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无意之中露真相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四
杨连旭
（2006年5月28日）
在认定“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同时强调：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在这里，这个决议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和决定性的错误。
（一）
第一个错误、就是严重违背史实、前后矛盾。
事实上，毛泽东至少是从1958年11月2日的“郑州会议”就已经并且从不曾间断过，而决不是如这个决议所说的，是到1960年冬才“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在倡导民主、坚持群众路线。
A． “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特别强调：
“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而且，毛泽东还严厉指出：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由此可见：
一是、“共产风”多么的强烈，竟然胆敢“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
二是、毛泽东又是多么的英明，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B．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甚至直接写给了“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党内通信》，强调：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怎样地心细如发、细致入微，又是怎样地右倾保守、自甘落后！
C．1959年8月6日，毛泽东关于《印发<王国藩[1]社的生产情况
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的批语》：
“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
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
经验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
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
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
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多么的重视群众路线。
D． 1959年10月31日，在《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中，毛泽东强调：
“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农村经济认识之科学全面，对生态经济认识之超前，这是绝非他人所及的！
E．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
“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F．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
“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
由此可见，农村中的“共产风”之顽固，毛泽东对农村中的“左”倾错误之警觉！
尤其是，既便是这个决议，也在此前就已经明确“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了嘛！
那么，在此这个决议为什么却又不顾事实地突出了“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呢？
决议的主观动机咱不可妄断，但客观效果却是一目了然的：
这个毛泽东，他虽然是从1958年底就开始忙着纠“左”了，可直到1960年冬才“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真是无能！
这样，“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粮食短缺、全国饥荒的责任不在他又在谁呢。
（二）
第二、青红不分、皂白不辨。
由于这个决议并没有同时说明：
其一、“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其二、为什么不是在毛泽东，却是“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呢？
这样就必然造成社会普遍误认为：
一是、毛泽东出尔反尔，从错误批判彭帅开始，不仅不坚持纠正严重泛滥的“左”倾错误了，反倒开始批判反“左”倾错误、支持“左”倾错误泛滥了，从而不仅错误批判了很多同志，而且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二是、“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毛泽东就只好灰溜溜躲到了一旁，任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了。
三是、可既便如此，毛泽东也还是执迷不悟，“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使得局势刚有好转，他就又跑了出来无事生非，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这样的一个毛泽东又岂止是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嘛！
既然明知不可能“亩产过万”，却还要鼓励“敞开肚皮吃饭”，这不是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败家子又是什么呢？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辛辛苦苦刚收拾好他的烂摊子，全国人民才有饭吃，他就又开始整人了！这不是个暴君又是什么呢？
这就难怪居心叵测的人有理由魔化毛泽东啦。
这些人还自鸣得意呢，他们还给脸就蹬鼻子、强烈要求公布当时的档案，以图掌握更多的证据彻底魔化毛泽东。
可笑的这群蠢材！他们或者是祖传的缺典弱智、或者是反毛泽东到了走火入魔、鬼迷心窍的程度了。岂不知，若是果真公布当时的档案，那结果只能是证明了一个事实：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因为仅仅是从现已公布的1960年12月30日和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有关讲话中，事情的本来面目就已初露端倪了。
1960年12月30日，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中，毛泽东指出：
“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
1961年6月12日，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毛泽东强调：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那么，
一是、谁能“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呢？
二是、“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的这个错误又是谁犯的呢？
三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些事又是谁干的呢？
从逻辑上看，显然，这些都并不是毛泽东的责任，至少不是主要责任。
从事实上看，对此，这个决议也在无意之中进行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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