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家贼难防!
――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七
杨连旭
(2006年5月13日)
在判定了“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里就产生了关于“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与“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的因果关系问题。
当时“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决议并没有详说,也是笔糊涂帐,需要分析。
(一)
我们说,所谓干部作风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管理方等问题是干部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的客观现实反这主要有四类,即:
1.主观上想要给人民谋幸福,客观上却给人民造成了损失,当成了人民的官老爷。这种官老爷,他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工作动机是很好的,但是或者思想观念、或者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有问题,领导和工作的效果不好,造成了损失,引起群众不满,是属于工作能力和水平问题。
2.主观上想要给人民谋幸福,客观上却给人民造成了灾难,当成了人民的官老爷。这种官老爷,他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工作动机是很好的,但是政治思想有问题,领错了路、导错了航,工作的效果不好,是属于政治能力问题。
3.主观上就是想混日子,客观上就是在当差混日子的官老爷。这种官老爷,他们只是把干部作为谋生的职业,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好逸恶劳、拈轻怕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能力没水平,有水平没创新,有损失没责任、有成绩没贡献,安享太平、自然升官,是属于政治觉悟问题。
4.主观上就想当人民的官老爷,客观上就是在升官发财的官老爷。这种官老爷实现了权力的产业化,工作就是为了以权谋私,不管对国家人民怎样、只要对自己有害无利就不作为、无利可图就少作为、有利可图就胡作非为、为非作歹!是属于政治品质问题。
显然,第一种官老爷的错误是正常的工作失误,是人之常情;第三种官老爷的错误是社会落后人群的思想在干部中的反映。
如果毛泽东是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那就是错误的!
关键是第二种和第四种官老爷的错误和罪行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又应该怎样定性、定性为什么才合适呢?
对于第二种官老爷,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毛泽东时代,既消灭了地主,又消灭了资本家,还驱除了帝国主义,再认定什么“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和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令人费解、难以接受。
就此,毛泽东进行了论述说明:
“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再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之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阶级根源。从党内成分来看,我们党的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克思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些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换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963年5月)
对此,邓小平不仅给予了充分证实和肯定,并且还细化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他指出:
“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此外,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36页)
再看,苏联东欧共产党丧权前后,那些干部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将其定义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为过。
(二)
对于第四种官老爷,传统政治文明中将他们定义为奸臣小人、乱臣贼子和贪官污吏,现代政治文明中将他们称之为官僚主义者或腐败分子,可毛泽东却也将他们归类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历代王朝中的乱臣贼子、贪官污吏的社会阶级基础。由于他们主要投资于土地,所以我们认定他们是以地主阶级为基础,是官僚地主阶级;
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乱臣贼子、贪官污吏的社会阶级基础。由于他们既勾结国际资本家、又投资工商业和土地,所以我们认定他们是以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为基础的,是官僚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阶级。
那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乱臣贼子、贪官污吏的社会阶级基础,我们又该怎样认定呢?因为我们已经用人民取代了阶级,只有阶层没有阶级了。
还是先看看他们的危害和罪行有多大吧。
当年,由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如今,邓小平指出:
“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
“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52和154页)
由此可见,这种一心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的官老爷,他们的危害之巨、罪行之大,是社会一般犯罪分子所远远不及的!他们同历代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官僚买办、官僚资产和官僚地主是一丘之貉,只为一己之利就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祸国殃民。
实际上,乱臣贼子、贪官污吏也好,官僚买办、官僚资产和官僚地主也好,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也罢,都是私有观念社会中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所导致的官僚异化。
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社会阶级基础,只要私有观念存在,官僚就有可能从为国爱民的本职异化成以权谋私的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和官僚主义、腐败分子!
(三)
原始共产主义是没有任何阶级,但是部落首领以权谋私,占据了剩余产品,形成了私有制。
阶级就这样产生了!是产生在以权力为基础,是在私有观念产生之后产生的。
所以,毛泽东所谓的“阶级斗争”,在消除了阶级的条件下,实际上更多的是私有观念社会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斗争,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多的就是指异化的官僚阶级。
由于传统理论有一个理想化的假定: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其它阶级都是自私的阶级。其实这是个错误的假定,因为无产阶级也出“工贼”和“叛徒”嘛。
可是毛泽东正是从这个理想的假定出发,做出了“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范畴和结论的。
这个范畴的用词虽然不见得很贴切,但所揭示的实质却是客观现实的存在!
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事实说明:
客观官老爷和主观官老爷在一定条件下是要相互结合而后再分道扬镳的!
在理想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异化的官僚阶级为了或者将非法占据的财富合法化、或者攫取更大的私利,就必然要诱导和怂恿、支持并扩大在政治上迷航转向的官老爷的政治错误。
同时,迷航转向的官老爷为了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就要借助于异化的官僚阶级。
此时此刻,这两类官僚结成一体,难解难分、难分难辨,这就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在群众运动中,出现冤假错案的主因。
在世俗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后,异化的官僚阶级自然也就感到已经羽翼丰满。由于毕竟动机和目的不同,他们对政治上迷航转向的官老爷始乱终弃的时刻就已到来了。
此时此刻,如戈尔巴乔夫之类政治上迷航转向的官老爷已经是悔之晚矣!
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反映在客观官老爷身上主要是政治思想的斗争,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反映在主观官老爷身上才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权力的斗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区分阶级斗争的这两种不同的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决定着斗争的方式和手段!但是,无论如何阶级斗争是客观又普遍存在的、是没有熄灭的。
正因如此,这个决议指出的: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这是犯了“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的错误!
至于说,“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就要结合他们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期间的表现来看了:
其一、如果是在此期间实事求是的干部受到了打击,那确实是不应有的。就如同毛泽东指责“反右倾”一样:
“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其二、如果是在此期间热衷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干部受到了打击,那就是理所应当的啦。
再想到“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这就不难让人相信:
大部分受打击的干部还是不冤枉的!
确实,“不少基层干部”他们也太冥顽不化了!竟然胆敢对毛主席的苦口婆心无动于衷,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注〕:有关毛泽东著作讲话等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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