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化大革命”有理！
―― 邓小平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十
杨连旭
（2006年5月24日）
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要内容。
为此，这个决议做出了这样的判定：
第一、“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是就性质而论做出的判定。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就理论而言做出的判定。
第三、“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是从实践来看做出的判定。
这样的判定虽说已是面面俱到的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这个决议这样的判定不仅本身就前后矛盾，而且脱离客观事实。
（一）
第一、关于“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问题。
那么，这个“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以什么为标准断定的呢？这个决议并没有明确指出，是笔糊涂帐。
在建设时期，党国和人民自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和人民的经济建设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了吗？
显然没有。
因为此前这个决议已经认定：
“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社会也普遍承认发生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居心叵测的人甚至信口雌黄，危言耸听，胡说八道饿死了三千万人。
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经济的非议，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也只是说什么十年没长工资、购物凭票、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缓慢、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之类的，却绝对是没有饿死人之说的。
所以说，就国民经济而言，“文化大革命”即便是有挫折和损失，显然至少也是没有“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严重！
同时，正如这个决议所指出：
“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对此，邓小平还特别强调：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页）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不仅毫无挫折和损失可言，而且成绩喜人、硕果累累！
所以说，无论是从内政讲，还是从外交看，关于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之说，都是自相矛盾、言过其实、夸大其词、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
（二）
第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毛泽东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呢？这个决议指出：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理论上，列宁曾指出：
“执政党，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有可能掌权的党。”所以，就必须注重及时清洗混进党里的人。
“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的人。”
由此可见，“混进党里”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是列宁、不是毛泽东！
在1980年，邓小平也强调：
“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53页）
邓小平所说的“各种反革命分子”自然也就包括了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了。
在实践上，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教训自不必细说了。
就说中国吧！
（三）
事实上，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实践已经全面彻底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英明伟大。
那么，中国的实践呢？
A．关于“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实际情况是：
其一、对于“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事实，还是在这个决议之前的1980年2月，邓小平就进行了这样的说明：
“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就提出来了，现在还没有解决。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81页）
这就证明，早在1975年前，也就是说，就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邓小平就已经判断出：
“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
那么，这“相当一部分不合格”的党员自然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了。
其二、有关“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的情况，这也是邓小平再三强调的。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
“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19页）
1980年2月，邓小平又强调：
“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60页）
那么在 “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就是做官当老爷”“成了老爷就是了”的那些“单位的领导权”，自然也就是“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了。
既然“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就是做官当老爷”“成了老爷就是了”，
那么，这个决议所强调的“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那就是在所难免的。
尤其是，对“相当多被腐蚀了的干部”来说，那是罪有应得的！
当今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
B．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那么，问题的关键是：
其一、党内是否会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
邓小平的回答肯定的。
1985年5月，邓小平指出：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23和124页）
1989年9月，他强调：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7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也认为，“走资派”在党内！
其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否“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呢？
邓小平的回答是肯定的。
1989年9月，他强调：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4页）
1990年9月，邓小平指出：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65页）
1993年2月，他强调：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0和381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强调，家贼难防。他也认为“走资派”确有形成“司令部”和“路线”的现实危险！
（五）
C．关于“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的问题。
那么，是否“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和“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呢？
1982年4月，邓小平强调：
“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402页）
十年后的1992年2月，邓小平强调：
“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83页）
邓小平既然强调了“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和“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就说明他也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
第一、“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时至今日还尚无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呢。
第二、“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
这也就是邓小平在以反证法论证了毛泽东的论断！
这是原则问题。
所以，在战略和方向上：
甲、这个决议关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的结论，既违反了事先邓小平关于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判断，也在事后为中国的实际和邓小平理论所否定。
乙、这个决议强调“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丙、这个决议声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是错误的！
至于说这个决议指出：
其一、“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其二、“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
这就是技术和方法的问题了。
自古“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误打误伤在所难免。
崇祯帝中了范文程的“反间计”就错杀了袁崇焕，
斯大林中了希特勒的“反间计”就错杀了图哈切夫，
彭德怀错杀了袁文才和王佐，
项英、叶挺错杀了高敬亭，
……
〔注〕：有关毛泽东著作讲话等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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