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八戒倒打了毛泽东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六
杨连旭
（2006年5月28日）
围绕着“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和“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三个串联事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了三个时间观念：
A．“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B．“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C．“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其实，在这三个时间事件中，这个决议是以“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个时间事件为中心，通过模糊时间概念的手法，先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的时间拉后到了“一九五八年底”，再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时间推后到了“一九六○年冬”。
这样，无疑就强化了是毛泽东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导致了“在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的社会误解！
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是可能篡改，却不能抹杀的。
（一）
“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主要表现是：粮食短缺、全国饥荒！
那么，显然除去自然和国际因素之外的主因就是在农村和农业。也就是说：
其一、决不是因为1957年制定的“两本帐”和1958年、仅仅就这一年的大炼钢铁生产了劣质钢；
其二、而是因为从1958年到1961年、这连续四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导致的。
想想当年，不仅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曾亲自种试验田以验证亩产能否放卫星，却依然被人骗的心悦诚服；而且天津的官员还曾当面向毛泽东展示“亩产过万”的麦田。
再看如今，官员们也曾在粮库里以满仓满囤的沙子充粮食骗过朱总理，朱总理也曾专门为有关学校题词“不做假帐”；
可见中国政坛中的粮食生产的虚假浮夸之风是多么的顽固、是多么的令人无奈！
一年之计在于春。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至少是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纠正那“五风”的。
尤其是从1958年秋收时节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春耕大忙的《党内通信》，毛泽东可是一抓到底了！
然而，这个决议把毛泽东至少是从1958年11月2日开始纠正“左” 倾错误，篡改成“一九五八年底”，推后了一个半月，真可谓用心良苦啊！
不了解农村的人会以为，1958年11月2日和“一九五八年底”只是同一时间的不同表述方法，差别不大，既便有所差别，也是无关大局的。
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真正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了解农村，尤其是了解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农村的人就知道，每年的十月至十二月份意味着什么。
一是、春种秋收，这是颗粒归仓的收获季节！
二是、春华秋实，这是精打细算的分配季节！
三是、秋后算帐，这是统筹兼顾、调整利益的季节！
在这期间，继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那就必然导致：
首先、农产品因“高指标、瞎指挥”造成的农民不务正业而不能及时收获入仓，形成浪费性减产；
其次、国家因农作物的“高指标、浮夸风”而多征多购，形成农村粮食亏空；
最后、政府因“共产风”而无偿占用农村集体的财富，形成农民失去预期生产的兴趣
这样，就必然造成农民口粮不足、生活困顿和农业生产效率下降！
这可是兵贵神速、牵一发动全身的时刻。
所以，毛泽东纠正“左” 倾错误的努力：
一、从1958年11月2日开始计，如果能够畅通无阻，那么至少1959的、尤其是农村的粮食饥荒是会大大减轻的。
二、如果是从“一九五八年底”才开始的，那么1959年的、尤其是农村的粮食饥荒就几乎已成为了定局。
由此可见，这个决议把毛泽东至少是从1958年11月2日开始纠正“左” 倾错误，给篡改成“一九五八年底”，尤其是干脆推后到了“一九六○年冬”可不是什么笔误，是大有讲究的呢！
（二）
第二、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还在一如既往地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地斗争呢！决不是这个决议所强调的“一九六○年冬”才开始的。
1959年12月27日，在《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中，毛泽东批道：
“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一九六○年春：
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强调：
“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仅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就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2]，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一九六○年秋：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年冬：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又强调：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再次要求《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始终如一、一如既往地与“左”倾错误在做最艰苦的长期斗争的！
尤其是对农村工作，至少是从1958年11月初开始至1961年，在这三年中，毛泽东紧紧抓住了“春种”和“秋收”这两个关键时期一刻也不曾放松地在处心积虑纠正“左”倾错误。
关于这个过程的艰难，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进行了这样的表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
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
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
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
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
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
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
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
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
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
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
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
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
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
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
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
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浮夸风”和“共产风”也还在继续着。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这样，毛泽东他也决无回天之术、点沙成粮了！
于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也就在劫难逃了。
这样，也就为居心叵测的人在事后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欺骗无知，攻击“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诽谤毛泽东留了个借口。
事实上，只是在毛泽东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之后，“左”倾错误才不得不收敛的！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
“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从毛泽东嘴里一连说出了“打”、“杀”和“撤职、查办”，可见他对“左”倾错误及有关人员已经几近于失去了耐心。
毛泽东终于动怒了！
这是雷霆万钧之怒；
这是四海翻腾的云水之怒。
于是，中国从1959年开始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就随之结束了。
邓小平强调：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只有这样评价毛泽东，才能是称之为恰如其分！
把毛泽东竭尽全力力图避免和挽救的“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移花栽木影射成为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把始终如一地同“左”倾错误进行着艰苦不懈斗争的毛泽东，李代桃僵模糊成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始作俑者；
这种“倒打一耙”的本领，是猪八戒的绝招。
对此，即便是被人吹嘘成战无不胜、几近成神了的毛泽东，也是防不胜防的。
他是防得了身前也防不了身后啊。
〔注〕：有关毛泽东著作讲话等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