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错误：事出有因、查无实证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九
杨连旭
（2006年5月15日）
关于1956至196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
“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 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这样的表述虽然貌似公允，可实则还是否定了毛泽东。尤其是：
如果说用“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样的糊涂帐，还并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的话，
那么，紧随其后就说“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 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实际上就是强化了否定毛泽东的作用。
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毛泽东跟当年那个奋臂疾呼“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毛泽东已经是判若两人了。
那么，难道开国后的毛泽东果真是如这个决议所描述的那样，出而反而、自食其言、食言而肥了吗？
鬼才信呢！
正如邓小平再三强调：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98页）
（一）
就个人感情而论，在毛泽东时代我得到是不幸，用不着为他刻意辩护什么！
但为人处事要讲天地良心、公道正义。私交可以由着个人性情，可公论就不能以个人好恶了，必须实事求是、公事公办。
就个人经历而言，关于1956至1966年的历史我毫无发言权，只能从公开的、正式的、官方认可的历史资料中分析结论。
全面察看过《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后，给人的深刻印象是：
其一、自中共“八大”后至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已经很少就具体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发表意见和指示，仅仅是在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中强调了：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在同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谈了《关于农业问题》。
其二、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异乎寻常地关心关切和熟知专业，不可能犯有鼓励“亩产过万”和“敞开肚皮吃饭”这样的低级错误。
A．他提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为的是：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
B．他谈《关于农业问题》，主要是：
“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
“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
“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
“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
其三、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个人专断的干部基础。
尤其是“庐山会议”后期开始的反右斗争，就连曾是毛泽东最为赏识的亲信秘书、后又刻意培养、还托以后事、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也被列为了“反党集团”。
由此可见，“庐山会议”反右斗争的结果，不仅是毛泽东的纠“左”努力铩羽而归，而且还损失了一批亲信爱将。这无异于是在宣布：凡是追随毛泽东反“左”的人，就是在反党。
这样，毛泽东的权威，特别是在党政系统，他几乎无能为力了。就以他的纠“左”努力为例，直到1961年6月12日，他还指出：
“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
可见，当时毛泽东的指示在具体工作中的贯彻执行并不是如社会和后人所想像的那样，是畅通无阻的。
尤其是，在1961年5月6日《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中，毛泽东甚至写道：
“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要想到，时年毛泽东已经是68岁了！一个叱咤风云、颠倒乾坤的老人，一个人民领袖、党国的最高领导，此时此刻竟然发出了如此的恳求，既表现出了毛泽东迫切了解人民真实情况的心境，更表明了他的孤独与无奈！
再联想到，邓小平曾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1页）
既然如此，又如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这也就意味着那时各级领导干部是普遍不听毛泽东的话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就是主观上想独断专行，客观上也根本无法独断专行。
掌握了这一点，自然也就明了了为什么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初就开始纠“左”却至到1961年才开始见成效，为什么“四清”会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又会演变成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战”。
（二）
其四、毛泽东始终格外讲求民主、非常谦虚谨慎。
就在“庐山会议”前后，
A. 1959年3月15日，在《党内通信》中，毛泽东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
……
“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B．1959年3月23日，毛泽东就指出：《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文章。并强调：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
C．1959年10月31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他提出：
“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
D．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中强调：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4]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5]上，主张对一平二调[6]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
G．1960年11月28日，他在起草的中央文件《永远不许一平二调》中强调：
“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不仅如此，他还具体例举了自己的错误：
“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3]，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
F.1961年1月13日，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他强调：
“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E.1961年3月13日，在《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中，他强调：
“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6]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H．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他再次强调：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14]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15]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有些问题得当面交待一下。”
I．1961年5月14日，在《给张平化的信》中，他强调：
“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J．1961年9月29日,《给中央常委的信》中，他写道：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1]，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3]一份，九月二十七日邯郸座谈纪录[4]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
K．1961年6月22日，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他写道：
“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不知行不行？”
L．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主要就是强调民主集中制，并指出：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
（三）
总之，从官方正式编辑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史料中：
第一、我们根本看不出“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的任何蛛丝马迹来！
第二、倒是真实记录和反映出毛泽东全心全意为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实事求是、自我批评、虚怀若谷的伟大人格，尊重他人、尊重人民、发扬民主的博大胸怀。
那么，是否官方出于维护毛泽东形象的考虑，隐匿了有关资料呢？未必。
因为官方既然已经决议了毛泽东“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那就会巴不得例举出尽可能多的实证，也好来个铁证如山呢！
事实上，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显示：
“两本帐”是毛泽东主张的、钢铁的“高指标”是毛主席同意的。对此，他也多次做了自我批评！
问题是，仅是如此，这就必然要导致“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吗？
否！
因为在战争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阶段，毛泽东：
一是、不仅是要给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下达最低和最高歼敌指标的；
二是、而且甚至还要亲自遥控战役指挥；
三是、全中国到处都在传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那时，真可谓“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那时，毛泽东的指标管理和个人专断，却并没有“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嘛！
解放战争席卷中国、一路凯歌。
那么，毛泽东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他自己所总结的：
“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
这才是毛泽东的责任！仅此而已。
确实，作为一个退居“二线”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怎么可能负有更多的具体工作责任呢。
邓小平强调：
“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99和302页）
请研究和学习历史的人：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是非分明，要用脑袋研究，不要用耳朵研究用嘴巴学，不要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把别人的过错转嫁给毛泽东、谬种流传、欺骗无知、毒化社会。
奉劝那些肆意篡改历史，嫁祸于人，魔化毛泽东，侮辱中华民族，误导中国发展的人：中国人民不可侮！你们必须悬崖勒马、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把良心放正。
否则，继续缺德作孽，就必然如那指鹿为马的赵高一样，既便没有断子绝孙、虽然可能得逞一时，可最终也还是历史的罪人，民族的败类，迟早是要受到人民的惩罚和历史的报应！
〔注〕：有关毛泽东著作讲话等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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