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蔡锷身体虚弱，不宜施行切除喉部手术，只能用药物进行控制调养。到11月7日傍晚，病情急转直下，进入弥留状态。虽经抢救，但回天乏术，延至8日凌晨逝世，年仅34岁。　　

    蔡锷临终前，很有感触地对身边的人说，他“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乃口授随员留下最后遗嘱。其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蔡锷病逝的消息传回国内，万民含悲。当天下午，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出了唁电，两天后，他又发布“为蔡锷病逝著隆重办丧事令”，决定先拨款二万元为蔡锷治丧，并批示由梁启超负责蔡锷的丧事处理。　　

    蔡锷病故，滇中父老百姓倍感悲痛，名流贤达周钟岳、赵藩等纷纷写挽诗、挽联悼念蔡公。唐继尧于11月20日代全省各界向福岗发去祭文向蔡公亲属致哀。　　

    鉴于蔡锷对中国近代革命所作出和贡献，1916年11月12日，梁启超衔联各省长的呼请，致电副总统冯国璋，提请赐蔡锷予国葬。11月16日，唐继尧等人也致电总统和国务院，提出：蔡锷“丰功伟烈，中外具瞻。不有阐扬，何以光前励后”，“伏恳我大总统赐予国葬”。根据各方的强烈要求，11月28日，大总统黎元洪下令追赠蔡锷为陆军上将，而后发布总统令，为蔡锷举行国葬。　　

    1916年12月2日蔡锷的灵柩在大总统特使袁华远等人的护送下乘海轮离开日本，三天后抵达上海。12月13日至15日，各界人士在上海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悼祭仪式。蔡锷夫人潘蕙英及子女紧急处理好在日本的相关事宜后，迅即赶回上海参加了吊祭活动。　　

                  荣归故里岳麓山　　

    为蔡锷举行国葬的问题决定后，国葬地点还未选定。蔡锷家乡湖南省迅速作出反应，省督军谭延恺多次致电内务部等部门，要求将蔡锷灵柩迎回湖南安葬。这一提议得到孙中山、李烈钧、蔡元培等人的赞同，后得到大总统的批准。　　

    1917年12月2日，蔡锷灵柩安抵湖南长沙。经督军政府和地方士绅商议，并征得蔡锷遗族的同意，觅定在岳麓山为蔡锷修筑专墓。                                  蔡 锷 墓　　

    “碧山章屏开，秀如琢玉”的岳麓山，位于长沙的湘江西岸，这里有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和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的爱晚亭。此外这里还长眠着武昌起义总司令蒋翊武、以死唤醒国人的陈天华等众多英烈。　　

    1917年4月12日，蔡锷的国葬典礼在长沙举行，国葬典礼举行得庄严、肃穆，各界知名人士赠送挽联甚多，给予蔡锷很高的评价。唐继尧还专为蔡锷纪念碑撰写了碑铭，其中写道：“湘水之滨，岳山之麓，祠坟于斯，勿俾樵牧。国葬礼公，国民饰终，岿然崇塔，借表公忠。......丰功伟烈，金石刻画。”　　

    当天，人们将蔡锷的灵柩葬于岳麓山万寿寺之后山。　　

    后几经修建，蔡锷墓由墓地和墓庐两部分组成。墓庐依山而建，门坊上匾书“蔡公松坡先生墓庐”，其门坊左、右侧分别题写挽联：“再创共和摧帝制，长留浩气壮名山。”墓庐为一独立小院，其中一栋约200平方米中式结构的平房，被专门辟为“蔡锷生平事迹图片展览馆”。馆正门两侧，挂着孙中山为蔡锷题写的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走出蔡锷墓庐，拾百余石级而上，经蔡锷墓石坊大门，入蔡锷墓。墓占地1620平方米，墓碑中嵌青铜铸碑文：“蔡公松坡之墓”。墓塔四周砌石栏，嵌民国滇、湘、鄂、赣、桂、黔等省督军兼省长所献铭文。　　

    蔡锷墓于1956年被公布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经80余年的沧桑，但仍保存完好，为苍松翠柏所环抱，显得庄严肃穆。　　

                    朱德参加重九起义　　

    1909年，年轻的朱德怀着救国的强烈愿望，投笔从戎，他以坚强的意志，从四川仪陇家乡徒步70多天，行程2000多里，到云南昆明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春寒地冻，朱德病倒在昆明街头。好心的萧家父女收留了他，并帮助他以云南籍身份(当时讲武堂不收外省籍学生)，考取云南陆军讲武堂。萧家女儿萧夫人就是朱德的原配夫人。　　

    1911年夏天，朱德以出色的成绩从云南讲武堂毕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同盟会员和革命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公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并决定于10月30日深夜发动昆明起义。这一天正好是农历九月初九日，故后来称为“重九起义”。　　

    10月30日夜8时许，昆明北教场新军士兵抬子弹准备起义，被北洋派军官发现追究，情绪激昂的士兵立即开枪，于是重九起义提前几小时由基层发动了起来。北教场起义军砸开北门城门，攻入城内，分头进攻城内制高点圆通山、五华山及军械局、造币厂等地。　　

    朱德已从讲武堂毕业后，分配到新军37协74标(相当于团)二营左队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不几天又当了司务长(相当于排长)。北校场新军起义之时，蔡锷尚在巫家坝部署工作，听到北教场已经起义的消息，立刻下令在巫家坝的74标（相当于团）紧急集合，提前出发攻城。　　

    朱德所在的左队队官（连长）是北洋派，拒绝参加起义，并带领三个排逃走。朱德向蔡锷报告了这件事，蔡锷命令朱德率一排人把左队三个排追了回来，但队官却逃走了。蔡锷即在火线上任命朱德为队官，率部攻打云贵总督署。由于朱德利用同乡关系，已经作好了总督署卫队营士兵的工作，因此卫队很快缴了械，总督署攻克了。但云贵总督李经羲下落不明，最后由朱德率部在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搜获到了李经羲。朱德向蔡锷作了报告，蔡锷劝李经羲参加起义未果，后由蔡锷礼送出境。　　

    重九起义成功后，在昆明建立了云南军都督府（云南军政府），蔡锷为都督。随后朱德参与了滇军援川、支援四川革命的队伍。1912年秋，朱德回到云南，晋升为少校，担任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兼学生区队长之职。1913年夏，朱德调任云南陆军第一师的一个营长。1914年初，因临安府(今建水、蒙自)一带发生兵变，第一师调到临安，朱德也来到了滇南，并驻兵蒙自。朱德在剿匪中屡立奇功，先后被提升为副团长、团长。　　

                   护国名将朱德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踞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并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复辟封建帝制。云南和全国一样，也在积极酝酿反袁武装斗争。　　

这时已被袁世凯调往北京的蔡锷，心急如焚，他逃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历经艰险，于1915年12月19日返回昆明，与云南都督唐继尧及外地来昆的李烈钧等人商议，决定立即组织护国军，发动反袁护国战争。为此，蔡锷在12月25日云南起义前夕，派专人带了一封亲笔信给朱德和驻滇南部队中的爱国将领，要他们积极作好准备，以便在12月25日蒙自能与昆明同时发动起义。起义后立即乘火车前往昆明，预备向四川进发。                   朱  德　　

    12月25日凌晨，朱德等人遵照蔡锷的计划，率领革命士兵驱逐了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举行了誓师讨袁大会。会后，率部开往昆明，向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报到，被任命为护国第一军第六支队支队长（相当于团长），并于1916年初随蔡锷出师四川南部。　　

    川南是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由于敌军数倍于护国军，因此川南的护国战争打得相当艰苦。　　

    护国军在攻击四川沪州的战斗中，北洋军倾巢出动，护国军形势十分危急。朱德奉蔡锷之命，紧急赶赴纳溪，增援东面高地棉花坡，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棉花坡战斗坚持甚久，终于守住了阵地。朱德也因棉花坡战斗声名大震，被称为“护国名将”。　　

    1916年3月15日，继贵州之后，广西又宣布独立，这给在四川前线的护国军以很大鼓舞。3月17日，护国军在川南发动总反攻，不断取得胜利。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可耻地死了。护国战争取得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重大胜利。朱德在护国战争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为人们所称赞。　　

1917年，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率部驻沪州，并被委任为滇军靖国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兼沪州城防司令，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沪州,朱德与部队同人和当地文人名士先后组织了两个诗社,一个叫“东华诗社”，一个叫“振华诗社”。朱德在他起草的《东华诗社小引》中表明了组织诗社的宗旨：“大力宣传，振兴东亚中华；高声呼吁，打倒西方帝国。方称联翰墨之因缘，咏吟哦之乐事。唯求良友，无负河山。”　　

朱德在沪州前后有５年时间。其间，屡经云、贵、川军阀与北洋军阀之间争权夺地的混战。他作为滇军的一名将领，身不由己被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　　

就在朱德极度苦闷、彷徨的时候，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孙炳文的帮助下，朱德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索中国的前途。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同盟会会员，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预科，担任过《民国日报》主笔。1917年朱德驻军南溪时与孙炳文相识，两人一见如故。1918年，朱德聘孙炳文为旅部咨谋。　　

    1919年在泸州城南的大校场陵园前，为护国之役壮烈牺牲的滇军将士修建纪念亭，命名“慰忠亭”。朱德撰就两副挽联，表达缅怀之情：              孙炳文　　

　　　　　　        与黄花岗同一馨香，气象森严，乾坤只有两堆土；　　

        续奇男儿无双祀典，风云叱咤，魂魄应归九虎关。　　

        收拾河山埋战骨；　　

        摩挲碑碣慰忠魂。　　

    朱德在驻守泸州期间，忧国忧民，心系天下兴亡，于思绪万端中撰写了一副楹联，表达自己的忧乐观：                                四面云山归眼底；　　

        万家灯火系心头。　　

    1920年，川滇战争爆发，滇军先胜后败，年底朱德率部退出川境。1921年2月，顾品珍率驻川滇军回昆驱逐唐继尧，唐继尧流落香港，顾品珍遂以滇军总司令名义统治云南，先后委任朱德为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警察厅厅长、云南省禁烟局会办等职。当时朱德就住在昆明五华山北水晶宫的红花巷四号和小梅园巷三号。住房是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座北朝南，主房北屋为一楼一底两层楼房，其余东、西、南均为平房。全都是一明两暗的花格窗雕饰式样。(朱德故居现在仍按原貌保留着，供人瞻仰、缅怀。朱德当年住的东厢房，现正中墙上有一幅朱德与康克清的巨幅照片。墙上还有一幅对联：功业埀千古，丹心贯日月。1989年，云南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历史伟人，又在院子里增建了一个纪念亭。亭子古朴华丽、金壁辉煌。亭柱子上还有一副对联：自有风云常卫护，还从日月并光昭。)　　

    1922年3月，唐继尧率部反攻昆明，顾品珍战死，唐继尧重新掌握云南大权。3月27日，唐继尧对朱德发出通缉令。朱德遂与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代云南省省长金汉鼎离开昆明，经滇东北，渡金沙江，绕至四川会理，在5月中旬回到四川南溪家中。从此，朱德离开了自己生活约十四年的“第二故乡”云南。　　

    5月下旬，朱德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去重庆，受到刘、杨的盛情接待。杨森以“师长”的职位邀朱德留下共事。朱德决心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便以出国为由，婉言谢绝。　　

                   朱德赠映空诗文　　

    1922年，朱德已在滇军十三年，经历了云南辛亥革命重九起义，参加了护国运动，倾心为国，以“誓拼铁血铸中华”的决心，奋战沙场。虽然他已出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继任警察厅长，生活可谓优裕安定，但见军阀混战又起，大陆沉沉，人民涂炭，革命并未成功，志士苦闷彷徨，心潮起伏动荡，在这种心情下，他与昆明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常有交往，漫步亭园，写下了赠映空和尚的诗文。就在这年，他到德国柏林去寻找真理，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映空和尚接到朱德的赠诗后，即刊石立碑，以志永久纪念。碑为青石质，高1.2米，宽0.5米，正楷，十五行，每行三十字，碑文如下：　　

敬赠　　

映空大和尚    雅鉴　　

    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备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艰卸，戎马连绵，转瞬千念。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实为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见，爰为俚言，以志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辖然其度，超然其象。世事浮云，形骸放浪。裁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为斯，令人想向。　　

                           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 月　　

西蜀  朱德  敬赠。　　

    在此题外说几句。                                         赵  藩　　

　　　　　　　　　　　　昆明有许多名胜古迹，像金殿、大观楼都是名闻天下。朱德在昆明期间，也不免到这些名胜古迹一游。大观楼有一幅名闻天下的第一长联，孙髯翁，由赵藩手书。　　

赵藩(1851-1927)，云南省剑川县向湖村人，白族。　　

大观楼长联，曾被毛泽东调阅拓片，并放在案头随手翻看。所调阅的长联拓片，由云南椎拓高手张宝善完成。　　

听说解放初期，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谢富治到北京开会，毛泽东问他，看过大观楼的长联没有？谢富治回答没有，他会后回到昆明，马上坐小车去大观楼看这幅长联。　　

1958年3月7日，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去武侯祠参观，在赵藩撰书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攻心联”前伫立良久。参观回来后，毛泽东要田家英找人去把楹联抄给他，领命办理的是四川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　　

盛传1972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毛泽东特意叫他去武侯祠观看这幅楹联，从中吸取治理四川的经验。　　

                有作家如此描写朱德　　

    无限深沉的脸庞上，是那漫不经意却又整齐的短发。这完全是一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标准军人和严格纪律约束的职业革命者的发式。　　

    这种发式区别于毛泽东那诗人气质的中分和周恩来那儒雅气质的背头。　　

    永远的短发下面，是一双平静而又深情的眼睛。那是一双被苦难和传奇浸透的眼睛。　　

    它区别于毛泽东的深遂而诗化、周恩来的智慧而机敏的眼睛。　　

    这是一双东方典型的慧眼和中国军人的眸子。　　

    一双智慧的眼睛下是厚重而温暖的双唇，这饱尝苦涩和甘甜的双唇给人留下憨厚而纯朴的形象。　　

    它区别毛泽东锋利而明快、周恩来机灵而又精致的双唇。　　

    那是一张典型庄稼汉子和可信朋友式的嘴唇。　　

    他那一身的特征都是约定俗成的符号，他的身躯就是艺术，他的精神和形象具有无比的神奇和丰富的内涵。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　　

    有作家如此描写了朱德。一个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用他们的理想、智慧和意志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占人类五分之一苍生命运的传奇人物。　　

            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加入共产党　　

    一位布衣青年夹着一把油纸雨伞，在通往安源矿山的路上行走着。那是中共湖南地区的委员毛泽东。　　

    一位英俊腼腆的青年在欧洲的原野上穿行着。这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周恩来。　　

    一位憨实的汉子在上海的街区里打听着他要去的地方。这是滇军名将，此时已退出滇军的朱德。　　

    这是发生在1922年间的事情。那时，这三位中青年几乎都是在这个迷惘的世界穿行着，忙碌着，探索着......　　

孙炳文，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城郊魏家山，自幼苦读，后考入北京大学。参加革命后，以同盟会京津分会文牍部部长身份兼任《民国日报》总编辑。因谋剌摄政王一事泄露，遭袁世凯通缉，被迫潜回南溪以教书为业。后来，他应胞兄孙炳章之约赴成都。在成都期间，孙炳文认识了早年任孙中山私人秘书、也是朱德的朋友李贞白。李贞白向他介绍了朱德。                                                                 1917年春，在孙炳章的促成下，孙炳文往泸州会晤朱德。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彼此深感认识太晚。　　

    数月后，朱德聘孙炳文为靖国军旅旅部咨议，协理军政事务。　　

    孙炳文任朱德旅咨议后，推荐学识渊博的朱青长、欧阳历清等充实幕府，动员亲属子弟习武从军，加强实力。帮助朱德建军、建政。　　

    这期间，朱德研读了孙炳文推荐给他的《新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还阅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　　

    五四运动的爆发，震撼了中国大地。身处川南军营中的朱德和孙炳文商定：“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看看外国是怎样维护他们的独立的。”在此思想指导下，朱德和孙炳文决定出国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　　

    1921年初，孙炳文偕妻子任锐和女儿去了北京，作出国学习的准备。　　

    1922年7月，朱德脱掉了军装，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阀部队。他这次来到上海，除了寻找共产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进医院戒毒。他在军阀部队中已经深深地染上了毒瘾，他清楚，浸泡在这样的毒糜生活里，自己肯定会彻底消蚀在无望之中。　　

    朱德来到法国圣公医院戒鸦片烟。经过天旋地转的戒毒煎熬，朱德昂首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在医院期间，他阅读了朋友送来的报刊，了解到中国的工人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遂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出院后，他即在上海寻找共产党。　　

    朱德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　　

    不久，朱德收到孙炳文从北京来信，按约定预定了9月初由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船票，便急往北京与分别一年多的孙炳文会合。　　

    孙炳文听了朱德在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后，他告诉朱德，他的好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国民党不同，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代表贫苦大众利益的。孙炳文说，这个党的党纲就是反对封建军阀鱼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号召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朱德听了孙炳文的话，立即表示要去见李大钊，要求加入这样的先进政党。　　

    很不巧，当他们赶到李大钊那儿，才得知李大钊到南方去了。　　

他们事先已经约好，一起乘勤工俭学的大潮到欧洲去。孙炳文说，到欧洲去勤工俭学，要从上海走，我们可以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　　

朱德独自回到了上海，他一面寻访中共机关，一面拜见了孙中山。　　

    朱德回到上海后，见到了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的先行者孙中山和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给朱德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　　

    在孙中山面前，他再也不像当年从仪陇乡下到县城应考时那般急促不安。　　

    “你们俩是滇军的名将！”孙中山对他和同他一起去的滇军将军金汉鼎说，“我可以答应你们的是先付10万大洋，作为军饷，以你们之影响回到滇军去，重振滇军。然后进军广东，打倒陈炯明......”　　

    金汉鼎有些喜形于色，朱德却沉默而又不安。许久之后，他嗫嚅着说：“我想到欧洲去！”他诚恳地陈述了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并承认自己已读了一些共产主义小册子。“我愿意到欧洲是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又说：“当然欧洲的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也许对我们有好处。”　　

    孙中山又提出要朱德到美国去。朱德说，他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　　

    此时，正值孙中山同俄共代表、中共领导人的多次接触后，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前夕，因此受到孙中山的赞许和同意。　　

    几天之后，朱德终于找到了渔阳里，这里是陈独秀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的活动场所。在这里，他见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陈独秀见来了一位大老粗样的人，没有什么激情，不冷不热地接见了朱德。　　

    朱德倒是满怀激情，原以为共产党会接纳他的，只要自己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的。　　

    这位大学教授点着烟，听着这位滇军名将的自我介绍。当朱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教授犹豫了。朱德并不知道，陈独秀这个堂堂的总书记看人却是喜欢“以貌取人”的。陈独秀非常讲究直观印象，他对朱德外形看不上眼，黑黑的，颧骨太高，其貌不扬，是国民党党员，且已经结婚四次，太复杂了，旧习气太浓了。　　

    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就应该与鱼龙混杂的国民党迥然不同，他多次与中共中央组织委员张国焘说过，共产党的队伍是要“纯而又纯”的工人阶级的队伍。眼前的朱德是一个难题。　　

    的确，在此之前，还没有见一位在旧军队中有这么高职位的人要求参加共产党的。陈独秀拿不定主意，便岔开话题，问朱德：“你是国民党党员，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区别在哪里？”　　

    朱德见闷了半天的陈独秀终于对自己说话了，提高声调对陈独秀说：“辛亥革命的成果被那些反革命分子窃取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用军阀混战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脱离劳苦大众的，解决不了劳苦大众的生存问题，我认为这是死路一条，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所以，我不想再与任何军阀发生关系，要求参加共产党。”　　

    陈独秀心中大惊，想不到这位其貌不扬的军人还颇有理论能力，讲的话也是剀切中理的，但他还是冷冷地说：“要参加共产党，是没有什么荣华富贵可享受的，不要说酒色财气了，几乎是苦行僧，参加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而且时刻要准备为革命理想和事业献出生命。”　　

    朱德回答说：“如果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就不会来找共产党了。我可以回到军阀部队中去，可以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但我正因为要抛弃这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才选择了共产党。而且，我一定忠贞不渝，决不叛党，随时准备为了壮丽的事业贡献出一切！”　　

    陈独秀看着朱德，又一次沉默起来。他起身，踱到书架前，抽出几本书，交给朱德，说：“这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你还是先拿回去学习一下，一定要学好了学懂了。”　　

    “好，我一定认真学习，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朱德赶紧表白，以为接下来就是陈独秀同意他加入共产党了。　　

陈独秀却摆摆手说：“共产党是极为严密的组织，与国民党不同，不是申请一下或者经人劝说就可以加入的。我们现在发展党员，都是在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考验认为合格才发展的。共产党员必须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必须经受严峻的斗争考验。而且这样的考验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应该是长时间的。像你这样的人，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当然，你坚定地要求入党，我们是欢迎的......”陈独秀将朱德送下楼去。　　

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的入党要求，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吸收党员的规定很严。要想入党，首先必须有党员作介绍人，要让党了解他；尤其朱德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还需要考察他，同时，朱德并没有介绍人介绍他入党，只是直接向陈独秀提出了入党申请，当然不能入党；朱德也没有提出让陈独秀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即便提出让陈独秀作他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也要对他进行了解，而当时陈独秀对他还不了解。所以，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入党，这不仅符合党章的规定，也完全是正常的。　　

    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朱德入党，使朱德感到有些绝望和痛苦。他想，自己一只脚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循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朱德在欧洲加入共产党　　

　　　　　　    1922年9月初，从吴淞口起航的法国邮轮“阿尔及尔”号载着朱德和朱德的希望前往欧洲的巴黎。　　

    1922年10月中旬，朱德与孙炳文到了法国巴黎。经打听，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筹建中共旅欧总支部柏林支部。他们便赶赴德国柏林会晤周恩来。在柏林，朱德和孙炳文向周恩来陈述了各自的经历，以及在北京和上海寻找中共的情况，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那一天，是1922年10月22日，当他在一座公寓里见到眉清目秀的周恩来时，他们的眼神沟通了。周恩来与朱德作了彻夜长谈，听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经历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后，周恩来对他有了深入的了解，才在两个月之后即11月，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加入了旅德中共组织。　　

由于朱德不是工人，依据党章的规定他的入党必须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方可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陈独秀后来认为朱德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又有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所以他代表党中央批准了朱德的入党申请。但朱德的党籍对外是保密的，这说明陈独秀是经过深思熟虑且卓有远见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党很难接受一个像朱德这样曾在旧军队身居高位的人入党，在群众中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他考虑到朱德的党籍对外保密更有利于革命。所以对朱德采取了“秘密党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一个创举，为日后中共吸收了不少秘密党员开了先河。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朱德同他未来的战友们一起，站到了同一个信仰的起跑线上，一直走到他们生命的终点共同的1976年，始终没有分开过......　　

    1923年秋天，孙炳文同张申府、刘清扬回国。　　

    1924年春，孙炳文再次赴德，完成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后，来到格廷根会见朱德。孙炳文向朱德传达了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内容，带来了两个会议的主要文件。朱德兴奋地说：“两年前我们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他谈到正在酝酿新的政策，事过两年，新政策果然出来了。”朱德紧紧地握住孙炳文的手说：“咱们一起把国民党支部的工作抓起来，给它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朱德出任由孙炳文主持改组后的国民党旅德支部组织主任，他以老资格国民党员的身份团结、教育留德学生中的国民党员。　　

    张申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退出了共产党。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又参与过组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因意见分歧而负气离席并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　　

    1935年，张申府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任总指挥（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即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组成一个临时指挥部），并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盟籍。1957年“反右”时顶风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遭到批判。　　

    有人这样评价张申府：“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他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张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给予他最后的评价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报纸则加上了“学者耆宿，文章楷模”。　　

    从1979年11月起，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开始访问张申府。这位86岁的老人给她的第一个印象是十分虚弱，然而谈起话来却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张申府的记性，好得令人惊奇。”经过了5年的访谈，出版了《张申府访谈录》。　　

                朱德在德国两次被捕　　

    毛、朱、周都以不同的形态走近共产主义信仰。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朱德真正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真谛。正如他后来的回忆：　　

    “坐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了许多这种书籍。在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朱德在德国从马克思主义的ABC开始学起......　　

    朱德在毕生的求索中，一刻也没间断过他在军事领域里的极大乐趣。　　

    朱德租住在一位前德皇军队当过将军的男爵家中。他在这里享受了计时收费的学习，男爵向他详细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法和战例。　　

朱德在柏林呆了一年，然后去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学了两学期的社会科学部分原因是为了掩护他继续呆在德国。这期间，他坚定地干着党的工作。1924年，他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朱德主编了一份油印的《政治周报》。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后来他组织了第三党。朱德出席了世界学生大会。　　

   朱德在德国参加了20万人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的检阅、野营训练和实战演习。　　

1925年4月间，一名保加利亚的反动分子钱柯夫在寓所里被农民党人杀死。为此，德国政府抓了许多保加利亚人。为援助无辜被捕的人，朱德参加了在柏林一家咖啡店举行的秘密集会。会开了不久，德国警察就闯了进来，把他们都逮捕了。　　

朱德经中国留学生会多方设法营救，在被监禁了28小时后，由中国驻德国公使保释出狱。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了数十人死亡的“五卅惨案”。　　

    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柏林后，激起了留德学生的极大愤慨。中共旅德支部组织中国留学生展开声援活动。6月下旬，在德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留学生在柏林某校集会。散会时，朱德、孙炳文等遭到德国警方的抓捕。德国共产党发动工人团体向法院起诉，称中国人是应邀请参加的，警方无权逮捕中国人。法院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囚禁了两天的朱德等人释放。　　

    这是朱德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活动。第二次被捕只拘留了30个小时。朱德说：“我为革命而坐牢的纪录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总共不过58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起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了那次的学生大会，我结识了不少朋友。由于这些活动，我终于被赶出德国。”　　

    1925年7月4日，朱德离开柏林，乘船德去了苏联。他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国共产党人培训军事人才的秘密基地，对苏俄的战争理论进行了系统学习。在那个莫斯科郊外以农庄掩护的莫洛霍夫卡营地，他找到游击战与中国革命之初的战争联系，尽管他提出的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受到批评，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朱德在苏联学习期间，孙炳文于1925年8月离开柏林，转道莫斯科回到祖国。回国不久，受邓演达等人电邀赴广州，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第二年6月，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邓演达随军出征，孙炳文升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少将主任，负责筹备经费、器械、药品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等工作。1927年4月，孙炳文接邓演达电令赴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职。　　

    然而，孙炳文刚抵上海，就遭法国巡捕逮捕。这时，蒋介石已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4月20日，年仅42岁的孙炳文遭敌人杀害。朱德闻此噩耗，放声痛哭，悲愤至极。　　

              朱德说服杨森参加北伐　　

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到了中国。　　

朱德一到上海，陈独秀就在上海闸北区党中央处所会见了他，同他作了两次交谈后，立即委以重任，派他到四川军阀杨森处做统战工作，争取杨森易帜支援北伐。与此同时，朱德在上海逗留期间，陈独秀又要他利用在滇军中的老关系去调查军阀孙传芳的实力。　　

    1926年8月11日，朱德以国民政府代表名义，从上海来到四川军阀杨森司令部驻地川东万县，对原先想勾结吴佩孚的杨森展开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支援北伐。　　

朱德乘坐的客轮抵万县港时，杨森领文臣武将在江岸迎接。“兄弟”相见，格外亲热。　　　　　　　　　　　　　　                           杨  森　　

　　　　　　    杨森设宴为朱德接风洗尘。席间，杨森举杯说：“我杨子惠有今日，多亏玉阶兄相救，兄于我恩如父母。一别数年今相见，定痛饮尽欢！”数杯热酒下肚，杨森便吩咐手下：“今夜，我与兄抵足而眠，不许打扰。”说着，携朱德向寝室走去。　　

杨森坐于床榻亲切地对朱德说：“当初玉阶兄出洋时，弟承诺虚席以待。今日兄来，弟不食前言，定委托重任。”　　

    朱德问：“今国民革命正值北伐，子惠，有何打算？”　　

    杨森说：“多事之秋，风云变幻。北伐军攻打的是吴佩孚，而吴大帅有恩于我。兄出洋后，刘湘与我反目，挤我出蜀地，是吴大帅助我一臂之力，使我再返川东。不瞒兄长，小弟昨接吴大帅手谕，要我援鄂抵挡北伐军呢！”                                          　　

    朱德问：“你如何办理？”　　

    “大丈夫长在天地间，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月前，我派贴身副官持信面见蒋介石、邓演达、吴玉章......”杨森沉默片刻又说，“小弟欲同北伐军一道攻击北洋军，可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呀！”　　

    朱德微微笑着说：“子惠，不要瞻前顾后了，应当干一番轰轰烈烈为国为民的事嘛！”说到这里，朱德从怀中取出委任状，说：“子惠，这是国民革命政府给你的。”　　

    杨森接看，国民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司令。朱德接着说：“子惠，把话说明吧，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你欢迎吗？”　　

    “玉阶兄，我当然欢迎！”并将兄脯拍得“咚咚”响，“玉阶兄，我北伐定了！不过......”摊开双手，“国民政府给我多少军饷？”　　

“子惠，北伐军正艰苦奋战，哪来钱呢？军中所需就地筹集嘛。你的部队吃遍川东，粮赋预征了20年，不但收老百姓的苛捐杂税，而且还收了货物过境税，手里有的是钱哟！”最后，朱德十分真诚地说：“子惠，我到你这里来，一是为了革命，二是念你我旧交情谊。作为兄长，在风云变幻无常之时不能不为你指明出路。我坦率告诉你，革命一定成功，如果执迷不悟，继续助纣为虐，就会走上绝路！”　　

1926年11月2日，杨森发表通电，宣布易帜，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朱德任党代表。朱德不负重托完成了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交给他的使命。　　

朱德在沪州会友时，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是：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一天，朱德忆及早年在成都瞻仰武侯祠的情景，挥笔撰写了一副七字联，献给汉军师武侯祠堂：　　

        千古文章出师表；　　

        一腔忠义八阵图。　　

                 梁启超给女儿写信　　

    1922年11月29日，梁启超给他的大女儿梁思顺写了一封信，他称女儿是“我的宝贝思顺”。那时，梁思顺跟随时任马尼拉总领事的丈夫在任上；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主讲《中国政治思想思史》。梁启超和女儿感情很深，双方经常通信，有时候一天能写两封信。　　

　　　　　　    信中说，四五天前，陈伯严请他去吃饭，结果喝醉了。他在信中解释道：“你勿惊，我到南京后已经没有吃酒了，这次因陈伯严请吃饭，拿出五十年前陈酒来吃，我们又是二十五年没见的老朋友，所以高兴大吃。”　　

    梁启超详细叙述了在南京讲学的情况，除了每星期六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外，还要到各学校进行演讲，讲义都是临时撰写的，一个月内就写了十万字，“此外各学校或团体之欢迎会等，每来复（每星期）总有一次以上”。　　

    信中叙述最多的是张君劢如何阻挠他上课的事。在南京期间，张君劢做他的陪同。信中说，在前几天的一个星期二，梁吃醉了酒，星期三感了风寒，回来大吐，星期四，张君劢请了一个外国医生给他看病，说他心脏不好，要停止一切工作。梁启超不听劝告，认为自己没病，继续讲学。“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听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课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了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立即写信给各校，将我所有讲课都停一星期再说。”　　

    张君劢天天和梁启超理论，说他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生命不由他一个人做主，张君劢要对四万万人负责。梁启超感叹道：“医生不准我读书，著书，构思，讲演，不准我吃酒（可以），吃茶，吃烟。我的宝贝，你想这样的生活我如何能过得。”　　

    两个人经过激烈争论以后，还是签订了工作契约。梁启超发牢骚说：“我想好好的一个人，吃醉了一顿酒，被这君劢捉着错处（呆头呆脑，书呆子蛮不讲理），如此欺负我，你说可气不可气。君劢声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书呆子说书呆子，更显得可爱。　　

    这一年，梁启超49岁。　　

                叶剑英刀术降服东洋教官　　

    1916年冬，叶剑英漂洋过海，经过汕头、香港、新加坡来到马来西亚的怡堡，找到了四位在南洋做豆腐、牛肉丸、蔬菜生意的伯父，谋职求生。他靠学英文打字，当小学教员谋生。正当他苦闷彷徨为微薄的收入发愁时，云南都督唐继尧派特使到马来西亚怡堡一带宣慰华侨，招收一些华侨子弟回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就学。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名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清末，位于昆明市翠湖边。蔡锷为了扩建，改名为云南讲武学校。1915年，蔡锷和唐继尧首举义旗，出师讨袁，取得胜利，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由此闻名。叶剑英闻讯十分高兴，庆幸自己的求学愿望即将实现了。他立即前往报名，并于1917　 　　　　　年夏回国，踏上习武求学征程。　　

    叶剑英来到云南后，被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炮兵科录取，学习攻读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军事本事。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入校后，为了学到文才武略，将来一展英雄豪气，报效国家，特意将“宜伟”改为“剑英”。在校期间，叶剑英资质聪慧，刻苦好学，深获同学们的爱戴，引起了炮兵科科长兼教官王柏龄、骑兵科科长林振雄的注意和重视，他们加倍地向叶剑英传授知识，使得叶剑英的武艺大有长进。　　

    当时的云南讲武堂聘请了不少日本教官，其中有一个日本教官极其狂妄，满脑子大和民族至上的观念，根本不把中国学员放到眼里。此人擅长刀术，来到中国后自以为天下无敌，给学员上课时，经常找人比武，以打败别人为乐趣，中国学员敢怒不敢言。　　

    叶剑英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他决心杀杀这个不懂尊重其他民族的教官的威风。他不动声色，悄悄与一个精于刀法的朝鲜人为伴，每天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丝不苟。半年过去了，叶剑英娴熟地掌握了刀术。　　

    毕业日期临近了。这天，突然一个消息震动了讲武堂：叶剑英要和日本教官比武。一个中国学员竟敢向日本教官挑战，人们纷纷涌上比武场。　　

    比武一开始，日本教官举着刀就“哇哇哇......”地向叶剑英冲过来，叶剑英避实就虚，以守为攻，消耗对方体力。而对手求胜心切，不顾一切地猛扑。半小时过去了，日本教官矮冬瓜一般的身子已明显不如刚才灵活，气喘如牛。反攻的机会来了，叶剑英把刀舞得“呼呼”生风，一刀快似一刀，日本教官慌了，顿时陷入被动。当日本教官一刀劈过来时，叶剑英轻轻一闪，顺势将对方的刀牢牢按住，日本教官拼命反抗，无奈筋疲力尽，只好气喘吁吁地求饶：“不要压了，不要压了。”　　

    看到平日骄横不可一世的教官的丑态，围观的人们一齐哄笑起来。　　

    日本教官为了表达对胜利者的敬重，双手恭敬地把跟随他多年的战刀送给叶剑英作纪念，叶剑英非常珍惜这把指挥刀，一直随身携带，完好地保存到去世。　　

    附录：  名将辈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在国人眼中，大多以为中国最大的四合院在北京，最早培养军官、将帅级别最高的是广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其实，中国最大的四合院是在云南昆明，最早培养军官的学校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将帅最多、级别最高的也是讲武堂。这个讲武堂不仅是“洋务运动”以来目前国内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军事院校，培养了国内外一大批开国元勋，而且在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上，现在依然有着许多可供从事现代建筑的人们学习和借鉴之处。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美丽的翠湖公园旁，占地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是一座极其标准的走马式转角正方形建筑，分东、西、南、北楼。每楼长120米，周长近500米。西、南、北三处两层楼高10米，东楼3层高16米；东、西楼宽12米，南、北楼宽10米，外观十分协调，内部却不对称，这种建筑手法实不多见。东楼墙体全用每块数百公斤的大青石砌成，南楼墙体则用土坯而垒，西、北两楼墙体则是青砖夹层，土、木、砖石、石木结构为一体，在古式建筑中极为少见。尤其是这幢四合院的根基，全部采用云南特有的沙松制成的梅花桩，经历近百年风雨剥蚀而完好无损。除此之外，讲武堂青瓦楼宇和黄色墙面，围着1.2万多平方米的院子。
      据有关专家、学者考证，这座四合院比北京老四合院多600余平方米，是中国现今最大的四合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西洋式的拱形窗户以及全部包在墙体内的柱子，则更说明这是一座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如果有人要问：这座老建筑的房屋有多少间?教室有多少间？宿舍有多少间?所有这些，由于年代太久，经多次改造、多次复修变化太大，现在的人谁也没法按当时的原貌细说清楚，但二楼上那条贯通东、西、南、北全长约500米的长廊，堪称中国最长的楼中通道。特别是这座建筑四边转角处竟无一点伸缩缝，更加体现了它完美精湛的建筑艺术。用专家、学者的话说，这座古老的建筑不仅在90多年前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就是在现代建筑中，要用此种手法建造如此宏大的楼阁，也是十分不易的。令人遗憾的是，这座讲武堂的档案早已荡然无存，它的很多特点和奇迹，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百年之秘”，诱惑着人们去追寻那叱咤风云的光荣历史。
    
                    清朝末年，“讲武”创建 
    
      清朝末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湘军、淮军头目，掀起了“洋务运动”热，清政府敕令全国编练“新军”36个镇(相于当于师)，先后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学校，如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等。当时，清廷的“新军”始建云南，亟需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云南藩台沈秉堃几经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讲武堂于1907年破土动工，1909年全面落成。同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讲武堂迎来首批学员。云贵总督高尔登为总办(校长)、李根源为监督(教务长)，实行校长负责制。护国运动时期，先后为川军代办速成班两期，培养军官400多人；先后在贵阳、泸州、韶关、广州、徐州等地设主分校，创国内军事学校在外省设分校之先河。据记载，报考讲武堂的学员精益求精，最初设有甲、乙、丙3个班。甲班：学员选调第十九镇队官(连长)、督队官、管带(营长)中文化较高者复训，分步、骑、炮、辎重四兵种，第一期66名、第二期49名，共115名；乙班：学员选调巡防营中具“功名”者，如监生、贡生、武举等并经考试分别复训，第一期61名、第二期33名，共94名，全为步兵科；丙班：除接受武备学堂和随营学堂生并入的学生200多名外，对外招考具有中等学堂学历且体检合格的青年录取142名。入校后与前者编为两个队，第一队187名，第二队155名，共342名，与甲、乙班复训军官不同的是：丙班接受“养成教育”。也就是说，学员必须进行从列兵、军士到军官的全面系统教育，同时还开设数、理、化及外语(英、法语)任选一门，考试合格后，分到第十九镇各部受入伍期新兵教育3个月，期满后回讲武堂进行军官教育。后来，讲武堂及黄埔军校，均沿袭此规定。为适应“新军”各部军官迫切需要，讲武堂还开设了“特科班”(尖子班)，朱德、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等一大批名将，当年就是“特科班”的学员。
       为办好陆军讲武堂，云南都督唐继尧可算是有功人物，他倡导“非练兵不足以御外，非练兵不足以强兵”的新思想，先后在校内创立了云南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及陆军将校队。外语课在英、法文基础上又增设日文，其学制均仿照中、日陆军大学，以此抗衡北洋军阀控制全国惟一的陆军大学，并结合滇军及学校实际，对教育、训练、管理和设备进行改进。在用人方面大胆尝试，减少不称职兼职教官，聘任军事学家杨杰等人为专职教官，特邀日本陆军上校苫米地四郎主授高等兵学，日本陆军中校铃木兵主授兵器学并兼任劈刺教官。
      在唐继尧等人的关心支持下，自1916年至1922年的第十一期到第十八期，讲武堂的教育、军训日趋正规化和系统化。在此期间，爱国华侨也为学校捐献大量经费，校舍得到改建，引进更新的武器装备，学校的火炮、枪支也开始现代化。加上讲武堂师生组织指挥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役中战绩辉煌，学校声誉名扬海外。国内外有志青年纷纷前来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仅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朝鲜、越南、缅甸等报考讲武堂的青年达200多人。讲武堂的学生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中都起到冲锋陷阵的骨干作用。
      1928年，蒋介石在“四·一二”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之后，明令各省不得办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改名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后又改为军官教导团。1935年被迫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1938年按黄埔军校系列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
      截至194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前后共办19期，培训学生2万多人，其中华侨学生500多人，朝鲜籍学生30多人，越南籍学生60多人，缅甸籍学生20多人。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应邀援助建校，首批派出的教官刘耀扬、叶剑英、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等人前往任教，他们分别担任步、骑、炮、工兵四大兵种科长，同时派出一批带枪械的教官协助办学。这些教官到黄埔军校发挥了模范作用。林振雄后升任教育长，王柏龄升任教授部主任，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生叶剑英担任副主任。曾任讲武堂兼职教员的国民党要员何应钦，也从上海赶到广州就任黄埔军校总教官。
      云南陆军讲武堂自创办以来，对学员实行刻苦训练，严格管理。《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特别规定：“总办(校长)必须对训育之得失，军风纪之弛张，后勤及内务之良否，均以身在其责。”对监督、提调、科长以及教官也作了明确具体的职责规定，要求他们“奉公守法，自为模范，力任其责”，并对他们实行“精选良师以从教，给予高薪以养廉”的方针，教官的月薪是白银100两，科长以上高达120两。
      由于学校实行严格管理，学员每早从凌晨5点起床训练到每晚9点方可入睡，每日三餐后稍事休息即投入“课堂理论，操场演习战”训练，甚至夜间也开展不定时操练。尽管军事训练格外艰苦，由于各级教官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专心教学而无贪污腐化行为，每期学员都自觉刻苦训练，学习及军训成绩优良。这种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训练的“三严”制度，军人养成“服从命令为天职”，“应、对、进、退”均合规矩，内务、着装、军容、军纪一丝不苟，对百姓和善礼貌、公买公卖，严禁扰民害民。
       在护国、护法和抗战时，滇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主动当向导、抬担架，单食壶浆夹道迎。有两个例子做佐证：第一件是一个名叫常绍群的老人，今年已97岁高龄，上世纪20年代曾是讲武堂学员。有一次他在昆明晓东街“福顺居”吃饭，因算账一事与店主打了起来，这店主哪是讲武堂军人的对手，几下被打得鼻青脸肿。事后，店主憋着一肚子气告到讲武堂，常绍群险些被开除学籍，只因他成绩优良，颇得教官偏爱，几经求情检查，被痛打20军棍关一个月禁闭才回队训练，这充分说明讲武堂军纪严明。第二件是在护国战争的叙(永)、泸(州)战役中，工兵连长胡岳奉命率部死守龙头山，抗击数倍顽敌，全连官兵壮烈牺牲，阵地巍然不动，寸土未失。战后打扫战场发现，全体阵亡官兵着装、子弹带、绑腿、军风扣和平时操场训练一样符合规定，可见讲武堂学员及其指挥素质之过硬。
      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的条件要求也是很高的，除复训军官外，报考生必需具备高中毕业资格，入校后兼学文、理各科，学制三年。当时，这所陆军讲武堂在国人眼中，与美国的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法国圣希尔等军校齐名。一位法国观察家1921年在《香港时报》发表评论说：“在我所见过的中国军队中，滇军战斗力最强，如著名的‘上海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滇军视死如归打出了国威、军威。”
 
                    帅星闪耀，名将辈出
    
      1909年末，李根源继任讲武堂总办后，一改高尔登承袭旧式武备学堂陈规陋习，学校面目焕然一新。当时留学日本的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顾品珍等进步学生，已在东京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滇越铁路通车那天，李根源不顾清廷禁令，带领讲武堂学生赶到昆明塘子巷火车站，他们高唱《云南男儿歌》，抗议法帝国主义强行修筑滇越铁路。
      正义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总办李根源、李烈钧、顾品珍等一大批军官，在清军中掌握兵权并兼任讲武堂教官的军官；第十九镇七十四标统带(团长)罗佩金，第二营管带(营长)唐继尧随时集会，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1911年，讲武堂一期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数百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各部队，掌握了清军第十九镇和巡防营的大部分武装，为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是年农历重阳节，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的“辛亥革命”，云南陆军讲武堂爆发了武装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讲武堂主要军官李根源、唐继尧、顾品珍任要职的临时军政府，历史上把这次起义称为“重九起义”。之后，讲武堂师生又组成北伐军驰援川、黔两省起义，促进了各省的相继反清独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更值得世人关注的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帅星闪烁，名将辈出。人们发现，从这里走出的2万多名爱国将官中，有原缅邦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将军，原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原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键大将。国内的将级军官数以百计，其中元帅就有2人，上将有10多人。在教官和学员中有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李烈钧、顾品珍以及贵州省主席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曾任北伐军总参谋长、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云南省主席金汉鼎、胡若愚、龙云、卢汉；热河省主席孙渡等名将。还有在白山黑水中与日寇奋战的周保中将军，在云南起义和剿匪战斗中作出贡献的朱家壁将军等一批共产党人。然而，在对历史改写起积极推动作用的杰出人物中，最值得讴歌的乃是朱德、叶剑英两位元帅。
       作为中国十大元帅的帅星之首，朱德元帅曾担任过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三任总司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朱老总”。朱总司令1911年从讲武堂特别班提前毕业，被分到十九镇三十七协(旅)七十四标(团)任事务长，参加辛亥革命升为连长。护国运动中，随顾品珍血战纳溪、蓝田坝、朝阳观、棉花坡前后48昼夜，抗敌10倍以上兵力。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仪龙县一个叫马鞍场的村子。1909年，23岁的朱德为追求革命真理，只身来到云南省会昆明报考陆军讲武堂，到校不久便参加了孙中先创办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朱德随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武昌起义后，朱德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由于讲武堂将士纪律严明，作战技术过硬，赵尔丰部下被打得落花流水。1912年8月，朱德担任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教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1913年，朱德被升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境驻扎两年。1915年提升为团长，后升为派长，1921年任云南省警察厅厅长。
      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攻占遵义后，为了调动滇军，“朱老总”下令“佯攻贵阳”，果然吓坏了坐镇贵阳的蒋介石，他慌忙命令滇军前往救驾，红军乘虚进入云南直逼昆明。尔后又虚晃一枪直奔绞平渡，3万红军将士渡过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当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尾追到绞平渡，早已不见半个人影，只捡到红军丢下的几只破草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朱老总”任八路军总司令，领导全国军民八年抗战打败小日本；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反动的蒋家王朝。
      1964年，“朱老总”再次回到昆明，专门去陆军讲武堂拜访老校长李根源先生，重温讲武堂那段难忘的历史。
    
      关于叶剑英元帅，由于他曾经先后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总参谋长，故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叶参座”。他原名叫叶伟宜，191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叶剑英，其意是“及时练剑壮胆，成为报效祖国的英雄豪杰”。“叶参座”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去履行诺言的。
      1924年，“叶参座”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被破格提升为教授部主任，培养了国共两党一大批将帅之才；1927年，他与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人，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红军被迫退出苏区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坚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叶剑英出生入死。在武汉、重庆等地，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深入虎穴，针锋相对痛斥国民党投降派，几次险遭暗杀仍不妥协，有力地维护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为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从陆军讲武堂走出的学员中，少数人也成了历史的反面教员。如：反复多变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大革命时期在广东沦为新军阀的杨希闵、授受溥仪复辟后被册封为四川巡抚的刘存厚等人。特别是后来与蒋介石形同难兄难弟，在北伐中屡遭战败，又专爱寻花问柳、人骂“梅毒将军”的王柏龄，后来官至国民党军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职，成了蒋介石所谓的“军事大管家”。而被人讥讽为“何婆婆”的何应钦，虽然也起到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人，丝毫无损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光荣历史和光辉形象。
       总而言之，在英才济济、名将辈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叶剑英是两颗永远闪耀的“帅星”，是最值得骄傲的一代杰出人物。1988年，叶选平将叶剑英“第十二期毕业证书”赠给讲武堂，作为永久收藏的珍贵史料。1988年，云南陆军讲武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拂去历史尘埃，云南陆军讲武堂几经修复展露出威严肃穆的风貌，成了人们观光旅游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199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前夕，“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为讲武堂题写“革命熔炉”之词，缅怀陆军讲武堂的重大功绩。 　　

                          (中华网)　　

                        参阅资料　　

        参见《文摘周刊》1996.10.18 《昙华寺的“朱德赠映空和尚诗文碑”》　　

        原载《民族文化报》马龙光/文                        (1996.10.21)　　

        参见《文摘旬刊》1997.1.18 《蔡锷巧遇两恩师》　　

        原载《团结报》1996.12.28                           (1997.02.14)　　

        参见《文摘旬刊》1998.6.12 《拒开“后门”的蔡锷》　　

        原载《团结报》1998.6.4                             (1998.10.21)　　

        参见《云南日报》2001.2.8 《神奇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 晓 林/文　　

                                                           (2001.02.13)　　

        参见《春城晚报》2001.3.11 《朱德与云南》　　

        原载《云南日报》  谢本书/文                        (2001.04.14)　　

        参见《春城晚报》2000.9.4 《蔡锷的〈护国岩铭〉》 周继新/文　　

                                                           (2001.05.18)　　

        参见《作家文摘》2001.8.7 《中国红军之父朱德》　　

        原载《红军之父朱德卷》刘学民、王法安、肖思科　　

            解放军出版社2000.10出版                        (2001.09.25)　　

        参见《作家文摘》2002.9.17 《朱德与孙炳文》　　

        原载《党史博览》2002年第9期 倪良端/文              (2002.09.21)　　

        参见《文摘旬刊》2003.6.20 《名将辈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原载《炎黄春秋》2003.6 徐平 张志军/文              (2003.06.27)　　

        参见《作家文摘》2003.7.15 《蒋介石访苏摘到大“果子”》　　

        原载《环球时报》2003.6.30 吴开胜/文                (2003.07.22)　　

        参见《作家文摘》2003.8.12 《朱德“统战”杨森》　　

        原载《文史春秋》2003年第8期 倪良端/文              (2003.08.14)　　

        参见《文摘旬刊》2003.8.8 《将帅之名》　　

        原载《纵横》2003.7 沈 现/文                        (2003.08.17)　　

        参见《文摘旬刊》2003.8.29 《叶剑英刀术降服东洋教官》　　

        原载《山西家庭报》2003.8.16                        (2003.09.07)　　

        参见《作家文摘》2004.1.13 《朱德谈在柏林两次被捕》　　

        原载《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1 出版        (2004.01.17)　　

        参见《文摘旬刊》2005.7.1 《陈独秀曾拒绝朱德加入共产党》　　

        原载《文史精华》2005.6 吴跃农/文                   (2005.07.17)　　

        参见《作家文摘》2005.12.23 《张申府面对美国女历史学家的回忆》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5.11.30、12.7 徐百柯/文       (2005.12.26)　　

        参见《春城晚报》2005.12.21 《护国名将蔡锷的身后事》卓人政/文　　

            《保护蔡锷到昆明》王佩华/文                    (2005.12.27)　　

        参见《作家文摘》2005.3.4 《护国战争三军无主》　　

        原载《袁氏当国》唐德刚/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2006.01.01)　　

        参见《作家文摘》2005.12.27 《梁启超的家书》　　

        原载《都市文化报》2005.12.15 老逻辑/文             (2006.01.04)　　

        参见《中国剪报》2005.2.9 《朱德和他拟定的对联》　　

        原载《人民政协报》2005.2.3 易原/文                 (2006.02.08)　　

        参见《春城晚报》2005.1.31 《叶剑英与日本教官劈刀比高低》姚军/文　　

                                                           (2006.02.14)　　

        参见《都市时报》2006.3.23 《讲武堂增减7位黄埔红色教官》　　

            特派记者许建龙/文                              (2006.03.28)　　

        参见《春城晚报》2006.4.2 《从唐继尧诗作探其心路》王佩华/文　　

                                                           (2006.04.02)　　

        参见《春城晚报》2006.2.22 《辨认唐继尧铜像》陈秀峰/文　　

                                                           (2006.06.28)　　

        参见《云南老年报》2006.7.28 《朱德赠映空诗文碑》  韦思萍/文　　

                                                           (2006.08.04)　　

        参见《作家文摘》2006.7.28 《陈独秀是否曾“冷淡拒绝”朱德入党》　　

        原载《团结报》2006.7.8 吴晓/文                     (2006.08.05)　　

        参见《云南老年报》2007.2.5《近代历史文化名人----赵藩》　　

                                                           (2007.02.11)　　

        参见《云南老年报》2007.5.* 《唐继尧铜像之谜》陈秀峰/文　　

                                                           (2007.05.28)　　

参见《春城晚报》2007.7.28《朱德元帅的云南情缘》　　

    杨振华/文                                      (2007.08.08)　　

参见《云南老年报》2007.7.27《朱德诗词：一个爱国者的伟大情怀》　　

原载《党史博览》吴殿尧/文　　　　　　　　　　　　　(2007.08.15)　　

参见《文摘旬刊》2007.10.5《元帅当年入狱时》　　

原载《党史天地》吴志荣/文                          (2007.10.19)　　

参见《文摘旬刊》2008.1.18《解开蔡锷死因之谜》　　

原载《上海老年报》朱正谊/文                        (2008.01.26)　　

参见《趣说云南》杨玉峦/编著                        (2008.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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