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认为，“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方向是正确的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一
杨连旭
（2006年5月7日）
迄今为止，极少数人之所以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魔化毛泽东、妖化公有制，侮辱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中共中央之所以听任有些人肆无忌惮地魔化毛泽东、妖化公有制，诬蔑自己的开山老祖、攻击自己的政治纲领；
至此为止，中国社会之所以矛盾重重，就是因为改革和发展难以创新；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之所以难以创新；
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判定毛泽东从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开始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从而制造出了理论禁区，社会思想无法与时俱进、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可实际上呢，邓小平早就肯定和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毛泽东所谓建国后错误的判定！
尽管就如当年邓小平所说：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
而且，“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经过不晓得多少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和307页）
可是因为这个决议，既违反了邓小平有关论述，又脱离了客观事实，尤其是在表述中前后矛盾、混淆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问题，以战术的失误否定科学的战略，以方法的错误否定正确的路线，以“葫芦僧错判葫芦案”的方式歪曲历史、误导社会，丑化毛泽东。结果，因小失大，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
对此，邓小平当然要有不同的说法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根本无需掘地三尺、寻密探幽、猎奇求证，只需以这个决议和官方正式编辑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为依据，结合官方和社会公认的史实，稍加整理，即可证实。
不信吗？且容我慢慢道来。
（一）
全面否定“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判定毛泽东所谓错误的开始。这个决议指出：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在这里，这个决议就犯下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问题和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一、关于“大跃进”运动的产生，这是有着必然性的。
正如这个决议所指出：
1．“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2．“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在以私有制和公有制相结合的基础上，
在计划化市场经济中，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的过渡时期，
中国尚且实现了“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
那么，在“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之后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后，中国的发展难道还不应该较之于从前有一个“大跃进”吗？！
更何况，此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获得了“大跃进”发展的成功呢。
所以，“大跃进”运动的产生是理当如此且有成功先例的。邓小平就强调：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6页）
（二）
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生，这是有着客观性的。
也如这个决议所指出：
1．“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2．“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在工业已经实现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解决了单个企业生产有组织性与社会经济无政府性之间矛盾的背景下，
在城市社会已经实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实现了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后，
那么，难道农业难道不应该解决小生产与大生产的矛盾、农村就不应该解决自发分散、一盘散沙、发展无力的问题，就不应该实现了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吗？！而且苏联也早就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更何况，此后，在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20多年间，无论是农业发展的成就，还是重整山河的伟业，都证实了当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意义！
尤其是，邓小平也强调：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
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55页）
（三）
三、关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却是另类问题。
其一、“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是方向问题、道路问题，是领导坐车船要到哪里去、要走哪条路和航线的问题。
其二、“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技术问题、方法问题，是驾驶员技术好坏、方法得当的问题，是驾驶员超速行驶的问题。
所以，“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第一、不仅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不是如决议所表述的必然要“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第二、而且更不是什么“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依据这个决议的逻辑推理，那么就顺理成章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是、领导要走高速路去开会，坐上车后就看文件，可司机却超高速行驶，不仅撞了车，还伤了领导，这主要是因为领导错误地决定坐车走高速路去开会。
二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因为邓小平错误地发动了改革开放。
真真是岂有此理！
邓小平指出：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376和377页）
显然，在这里，邓小平肯定了“大跃进”的战略和方向，但也汲取了“大跃进”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教训。
这正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
那么，当时之中国谁是领导、谁又是司机呢？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就说：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这个决议和公布的资料也显示，自中共“八大”后，毛泽东就已退居“二线”，主要掌握大政方针，是领导；刘少奇为首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等留在“一线”主持党国日常工作，是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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