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 第十三章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 周恩来广州结婚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三章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
周恩来回国广州结婚
廖仲恺遇刺蒋介石夺权
蒋介石与“蒋该死”
蒋介石和他母亲
蒋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出生于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午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人，祖籍宁波。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字玉表，以酿酒贩盐为业；父亲蒋明火，又名肇聪，字肃庵，是蒋斯千的次子，生于道光二十二年，继承父业，在溪口经营需要专卖权的“玉泰”盐铺，由于经商得法、精明干练而使家境富裕。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为蒋肃庵的第二任继室，生有二子二女，蒋介石是长子，是在盐铺楼上诞生的。
蒋介石自六岁起在私塾中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于1901年14岁时，娶了由母亲王采玉为他择定、同为奉化人的毛福梅为妻。毛福梅是商人毛鼎秋之女，结婚时已18岁，大蒋介石4岁，婚前两人从未谋面，婚后感情始终不见和睦，两口子常常对打。
1902年，蒋介石到奉化参加童子试，但未考取。1903年开始进入奉化风麓学堂，接受洋式教育，并经过数度转学，于19岁时到奉化龙津学堂就学。1906年改赴日本清华学校求学，希望藉此转学到西式学堂，接受军事教育而出人头地。
他在日本东京振武学堂读书时加入同盟会，并谒见了孙中山先生。之后即更名“中正”，字“介石”。
按我国传统习惯，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名”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要远远高于“字”。然而，蒋介石之名“中正”的知名度却远远低于其字“介石”，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蒋介石曾大言不惭地说，“中正”与“中山”（孙中山）之名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山”二字无一笔歪斜（无撇无捺），象征着国父的为人；我自已对中山先生仰慕之至且立志要做中山先生的忠实学生，故成年后更名为“中正”（两字也无一笔歪斜）。
据说，蒋中正这个名字是戴传贤给他起的。
但是蒋介石是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他在孙中山先生逝世 之后便加紧了原有的反革命步伐，终天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那以后，人们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嘴脸，便一律称他为“蒋介石”了。后来老百姓还骂他为“蒋该死”。
蒋介石与陈其美日本三结义
1918年的蒋介石 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首的几个政治组织聚集北京，宣布共同组成中国国民党。经过改造的国民党在1912年至1913年的冬季大选中马到成功。
国民党的成功，严重地威胁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独裁势力，他们为了及时有效地遏制住国民党蒸蒸日上的强势，秘密地派遣刺客，杀害了该党的领导人物宋教仁。惨案发生后，举国震惊，孙中山迅即启程回国，联络各地革命党人举事。这场以讨袁为号召，历时两个多月的武装起义，史称“二月革命”。
国民党二次革命期间，陈其美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但上海讨袁军功败垂成，各地的起义也相继被镇压了下去。
袁世凯首先下令缉拿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迫使他们重返日本，开始了流亡生涯。随后，陈其美在湖州的老家也被查封。
在陈其美的周围，蒋介石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与陈其美除了保持寻常的同志关系外，还有着一层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手足情分。
1907年的夏末，那时，陈其美在日本留学。某日，他外出散步，看见有个中国青年在舞剑，功夫尚欠火候，勾划得也有棱有角，上前一打听，才知那青年叫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是清廷官派的留学生，目前正在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里读书。陈其美见蒋介石相貌清奇，谈吐不俗，又是学军事的，很想与他结交。当然，同盟会里急需军事人才，希望日后蒋能助上一臂之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陈其美发现蒋介石为人做事极投自己的脾性，禁不住江湖豪气勃发，提出了拜把子结盟的要求。结盟那天，参加者除蒋介石以外，还有郭郛，三人互换了兰谱，陈其美居长，黄郛其次，蒋介石最小。事后，蒋介石特意把结盟的誓约刻在宝剑柄上，送给大哥、二哥，誓约云：“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辛亥革命以后，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与当时的浙江军政府要员陶成章经常发生龃龉。有一次，两人在会议中吵嘴，盛怒之下，陈其美拔出手枪，差点把陶成章击倒。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交通总长，空缺位置，他建议由章太炎、陶成章、陈其美中任选一人担当。章太炎是光复会会长，拥护者甚多，但此人天性狷介，不喜约束，公开表示，无意染指公职。剩下的陶成章和陈其美都想出任浙江都督。为了遂愿，陈其美密派蒋介石到浙江游说，以求各界的支持，结果受到冷遇。陈其美眼见陶成章要坐亨其成，心里很不是滋味。再加上从前的芥蒂作梗，竟萌生了杀陶成章的意念。
陈其美知道，图谋这样的勾当风险太大，不仅行踪要隐蔽，出手麻利，人还必须可靠。想来想去，只有三弟值得信赖。于是就把蒋介石召至密室，好一番衷肠苦诉，当即激起了盟弟为大哥两肋插刀的侠肝义胆。1912年1月14日深夜，陶成章被蒋介石刺死于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蒋介石为避嫌疑，重渡日本，真可谓：论公论私，来亦大哥，去亦大哥。
常言道：“投之以桃木，报之以瑶琚。”蒋介石从此更加得到陈其美的厚爱。首先，蒋在陈的引导下，参加了同盟会。随后，再经陈其美的引荐，蒋介石有机会接近孙中山，进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没有陈其美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
陈其美遇刺
起初，袁世凯想收买陈其美，开价50万美金。陈其美说：“我个人不需要这么多的钱，我想要这笔钱，无非是为了国家，一次付清，可以用作革命经费。”来人说：“你错了，这笔钱不是想让你拿去革命，而是让你不要革命了，你如果拒绝，那袁世凯就要把这笔款用于杀你。”陈其美哈哈大笑，毫不介意。
袁世凯收买不成，终露杀机。他知道陈其美为组织筹款的事大伤脑筋，便指使党徒设下了一个陷井，先由爪牙许国霖、程子安办了一个名叫鸿丰的煤矿公司，然后收买革命党人李海秋，让他透露消息给陈其美，说是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向有关银团抵押借款，如果陈其美能帮助介绍签约，公司可以拿出贷款中的40万元支援革命。陈其美大喜过望，当即答应促成此事，并让李海秋叫鸿丰方面带合同底稿来签。由于好事来得蹊跷，党内有不少同志暗生疑窦，黄郛劝陈其多个心眼，调查清楚了再定夺。陈其美筹钱心切，头脑冷静不下来，他对黄郛说：“我们湖州人有句俗话叫：‘和尚要钱连经也卖’。革命需要钱，这点险该冒。”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按照预约时间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公寓，李海秋略带歉意地对陈其美说：“出门时匆忙，忘记把合同带来了，我这就去取。”李海秋返身出门，埋伏多时的两名杀手立即冲了进来，对着陈其美的头部连击数枪，陈倒地身亡，年仅38岁。
陈其美殉难后，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无人敢去认领。唯独蒋介石狂奔至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陈的尸体送回浦石路（今长乐路）新民里119号的家中入殓，并亲书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旁人无不啧啧而言：“英士（其美）与介石不枉为兄弟一场。”
蒋介石秘密访苏
孙中山的全权代表
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奉孙中山命令，于上海会见苏联代表马林，和张继、汪精卫等筹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准备赴俄，考察党、政、军三方面情况，并观看苏联动态和了解其真实意图。蒋介石任代表团团长，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秘密赴莫斯科访问。其最主要目标就是请求苏联支持“西北军事计划”。
1921年至1923年，由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中国各派军阀混战加剧。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同年底，孙中山在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表示“愿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考究苏联的政治、党务和军事，学习俄军经验，组建自己的军队。蒋介石非常想得到这个出访莫斯科的机会。 蒋介石访问苏联
7月13日，蒋介石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向孙中山主动请缨：“为今之计，舍我赴欧洲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在与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马林商谈后，孙中山决定由国民党人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翻译）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代表团。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孙中山的全权代表。
孙中山当时给苏联首任驻中国大使加拉罕一封绝密电报，电报说：“几星期以前，我给列宁、齐契林和托洛茨基分别送去了几封同样的信，信中介绍了蒋介石将军的情况。我派他去莫斯科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在这个国家帮助我的方式和方法。特别是蒋将军将向贵国政府和军事专家提出在北京的西北地区或更远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蒋将军可以全权代表我。”
孙中山所说的“在那里的朋友”，指的就是列宁、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苏联军事委人民员会托洛茨基等人。孙中山当时迫切希望苏联帮助他出兵北上，推翻盘踞在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
蒋介石启程往苏俄时，对苏俄带着一种敬慕和向往的心情。十月革命后，他学习俄语，撰写介绍俄国劳农政府的文章，对新兴的苏联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年初，在得悉孙中山即将派使团赴俄时，更表示如不允其访俄，则再没有什么事适合他做了。
其实，有了永丰舰上的经历，再加上身边军事人才匮乏，孙中山考虑赴俄的第一人选也正是蒋介石。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给越飞等的信中谈到：人们把蒋介石看作孙中山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从不争地位，也未参与权柄之争。这虽不尽属实，却代表了当时的舆论倾向。正由于此，孙中山才会通报苏方，以蒋介石为“全权代表”。
1923年8月16日，上海码头，“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将从这里启航赴苏考察访问。代表团团长蒋介石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不停地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在恋人陈洁如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蒋介石率代表团乘日本轮船“神田丸”踏上赴苏的旅程。
蒋介石一行从上海乘船到大连，再坐火车赴苏联。经过十几天的行程，于9月2日到达了莫斯科。
喜欢苏联建军经验
苏联方面负责陪同的官员在给上级的绝密报告中这样描绘蒋介石参观红军团队后发表讲话的情况：“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
9月6日，蒋介石等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出面与他们会谈的是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首先就一般性的问题互相交谈，主要是听鲁祖塔克介绍苏共的情况。两个多小时以后，话题总算转移到“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关心的问题“西北军事计划”上来，但并没有深入谈下去，更谈不上有什么具体成果。
9月9日下午3点，蒋介石一行如约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拜会军委副主席斯克良斯基、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后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就“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及具体内容做了详细说明。“西北军事计划”的要点是：一是在新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二是按照苏联的方式组建中国军队。会谈于7点钟结束，临分手时，苏方的两位将军微笑着向蒋介石建议：可否以书面形式进一步阐明这项计划。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主要埋头于书面报告：《西北军事计划意见书》的起草。
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建立军事基地。在与苏联毗邻的中国边境地区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军事基地，以期作为不远的将来与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第二，军事基地的选择。希望苏联考虑以库伦（即蒙古的乌兰巴托）为进攻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同时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如果两者取一，提请苏方考虑以库伦为最后的选择；第三，进行军事准备。这一阶段的时间大约为一年半，在库伦基地首先做进攻北京的军事准备工作，如建立军校、培训军官、招募士兵、军需装备等；第四，进攻北京的时间。准备于1925年11月进军华北地区，直取北京，然后从北往南夺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直到统一全中国。
在访苏期间，蒋介石接触了很多领导人和革命家。10月3日，他会晤了在莫斯科流亡的越南爱国志士阮爱国（即胡志明）；11月19日，参加了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11月25日，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会议，见到了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和曾到中国帮助筹建共产党的维经斯基。他与维经斯基五次见面，据说维经斯基曾试图劝说蒋介石加入共产党，并答应给他几个师的装备，于西北建军，统一中国，不必回广东帮助孙中山。蒋介石以请示孙中山而婉拒之。与马林见面三次。蒋介石对季诺维也夫印象最坏，认为他“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 托洛茨基
此外蒋介石会见了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其中他对托洛茨基印象最好。他之所以对托洛茨基有好感，缘于托洛茨基对蒋“爽直”的谈话给了他有益的启示。托洛茨基还代表列宁和苏联政府对蒋介石说：“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经济需要，都当尽力积极援助。”这些话对蒋介石的鼓舞极大。此外，托洛茨基的临别赠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蒋介石引为自己的座右铭。
代表团还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一些党政军机关，参观了一些工厂、农庄、学校、军队、博物馆。蒋介石还登上了一个拿破仑曾到过的山头。
蒋介石对苏联的不满，最初起于10月10日他对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演讲时，有留学生批评他过于宣传孙中山，有个人崇拜之嫌。这一批评立即触动了蒋介石的敏感神经，使他作出“损人利已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的判断，对苏俄多出一份戒心。
不过这是由于蒋介石的狭隘和猜疑造成的，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接着而来的不快，责任即在苏联方面。外蒙是在中国辛亥革命前后，沙俄趁中国内乱之时策动独立的。1912年，蒋介石主编《军声》杂志时，专门撰写过《征蒙作争战刍议》、《蒙藏问题根本解决办法》，主张武力平定蒙、藏叛乱。这次到苏联，蒋介石期望苏联新政权能对蒙古问题有所交待。他一方面向苏方提出在乌兰巴托以南地区建立一支国民党新军的计划，含蓄表达出中方对蒙古的宗主权，另方面于10月下旬直接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切林会谈，希望苏俄放弃对蒙古的操纵。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无结果而散。
10月13日，蒋介石心怀热望把这份洋洋洒洒长达万言的《中国革命之新前途》(原为意见书)亲自送交苏方。但令蒋介石纳闷的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苏方没有任何消息。他只好向苏负责接待的人多次暗示，自己“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想“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苏方对此居然未置一词。
实际上，苏联领导层对蒋介石的“意见书”还是比较重视的，它被直接送到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手中，正在养病的托洛茨基认真阅读了蒋介石的“西北军事计划”，这位当时地位在斯大林之上、苏联军事部门的最高决策者于11月2日致信斯大林，表示：“我认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中山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的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之后。”
斯大林完全同意这一意见。苏联方面对蒋介石“西北军事计划”不热心还有另外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苏联已经把外蒙古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一个月过去了，苏联人才来找度日如年、身心俱疲的蒋介石，通知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度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准备会见他。
11月12日下午，蒋介石一行应邀前往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参加双方会谈。斯克良斯基直奔主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地讨论了所提方案并得出如下结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做好政治准备工作，否则，在现在的形势下，一切军事行动都注定会归于失败......”面带微笑的蒋介石听罢，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愣怔了片刻，他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试图有所改变。他强调说：“国民党正在加强自己的政治工作，请苏方注意，俄国和中国进行革命运动的条件不同，中国国民党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开辟自己的军事基地，这样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更有力量。”
双方争论来争论去，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此蒋介石十分懊丧。告别时，蒋介石仍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他请斯克良斯基转交自己的一封亲笔信，请托洛茨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尽快接见中国代表团。斯克良斯基愉快地答应了。
11月16日，临回国前不久，蒋介石又致函托洛茨基，提请俄方注意：“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为注意”，结果也并无下文。
未获列宁接见
访问期间令蒋介石不满的是，由于列宁当时有病，未能接见代表团。蒋介石感到受了冷落。11月1日，齐采林致函季诺维也夫，指出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11月27日下午，仍在住院治疗的托洛茨基礼貌性地会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托洛茨基对因病一直未能会见代表团表示歉意，并说自己十分乐意同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交谈。随后，托洛茨基“就中国的局势和国民党在解放运动中应起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真诚看法”。他的说法同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没有本质的不同，只不过托洛茨基的谈话更明确和更具体：“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放到宣传工作上”，国为中国革命“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没有群众基础的武装行动只能是武装冒险，最后难免归于失败”，他提醒蒋介石“苏维埃的经验值得很好借鉴，办一份好的报纸胜过一个不好的师团”。他斩钉截铁地总结说：“孙中山和国民党应当立刻坚决地、急剧地调整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尽快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去。”
对于托洛茨基的看法，蒋介石表示不能全部接受，因为中国的情况有别于革命前的俄国：“各帝国主义者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加之南北军阀不断争斗，局势变换不定，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和保护，单纯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一员。”
蒋介石的说话引起了托洛茨基的不快，他气冲冲地说：“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蒋介石闻听此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在托洛茨基看来（实际上也是苏联领导人的看法），蒙古居然不是中国自己的本土。会见就这样无疾而终。
此后，苏联人再也没有同蒋介石讨论过什么“西北军事计划”，寄托着孙中山和蒋介石梦想的“西北军事计划”最终落得个胎死腹中的结局。
苏联人拒绝了孙中山的请求。他们建议孙中山出师北伐，从地缘上接近苏联，然后再取得苏联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
虽然，蒋介石这次出使苏联没有完成主要的使命，但仍为苏联不久后援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打下了基础。
在访问期间，蒋介石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就是苏联的建军经验，他率领代表团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到苏军部队院校学习取经，先后参观了苏军步兵第114团、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并拜访了苏军教练总监。
为了早日缔造争权夺利的工具，蒋介石一再主动要求苏方派出一些军官，到广东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苏联方面则希望国民党派出学员，到苏联的军事学校学习，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
11月1日，齐切林致函季诺维也夫并转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指出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不放在眼里，这才是蒋介石最为光火的。
齐切林的信中提到，蒋介石到俄后，只有他本人和斯克良斯基与代表团接触过，代表团有遭冷落之嫌。而且蒋介石更为不快的，是苏方对他提出的军事计划反应也颇为冷淡。
这些，使蒋介石深感失望，直到齐切林信发出，苏联方面态度终于发生一些变化。11月13日，代表团再次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见面。会谈中，蒋介石要求苏方向广州开办的军事学校增加派出人员，对此，斯克良斯基回答：“开始需要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成立所设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反对增加派出人员。”
这令蒋介石顿时喜笑颜开，兴奋不已。蒋介石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斯克良斯基就说：“不要张罗疗养院、医生等事，因为他自我感觉好多了。”
蒋介石身价倍增
1923年11月29日，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12月15日晨9时抵达上海。
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赶到船上，劝蒋介石赶紧回来处理党务，但蒋介石对此毫不理会。他这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日夜思念的陈洁如，于是，他不顾胡汉民等人的劝阻，悠然地去会洁如。
蒋介石对于苏联的失望，他对访俄报告也毫无热情。回到上海后，经过陈洁如的短暂温存，他却于当天下午乘船赶回了溪口老家，理由是第二天是他母亲的60冥诞，又是为他母亲墓地建筑的“慈庵”落成之时。于是他祭拜了母墓，并悠游山间。
为了防止孙中山对自己的不满，蒋介石把归国途中草草写就的《游俄报告书》寄往了广州。
11月30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至于他的政治意见，答应面谈。
当时的一些政府要员对蒋介石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很有意见，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等人接连发给蒋介石六封电报，催促他赴广州。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更是直接写信批评蒋介石，说他一再延期赴粤，“事近儿戏”。
就在这时，苏联政府应邀派往广州的常设代表鲍罗廷到达中国，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和筹办军校。蒋介石闻听此讯，再不怠慢，迅速返回广州。
蒋介石于1924年1月中旬抵达广州，向孙中山复命。
蒋介石意识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掌握军队、建立军事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了。
这次的苏联之行，不但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而且以此为契机，摘得了黄埔军校校长这个大“果子”。所以在他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时常提及此次访问，认为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一环”。
1924年3月，蒋介石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俄)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应其主义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决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蒋介石写《游俄报告书》
1921年6月14日蒋介石的母亲去世，23日孙中山派陈果夫代表祭奠。孙中山的祭文说：“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险艰，出生入死，如身之臂，如参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于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督责如严师，裁其跅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由此可看出孙中山对蒋介石的重视。
1922年8月，孙中山决定“依靠工农大众，联合共产党，改造国民党”，通过李大钊邀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由国民党主要领导出席的会议上，阐述发动群众运动和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孙中山决定“依俄为师”，派代表团去苏俄考察，以便建立一支新军。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来到广州，准备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当天在东郊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谋长。然而，到任不足三个月，蒋介石就因不称心，于7月20日“愤而辞职”，去了香港。
身居香港闹市的蒋介石，听到孙中山与苏俄代表协商已定，将组团赴苏俄考察的消息，怦然心动，立即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毛遂自荐。
国民党组团赴苏联考察，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最有资格的莫过于廖仲恺。也许是廖仲恺要随时协助孙中山处理政务，实在难以脱身，或许是为了安抚蒋介石的情绪，孙中山最后答应由蒋介石为主任代表，率“孙逸仙博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
1923年8月，孙中山派他率团赴苏联考察。代表团成员为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
1923年9月2日，蒋介石一行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蒋介石代表孙中山跟苏联政府交涉援助广州革命政府一些事宜。同年11月29日，代表团回国。
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把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便登船回了浙江奉化老家。直到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才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
此时，适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蒋介石虽然也出席了大会，但在165位代表中，位次一般。对此，蒋介石心中闷闷不乐。想到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没有明确宣布他即为军校校长，同时参与筹建的人中，有好几位功高资深的，叫谁当校长还很难说。一气之下，便于2月21日留书请辞，连照面也不打就“拂然而行”。
蒋介石撂挑子，因为他极不赞成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治主张。同时，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共产党人进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林伯渠当上了农民部长，毛泽东当上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他蒋介石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担任一个委员，远离权力中心，对孙中山非常不满。
蒋介石原以为他一离职，军校就会办不起来，然而，在蒋介石负气出走后，孙中山即命廖仲恺代蒋之职，继续筹办军校事宜。同时于2月29日，亲自电蒋介石复职。
3月14日，蒋介石又从奉化寄一函给廖仲恺。信中写道：“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又写道：“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不为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弟在俄行动，自觉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忠臣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洋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蒋介石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奉化至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之意见。”他在书中更供认不讳地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的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反苏反共的思想。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
孙 中 山
蒋介石走后，黄埔军校一应筹备事务，全摊在廖仲恺身上，但蒋介石又挂着名，许多事情不经过他又不好决定，可他又迟迟不来，廖仲恺最后不得不于3月26日电蒋：“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仲得自决。”言下之意，来与不来必须明白回话。不来，这边即另行考虑。
至此，蒋介石也知道了，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遂给廖仲恺复电：“函电悉，弟必来粤勿念”，并在电报中对校务作了一些安排。
因尚未获悉孙中山是否决定委任他为校长的准确消息，所以蒋介石又拖了一些日子。孙中山不得不派粤军总司令、蒋的盟兄许崇智去奉化带他返粤。
许崇智见到蒋介石后，对他说：“你要再不回军校，可就坐失良机!孙先生已经发话了，若你此次不跟我回去，校长一职将考虑他人。”
蒋介石听后，淡淡一笑，问：“先生物色些什么人？”
许崇智不紧不慢地说：“不瞒你老弟，在下就是一个!但先生见我不肯干，又提出……”
谈到最后，许崇智说：“先生对你毕竟是偏爱的，已决定发表你为军校校长了。”
听到这里，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
1924年4月21日，蒋介石心满意足地回到广州，于26日到黄埔军校办公。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特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即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
在孙总理、廖党代表之下，蒋介石名列第三。直至次年，孙、廖相继辞世，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第一把交椅。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在苏联大力支持下分界起来的，根本制度效法苏联。关于办黄埔军校这件事，酝酿工作很早就开始了。1921年底，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两次长谈。马林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也对孙中山的“联甲倒乙”进行过善意的批评，建议孙中山仿效苏联，建立革命军队。因此，孙中山在1924年初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即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并决定利用黄埔岛上原有的广东陆军军官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舍作为军校校舍。因为军校设在黄埔，所以以后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决议开办军官学校和创立党军。
蒋介石为什么要辞职呢？ 孙中山与廖仲恺(右)、蒋介石（中）
那时，叶剑英是第二师参谋长，廖仲恺邀他参加黄埔军校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介石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叶剑英和邓演达坚决反对。他们去问廖仲恺。廖仲恺对他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有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
照常进行。”这次，蒋介石因为个人闹意见，悄悄去 了上海，后来孙中山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当时真正懂得孙中山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而不是蒋介石。
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奉孙中山命，复函蒋介石说，不批准他辞职。29日，孙中山又打电报给蒋介石，批评他说：“......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3月2日，蒋介石复信孙中山，解释他辞职的原因是“受人妒忌”，同时又表示要马上回粤。接着，廖仲恺又先后三次打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归，并对军校的课程、经费、预算、选择教职、录取学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直到4月14日，蒋介石才与许崇智一道，由上海到广东……
5月5日，第一期新生进校，编为第一、第二及第三队。7日，备取生进校，编为第四队。8日，蒋介石对第一期学生作了《军校的使命与革命的人生》的训词。蒋介石说：“本党要办这个学校，亦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此风雨飘摇，千辛万苦之中，来挽救这些衰败剥削凋残飘摇横流的劫运，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我们本党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在此，本校同志的责任在此。”
5月9日，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10日，蒋介石与廖仲恺联署呈请孙中山与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任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戴季陶为军校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军校总教官。接着，军校兼设政治科，孙中山特任邵元冲为政治教官。著名共产党人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人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等人。
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的演说。他说：“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军校前后办了七期，从1926年1月12日起，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自第五期起，除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学员先期随军北伐，毕业于武汉外，其他各科学生则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仪式，宣誓反共。至此，革命的黄埔军校日益成为蒋介石用以反共反人民的骨干学校。黄埔军校从1924年10月建立教导团开始，至1930年9月17日“奉总司令停办”为止，蒋介石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石日后掌握大权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蒋介石的发迹和当上黄埔军校校长
孙中山、周恩来、蒋介石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蒋介石是如何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呢？
首先是他利用了陈其美（陈果夫、陈立夫之二叔）与孙中山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就追随孙中山，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蒋介石是在1908年通过陈其美的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组织，随后由陈其美、张继引荐会见了孙中山和他的机要秘书戴传贤。
1914年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孙中山领导一部分中华革命党成员(1919年改为国民党)，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人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而陈其美第一个宣了誓、打手印，为此陈其美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好友，所以蒋介石就通过陈其美和戴传贤的关系接近了孙中山、讨好孙中山。
1922年6月16日，粤军司令陈炯明叛变，蒋介石陪同孙中山在“永丰”炮舰上受困65天之后，终于冲出重围，逃上一艘英国军舰到香港。由于蒋介石曾帮助陈其美参加光复杭州之役，这次陈炯明叛变，又亲自护送孙中山脱险，因而深得孙中山的倚重。
有人说：蒋介石对孙中山“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就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
应该说，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是多种因素的组合。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出使苏俄，从而促使孙中山做出了这一决定。
中苏友好后，孙中山便派蒋介石率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学习。1923年12月，蒋介石回到国内。次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又跑到上海消极对抗。
孙中山原计划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主任委员，但蒋介石坚持不就。蒋此举引起孙中山不悦。后来在戴传贤的极力劝说下，蒋介石才去了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由于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孙中山与蒋介石合影1924年
1924年5月，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主讲政治者为胡汉民、汪精卫、周恩来、恽代英、高语罕、陈毅、聂荣臻。主讲军事者为何应钦、王柏龄、邓演达、陈诚等。顾问是苏联默得维特夫。首批学员为460人。
蒋介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他此时期的治军思想主要来源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其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五个方面。从客观效果上讲，对军校及军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
蒋介石的“三宝”
蒋介石有三宝：《俾斯麦传》、《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他把这三部书当作他修身的蓝本和事业的指南，天天读它，常常引用这些书里的东西。
在黄埔军校时期，有一天晚饭后，蒋介石把一些学生邀请到他的家里作客。蒋介石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来作客，可以随便些，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要拘束。接着又宣布说，家中藏有我的三件宝贝，你们哪个如找到了，重重有赏。
同学们于是有意“装疯”，到处寻找“宝贝”。每找得一件就拿去给蒋看，但蒋都说不是。有个同学是蒋介石公馆混得最熟的一个。这时，蒋夫人姚氏暗示，校长的“宝贝”是藏在校长床上枕头底下的三部书。那个同学果然在枕头底下找着了这三部书。蒋介石高兴地说，对，这就是我的“宝贝”。
接着，蒋介石又说，这三件“宝贝”打算印出来发给大家，希望大家天天读它，把它看作为做人做事的根本。
毛泽东与黄埔军校
1924年3月，何叔衡代表湖南省去广州出席国共合作召开的国民党改组会。大会完毕，他在广州受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办理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湖南省的招生事宜。回长沙后，他随即通知党的基层组织，推选党团员或进步青年送清水塘考选。当时湖南省处在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之下，他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实际上依附北洋军阀，割据一方。赵恒惕统治下的湖南，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都不能公开活动，处于地下状态。因此，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湖南的招生工作也是秘密进行的。
初试通过的考生秘密去清水塘办理填表、领路费等各种手续，又分散秘密搭火车、轮船到汉口后，经汉口搭轮去上海。当时，湖南省按照规定名额正取15名之外，另取了备取3名。他们到了上海以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郭一予等将湖南省考取的军校一期生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了当时负责招生复试的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并叮嘱考生，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凭考试成绩录取，要认真，并要他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虽然湖南送考的学生思想文章都好，但学科及格的少，只取了8名。
经过上海复试后，被录取的又发给旅费和证明书，于4月到广州参加了全国总复试。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是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曾多次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及来穗的各省省党部书记到黄埔参观讲演，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也受邀到黄埔军校讲演。
毛泽东莅临黄埔那天，蒋介石作为校长全副武装，一早便到3期学生各寝室、教室检查。他戴着白手套四处抹抹，不合意之处即命令“立即改正”。上午9时，加强警备，全体官生1000多人在大花厅礼堂集合。蒋介石亲到大门外码头迎接。他把毛泽东接到校长办公室休息片刻后，又亲自引路陪伴，进入礼堂，登台介绍：“这是我们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部长，百忙中抽空远来讲演，十分难得，大家要专心听记。”全体官生起立致敬后坐下，蒋介石也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端坐恭听。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国内外革命形势于我有利，苏俄及各国工会大力支持，各省工农及学生热烈拥护我们的革命政府，正是北伐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良好时机，只要团结奋斗，必能获得胜利，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面容清瘦，但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侃侃而谈了两个小时。讲演结束后，蒋介石起立带头鼓掌，全体官生亦起立鼓掌，经久不息。接着，蒋介石又设宴款待毛泽东，并亲送其至船码头告别。此时的蒋介石对毛泽东可谓是毕恭毕敬。
苏联送来武器和弹药
1924年7月12日，苏联红军的一艘通信指挥舰“沃罗夫斯基”号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起航，驶往远东的海参崴。苏联政府任命军事委员会检察员马克西莫夫为舰长，政委由老布尔什维克斯维特洛夫斯基担任。
出发前三天，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克格勃的前身）的负责人专程从莫斯科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通知马克西莫夫：在“沃罗夫斯基”号出发前，将有一批特殊物资送到船上。他说：“请原谅，舰长同志，我不能说得太多，这批物资必须全程处于专人看守，而且必须严格保密，它对我们苏维埃祖国和我们其他战线上的朋友太重要了，希望您能认真履行职责。”
晚上，穿着黑制服的保安总局人员将物资搬上船，把四个船舱塞得满满的。接着，他们从舰长手里没收了这些舱室的钥匙，并派人日夜把守。
1924年10月6日，“沃罗夫斯基”号进入南中国海水域。按照原先计划，他们将在香港加完煤后，开往日本长崎，然后到达终点站海参崴。不料，保安总局人员控制的电台当晚收到莫斯科总部的来电，要求改变航线：从香港前往广州。随舰的保安总局负责人向舰长揭开了谜底：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定接受苏联援助，聘请苏联军政人员来华担任顾问，筹办黄埔军官学校。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经费匮乏，苏联和共产国际于是积极援助一大笔经费和大量枪械物资。按计划，孙中山要建立一支多达2.5万人的黄埔学生军，需要步枪1.5万支、机枪100挺、子弹2000万发、山炮24门，外加15架飞机和其他军事物资。而这批庞大的物资如何运到广州却成了大问题。因为中苏陆路交界地都在北洋军阀控制中，只好绕道走水路。那四个船舱里装的正是广州革命政府所急需的枪支弹药和价值10万卢布的黄金。
10月7日，他们离开香港，沿广东海岸北上，在伶仃洋上故意逗留一段时间，接着突然转向，进入虎门水域，溯珠江而上，直奔广州。
10月8日傍晚，“沃罗夫斯基”号军舰开到广州沙角。人山人海的黄埔师生们挤在军校门前的木码头迎候，停泊在黄埔岛的中国“永丰”号炮舰和岸上的炮台纷纷鸣响礼炮。在礼炮声中，17时15分，蒋介石等校方领导和包括鲍罗廷在内的苏联顾问登船参观。鲍罗廷曾与舰长马克西莫夫共过事，一见面他们便热烈拥抱。鲍罗廷说：“老伙计，我们恨不得让广州也变成一条船，好早一点与你们汇合啊！”
那时，黄埔军校有800名学生，却只有30支破旧的毛瑟枪，勉强够发给卫兵守卫，许多学生甚至连枪都没摸过。滇军第三师师长范石生曾轻蔑地对蒋介石说：“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派一个营去就可以全部缴械。”
在这种情况下，“沃罗夫斯基”号的到来，让黄埔师生欣喜若狂。第二天早晨，黄埔师生全体动员，到船上搬运枪械。搬运工作到下午5点结束。
随后几天，苏联水兵担任临时教官，训练黄埔学生使用苏制枪炮。
按计划，苏联军舰10月12日离开广州，但这时广州局势突变，该舰一下子变成了革命政府的避难所。
10月10日“双十节”，广州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游行，行至太平南路时，遭到以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佛山地主陈恭受为首的反动武装商团的血腥屠杀。紧接着，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商团军全体出动，在街上横冲直撞，张贴“孙文下野”的标语。此时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广州政府群龙无首，官员们纷纷跑到“沃罗夫斯基”号上避难。
10月14日，孙中山下达“平定商团”手令，命令黄埔学生军、铁甲车队、农民自卫军等镇压叛乱，苏联舰上官兵也要求参战，得到批准。当晚，刚刚武装起来的800名黄埔学生与苏联水兵集结在大操场上，鲍罗廷说：“在实战中学习战争艺术，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祝大家旗开得胜！”
15日凌晨，总兵力不过3000人的政府军分五路向有5万之众的商团军发起总攻，在苏联水兵组成的机枪火力掩护下，100多名黄埔学员奋力冲进狭窄的巷道，他们三人一组，提着几捆集束手榴弹和汽油桶，猫着腰往商团军堡垒里面放火，熊熊大火把商团军的阵地烧开了缺口，黄埔学生军趁势向敌人冲去。
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商团军全线溃退。到下午5时，残余的商团武装纷纷投降，商团首领陈廉伯、陈恭受逃往香港，叛乱被平息。
10月30日，孙中山返回广州。他身穿白军装，头戴遮阳帽，在鲍罗廷等人陪同下，登上“沃罗夫斯基”号。孙中山在全体舰员大会上说：“今天是中国革命最令人兴奋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中国民众将永远不会忘记‘沃罗夫斯基’号的功劳。”
11月11日，“沃罗夫斯基”号告别广州，继续向北航行，驶往海参崴。
轰动黄埔军校的枪击事件
黄埔军校学生中出现了左右两个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的学生不时争吵，甚至恶语相向。
1925年7月的一天，军校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李汉藩手持一张清单，奉命到军校管理处领办公用品。
一名办公室人员看过后，把清单送到军校管理处长、孙文主义学会执委会成员林振雄面前，请他过目。
林振雄拿起领物清单，没好气地说：“你们政治部，又要领这么多彩色纸回去做什么，难道能当票子花。”
李汉藩不想多与他纠缠，便说：“我们要印刷传单，过几天开会用。”
林振雄又追问：“印什么传单？”
李汉藩不客气地说：“印什么传单，这是政治部的机密，没有必要告诉你！”
“什么工作机密，还不是统统用做赤化宣传了！”林振雄“哗”地一把将领物单撕得粉碎，扔在地上。
李汉藩一拳砸在桌子上，厉声道：“林振雄，有意见到校长跟前去提，别在这里撒野！”
“老子今天还要揍你们这些搞赤化的共产党崽子！”林振雄说着，一拳打在李汉藩的胸脯上。
李汉藩回手给林振雄脸上就是一拳。气恼之下，林振雄趁李汉藩不备，突然拔出随身佩带的手枪，对着李汉藩就是一枪。李汉藩身子一侧躲过了子弹。待林振雄举枪再要射击时，办公室里其他人员从后面一把抱住林振雄持枪的右手，第二颗子弹这才没有打出去。
枪声惊动了整个黄埔军校。周逸群、李其纲、许继慎等十余名共产党员以最快速度冲进管理处办公室，合力把林振雄按倒在地，果断地下了他的枪，愤怒地找来一条长麻绳，将林振雄双手捆住，径往军校禁闭室里推去。
到了军校禁闭室，李汉藩令人把禁闭室打开，说：“先把他关进去，听候校领导来处理。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承担。”
黄埔军校内，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都紧急出动了，双方都拿出了武器，青年军人会方面派出一部分人去把守军校禁闭室，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们则集合在一起，双方的火拼一触即发。
当时，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等正好都不在校中，总值日官张治中火速集中军校各部主任、学生队长开会，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正在广州的廖仲恺，闻讯匆匆赶回，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名义，作出了对林振雄、李汉藩二人的处理决定：林振雄身为官长，公然开枪行凶，虽未造成事实，但性质特别严重，给予撤消管理处长职务交军法处查办之处分；李汉藩与林振雄发生斗殴，并在遭受枪击后，恃众擅将林振雄缚入禁闭室关押，亦属藐视法律，给予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廖仲恺对林、李二人的处理是非清楚，轻重有别，令全校师生心服口服，事情很快平静下来。
鲁迅在黄埔军校演讲
1927年1月18日，鲁迅先生离开厦门，乘船到达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在广州期间，鲁迅受邀前往广州黄埔岛上的中央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作了一次演讲，这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造访黄埔军校。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熊雄，看到报纸上刊载有关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消息后，产生了邀请他来军校做演讲的想法。随后，熊雄派刘弄潮去拜访鲁迅。鲁迅初听后 有些顾虑地说：“现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刘弄潮解释道：“黄埔同学，尤其是第五期，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都听过你的课。”此话打消了鲁迅的顾虑。鲁迅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
4月8日鲁迅在好友应修人等陪同下，前往黄埔军校本部大礼堂，做了大约两小时的演讲，题目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在演讲中，鲁迅通过生动的比喻，旁征博引，精辟地论述了“革命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和“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两大主题。
鲁迅掷地有声的演说，博得到黄埔师生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然而，时局动荡，在鲁迅演讲后的第四天，蒋介石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
黄埔军校的六位政治部主任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根据共产党人提出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在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的命令无效。军校政治部则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
经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黄埔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然而，军校开学不到一个月，校内就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大事：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神秘失踪。
戴季陶不辞而别
戴季陶，早年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反清革命运动。辛亥首义时，为保卫汉口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上海光复他又积极策划，领头打前阵，并在护法反袁斗争中被捕下狱，名噪江南。他也因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作为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正因为他有这些资本，加上又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因面，黄埔军校成立之初，他便身居军校政治部主任要职。
戴季陶虽有这些资本，但他并非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国民党内一向派系甚多，相互攻讦，加之蒋介石当时还未成气候，所以，不把戴季陶放在眼里的大有人在。
军校开办伊始，戴季陶由于占据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位，在公开场合便说几句革命的词句，喊几句革命的口号，以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
一天上午，戴季陶闲来无聊，便去国民党老右派邹鲁家串门聊天。正巧国民党监察委员、老右派张继也在那里喝茶谈天。三人在闲聊中说到了共产党的问题，戴季陶无意之中说了几句公道话，这便激起了张继的怨恨。两人随即大骂起来，并动手撕打。戴季陶打不过张继，回来后越想越委屈，于是一出门便上了去上海的船，不辞而别。
蒋介石对盟弟的突然离去，虽十分惋惜，但也无可奈何，暗骂盟弟糊涂，不知轻重，要坏大事。但在表面上，却忿忿地说道：“为这般小事就想不开，就脱离革命，真是总理的不肖之徒！”
邵元仲“催眠术”主任
戴季陶不辞而别后，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副主任邵元仲代理。
邵元仲年轻时考取了前清举人，是一个满肚子装着“四书”、“五经”的老夫子。但他也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叛逆者，在反清革命洪流的吸引下，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在活动中多有建树。
然而，在邵元仲的脑子里却仍然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一张嘴便是孔孟儒家那一套。他还官欲熏心，把政治部主任一职当志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仲恺也很少交往，是一个典型的办公桌官僚。每星期他从广州乘小汽艇到岛上来作几次政治演讲，讲完后便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他每次演讲的内容，也不外乎从孔孟的忠孝仁义联系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阐述三民主义的基础来自孔孟的仁义、仁爱之道。他所讲演的这一套不仅一般学生十分反感，就连国民党学生也认为他歪曲了总理的三民主义，时常起哄，赶他下台。久而久之，以后每当邵主任作政治演讲时，学生们要不酣然入睡，要不就随意聊天。因而大家戏称他为“催眠术主任”。
邵元仲所主持的政治部，事实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军校师生一致要求撤换邵元仲。
情况反映到党代表廖仲恺那里，他立即接受了师生们的强烈要求。随后，他与蒋介石、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中共方面推荐一位适当的人选，并建议，如周恩来能来接任政治部主任一职，那是最好不过的。
周恩来充满魅力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将政治部从广州市区迁进军校，并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开革命风尚，除陈腐污垢，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他首先健全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员。为加强军校的政治工作，政治部从赏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
由于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十分薄弱，周恩来便重新制定了政治教育中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
与此同时，政治部还开设政治训练班，组织政治研讨会，发行期刊、专刊、文集，编唱歌曲，成立血花剧社。一时间，在军校学员、教官中形成了研读政治书籍、注意社会潮流的活跃的政治气氛。
但蒋介石对周恩来所做的这一切却颇为不满，认为这分明是共产党在搞赤化宣传。但他又不便立即发作，若公开反对，不正好说明自己落后、反动吗？所以他只好将怨愤藏于心里。 周 恩 来
由于周恩来具有坚定的政治思想，严谨的工作作风，谦虚的态度，以及广博的才学和灵活处理各种问题的机敏，加之自身的干练、洒脱，庄重的仪表，整洁的服饰，这一切使得周恩来在不长的时间里，不仅赢得了军校广大师生的敬重和爱戴，而且就连国民党右派师生也不敢轻易在他面前造次。周恩来成功地驾驭着军校内各派政治力量，充分展示了他的无穷魅力。
1924年10月下旬，黄埔学生军准备讨伐盘踞在东江的叛匪陈炯明，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蒋介石、加伦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这样，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挂名代理。
包惠僧四平八稳
周恩来随东征军出发后，军校政治部便由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李汉藩、杨其纲、李默庵三个科长实际负责。周恩来离军校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不仅对政治部采取轻蔑态度，而且还经常无事生非，处处与政治部为难。 包 惠 僧
一天下午，李汉藩前去领办公用品，由于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管理处处长林振雄故意刁难，两人发生口角，互不相让，继而动起武来。几个回合过后，林振雄没有占到便宜，恼羞成怒，乘李汉藩不备之时，拔出手枪朝着李汉藩就是一枪，幸亏李汉藩躲闪及时，没有打中。迅速赶来的几个共产党员学生猛扑过去，打掉林振雄的手枪，将他扭送到军校禁闭室。
开枪事件在军校内产生了恶劣影响，广大师生强烈要求校方严惩开枪凶手。党代表廖仲恺急匆匆地从广州赶来军校亲自处理此事。
开枪事件平息后，廖仲恺认为军校必须有一位得力的政治部主任坐镇，领导全校的各项工作。于是，他电告蒋介石，要周恩来回黄埔主持工作。蒋介石复电说由于前方工作需要，周恩来暂不能回校。无奈之下，廖仲恺只好又找中共广东区委另选他人。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包惠僧前去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包惠僧号称“栖梧老人”，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在工作中一向四平八稳，小心谨慎。在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他首先便是与军校教育长钱大钧极力搞好关系，想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劝说他们不要在军校闹事。他重新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将政治课程加多，使学生终日忙于听讲与阅读书籍、事理学习笔记......
由于政治课程安排得很多，学生每日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军事操练以外，其余时间都是在课堂上听课。因此，军校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也没有再闹出大的乱子。
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迅速开展，前方急需大批的政治工作人员。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调包惠僧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也离开了黄埔军校。
邵力子无为而治
包惠僧调任后，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当时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邵力子，字仲辉，前清举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并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南社。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笔十年，并兼编《觉悟》副刊。《觉悟》副刊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促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邵力子在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他主持军校政治工作，是典型的文人参政，领导此项工作也实在是难为他了。
每天上午，邵主任都要到军校转一转，看一看，除了一些政治演讲外，其他的具体工作全部推给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去处理。他认为，国共双方的人都不能开罪，他采用“中庸”之法，打着“哈哈”处理问题。没过多久，随着北伐战争的兴起，邵力子便离开了学校。
熊雄刚直不阿
熊雄原名祖福，号披素，字罴士。早年，熊雄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于1919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探索改造中国的新路。后来与周恩来、刘清扬、萧三等人发起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熊雄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熊雄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注重向学生灌输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先后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鲁迅等人到军校作报告，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他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要做到不贪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观念，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
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阴谋在军校未能起作用之后，又借北伐之机向军校师生发表了“临别赠言”，含沙射影攻击共产党。熊雄立即在他创办的《黄埔日刊》上发表了《对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一文，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他在为第四期毕业同学录上题词道：
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
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与笑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广东国民党右派也随后在4月15日开始了清党屠杀，蒋介石特别交代千万不要放过熊雄。但他们慑于熊雄在广东和军校的威望、影响，不敢公开下手，于是便采取欺骗手法，将熊雄秘密逮捕，然后在一个深夜里将他杀害。牺牲时他年仅35岁。
中共黄埔第一人：张申府
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年生，并曾在北大图书馆共事；还同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人之一。1920年11月24日，受聘于巴黎里昂大学中法学院（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筹办）教授逻辑学的张申府，以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身份随同蔡元培、刘清扬等离开上海赴法国，中共领袖陈独秀亲自登上拖轮，一直将他们送上停泊在吴淞口的法国“阿尔及尔”号邮轮上。
张申府行前就住在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他此次赴欧，肩负着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海外建立发展中共党组织的重要使命，因此，张申府不仅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成为中共的主要发起人，也成为欧洲中国留学生中政治和思想成长的催生者。抵达巴黎后，他首先于1921年发展刘清扬入党,刘清扬1894年2月15日出征于天津一个回族的平民家庭，她成了中共第一个女党员。刘清扬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学生运动及觉悟社的领袖。刘清扬后与张申府结为夫妇，但两人于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因为张申府不合时宜地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而最终分道扬镳。
1921年春，张申府又与刘清扬介绍23岁的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刘、周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旅法中国学生中传播革命的火种。
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抗议中国学院院长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而离职，周恩来也暂别初恋情人张若名，同年３月与张申府、刘清扬一同乘车转往德国，继续其留学和革命生涯。
在德国，张申府和周恩来一起介绍孙炳文和朱德加入了中共旅德支部。周恩来与孙炳文、朱德也从此成为挚友。在孙炳文牺牲之后，周恩来将其女儿孙维世收为养女并培养成人。孙维世后来成为著名演员和导演，但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23年底张申府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国。1924年春节后，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引荐下张申府担任广东大学教授。不久又成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是最早踏上黄埔岛的中共“红色教官”。 左起：张申府 刘清扬 周恩来 赵光宸
1923年在柏林
张申府早年与陈独秀、李大钊来往甚为密切，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1918年12月，三人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份杂志是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国的标志。 1922年周恩来(左2)和张申府(右1)在欧洲
1924年2月，刚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时值国民党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参与筹建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员。
其实，在1923年11月，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时，张申府经赵世炎介绍就与蒋介石认识了。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在蒋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是中共党员。时年32岁，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
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的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军校仿效苏联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做法，与德日意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两样。蒋介石虽有“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他的“利用俄国的援助，把它变成自身的利益”的投机心理，并不妨碍他赞同和接受苏联军事经验。但是，国民党本身缺乏政治教育人才，于是孙中山与中共协议，由中共派年轻优秀的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领导职务以及政治教官或学校秘书等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
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戴季陶曾是中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实际负责筹备工作，后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利用他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共产党员引进黄埔。张申府的推荐信上共有15人，全是共产党人，位列第一的是周恩来，第二是周佛海。此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分子。
在这里，我们想介绍一下，有位名叫张伯简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
张伯简(1898-1926)，云南省剑川县金华镇人，第一个白族中共党员。
1921年冬，张伯简在德国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张伯简在法国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任组织委员。1924年秋，张伯简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张伯简于1925年编纂的《社会进化简史》一书，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说：“这是一本人民需要的书，革命需要的书。”
1943年12月20日，毛泽东曾给胡乔木写了一张便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译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张 伯 简
1950年，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秘书何载等身边的年轻人员提出要求，读书要博览中外，不能光读翻译的外国人的书，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的书一定要看。谈话中提到三个人的书——李达、艾思奇和张伯简。
接到张申府的推荐信后，1924年9月初，周恩来从法国抵达广州。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黄埔军校的工作。黄埔军校成为周恩来戎马生涯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
两个月后，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聘请了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
中共在黄埔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也是从周恩来开始的，他利用自己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日后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中共发动起义的骨干。
张申府虽然是黄埔军校第一位红色教官，但他在黄埔的时间并不长，于1924年6月19日仓促离校了。事后他自己称之为“开了小差”。
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是可能的，他的“开小差”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变化有关。
1924年5月，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大不满，反共的气氛日益浓厚起来。
1924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按“马林方式”建立国共合作体制，眼看就要走到尽头了。本来就对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方针不满的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更是心生不满。于是他不想干了，便和戴季陶一起跑了，从此离开了黄埔军校。
戴季陶跑后不久向“右”转，他的“戴季陶主义”成了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张申府跑后几个月，在中共四大会议上，因反对继续接受国民党领导而负气退党。
周恩来的身世
周恩来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周恩来算是浙江绍兴人。
周恩来家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在衙门里管文案），外祖父万青选，1818年生于北京宛平，原籍是江西南昌，也是师爷。万青选的原配是南昌李氏，后又续娶清河县乡间的张氏，前后两位妻子一共为他生育了18个儿子,14位女儿，但成活长大的不是太多。后来，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亲。周恩来于1898年出生在淮安。
周恩来的外祖母张氏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他母亲生于1872年，在女性排行12，她是冬至那天出生的，所以乳名叫冬儿，家人都称她十二姑。冬儿是其父快60岁时生的，自幼聪明美丽，深受万公喜爱，视若掌上明珠。 13岁的周恩来
十二姑聪明伶俐，嫁到周家后，周家人都喊她七少奶奶。因为她待人善良，处事干练，加之她过门一年多就为周家云门公这房生了个头男长孙周恩来，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更增加了她的身份和地位的分量，赢得周家上下一片尊重，因此她自然也成了周家的“当家媳妇”。
1904年春节期间，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陪妻子回清江浦娘家省亲。在与娘家人一起逛十里长街时，周贻能与妻兄万立鉁（周恩来堂舅）花一元钱合了一张救灾彩票，没想到兑奖号码公布后，竟然中了头等奖。奖金是一万光洋。因为是姻兄弟俩合买，各得5000块。5000块银元在当时平常人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几辈子都花不完。但万十二姑很会花钱，5000块银票兑到手后，她首先为自己买了一件貂皮大衣，还买了一台手摇留声机，然后又为周万两家所有人每人买了一样礼品。她还将驸马巷自周家大门前南至响铺街的一段土路全部铺上砖头，以方便自家和地方乡邻的行走。这么一折腾，她的奖金就已花掉快一半。
沉浸在喜悦中的万氏很快就烦恼起来：债主上门要债，其他各房头亲戚的生日、满月之类的小事也来找她要循例钱，连退掉多年的奶妈、保姆、轿工等人也一个接一个上门来讨要“喜钱”。头脑清醒的万氏深知她捏在手中这剩下的几千块钱无法填满周家花钱这一“无底洞”的。她与丈夫周贻能商量后，决定避开周家这个花钱的“无底洞”。这就是周恩来随父母兄弟一起去清江浦住的原因。
这时的万家也在急剧地走“下坡路”。万氏因为有钱，回娘家“风光”了一阵子，不久，她的兄弟、嫂嫂等也都如周家一样，要钱的、借钱的、讨赏的一个个络绎不绝，万氏在万府各种矛盾的夹击下病倒了，她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个治不好的绝症。因此万十二姑在生下三个小孩周恩来和两个弟弟（到1946年一个弟弟已去世）后，周恩来的母亲在35岁时去世了。由于万氏病故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她的在湖北谋生的丈夫周贻能，竟未能赶回来见上妻子一面。
对于治丧，周恩来的外婆张氏认为，他们万家的十二姑是万府的千金小姐，也是万老太爷生前的掌上明珠，嫁到了周家才逾十年就故去了，属于一天福都未享的“少丧”，对安葬她的女儿提出要求是：一、棺材要楠木的；二、对死者的遗体要用百尺白绫缠尸，在尸体身上盘绕成蝴蝶结；三、要为死者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以超度亡灵早升天界。
周贻能那时已实在拿不出钱来办，但他仍然一咬牙，回驸马巷典出两间扇子，凑合着做了一口楠木棺材，对于其他条件，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于是，他领着恩来、恩溥兄弟俩长跪在遗体旁，表示忏悔和歉意，再移跪到张氏外婆脚下，千求万拜，无奈周恩来的外婆已是铁了心，无论他们父子怎么求，怎么跪，她回复仍是那句话：“做不到下葬条件就甭想下葬！”
因此，周贻能只能把万氏灵柩厝于清江浦一座庵中，直到28年后的1935年，他手中有了一点钱，才将万氏灵柩下葬。
周恩来的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他们的家庭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周恩来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他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油盐柴米，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他一些锻练。
周恩来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他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的女子，在周恩来五岁时常给他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周恩来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他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他的性格也有生母的这一部分。
周恩来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他开始读小说。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十二岁时，周恩来离家去东北铁岭。这是他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因为当时他父亲和伯父都在那里做事。他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上学，读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他转变的关键。
十五岁(1913年)周恩来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周恩来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他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他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周恩来当过会长。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
1917年中学毕业后，周恩来去日本留学，是自修，生活费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大气磅礴的立志诗出自19岁的学子周恩来之手，时为1917年9月，周恩来从天津登轮，取道东北、朝鲜东渡日本求学。
由于考官费留学未能如愿，加上此时国内传来消息，母校南开党校准备创办大学部，周恩来便决定回国学习。1919年4月，周恩来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到大连，返回了祖国。
1919年5月，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周恩来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周恩来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周恩来的影响很大。在去法之前，他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后来一度去德国。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周恩来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在法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
周恩来在法勤工俭学期间，曾有初恋情人张若名。张若名因其豪门出身在党内屡遭审查，才高气傲的她在委屈和不满之下于1923年决定退党，留在法国专心读书。而周恩来认为自己的终身伴侣，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遂主动与张若名分手，并最终与邓颖超结为终身伴侣。
1923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周恩来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他们斗争的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他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周恩来与李、曾等很熟悉。1923年去德国，1924年夏天即返国。
1924年周恩来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他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他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借口海军在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周恩来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仍与蒋介石合作，但周恩来未去。
周恩来的诗碑
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周氏家族世代居住浙江绍兴，周家祖祖辈辈均走读书、考秀才、考举人、做官这一仕途之路。
按周家的祖训，男孩子五岁就在进家塾馆读书，写字均是习颜体。连周家灶台上的对联也是：“敬祖宗清白二字，教儿孙耕读两行。”不过周家土地很少，也无人种地，主要是读书。周恩来的祖父辈亲兄弟五人中，个个都是读书、孝秀才、学师爷，后来有四位当上了知县。而在他的叔伯辈中，竟有三人考中了举人，做的官也就大些。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原名贻能，字懋臣)出生于绍兴宝佑桥百岁堂。周劭纲在绍兴度过了童年，直到他的父辈决定举家迁往淮安。
在淮安，周劭纲在附马巷周宅生活了十四五年，他成人后，就离开淮安出外谋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劭纲孤身一人在北方谋份小差事。
周恩来一母所生兄弟三人，他有两个弟弟周恩溥和周恩寿。
1903年秋天，周恩来入家塾馆读书。由于他是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为子，而小叔父又早已去世，所以小婶母陈氏便视他为掌上明珠。
陈氏母亲(嗣母)待他稍稍长大后，除了上学读书外，便整天将他关在屋内，以避免周恩来在院子里和那些小兄弟们闹出意外来。
孩童关在屋内难免倦怠生厌，陈妈妈就陪儿子做游戏，或讲故事给儿子听。陈氏是个识文断字的女子，她既擅长做针线女红，又会书写绘画，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孙悟空大闹天宫》、《关天培虎门殉国》、《岳元帅朱仙镇大捷》、《淮阴侯胯下受辱》等，她都讲得绘声绘色。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母亲(指陈氏)总给我讲故事，使我终日绕膝不去。”他只要听了一两遍就会记住了，然后就缠住妈妈问这问那。开始，陈氏还能应付，后来凭她的知识来回答儿子的追问已经很难满足周恩来的要求。陈妈妈只好让周恩来自己去看书，从书中寻找答案。这样，周恩来就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独自阅读。“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周恩来从读书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增添了无穷智慧，同时，韩信的忍辱负重，孙悟空的刚正不阿，岳飞、关天培的尽忠报国等等，都对周恩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7年在周恩寿三岁时，因年轻的母亲及十一婶相继病故，大哥恩来便带着两个弟弟从清江浦返回淮安驸马巷老家。这时，他们的父亲在外地谋生，工资甚低，无法养家，周恩来的八叔、八婶母杨氏曾抚养他们兄弟仨一段时间。
1918年，周恩寿来到天津，作四伯父周曼青的过继子。
1914年周恩来作《春日偶成》两首五言绝句：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当时周恩来年仅16岁，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节，孙中山正发动民众讨伐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然而正义屡屡受挫，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青年周恩来，春日踏青，深思时局，作下两诗，刊于他和几位进步青年同学所编的《敬业》创刊号。前诗心情忧愤，深刻揭露袁世凯祸殃民罪行，坚定预言民众必然奋起抗争。后诗通过描写樱花等自然景致，抒发追求光明进步、期待革命的春天到来的热烈感情。
周恩来于1917年到日本留学，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赴日前挥笔写下这样的诗句：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来到日本以后，深深领略了樱花之美，樱花引发了周恩来无穷的诗意，寄托着周恩来无尽的思绪。
从1917年秋天到1919年4月，周恩来居住在东京中野华洲园一家农户的厢房。这一带是京都。那时的华洲园远离城市的喧闹，只有几栋房子，周围都是农民种植的鲜花，街道两旁全是樱花树。周恩来每天从樱花树下走过，去补习日文，去参加留学生“新中会”的集会。樱花陪伴着他度过了在日本的500个日日夜夜。
1918年的那个春天，他看到了樱花开时那满树吐蕊如云如海、芳香四溢的景致和人们潮水般涌到中野、上野观赏樱花，男女老少在樱花树下载歌载舞的景象，眼界大开。樱花期短，一场春风或一阵春雨袭来，盛开的樱花便往往片片散落、轻轻飘扬，或像团团红色火球流泻而下，那情状就像胜利归来，又像视死如归，显得极其壮观，极为豪迈。青年周恩来为樱花之美惊叹，为樱花品格所折服！异国樱花，安抚着孤独的周恩来。
当然，樱花给予他的是无边的联想、无尽的启示。1919年1月，他在《社会问题研究》半月刊上，比较系统地研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文章，迷茫的心灵渐渐拥有了光明。因此，当他再次面对樱花，心有花瓣纷纷扬：他心灵透亮、联想翩翩、激情难抑！1919年4月5日那天，他竟然一口气儿连写了三首诗：《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4月9日，又写成《四次游圆山公园》一诗。这四首诗分别为：
一、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二、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里，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三、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
从此后“将何所持”？
满园樱花灿烂，
灯光四照，
人声嘈杂。
小池边杨柳依依，
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
樱花杨柳，哪个可爱？
冷清清不言不语，
可没有人来问她。
四、四次游圆山公园
四次来游，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
树上只剩得青枝与落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灯火熄，游人渐渐稀，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第一首诗，由樱花的鲜艳明亮引喻人间的真理之光，似有象征意味。第二首把美好的樱花与现实丑恶的现实社会作对比，极显批判力度。第三首以樱花等物映衬孤独女子的凄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畸形发展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第四首则由樱花的花开花落、赏花人的冷热聚散，反照自己不管客观现实如何演变，也毫不动摇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坚定信念。
周恩来在雨中游岚山，他看到了：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花树。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 恩 来
来到日本以后，各种思潮纷纭复杂，使年轻的周恩来产生了选择的困感，有“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的感觉。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周恩来感到振奋，他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等，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感到“模糊中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妖妍”，正是这种朦胧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让他决定“返国图他兴”，于1919年4月回国参加伟大的“五四运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他在天津发起组织了本着“革心”、“革新”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的“觉悟社”，并立即筹编机关刊物《觉悟》。周恩来以代号“伍”为名，把这几首诗刊登在《觉悟》创刊号上。
20年代初期，文学界的赵景深、郑振铎、王统照曾专门引评、编选过“伍”的“樱花诗”；《1919年的新诗年选》我国最早的新诗年选还专门选录了《游京都圆山公园》一诗，在当时的文学界即拥有名声。《雨中岚山》用白话文表达了清新的意象和细腻的情感，不愧是新诗的佳作，说明周恩来在新诗探索方面很有造诣。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像鲁迅那样走文学的道路，用文学改造国民性，而是进行社会改造，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由于周恩来选择了放弃文学的道路，中国或许因此少了一位文学家，但却多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此后的周恩来全身投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受上述名声的掩盖，他当年卓越的诗歌才华以及上述几首奇异的“樱花诗”，后人便鲜有知晓的了。
实际上周恩来对文学的爱好一直都没有衰减，在皖南事变时他愤怒地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名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还在写诗。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次他都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改完后又撕成碎片。残酷的现实社会让他无法直抒胸臆，因为“诗言志”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小辫子，他更多地是用行动表现他的崇高和伟大。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向日本友人询问起中野、上野的樱花长势。中日建交前后，日本友人也多次邀请他访问日本、再赏樱花，由于病魔过早夺去他的生命终未能行。一番深长夙愿，只好留待夫人邓颖超实现。
1978年，京都中日友好团体为了纪念周恩来，请随邓小平来访的廖承志书录周恩来1919年留学日本时的诗作《雨中岚山》，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岚山脚下。
在晴朗的日子，岚山脚下的大堰川里轻舟荡漾，河水清澈见底，在太阳的照射下泛起粼粼波光。渡月桥上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河岸上古松遒劲，虽然有的用钢管支撑着躯干，但仍然郁郁葱葱，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带着枯枝的樱树新枝斜出，表现出勃勃生机。对岸的山峰绿色迷人，翠竹嫩绿，松树和榉树暗绿，泰山木油绿，在阳光的照耀下有层次，有变化，像一幅耐人品味的油画。
1979年，在樱花盛开的时候，邓颖超去到日本京都岚山为周恩来诗碑剪彩，她满含深情地说道：“绚丽的鲜花，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千树万树同时开放，又豪迈地无所保留地谢去，对年轻的周恩来追求人生真理，给予很大的启示。”
周恩来《雨中岚山》的诗碑竖立在岚山脚下的龟山公园里。
有一种说法，日本的樱花传自中国的云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多次来到昆明，不知总理是否正当昆明樱花开放时，得空看看他所眷恋的樱花？
周恩来回国到黄埔军校任职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之一。1920年12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18日早晨，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法国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21岁的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军大衣的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出席会议的还有王若飞、陈延年等。
回国后，张申府最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清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张申府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那时，张申府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生十分踊跃。
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张申府开了一份有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位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张申府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回信表示愿意回来。正是因为张申府的推荐，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924年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和蒋介石第一次握手
那一年，周恩来26岁，第一次穿上崭新的军装，英姿勃勃，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是年38岁，虽然眼角上已经显出几道淡淡的细纹，却并没有减煞他的英武之气，只是头发有点稀疏。看外表，他是个长期过惯军队生活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他的皮带都扎得很整齐，身子挺得直直的。“早就听说你来了。只是乱七八糟的事太多，抽不出时间来交谈。”蒋介石一边说，一边掏出便条本，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又装进口袋。继续问道：“听说你也是浙江人？”
“祖籍浙江绍兴，我出生在江苏淮安......”
还没等周恩来说完，蒋介石已显出极大的热情，将桌子底下的两条腿缩回，双肘撑着桌面，仿佛要站起来：“咱们是同乡，绍兴离奉化不远，中间只隔着个四明山。我最早的名字叫周泰，我们可以说是同宗同族。否极泰来嘛，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今后互相提携。”蒋介石兴致很高，“我在奉化凤麓学堂读书时，与我结拜兄弟的，姓周的特别多，如周淡游、周知外、周采臣，还有一个与你的名字最像，叫周飞来。”
蒋介石陷入乡情的回想。
蒋介石转而又问：“你有女朋友吗？有的话，可以接来军校同住；没有的话，我可以托人给你介绍。”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已有，也表示愿把女朋友接到广州。接着，他把话题转到成立铁甲车队的事情上。
“车队的士兵可以从各地的工人、农民青年中选拔，孙总理还推荐了一部分大元帅府的卫士队队员。要紧的是负责人选，我想最好能从军校里抽调。”
蒋介石赞同：“可以，军校第一批学员正好毕业，你可以从中挑选。一定要挑军纪好、勇敢不怕死的。”蒋介石又讲起军校的政治工作：“政治部要维持学校的风纪军纪，要严密检查。校内有无男女混杂、鸦片赌博及不端正的事情发生，不单校内如此，就是本校学生有无在外骚扰民间的事情，也应该严密查察。”
周恩来思索着说道：“我想第一步是健全政治部的工作制度，在政治部之下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一期毕业生中选人担任各股主任。以后再出版一些刊物，发给学生和士兵......”
“很好。学校组织党部以前，就有人对我说，如果你们成立党部，一定办不好。因为军校的性质是极端专制的，完全不能拿党员平等的精神治理的。如果有什么政治工作，或要养成什么自动能力，是绝对办不好的。我不信他们的话。但学校如果办得不好，就被那些旧脑筋的人猜中了，以后再灌输一点政治知识到别的军队里去，也不行了。所以望君多多努力。”
蒋介石起身，满脸笑容地握了握周恩来的手，说了一句：“我信任你。”
1921年的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恋爱
1925年，周恩来中共党内担任两广区委兼军事部部长。这年八月，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
本来，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有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同他很要好。但是周恩来认为，这位女郎只能是革命的同路人，他必须找一位志同道合、能永远和他共生死、革命到底的伴侣。他在天津求学期间，在“五四”运动中，在“觉悟社”的活动中，认识了邓颖超女士，对她很有好感，从法国给她写来了一封封热情的求爱信，信中也谈理想和革命工作。邓颖超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答应了周恩来的结婚要求。
1987年9月30日，邓颖超会见并宴请日本公明党原委员长、最高顾问竹入义胜先生时，当竹入先生问及她与周恩来关系这么好，被中国人民称之为夫妻偕模时，邓颖超向他和在座的中日人民友好协会的同志，讲述了她与周恩来的一段往事，大意如下：
1919年邓颖超在天津女子师范中学读书，周恩来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周恩来在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周恩来回国。当时邓颖超和周恩来并不认识，不过在他回国前她听女同学说过有个叫周恩来的青年，大家很喜欢他。
有一天，女师开会抗议山东的马临（音）杀害学生。会场主席台旁边有几个人，其中有个身着说不上是蓝色还是绿色长衫，穿着白鞋，戴着鸭舌帽的青年站在上面。台上有人说那是周恩来，邓颖超第一次见到他。女同学中间对她议论较多。邓颖超当时对他印象不错，但没接触过。
后来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开始接触就多了。周恩来在学生联合会编联合会报，邓颖超做学生工作。当时邓颖超看到他跟别人讲话很多，话很长。而她那时还是个少女，他对她讲话就比较少，而且很短。在那时的封建社会里，封建意识很厉害，男女授受不亲。她和同学相约，在学生运动中不恋爱，不结婚，否则会给后人添麻烦。当时有二十多个人都表示了这个态度。当时的周恩来也是宣扬独身主义，他还发表了这类论文。
不过，当年在天津的一次集会上，最先站起来讲话的一位女学生，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那个女学生就是邓颖超。
邓颖超原名邓玉爱，六岁到天津上小学后，改用学名邓文淑，此名一直使用到她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上学时，因她聪明，教国文的老师给她改名“颖彬”，又叫“颖斌”，但邓文淑不喜欢“斌”字，遂自己改名为“颖超”，从1922年夏开始公开使用此名。
周恩来、邓颖超1925年8月在广州结婚
那时，邓颖超的婚姻观也还未确立。她在十几岁时就受封建社会的压抑，那时要求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邓颖超对这些封建束缚十分不满。她当时一看到乘花轿的妇女，就想这下她可就完了，与其这样，不如一辈子不结婚好。但她后来又想，总是一个人就会感到孤单，就找了两位女友。但后来她又想，总不能老是和女友过一辈子吧？于是就想到结婚。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她想一定要慎重。在找对象时，脑子里也要有一个素描的轮廓。
到了1920年，邓颖超逐步有了点唯物思想，觉得一个人是需要结婚的......当时周恩来的一些方面符合她选择的条件，但他们还没有相爱。周恩来在法国留学，邓颖超在天津当教员，他们一直有通信。到了1923年，有一次周恩来在信中表露了思想感情，而邓颖超并没有注意。因为同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的她的一位女友同周恩来关系不错，很要好。她判断周恩来会和这位女同学好，所以一直未考虑周恩来对她表露的感情。后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白，对她提出了要求，要她回答。
周恩来在信中告诉邓颖超，他认识的那个女友由于政治上不合，已分开了。邓颖超看到信后，心中明白了，但她答复得很慢，因为她要征求母亲的同意，晚了两个月，他来信很频繁。从这一年(1923年)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到1925年，这期间他来信很少谈爱情。他们相互谈中国的命运。周恩来回国后，邓颖超便来到广东。
陈赓把新娘接丢了
邓颖超从上海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亲自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递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赓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
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这，就要靠你的眼力了。”
“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有见到他的“准师娘”呢。
此时，周恩来的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新娘子哩。陈赓回来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这么多黄埔老同学不会放过他，就来个以攻为守。
他一进门就嚷嚷：“没接来，让我把新娘给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他居然把我的新娘给接丢了。还有理瞎瞎嚷嚷！”
黄埔同学们“轰”地围上去：“罚他！周主任，狠狠地罚他！”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上给邓颖超磕头。
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邓颖超和周恩来要举行婚礼仪式的喜庆消息，立即在一帮青年人中传开，大家便选了个日子，在一家餐馆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仪式。当大伙说，既然是文明结婚，就得有介绍人，张治中挺身而出欣然承诺自己是介绍人，引得大伙哄堂大笑。
站在后面的人嚷嚷说看不见新娘啥模样，张治中突发奇想，伸出双手把邓颖超抱了起来，放在桌子上，还大声说：“大家看，大家看。”把邓颖超逗得脸通红不好意思，下面的人也笑得前仰后翻的。
大伙又在张治中的带动下，你一杯，我一杯，把新郎周恩来灌得铭酊大醉，方才罢休而归。
宾客大都散了，厅堂空了，周恩来端着酒杯对陈赓说：“来，我和小超敬你一杯。”
这天晚上，周恩来心里非常高兴，喝了很多的酒。邓颖超第一次知道了周恩来很能喝酒。周恩来的酒量虽大，谢却不了众多宾客的敬酒，他还是喝醉了。
蔡畅也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周恩来酒醉后，一再说：“蔡大姐，你不能走！”蔡畅只好留了下来。邓颖超在几十年后，提到了这件事情。这就算是她和周恩来第一次“矛盾”吧！
文强参加了周恩来的婚礼
文强出身于湖南湘潭断宦人家，是毛泽东的表弟。他进入黄埔军校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是文强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与文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1925年，周恩寿到广州的时间比文强早半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寿对文强讲：“我哥哥也在这里，他要我找你去一趟。”
文强和周恩寿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周恩来热情地让他们坐下，说：“你认识了我的弟弟，现在又认识了我，好啊。”
文强坐下后，周恩来对他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
文强说：“我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学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术。”
“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
“我跟你姑父、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这时，周恩来又对文强讲：“我要跟邓颖超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文强说：“邓颖超我没有见过嘛。”
周恩来笑着说：“趁这个机会见见面。”
这时是1925年10月。
文强感到周恩来没有把他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文强跟周恩寿商量：“得送点礼呀。”
他们两个人想了一会儿，周恩寿说：“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出来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
文强写下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落款：周恩寿、文强。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文强把字带去，周恩来看了，邓颖超也看了，都非常高兴。
邓颖超有过两个孩子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是何香凝的秘书。得知自己怀孕后，邓颖超心里很慌乱，她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想来想去，邓颖超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堕胎的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地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后来，邓颖超的母亲杨老太来到广州，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了胎，忍不住责备邓颖超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同时注意对女儿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颖超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颖超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恩来重逢。
一见面，周恩来就看出邓颖超脸色不好，马上问她怎么啦，她不得不告诉丈夫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周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邓颖超是形而上学，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周恩来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属于国家、社会的，随随便便扼杀是完全错误的，因此而糟蹋了身体，更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再说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邓颖超都没见过周恩来发那么大的火。知道自己错了，表示一定改正。
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快生产时周恩来又不在。
1927年3月是她的预产期，而周恩来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颖超因为要分娩，就留在广州。第二个孩子是在1927年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成功的日子。
王德馨是当时广州有名的妇产科医生，将近临产的邓颖超找到了王德馨的保生医院，刚开始，邓颖超和母亲杨老太都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邓颖超因胎儿太大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王医生和邓颖超母女商量，告诉她们如果再拖下去，大人和小孩都保不了。当时，邓颖超非常舍不得孩子，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得到邓颖超的同意后，王医生和护士用钳子把孩子取了出来，是个男婴，但因为难产导致窒息已夭折。
没过几天，反动政府搜捕共产党人的风声很紧，邓颖超接到立即转移的通知。但她身体虚弱，怎么办呢？当晚邓颖超把自己的身份向王德馨全盘托出。王德馨立即把邓颖超和她母亲连夜转移到多宝路一个可靠的朋友家里，然后安排护士长韩日修一直陪护邓颖超。
就在邓颖超离开医院的第二天，医院就遭到了搜查。王德馨说：“病人生完孩子后已经出院了，我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得离开。
后来，邓颖超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检查后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颖超就再没有怀过孕。
保生医院的护士长韩日修化装为“艇妹”，陪着邓颖超和她的母亲杨老太一起登上长寿路河涌上的小船直出白鹅潭。韩日修陪着邓颖超一直到了上海。
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林巧稚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的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
1925年的某一天，何香凝带着女儿廖梦醒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他们到达时，廖仲恺和周恩来以及许多军官都已在座。廖仲恺要女儿廖梦醒叫周恩来“周伯伯”，大家起哄：“他才比梦醒大多少岁？能当伯伯？”一人说：“叫叔叔吧。”有人反对：“不行，顶多叫阿哥。”
廖梦醒问父亲：“到底我应该怎么称呼他呀？”
周恩来自己说：“就叫阿哥吧。”
廖仲恺微笑点头。于是廖梦醒恭恭敬敬向他鞠个躬，叫声“阿哥”才入席。
就这样，以后几十年，廖梦醒都这样称呼周恩来。邓颖超当时在场，她以后与廖梦醒提起周恩来的时候，也都是说“你阿哥”怎样怎样。周恩来逝世五周年的时候，廖梦醒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本来题目就是《阿哥》。后来觉得不合适，才改用《恩情》。
廖 仲 恺
廖仲恺遇刺 蒋介石夺权
广州平乱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成了广州的实际统治者，那时许崇智仍留守潮洲、汕头一带。随后，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外交部长胡汉民、军令部长许崇智、财政部长廖仲恺。国民政府委员共16人，他们是：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伍朝柜、古应芬、孙科、戴传贤、张人杰、谭延恺、程潜、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朱培德等。蒋介石榜上无名。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原分为亲共派与反共派：胡汉民是反共派，廖仲恺是亲共派。胡汉民的声望仅次于孙中山，又是现任代理大元帅。但因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操纵，使得汪精卫当上主席，胡汉民受到排挤，内心不满。廖仲恺本属亲俄派，鲍罗廷作这样的安排，自无异议。但是，许崇智领导的粤籍军人，眼看蒋介石的势力日增，与胡汉民同怀嫉视，都认为是鲍罗廷一手制造了汪精卫，廖仲恺又甘为所用，便想去之而后已。 广州失意政客与因省港罢工而蒙受损失的商人合而为一，暗中勾结英国，图谋颠覆广州政府，铲除苏联势力。
在此之前，汪精卫曾和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谈，就主席职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极力表示支持和拥护。
1925年8月20日，亲共的廖仲恺遇刺殒命。事发的当天，鲍罗廷建议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总揽军政各职，宣布戒严。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参与决策大计。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反共最力，涉有重大嫌疑，已经在逃；鲍罗廷指胡汉民为预谋，胡汉民被软禁于黄埔。特别委员会下令拘捕粤军高级将领十余人。于是廖仲恺被刺之事，虽告一段落，却使胡汉民失势，等于一次政变。后来，特别委员会宣布查明凶手为杨锦龙、张国桢，与胡无关，胡因此被迫出使苏联。连同廖仲恺，一举除掉两名可能继承人。
8月26日，革命军改组，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四军军长，并兼财政委员会监督。许为限制第一军发展，扣发军饷。第二军军长谭延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 廖仲恺与何香凝和子女在日本
李济深，一致对许崇智的把持不满，苏联顾问加伦，也敦促蒋介石加以制止。因此，军事委员会通过蒋介石的提议，将粤军缩编，由蒋统辖。至此，许崇智不得不被迫离粤，第三个可能的继承人，也被挤走了。
1926年，由于“西山会议”促成反共势力的抬头，蒋介石访苏后，也倾向右，因势力尚未巩固，仍与共产党委蛇周旋，但汪精卫已看出蒋介石的意图，尤其在第二次东征后，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汪精卫便与鲍罗廷联合倒蒋。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变，夺取政权，制裁中共，使得汪精卫不得不称病请假，不久也出国，由谭延恺代理主席。于是，先后四名可能的孙中山继承人，全部被肃清。随后进行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势的建立，终告完成。
廖仲恺的遇刺，是蒋介石攀登权势的关键时刻，没有廖仲恺遇刺，就没有蒋介石进入权力核心。
廖仲恺与孙中山等1916年于日本 因此当时就有人怀疑，是不是蒋介石策划杀害了廖仲恺？
甚至42年后的1967年，俞维清在《浙江文献》发表一篇《廖仲恺是谁杀的？》文章中说：
“孙中山去世后，引起一连串权力斗争，一般人都注意，最能接棒的是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事实上论声望和资历，已非他三人莫属。但是，一只看不见的狼， 早已运用其天生的狡诈，在那里布下陷井，张牙裂嘴，等待被他运用的术士，将这三人推入陷井中，一一啃食。这狡猾的狼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首先利用上海的帮会势力，与西山派联合，将唯一可获继承的廖仲恺刺杀殒命；继而，以孙中山联俄的招牌，迫使右派胡汉民涉嫌出走，最后，利用苏俄顾问加伦的建议，先收编粤军，驱走孙中山的亲信武将许崇智。转眼之间，又阴谋发动‘中山舰事件’，逼走与苏俄联手倒蒋的汪精卫。至此，蒋介石已像深入海底的潜水艇，终于缓缓冒出他的潜望镜、桥舷，以及整个舰身。” 胡 汉 民
也有人认为蒋介石不可能刺杀廖仲恺，他们认为蒋介石当时尚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这项工作，认为廖仲恺当时亲共的思想也与蒋介石相去不远。虽然蒋介石访苏回来后，已倾向反苏。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就是这个时候到苏联去学习的。黄埔军校得到一流的武器与准备，蒋介石对全体学员振振有词地训示“我们要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
陈香梅女士在她的《往事知多少》一书中，对她的这位“二叔婆”一家人有极为详尽的描述。“二叔婆”是廖仲恺的妻子，廖仲恺的长兄廖凤书是陈香梅的外祖父。陈香梅说：
“我记忆中，对廖仲恺太太何香凝，我母亲喊她二婶母，我们姐妹喊她二叔婆......。有一次她被请到我们学校去演讲，说到亡夫先烈廖仲恺时，涕泪交流。我记得当时流行一段笑话说：‘何香凝逢会必到，逢到必演讲，逢演讲必说廖仲恺，逢说廖仲恺必哭，逢哭必喝汽水......’以后还有好几句，我也忘记了。我到抗战快结束，才知道廖家全是共产党，外祖父说假如廖仲恺没有被刺身亡，他的家人可能不会做共产党，这在我外祖父看来，是他一生中的大憾事。”
胡汉 民 陈香梅在与人谈到廖仲恺被刺一事时，她表示当时自己虽然年幼，但从未在“二叔婆”口中，说过廖仲恺是蒋介石所杀。
不同意说廖仲恺是蒋介石所杀的人认为：若说廖仲恺被刺是蒋介石攀登权力高峰的“关键”，那其实是“假象”而已。蒋介石攀登权力高峰，是由于“枪杆子出政权”的缘故；而其失败，则是由于政治性过分投机，且又欠缺真正理论基础的原因。
是谁杀了廖仲恺？
廖仲恺被刺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组成，负责调查案情和缉拿凶手。
从被捕刺客陈顺身上搜出一张手枪执照和一份名单。手枪执照是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签发的，但具体把手枪发给陈顺的是梅光培的参谋长郭敏卿。陈顺是郭敏卿的旧部。名单是写在澳门新海珠酒店的便笺上，有三个人名：吴培、陈细、梁博。陈顺被廖仲恺的警卫击中后，邹鲁和邓泽如的警卫又跑去冲他头部补了几枪。陈顺被送到医院时已神志不清。当他稍清醒时，对他进行了几次审讯。他招供：
一、行刺者共五人，除他之外，还有吴培、梁博、冯灿及现场指挥黄鸡；
二、8月14日到17日在澳门新海珠酒店开了一次暗杀廖仲恺的秘密会议。一个叫黄福芝的人给他们每人发了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的预付款，说事成后可共再得一万元。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述五人外，还有陈细、陈瑞、苏汉雄。苏汉雄又称“苏司令”，是军队中人。黄福芝很熟悉军中情况，也像军界人物；
三、有几十万用来打“猛人”。“猛人”是廖仲恺、谭平山。“廖仲恺是共产党，所以要打死他”。
陈顺四天后死去，他招供的人中，除梁博外全都没有抓到，但他昏迷时多次喊到“大声佬”，“大声佬”是朱卓文的外号，陈顺、梁博、冯灿都是他的旧部。朱卓文是个老国民党员，曾经很受孙中山的信任。后来他当了县长，因办事不力，被廖仲恺免职。广州南堤他的家是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老国民党员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曾经纠集“死士”，密谋炸死廖仲恺、汪精卫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据说，此事被公安局长吴铁城知道后“劝阻”了。多年后朱卓文被捕，他招供说，吴铁城劝阻之后，陈瑞还来告诉他准备要杀廖仲恺。他怕出事，给了陈瑞200港币让他赶快离开广州。陈瑞本来是朱卓文招募的杀手。如果朱卓文已经被吴铁城“劝阻”，那么，陈瑞依然准备暗杀廖仲恺，又是受谁的指使呢？
事实上，廖案发生之前，国民党内有多股势力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极力主张国共合作的廖仲恺。胡汉民的家也是国民党右派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以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为首的文华堂俱乐部。文华堂有会员30余人，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盘算如何推翻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杀害廖仲恺。前广东省警察厅长、旧军阀魏邦平的家，也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谬案发生前后，文华堂一伙人每晚都到魏邦平家聚会。有人提供情况说，８月初曾在文华堂亲眼看见朱卓文和林直勉坐在一起，口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林直勉被捕后，供认在胡汉民开家过几次会，讨论“驱逐廖仲恺”。他还供出了一个惊人内幕：参加谋杀廖仲恺的，有许多都是当时国民政府中的重要人物。这份名单由于牵涉太大，一直没有公布。
另一方面，在鲍罗廷的坚持下，粤军司令许崇智不得不扣押了他手下几名有嫌疑的高级将领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和警卫军司令吴铁城，把他们关在黄埔军校。梁士锋和吴铁城交钱后被保释，其余三人被枪毙。杨锦龙和早先被扣的林直勉在关押期间都交待说，他们从胡毅生那里得知，香港方面有200万元援助金。杨锦龙还说，本来他不敢参与此事，是听到胡毅生说香港有200万元援助，他才决心参加的。
那200万元是1925年7月底香港大罢工时，香港某些势力集资，在广东物色反共分子，企图推翻支持香港大罢工的广州国民政府，以便早日结束罢工。他们通过胡毅生、魏邦平等人在广州散布这个消息，吸引反共分子参加上述阴谋。
由于牵涉到的人很多，因此对于谁是刺杀廖仲恺的主谋，便众说纷纭。廖梦醒曾对女儿说过，杀害她外公的主使人是胡汉民。
有着如此重大嫌疑的胡汉民，在廖仲恺遇刺后一个月，1925年9月，拿着汪精卫签名给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介绍信，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去了。而他到达莫斯科时，竟受到六万人热烈欢迎！
这边在广州，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把胡汉民列为与廖案有牵连的人，要逮捕他；那边在莫斯科，苏联政府却热烈欢迎胡汉民。到底共产国际对廖案持一个什么态度？它在大革命时代又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廖仲恺遇刺是8月20日。是不是有人要赶在9月共产国际开会之前除掉他呢？
由于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复杂，扑朔迷离，因此虽然8月25日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廖案检察委员会，但它注定了不能有所作为。周恩来作为委员会成员，不遗余力地调查廖案，甚至差一点遇险。廖案发生那晚，为了廖案的事，周恩来坐车去司令部。不料那晚戒严时间突然提前，周恩来不知道口令，警卫立即开枪，结果把司机打死了。周恩来伏倒才躲过意外。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地位最高的有五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廖仲恺一死，胡汉民到苏联去了；许崇智由于部下有许多嫌疑人或被捕或被枪毙，被蒋介石赶出广东；汪精卫口才虽好，玩权术却敌不过蒋介石。因而廖案之后，实际上最的得益者是蒋介石。
何香凝与廖仲恺合墓
1971年夏天以来，何香凝副委员长的病情加重，几次呼唤“周公、周公”。周恩来总理百忙之中来到她的病榻前，问她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她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是不火葬，去南京，和廖仲恺“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周总理答应了她的要求，并指示为何香凝准备棺木。
廖仲恺先生的墓地位于南京东郊中山陵园植物园西侧，占地约20亩，有碑亭、石阙、平台、葬穴等，依山而筑，设置朴素，布局对称。墓穴前树有高大石碑，碑文“廖仲恺先生之墓”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
廖仲恺的遗体最初安葬在广州驷马岗。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廖墓迁到南京中山陵附近。廖墓的选址、设计和营造拖了十年之久。1935年9月廖墓建成，并举行了移葬仪式。
据孙中山先生的老卫士范良介绍，廖仲恺的棺木在墓穴底层，工人们从墓北侧向地下深挖，但挖到墓底层没有发现棺木。通过查访附近的老住户，终于从当地老农那里得知，棺木就在墓穴中间。
省基本建设局的一位军代表和南京市政建设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专程赴京，向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请示何廖合葬事宜。廖承志说，两棺的安放，如果墓穴内的空间较大，我父亲的棺木可以不动，把我母亲的棺木放在左侧即可；关于石碑，先把原碑文拓下来，碑文清掉后重刻，我父母的名字我已写好，放大到一定的规格后重新雕刻。
何香凝于1972年9月1日病故，终年93岁。根据遗愿，追悼大会结束后，何香凝的灵柩由专车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先生合墓。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郭沫若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车站送灵。邓颖超、刘斐、朱蕴山等以及何香凝的子女廖承志、廖梦醒等护送灵柩到南京。
9月6日何香凝的灵柩运到南京，江苏省、南京军区及南京市负责人许世友、彭冲等到南京车站迎接并护送到廖墓，在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在墓地靠山的那一头，打了一个洞，将何香凝的棺木抬了进去，安放在廖仲恺灵柩的左侧。墓穴封口的痕迹依然可见。
何廖合葬后，国务院机关行政局专门从苏州请了一位老石工，由他与南京的石工师傅共同研究重新雕刻何廖墓碑。为了保证墓碑的安全，南京市的领导批示在不放倒石碑的情况下，去掉碑文，再雕刻新碑文。
新碑文为：
廖仲恺（一八七七年一九二五年）
何香凝（一八七九年一九七二年）之墓
参阅资料
参见《文摘旬刊》1996.3.18 原载《文史精华》1996.2 秦九凤/文
(1996.10.31)
参见南京《周末》1992 《......》
原载《文摘周报》精选本（１） (1992.03.27笔记) (1997.07.19)
参见《文摘旬刊》1996.8.8 《蒋介石改名“中正”的居心》
原载《周末》1996.7.13 (1996.08.27)
参见《文摘旬刊》1998.11.20 《1923年，蒋介石的苏俄之行》
原载《南方周末》1998.11.6 黄道炫/文 (1998.11.26)
参见《文摘旬刊》2000.9.1 《孙中山派蒋介石秘密访苏》
原载《军事博览报》2000.8.12 (2000.10.13)
参见《作家文摘》2000.6.27 《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
原载《纵横》2000年第5期 孟 东/文 (2000.10.31)
参见《作家文摘》2001.1.2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不尽的思念》
原载高振普著《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出版
(2001.03.20于墨江)
参见《春城晚报》2000.4.9 《周恩来的樱花情结》
缪开和/文 题头照片 郑千山/摄 (2001.05.18)
参见《文摘旬刊》2001.4.6 《蒋介石是怎样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
原载《建党文汇》2001.3 (2001.06.05)
参见《作家文摘》2001.2.6 《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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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摘周报》2001.6.11 《周恩来就职黄埔军校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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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作家文摘》2001.10.26 《张治中为周恩来邓颖超当“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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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名人眼中的蒋介石》《孙中山重用蒋介石》
参见《参考消息》2002.9.26 15版 《拜谒周总理〈雨中岚山〉诗碑》
本报驻东京记者 何德功/文 (200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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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名人眼中的蒋介石》 《蒋介石登上权力高峰的关键探秘》
原载云铭《蒋氏家族恩怨录》 (2002.12.16)
参见《作家文摘》2003.1.14 《两女士冒险救护邓颖超》
原载《南方日报》2002.12.30 张蜀梅等文 (2003.01.18)
参见《作家文摘》2003.6.24 《说说我与周恩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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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摘周报》2004.3.1 《邓颖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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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摘旬刊》2004.7.16 《邓大姐曾有过两个孩子》
参见《文摘旬刊》2004.5.21 《鲁迅造访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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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作家文摘》2004.5.28《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选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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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作家文摘》2004.5.25 《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选载之一)
李湄/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2 出版 (2004.08.17)
参见《文摘旬刊》2004.4.9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原载《党史纵览》2004.3 王列平/文 (2004.08.22)
参见《文摘旬刊》2004.3.5 《周恩来和蒋介石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原载《党史信息报》2004.2.11 尹家民/文 (2004.10.06)
参见《文摘周刊》2004.11.16 《蒋介石如何当上黄埔军校校长》
原载《北京日报》 (2005.04.12)
参见《作家文摘》2005.1.14 《何香凝与廖仲恺合墓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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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作家文摘》2005.11.11 《“沃罗夫斯基”号的神秘之旅》
原载《世界新闻报》2005.10.21 毕晓普/文 (2005.11.13)
参见《文摘周报》2006.1.10 《我的西花厅岁月》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李菁/文 (2006.01.10)
参见《文摘旬刊》2006.5.5 《蒋介石谋任黄埔军校校长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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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摘旬刊》2006.4.28 《周恩来与书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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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摘旬刊》2006.6.9 《蒋介石的“三宝”》
原载《纵横》2006.5 李奇中/文 (2006.06.15)
参见《作家文摘》2006.6.13 《张申府：中共黄埔第一人》
原载《南方周末》2006.6.1 李杨/文 (2006.06.19)
参见《文摘旬刊》2005.3.25 《著名共产党改名趣事》
原载《党史博览》2005.2 王树人/文 (2006.07.01)
参见《作家文摘》2006.9.15 《周总理深夜同我谈家事》周伯萍/文
原载《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 (2006.09.26)
参见《作家文摘》2006.9.26 《毛泽东与黄埔军校的两次“亲密接触”》
原载《环球军事》2006年第9期 王卫东 李强/文 (2006.10.02)
参见《文摘周报》2007.2.6《张申府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
原载《南方周末》李扬/文 (2007.02.08)
参见《云南老年报》2007.2.5《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张伯简》
(2007.02.11)
参见《文摘周报》2007.10.19《蒋介石眼中的外国政治家》
原载《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成向东/编著 团结出版社 (2007.10.25)
参见《作家文摘》2007.12.4《郑超麟与中国托派》
原载《出没风波里》叶永烈/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12.12)
参见《作家文摘》2008.1.11《周恩来生母灵柩为何厝于庵中28年》
原载《红岩春秋》2007年第6期 炫公/文 (2008.01.22)
参见《作家文摘》2008.4.15《在欧洲寻找周恩来》周安平/文
原载《世界博览》2008年第8期 (200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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